作者：刘余莉
《群书治要》是贞观初年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从先前历代帝王治国资政的史料中撷取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而成的一部匡政巨著。
《群书治要·孙卿子》提出：法制，是治理国家的始端、凭依，而君子是法制的本源。所以有了贤人君子，法律即使简略，也会使国家普遍得到治理；如果没有贤人君子，法律即使很完备，也会使国家混乱。所以圣明的君主迫切希望得到治国的贤才君子，得到了这样的人，自身就可以很安逸，而国家也能得到很好的治理，功绩伟大而名声美好。如果不能得到治国的人才，就会自身劳苦而国家混乱，功业败坏而声名狼藉。《群书治要·傅子》指出：“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这说明贤明的领导者必须通过推行好的制度，才能达到社会安定。但并不是只有好的制度就能大治，还必须有贤能的人去推行善政。可见，要实现大治，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
不能仅关注法律监督机制等外在的制度设计而忽视道德自律
忽视了圣贤教育的制度改革，无法挽救因为人的良心泯灭而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反而还会出现《群书治要·汉书》所说的：“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以薪救火。”意思是说：法律一出来，奸诈就生起；命令一颁布，欺诈的行为也随之出现，就像扬汤止沸，以薪救火一样，不仅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反而还使它愈演愈坏。
如果仅仅重视法制监督机制的健全，仅仅关注法律监督机制等外在的制度设计而忽视了道德的自律，会导致以下结果：
其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即人们因为惧怕刑法的处罚免于作恶，但是没有羞耻心，甚至还以作恶后能想方设法地免于刑法的处罚而沾沾自喜，自以为聪明。这表现为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
其二，“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即法律条款越来越严密具体，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违法乱纪的人却依然众多。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服刑人员在监狱里学到的反而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危害社会。《群书治要·袁子正书》说：如果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即使是每一天都以刀锯在外面执行死刑、惩罚犯人，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这就如高科技手段在协助破案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为破案手段的提高而免于犯罪。
其三，不能培养出品德高尚的圣贤君子。《群书治要·盐铁论》提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群书治要·淮南子》也说，靠法律和制度建设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不能够使人们成为孔子、墨子那样有德行、有孝心的人；法律也能够对窃贼施以刑法的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为伯夷那样廉洁、有志气的人。孔子教育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一个人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言为世则，行为世法，一言一行，都能成为世间的表率，是依靠教育所成就的。
其四，“刑罚积而民怨背”。《汉书》中说：用礼义治国者，积累的就是礼义；用刑罚治理国家者，积累的就是刑罚。刑罚用多了人民就怨恨背叛，礼义积多了人民就和睦亲爱。本来世代君主想让人民德行美好的意愿是相同的，但用以使人民德行美好的办法却不同。有的是用道德教化来引导，有的是用法令来驱使。用道德教化引导，德教和谐时人民的精神状态就表现出欢乐；用法令来驱使的，法令严酷而民风就呈现出哀怨。
其五，不能达到“不忍欺”的最高管理境界。通过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所达到的是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的管理境界。《群书治要·体论》说：用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礼法则紧随其后。道德与礼法都是引导人民的工具。远古时代的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转向善良，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转向善良，这是最好的治理（正己化人，无为而治）；使人民互相礼让，身受劳作之苦而并无埋怨，这是次一等的状况；用法规来纠正，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欢从善，因畏惧刑罚而不敢做非法之事，这是最末一等的治理。
其六，“不知礼义，不可以刑法”。如果忽视了道德教育，即使有了好的法制也难以推行而达到国家大治的结果。诚如当代西方著名的伦理学家麦金泰尔所认为的，无论道德或法律原则有多么具体和完美，如果人们不具备道德品格或美德，这些原则就不会起作用。
法律等强制手段至多能保证道德规范的尊严，却不能保证造就道德生活的真君子
当代西方社会就出现了以上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仅靠制度本身是无法解决的。正如麦金泰尔在他的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所质疑的：“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由此可见，社会和谐与否，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即古人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孟子·离娄上》也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具备仁爱道德的人，适宜处于领导地位。如果不仁的人处于领导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明代著名思想家薛暄说：“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可见，由于法律等强制手段往往注重事件的形式而不怎么注意内容，侧重结果而忽视动机，因此对道德生活的保证作用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法律等强制手段至多能保证道德规范的尊严，却不能保证造就道德生活的真君子。再健全的法制，也只能培养出因惧怕法律制裁、为了保全禄位而勉强廉洁的较低层次的廉洁之士。而在加强法制的同时重视领导者的政德修养，重视领导者自律和良心的培养，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