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在《历史研究》中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提出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中国的文化将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
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正是在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概括为五个方面：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要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系统研究了世界各国文明发展史的基础上，最终对中华文明给予高度评价。因为此前产生的所有文明中，历经两千年以上，即使遭遇王朝更迭依旧保持文明特征连贯性的只有中华文明。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在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都尊重了古圣先贤“志于道”的发展方向，采取了“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坚持了“民胞物与”的道德观念。这种宇宙观、思维方式、道德观念渗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思想观念和制度设计中。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性及独特的民族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渊源。读懂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特别要深刻理解中国历史文化中“志于道”的发展方向，这是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关键。“道”是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依据道而治理，可以超越特殊而达到普遍，这也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具有了文明价值，既有时代性，又有超越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
早在《周易》中就有《革卦》与《鼎卦》，后世将其合二为一成为“革故鼎新”这一成语，表达除旧用新的意思，与因循守旧相对。无论是《周易》中“天地革而四时成”，还是《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都旨在强调要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而非陈陈相因，故步自封。自古以来，这种改革创新精神便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使得中华民族勇于打破旧世界，开辟新时代，迎来新征程。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这种统一性来自于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这种一体观的影响下，父与子、夫与妇、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长辈与晚辈，乃至朋友之间、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这种一元和合的思维方式为指导，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始终保持着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只有“一体”才能“和”，因而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化解冲突、促进和平。一元和合的思维方式是理解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关键。而西方文化以二元对立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对立引发竞争，竞争升级是斗争，最终引发战争。
当前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各类问题，是西方国家资本掌权、无序扩张、过度逐利、监管失守、政商勾结的必然结果，根源依然在西方国家的根本性矛盾。面对这些问题，西方自然会捉襟见肘、束手无策，甚至成为很多问题的幕后推手。西方发达国家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产生了贫富悬殊、形式民主、文化庸俗、社会混乱、生态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以二元对立为思维模式，以自由主义为出发点的必然结果。而破解这些问题的唯一路径，便需要跳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回归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行一体之仁。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打破“现代化=西方化”迷思。唯有如此，才能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在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观念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文明的和谐共处提出确实可行的方案。
在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下，孕育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协和万邦”的博大眼光和开阔胸襟，形成了世界大同、胸怀天下的文化传统，对内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外形成的是“万国来朝”的国际局面。在《未来属于中国》中，汤因比指出，要避免世界动乱、拯救人类文明，未来的世界必须走向统合，因此，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世界政府”是必要的。但这个统合绝非依靠军事、强权的统一，而是依靠文化的统合。特别是核武器、生物圈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危机，依靠狭隘的政治国家是无法有效应对的，应该基于整个地球的一体视野去应对。中国在历史上既有长期统一的历史经验，中华文化也拥有天下一家的胸襟，所以汤因比把世界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文化上。汤因比认为，中华文化如果能被世界各国所学习和借鉴，必能带给世界和谐、和平与希望，因为中华文化是讲求道德仁义的文化。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化可以为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提供出路，未来需要建立一种新型世界体系，使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经济上通商往来、文化上交流互鉴等，都是在国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中华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提倡“和而不同”的治理境界。中华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同时怀抱着开放的态度，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在文化不断融合中，中华文化与其它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志于道”“合于道”的特点不仅使中华民族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始终保持高度自信，也避免中华文明被其他文明所反噬。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中国的历史经验是“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国虽大，好战必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些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使得中国始终追求和平的发展道路。虽然“王霸之辩”始终是中国历史上争论的焦点，但梳理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可以发现，王天下所成就的功业可久可大，而霸天下的功业虽可大但不可久。如今，王道天下与霸道殖民也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背后的原因。正是在王天下超越霸天下理念的指引下，发展出了诸多超越：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社会安定超越资本扩张、合作共赢超越零和博弈、和平超越对抗、追求长久超越追求一时，从而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对比。
《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国古人无论是在处理与家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是在处理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都崇尚效法于“道”，按照“道”的要求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理，成就平治天下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人形成了关于治国理政和社会发展的庞大而又严谨的治道体系，其中既涉及为君之道、为臣之道等关乎“人”的一面，也有为政之道等关乎“制度”的一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道治国。
习近平总书记从十个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做了提纲挈领的概括，即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为人们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底蕴指明了方向。这十个方面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蕴藏精神气质的最佳体现。
唯有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才能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出路。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论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