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聂菲璘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胸怀天下”是中华传统文化“天下为公”思想的当代表达。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坚持胸怀天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天下为公”的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为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所提出的重大倡议。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璀璨的中华文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是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在这种“一体”的世界观的基础上，孕育出的是古圣先贤“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的主张、“藏天下于天下”的境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等“天下一家”的博大眼光和开阔胸襟。正是在“天下为公”理念的影响下，中华文明形成了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世界大同的文化传统。
费孝通先生总结中华民族历史经验，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形成的民族实体不是56个民族的简单叠加，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高度认同统一，具有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责任，并在实践中形成了“大一统”的政治结构，实现了国家的安定强盛。“多元一体”达到的是“和而不同”的境界。“古代中国人的眼里，‘中国’就是‘天下’，也就是被看作是一个‘世界’。所以中国人常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并不是现代西方人所指的一个‘民族国家’的‘统一’或‘分裂’（比如南北朝鲜、东西德国），而是一种‘世界’的分崩离析和重归‘大一统’。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分分合合，纷争不断，但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是整个历史发展的主线，而且即使是在‘统一’的时期，统治者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经济形态等方面，仍然允许在某些地区、某一阶层、某种行业中保持它的特殊性。”这就是“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处处体现着的多样和统一的辩证关系。
中国古人通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形成了成熟的政治架构和国家协调模式。秦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这种成熟的国家模式的时间远早于其他任何文明所建立的政权。此后“百代都行秦政法”，不仅政治统一，而且思想统一、文化统一、经济统一、军事统一。纵观中国历史，统一的时间占三分之二，分裂只占三分之一。中华民族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创了一个又一个“可久可大之功”。这样的成就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一种文明、一个民族，在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都未曾实现过。可以说，世界上只有中华民族才具有高超的统一智慧，丰富的统一经验和辉煌的统一成果。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和国家的统一为中华文明的接续传承提供了政治保障，也是使得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文扬认为，“人民共和国”是中国两千年来大一统国家、天下为公传统的延续，是当下中国区别于世界其他各国的独特政治价值。
中国的哲学逻辑以一元和合为基础。传统理念中有阴阳对立，但更强调阴阳平衡，阴阳转化，阴阳和合而统一成太极。有了阴阳的转化，也就有了周而复始。所以中国传统哲学讲的是“生生”，与西方哲学所讲的“生死”完全不同。“生死”局限了人的视野和眼光，强调事物的线性发展，使人容易追求效果和功利。“生生”则强调辩证思维，认为死亡、灭亡、消亡并不是结束，而是下一个开始，因此眼光就不会仅局限在当下，不会局限在我的人生、我的文化、我的民族、我的国家，还会放眼过去、未来、胸怀你方、他方，最后“竖穷三际、横遍十方”。古人考虑事情，多想的是“千秋万世”“家国天下”，千秋万世是时间上的整体性，家国天下是空间上的整体性。这就是一元和合的思维和“生生”的理念奠定的中国古人整体性的时空观。“生”则必然走向“和”，因为对抗的尽头是毁灭。一体观和整体性思维使中华大地各处得以“不同”而“和”，也使中华文化能够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历久弥新。
西方的哲学逻辑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由此催生了“文明的冲突”。亨廷顿认为，冲突是普遍的。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根据文化界线来区分自己，意味着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重要；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冲突的根源在于不同文明国家或集团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然而，这些所谓的“冲突”，无非是西方对立的思维模式所导致的各种现实冲突，以及将西方内部冲突（例如两次世界大战）外溢，使之表现为貌似具有普遍性的冲突。真正的文明不会冲突，起冲突的非是文明。既文且明，乃合于道，内则和合一体，外则文明融合。“文明冲突论”实则是在西方话语逻辑的掩盖下为维护西方中心主义而将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装入“文明冲突”这一箩筐而形成的伪命题。
针对“文明冲突论”，费孝通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世界上各个群体大多是自给自足，自我发展，是“各美其美”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封闭的群体被打破。进入现代社会后，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群越来越成为了休戚相关的整体，就必须从“各美其美”上升到“美人之美”，摆脱本位中心主义，容忍不同的价值观，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日趋靠拢。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强群体之间的接触、交流和融合，在实践中筛选出一系列能为各群体自愿接受的共同价值标准，实现“美美与共”。这样的社会也就是中国古人遗留下来的理想社会，即所谓“天下大同”的美好世界。
中华文化极大的包容性源自于“和而不同”的理念及其背后“生生”的追求，支撑“和而不同”理念的是高度的文化自信。这关键在于，中华文化是“志于道”“合于道”的文化。在文明交流互鉴、文化不断融合中，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志于道”“合于道”的特点不仅使中华民族在文明互鉴、文化交融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自信，也使中华文明不会被其他文明反噬——即使在作为文明守护者和传承者的国家形态遭受局部入侵乃至亡国的时候，亦然。
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这四个方面的“和”既包含了世界观，也包含了方法论。尚“和”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五千年文明史始终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追求。
中国的历史经验是“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化干戈为玉帛”“国虽大，好战必亡”“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和平发展道路对中国有利、对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任何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将永远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以前不走、现在不走、以后也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路子。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华“和”文化和“协和万邦”国际观的传承。
可见，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天下为公”的中华文化，发展出了“胸怀天下”的理念。天安门城楼巍然悬挂的两行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正是这种胸怀和气魄的写照。试想，面对内部一穷二白、尚未完全解放的国家，外部帝国列强又企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的境况，中国共产党喊出了“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口号，是怎样一种“胸怀天下”的气魄和度量！因此，“坚持胸怀天下”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将解放全人类作为价值追求的体现，更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对中华文化的守护和发扬。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党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科学认识全球发展大势、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而作出的重大判断。“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是世界之问、时代之问、命运之问。合作还是对抗？团结还是分裂？互利共赢还是零和博弈？人类社会面临着重大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经济版图发生的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革命性变化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人类前途命运的休戚与共前所未有。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范围呈现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重大态势。从根本上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东升西降”，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成为世界格局演变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格局由两极对峙走向一超多强；而当前世界格局的变革，则是从事实上“一家独大”的单极世界向协同共治的多极世界的转变。中国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加速演变期。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特别是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使人类和平面临严峻危机。不断上演的“西方之乱”背后是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的持续发酵。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催生政治极化、民粹主义、种族冲突等问题。世界经济低迷，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地区冲突频繁发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明显上升，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生物安全、气候变化、重大传染病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调整，“东升西降”的趋势更加显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人类面临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国家都不能从别国的困难中谋取利益，从他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如果以邻为壑、隔岸观火，别国的威胁迟早会变成自己的挑战。”
“西方”曾一度是“高科技”和“文明进步”的代名词，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西方中心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哲学、社会，乃至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学术与实践，影响着全世界一代又一代人。“西方”被制造者和接受者神话成为了一种精神支柱。然而，真实的西方近代史是建立在殖民和掠夺基础之上，借助工业化而实现逆袭，其发展逻辑不具备普遍性，只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局部形态，其建立的功业只可大而不可久。文扬认为，“‘西方’这一神话，从西欧基督教诸国向东方的进军开始，在其征服全球的宏大历史中逐渐成形，又伴随着数百年来科学的发展，被一代又一代欧美知识分子东拼西补，逐渐成为一个完整的精神产品，服务于新老帝国主义的全球统治和霸权。”
15世纪至16世纪，新航路开辟，西方大航海时代到来，伴随开启的是殖民地的建立和对世界资源的掠夺（此过程至今仍未结束）。17世纪，欧洲主要势力建立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结束了欧洲三十年战争，表面上确立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18世纪，人类开始第一次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迈入加速发展的轨道，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挖掘出了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整个世界也被逐渐卷入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从19世纪初维也纳体系，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雅尔塔体系，重复着“矛盾引发战争、妥协建立体系、矛盾累积再发战争、妥协再建新的体系”的循环。这种循环由西方根本性矛盾引发，并将世界逐次卷入，所建立的体系无非是欧洲各国在政治、宗教、资本扩张、资源掠夺和势力范围等方面暂时性地相互妥协。
当前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各类问题，亦是西方国家资本掌权、无序扩张、过度逐利、监管失守、政商勾结的必然结果，根源依然在西方国家的根本性矛盾。面对这些问题，西方自然会捉襟见肘、束手无策，甚至成为很多问题的幕后推手。世界各地爆发的局部冲突以及全球性新冠疫情大流行，就是“战争-妥协”循环中变相的战争，这是新自由主义破产前的垂死挣扎。西方资本主义主导的国际体系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只能将世界带入下一个“战争-妥协”循环，然而在世界存在核武器的现实中，人类根本经受不起一场核武战争。西方发展模式在使现代性得到空前释放的同时，将整个人类拖入了生存与毁灭的边缘。因此，唯有向东方这一具有“天下观”格局和“大一统”经验、承续了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智慧和力量的中国，寻找解决问题的出路。中国作为雅尔塔体系下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是唯一可以破解西方“战争-妥协”循环的变量。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西方人迫不及待地宣称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成为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者。中国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可能。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了以西方的人权、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为内核的文化软实力，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则是对西方软实力的绝对超越。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思想宣传工作会议上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中华文化具有非凡的世界意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20世纪70年代展望21世纪时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养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华文明，不仅对中国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理念，强调“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和羹之美，在于合异”，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我们既要让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又要为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浪潮引起的各种问题全球化的关键历史节点，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可以为应对并化解危机、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世界呈现多元文化的格局，只有秉持“和而不同”的理念，从多元走向一体，也就是走上“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道路，世界才能有光明的未来。
培养“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世界眼光要求每个国家从自身做起，坚持以和为贵，秉承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互相学习、互助合作的大局观，拒绝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短视封闭、单边对立的狭隘观，构建和谐的地球大花园，它可以令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放宽心胸，互相尊重，彼此包容，求同存异，让世界文明这个大花园因百花齐放而姹紫嫣红、美不胜收，实现天下一家亲的理想。
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共产党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在斗争冲突不断的国际社会，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以“为世界谋大同”的诚意，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提出并不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这一理念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目标，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责任与担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中国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审时度势提出的重大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坚持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建设这样的美好世界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汇聚了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普遍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是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正如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彼得·汤姆森所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必由之路。世界各国只有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维护人类共同家园，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在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今天，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尽管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去全球化”“逆全球化”言行不断出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但“地球村”的世界决定了各国利益日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
中国是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坚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拒绝自私自利、短视封闭的狭隘政策，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将与各国以及国际组织携手，努力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开展全球行动、全球应对、全球合作。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坚持互利共赢的外交政策，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中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一大批关系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合作项目，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使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中国还通过举办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消博会等经贸盛会，主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同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抗疫，竭尽全力向国际社会提供物资支援、技术支持、智慧分享等方式，不断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性共同倡议，提倡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以切实行动推动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总之，在过去的百年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以胸怀天下的气魄，始终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如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相信我们党只要一如既往地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不依附别人，不掠夺别人，永远不称霸，就一定能够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
【作者分别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23ZDA016）首席专家、核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