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程丽君

中华民族浩浩五千年，弦歌不辍，赓续向前，中华文明始终不曾中断。“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走向一体、蓬勃发展的原动力，成为中华各族情感深处的共同追求与价值认同。它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鲜明个性，使之在价值观念、道德信仰、伦理规范等各个方面都达至浑然一体，成为一根连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坚韧纽带，助推中华文明经久不衰。“大一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历经千年演化、发展,与中华多民族的历史形态相契合,将个人、社会、国家紧密联系为有机整体,有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大一统”思想为积淀,在历史发展链条中逐步彰显。“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归依。新时代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迫切需要凝聚各民族力量,形成最大共识，构筑发展同心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深层的力量源泉,可内化为强大的凝聚力。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向心力,最深层次上正源自“大一统”的历史文化积淀。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从历史文化深处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彰显,回溯其历时性谱系,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大有裨益。

一、“大一统”的多重意蕴

“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谓“大一统”?关于“大”,有别于现代意义上“大小”之“大”,考《公羊传》文例,凡以“大”置于名词前,皆以“大”作动词用,表“以……为大”,“大”具重视、推崇之意。关于“统”,《说文解字》释曰:“统,纪也。”而“纪”为“别丝也”。段玉裁注:“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意即每根丝必有头,找到丝头就能理好,而将众多丝头合在一起,就是统,一团丝才能理好头绪。何休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一统”强调在始、根上就合多为一。据此,言“大一统”之本义即以“一统”为“大”。“大一统”思想经过多个时期的发展,完成了概念上的重构与更新,总体而言,包含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政治一统:尊王。所谓政治一统,即拥护天子王权,维护国家统一。早期儒家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描绘“大一统”理想,奉尧、舜、禹、汤等为圣王、至尊。“君人者,国之本也”,董仲舒继承儒家尊君重民思想,将维护君主至上权威作为基本政治主张之一。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以道为体的观念。道统摄万物,以此为中心层层推衍,显现万物。万物以合理秩序排列,以道为最高凭借。人道效法天道,“大一统”正是对君王总领万物地位与权力的凸显,是对现实社会秩序的描述。“尊王”是“大一统”的政治灵魂。

在社会动荡、分裂割据的局势下,以“尊王”为核心的“大一统”承载着人们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经由董仲舒、何休等公羊学家的发展,“大一统”以“天”为最高范畴与形上本原,天人交互感应,“天”以祥瑞灾异为示,向世间传达天意,进行善恶奖惩。“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人之间的关系实为“天—王—人”三位一体,即“以天之端正王之政”,进而以王之政而正人。“大一统”集中体现天的意志,以天子为最高权力代表。天子是“大一统”的实际执行者。“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统摄于天子。“圣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谓之天子”,尊天子即是对天之尊崇。“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天”具有“仁”的道德意志,“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将“仁”作用于人即儒家的德治、民本政治理念。天命予夺皆在为政者是否敬修德行,做到“修己安民”。此即“天之道,终而复始”。君王以德为追寻,通达于道。

2.思想一统:以儒为纲,融合诸子百家。政治一统是维护大国统一局面的有力保障,思想一统则是增强全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关键所在。“大一统”思想以儒家为核心,融合了诸子百家之长,成为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主流思想观念,在中国各民族中成为共识。自先秦至两汉,儒家吸收道、法、阴阳等诸家思想,董仲舒作为集大成者,融合诸子百家优秀成果成汉代新儒学。儒学以天道为本,董仲舒指出,实现政治大一统应以思想一统为基础。董仲舒在对策中言:“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姓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统一,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根本思想统一,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与正常运转。董仲舒将全国上下思想统一于儒学,确立起了以儒学原则为政治的根本思想。自此之后,儒家学说成为居主流地位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

对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能做刻板理解,它是儒家思想遭一百多年排斥后的矫枉过正之举,儒家思想中内在存在与诸子百家相通相融之处。自魏晋至宋明,儒家又吸收佛、道思想,加快了本身的发展与革新。诸多王朝在治理国家中以儒为纲,三教并行,正是儒家开放与包容性的生动体现。唐太宗曾确立起了以儒为纲,兼融佛、道的文治思想。宋代推崇儒学的更新形态程朱理学。政治大一统为维护统一大国局面奠定基础,思想大一统则有利于统一思想,增强民族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凸显民族精神的特色。历朝明君往往以儒家思想对民众施以教化,在全国形成统一的思想价值体系,其影响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始终维持统一的大国局面,虽有短暂分裂,但统一无疑是主流。这一精神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价值根柢和国家的治理导向,熔铸了中华民族之魂。

3.民族一统:王者无外,夷夏一体。中国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以民族大融合为和谐形态,追求各民族在统一实践中的共同进步。传统“大一统”文明以“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为崇高追求。“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遐迩一体,中外褆福。”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天之道为地之序的源泉。为君者承天命,以化育万物为己任,进而开启了中华民族文明大厦的建构。“德行延及方外,舟车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泽……方此之时,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内相信,上下辑睦”,华夏天子以此为逻辑,以“王者博爱远施”为宗,令不同民族各处其所,自然逐渐走向融合,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

自周人推翻殷商,统治广袤地区开始,“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就为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崇高目标奠定了基调。春秋时期,随着政治斗争的愈演愈烈,民族关系渐趋复杂。孔子主张“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他从平等观念出发,认为应将华夷二者视作一体,“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战国至于汉初,“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国诸侯”,初步构成完整格局。思想家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更进一步,在天下一统前提下,提出了诸多关于处理民族关系的见解。在《公羊传》中,“中国”为华夏正统,是“一统”的中心,与之相对的是夷狄。关于夷夏之别,何休认为:“中国所以异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夷狄可化,最优方式就在于“以文德优柔服之”。《礼记·王制》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故应承认其在文化上的差异性,做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直接提出“爱及四夷”,主张为政者要以仁爱之心对待边疆民族。

秦汉以降,“大一统”对中国民族关系产生巨大影响,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君王,皆立足于“中国”这一前提处理民族关系。历代明君以“修文德,来远人”为理念,德化四方、协和万邦。建立“大一统”民族国家成为历代执政者的政治抱负,其中唐太宗、康熙即是杰出代表。唐太宗在民族关系上的认识颇深。他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益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清康熙在民族关系上亦有远见卓识。他指出:“满汉军民原无异视,务俾各得其所,乃惬朕心”,“朕统御天下,要以中外一体为务”。历经漫长历史发展,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4.文化一统:和而不同,守经达权。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文化一统是促成政治一统的黏合剂,亦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催化剂。传统中国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海纳百川的格局与气度。在文化上就体现为“和而不同”的包容情怀,能够妥善处理共性与差异性,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为“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儒家文化本身兼容并包的特性,使其能够妥善处理一元与多样的矛盾。孔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家以天道为体,洞悉万物并育、百道并行,诸种文化各有所长,但其最终目标一致,即实现人类社会的安定与美好,故而以兼容并包为发展理念。儒家以“和”为美,作为其追求的最高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大一统”价值观念长久以来深入人心,统一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历代明君提出与贯彻统一方略正源自其内心深植的“大一统”理念,这是文化传统作用于战略选择的必有之义。元朝将缔造“四海一家”作为实现统一的根本理由:“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清雍正皇帝曾主张:“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共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大一统”文化规范和指导着历代政治生活,贯穿中华文明史终始。在此一文化观念的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原则的同时,就必须通权达变落实对理想目标的追求。“和而不同”“守经达权”的文化观念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有益借鉴。传统中国在文化上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形成了对诸民族文化的强大吸引力与凝聚力。

二、“大一统”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从历史逻辑来看,“大一统”既是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底色。从“华夷之辩”到“四海一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大一统”思想一脉相承,长期的交往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必然。无古不成今,历史前后相继,不能割断。探究“大一统”的历史必然性,从文化理念和历史实践洞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彰显,有助于深刻理解新时代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1.“天下一家”的文化基因。“大一统”思想可溯至先秦,《尚书》中已有“光被四表”“协和万邦”的理念,描绘了以尧为中心从“九族”“百姓”再至“万邦”依次环绕的政治圈,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史“大一统”的最初雏形。《诗经·小雅》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描绘周天子的至上权力。“天下”的说法可溯至《尚书·大禹谟》“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其与“大一统”的关系可谓表里。春秋战国时期,周室式微,旧有的统一格局被打破,维系人心、秩序的风俗制度濒于瓦解。先秦诸子百家并起,纷纷探索治理方案,随着“天下”意识的普及,他们的思想学说中反映了共同的政治目标,即谋求对“天下”的统治,谋求“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他们在天下必“定乎一”上达成共识,描绘着“民族国家”的理论构想,是华夏民族文化迈向统一过程的新台阶。

如何实现“大一统”?诸子看法不一。法家推崇“一匡天下”“霸天下”;墨家主张“一同天下”;道家主张“一心定而王天下”;儒家主张“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有别于法家的暴力手段,墨家的人格化天,儒家推崇的大一统必须经由“仁义礼乐”教化实现。在夷狄问题上,孔子认为经由教化夷狄的文化程度可与华夏相当。统一大业需要强有力的统治者以仁爱之心不断融合华夏与四夷。孔子将其主张寓于《春秋》中,“大一统”成为其中的核心思想。孟子进一步提出以“王道”“仁政”达至天下“定于一”的理论构想。荀子反复强调“一天下”,指出“四海之内若一家”。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至圣先师致力于重塑社会秩序,建立君仁臣忠、天下一统的民族国家。这成为“大一统”思想的滥觞。

作为一部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之作,《公羊传》发展了“一天下”,力倡“大一统”,是对孔子以降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与发展。何以从“王正月”演绎出“大一统”?古代授时为天子权力,尊周王历法即是对周天子权威的尊崇。《春秋》记载鲁史,故用周正,称“王正月”。《公羊传》阐发《春秋》大义,释“王正月”为奉周王之“统”。据何休解:“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夏、商、周各受天命之一统,三统循环。三代以正朔确立起各自的合法地位,而新政权建立后,会同时保留此前两个政权的后代及其相应的正朔、服色,从而使“三统”并存。“三统”之间并非单线的替代循环关系,而是以其中一统为主,另外二统为辅,即公羊家的重要概念“通三统”。大略而言,新王尊崇一统的同时要兼顾先前“两统”,容许其后人、统绪以及历法的存续,以示对先王之尊。《春秋》记载鲁史,以周为正统,故谓之“王正月”。各诸侯国皆奉周王为“正统”,“王正月”即是凸显“一统”的重要性。

董仲舒继承并阐发了《公羊传》“大一统”,将“大一统”与实现“大一统”的手段相联系,直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详述历史按照黑统(夏)、白统(商)、赤统(周)的顺序循环流转,推崇“通三统为一统”,以达“天下之‘统’一矣”的境界。在董仲舒看来,要扭转“法制数变”的现象,凡不在六艺之内的邪僻之说都该断绝。实现“大一统”就要统一异道、异论,统一百家,统一法制、法纪,进而才能“统纪可一”,民知所从。董仲舒以天为主导,以阴阳五行为材料,创设出融合诸子思想的天人感应说,将之运用于国家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在汉武帝的支持下,“表彰六经,独尊儒术”之风兴起,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干。

2.“经略四海”的历史实践。“大一统”理念成于先秦,付诸实践于秦汉。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六王毕,四海一”的宏伟大业,建立起第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帝国,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但各个地区政法混乱、文化各异、风俗不一、发展不均,如何实行有效管理颇为棘手。秦始皇汲取周亡教训,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官僚制取代贵族制,以“书同文、车同轨”式的中央集权终结诸侯割据。秦始皇使“大一统”终成政治现实。尽管后继封建王朝在行政体制上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发展,但从理论而言,它们皆是秦代郡县制的继承与嬗变。正是在郡县制基础上,元代设行省,经明、清规划与变革,奠定了当今行政区域划分的雏形。历史的车轮推动着传统中国社会集结成为一个结构复杂、组织严密的统一整体,在大一统政府的管理下有序运转。

秦开创的中央集权式大一统模式,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但这种高度集权专制统治亦为世人诟病。为巩固统一大业,秦王朝采取高压政策,以至发生“焚书坑儒”,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应予以批判。秦始皇的高压、专制举措成为深刻的历史镜鉴:思想、文化的统一绝非强制、粗暴的方式可一夕促成。正如司马迁所总结:“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君王要落实善治,就必须将天下大势与道相合,这种治政形态发轫于西周“天人合一”“敬天保民”观,历经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大讨论,沉淀为根深蒂固的政治形态,贯彻中国传统政治之终始。秦王朝巩固统治就必须建构起合理的意识形态。史实证明,秦始皇的治国方略,忽略了民情、民生,在边疆治理上崇武尚争,与道相悖,动摇国之根本,招致速亡。

秦、汉迭代。秦王朝在形式上结束了列国纷争,而真正在思想意识上使人们达成统一则始于西汉武帝时期。武帝以秦亡为鉴,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这一意识形态立足于中国伦理本位的宗法社会,将传统社会的伦理原则同治国原则有机结合,构建起以道为本体,立足人性、人心,贯通修、齐、治、平的“大一统”政治文化。在此格局下,皇权能否得真正之“势”就在其能否合乎于“道”。“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现实政治要合于道就要扫除不良旧俗,大兴教化,建立起适应新时代的礼乐制度。

汉武帝在经略四夷中,以汉夷共治为原则,设置郡吏,布施仁义,教以礼义,尊重当地的文化风俗,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汉武帝毕生致力于重构“天下”秩序,构筑“大一统”王朝。他先后在改变与西域、西南夷、朝鲜等关系上不懈努力。董仲舒发挥《春秋》大义,完成“以夏变夷”的理论建构,成为与汉武帝经略边疆相辅相成的治理理念。汉武帝在治理上采纳董仲舒以“德”为核心的思想,“爱及四夷”,“博恩远施,远抚长驾”,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有了生动的历史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儒学成为国家正统。汉武帝构筑的“大一统”王朝为多民族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其后历代君王致力于维持的有效统治区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汉承秦制,最主要的调整就体现在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鼓吹“君权天授”,以“天命”“天人感应”与道德观念来教化、约束君王,使之相信天命,惧怕天威,明晰“天命无常,惟德是辅”“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深刻道理,进而主动约束自身,从而为君权设限,避免走向极端。汉代以后,历朝明君皆接纳此一主张,自觉正己化人,选贤与能。魏晋又承汉制,从纷乱走向统一,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孕育出恢弘的盛唐文化。隋唐宋元明清一脉相承,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与发展,纵有短暂分裂,终归一统。发轫于先秦的“大一统”与“天下一家”的观念愈发深入人心。

三、“大一统”从历史文化深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历经千年风雨锻造,血缘相亲、生死相依的命运共同体。五千年来,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有争斗、分裂,但融合、统一是主流,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历史发展链条中逐步彰显,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性前提。从历史文化深处培育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认同,是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依托、思想前提和文化归依。“大一统”既是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底色。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深深植根于中华各民族共度时艰的历史记忆中。

1.“大一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思想根基。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的社会意识都和以前时代的社会意识有着联系,它的产生和发展都要以前人所积累的思想材料为前提,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一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持久、稳定的思想基础,凝聚了社会共识,形成了价值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展历史长卷,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不断进行着多方位、深层次的互动,情感联系得以深化,思想、价值观上产生碰撞与共鸣,逐渐发展形成中华民族意识与文明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各民族共有记忆、气节、文化等一切精神内涵,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是其重要的核心要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含了各民族在共同实践中形成的理性思维与感性记忆,是各族人民认同意识的凝聚与积淀。在西方多元价值的冲击下,凝聚中华各民族的价值共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从“华夷之辩”到“四海一家”,华夷同宗同源思想突破了民族狭隘意识,从精神层面联结起中华各族人民的血缘纽带。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的沉淀,融合儒、释、道智慧,发展形成了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成为各民族不断发展的情感纽带与精神支柱。儒家则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以儒学为核心,推崇仁爱天下、“四海一家”,使各族人民在思想上达至统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成为经久不衰的主流价值观念。在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下,西夏、辽、金、元、清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皆尊孔崇儒,以儒学为教化的主要内容,将之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理念持久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不仅为汉族所奉行,也在各少数民族中深深扎根。

当今中国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儒家核心价值理念一脉相承,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精髓的提取与归纳,其目的就在于整合、引领多元思想,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与崇高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共同思想基础。它吸收、借鉴中国“大一统”思想中的优秀内容,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符合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统一社会意志、集合社会智慧、激发社会活力,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精神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各民族在长期共同的历史生活中形成、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完善的重要财富,体现了不同成员的共同价值追求,明晰了不同成员的身份定位与价值依循,从而有效推动着社会成员间的交往、交融,加深了各族人民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精神沃土。

2.“大一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文化底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是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强大的精神文明为国家、民族的进步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大一统”是中华文化的内核,深印在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为中华民族在曲折发展道路中孕育出宝贵民族精神给予了思想引领与价值遵循,使得一体的观念深入人心,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扎根在这文明的基础上,以此作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栖息地。在“大一统”思想的历史钩沉中,人们持续承袭其精髓并不断创新,产生了对民族文化共同的归属与认同,形成了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价值遵循与思想指导。共同的文化记忆激发了文化主体对群体的隶属感,他们从共同的文化记忆中汲取精髓,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各民族血浓于水、共负使命的文化根脉。在凝聚社会共识,加强各民族文化互动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深刻的文化底蕴。以文化认同建构起的精神家园,是中华传统文化、历史风貌的积淀,蕴含着各民族共有的记忆、情怀与希望,是中华民族产生向心力、内聚力的深层动因。

“大一统”的发展历史正是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对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吸收、融合的过程。各民族文化犹如多源河流,不断汇入中华文化中,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灿烂辉煌。在“大一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多元”为基础的“一体”发展规律,同时亦突出了“一体”主旋律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中华民族正是在长期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多民族聚合体,多元文化互动互鉴、交相辉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正是历史上文化长期互动的结果,不同民族在冲击面前会凝结成强大力量,以此为基础,中华民族能得以长久维系并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大一统”文化影响下,中华民族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不断包容、吸收各民族文化,使得中华文化如“雪球”般发展扩大,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维系与建构的牢固基础。各民族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大一统”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其中蕴含着“天下一家”的拳拳家国情感和浩浩民族大义,浸润在中国人的血液中,凝聚成任何势力都攻不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结语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上各个族类群体长期交融、涵化的结果,也是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各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整合到一起的产物。中华民族必须直面历史塑造出的现实基础,以其内在规定性为依托,探索出一条能够有效维系政治、疆域、文化、人心相统一的现代化之路。“大一统”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牢固树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民族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到民族工作的各方面,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在平等基础上加强团结,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进步,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古镜今鉴,“大一统”可谓中国历史转动之轴心。正是“大一统”传统从根本上保持了一个广袤的泱泱大国矗立在世界东方,创造了历史上世界文明巅峰—“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汉唐盛世。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曾指出,中国在古代一直领先于世界,尤其是汉唐,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过大贡献,只是到近代才落伍,被动挨打。但他坚信“青春中国”一定会诞生,中华民族一定会复兴,中国必将“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非要称霸世界,而是为实现李大钊的宏伟心愿—使中国第二次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今日要把中国建设成为政治上高度统一、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各民族融合繁盛的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开掘“大一统”之精髓,继承“大一统”之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