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聂菲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启示和借鉴价值的探讨，是区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位面，有利于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历史文化渊源及本质特征。

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底蕴，一者站在历史文化继承性角度，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及其历史文化底蕴，提炼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传统因子，为系统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底蕴搭建理论进路；再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形而上基础、思想理念及其实践路径进行整体性阐释，充分梳理传统思想核心理念的内在含义及与传统治道思想根源在学理和实践层面的交互，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因而，从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维度出发，追溯“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源，梳理传统文化中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理念，通过古镜今鉴的方式，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时代价值，并从中抽绎概括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征，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推动全球治理、创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维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也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前进方向和工作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时间，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与西方现代化、包括西方民主政治的弊端进行对比的描述性名词，同时，中国式现代化还成为了学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内涵、生成、理念、特点、实践、意义等众多方面进行了考察。

从时间维度理解，历史一脉相承，无法割裂。“中国式现代化”厚植于中国文化的沃土，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滋养，因此在理解“中国式现代化”时，应当放眼长远，从五千年历史的时间维度，考察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所形成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和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从空间维度理解，狭义的“中国式现代化”指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现代化成就及经验。但是，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存在，必定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联系，因此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就要将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囊括其中。在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时，同样要将视野扩大，才能更好地做到古镜今鉴。历史上，中国不仅实现了国家治理，还实现了区域治理和世界治理。世界治理是指方国时代的世界共主治理格局。商周时期诸侯林立，是中国历史上的方国时代，限于当时社会发展和时人对“天下”的认知范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子与诸侯形成了一种天下体系，在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一个世界，这样的治理格局便属于世界治理。而区域治理是指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从而开启帝国时代后，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建立起朝贡体系，由此形成的治理格局。虽然强盛时期中原王朝通过如丝绸之路等方式与更远地区的国家建立了联系，但是并未形成有效治理，因此虽然地域相比方国时代的整个“天下”要扩大很多，但实际治理范围相对于当时对世界的认知范围，则仍属于世界的一个区域。

从文明维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一种文明新形态。“中国”既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又是一个文明的概念。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并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国”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因此在讨论“中国”时，要将她视为一种文明体；即使讨论政治概念上的“中国”，也要将她视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所谓文明之治，是上升到文明层面的治理，这样也形成了一种共识。这种共识的高度超越了国家、民族、派别和宗教。超越国家，是指即使朝代更迭文明也不会中断；超越民族，是因为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也不是56个民族的简单叠加，而是具有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责任的民族共同体；超越派别，是因为派别争的是“术”，但目的是形而上的“道”；超越宗教，是指中国历史上的外来宗教，例如佛教，成功实现了本土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共识是文明的传承。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文明的传承。

对“中国式现代化”从时间、空间、文明三重维度进行全面研究，才可以建立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应有的跨度、广度和高度，树立起应有的眼光、胸襟和格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所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源

要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必须在对中西方文化特点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从而全面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根源和思想理念。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形而上依据

“志于道”的形而上依据以及“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文化根源的关键，也是中国历史上能够实现大治的根本。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建立的形而上基础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文化底蕴的关键。《周易·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苑·谈丛》云：“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她是“志于道”的圣贤文化，提倡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追寻宇宙人生的大道，这是中华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最鲜明的特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形而上”依据。

中国古代的圣人早已通过“涤除玄览”等方式成为了“得道之人”（在儒家称“圣人”，在道家称“真人”），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周易》所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王阳明《大学问》云：“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可见，体悟并按照一体的宇宙观来行事的人就是圣人。在这种一体观的影响下，一家之内父与子、夫与妇；一个团体之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长辈与晚辈，乃至朋友之间、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是一元和合的思维方式。以此为指导，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始终保持着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只有“一体”才能“和”，因而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化解冲突、促进和平；而西方文化以二元对立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对立引发竞争，竞争升级是斗争，最终引发战争。“志于道”的形而上基础以及一元和合的思维方式是解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在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都尊重了古圣先贤“志于道”的发展方向，遵循了“和合一体”的宇宙观，采取了“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坚持了“民胞物与”的道德观念。这种宇宙观、思维方式、道德观念渗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思想观念和制度设计之中。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传统历史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性及独特的民族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因此，读懂中国独具特色的传统历史与文化，特别是深刻理解中国历史文化中“志于道”的发展方向和“一体之仁”的文化基因，是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志于道”“一体之仁”是理解中华文明为什么具有突出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关键。正是因为以道治国，才能得道者多助、顺天（即天道自然的规律）者昌，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连续性；在顺应天道的前提下损益盈虚，与时偕行，革故鼎新，而非陈陈相因，故步自封，才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创新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培养了“协和万邦”的博大眼光和“家国天下”的开阔胸襟，形成了世界大同、胸怀天下的文化传统，对内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外形成的是“万国来朝”的国际局面，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化是“志于道”“合于道”的文化，怀抱着开放的态度和和而不同的精神，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志于道”“合于道”的特点不仅使中华民族在文明互鉴、文化交融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自信，也避免中华文明被其他文明所反噬，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天道好生而恶杀”，按照天道处理国际关系，必然采取慎战、不战的态度，“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国虽大，好战必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和平性。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庶之”“富之”“教之”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路径。经济发展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但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单纯依靠物质发展，否则就会出现孟子所说的“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状况。孔子将国家治理分为“庶之”“富之”“教之”三个阶段。“庶之”指人口增长，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人口归附。人口自然增长要有农业发展为支撑，而人口归附便是“有德此有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庶之”除了人口增长外，还可以延伸为物产的可持续发展。“富之”包含了个人财富的增长以及对社会共同富裕的追求。“仓廪实而知荣辱”，解决温饱才能有更高的道德追求。但中国古人历来不主张只追求个人富裕，“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独贵独富，君子耻之”，因此要有博大的胸怀，追求人民共同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使人们以正当合理的方式实现“庶之”“富之”的方式就是“教之”，同时，教育还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关键因素。“庶、富、教”三阶段并不是机械的递进关系，而是互相之间构成了互为表里、互相支持的动态和谐发展体系，将人类自然生命的生长和道德生命的生发融为一体，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教化始终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实践中的宏大话语，也是实现物质文明也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古人清楚地认识到，国家治理的实质是人心治理，因而道德教化始终是治国理政之首务。西方属于宗教型的文化传统，教会承担着道德教育的职能，人的道德品质依靠教会培养，领导者也不例外。从历史上看，在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中，在注重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的同时，对领导者的道德教育也并未忽视。与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伦理型文化，重视从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中培养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如果说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中，宗教承担着道德教育的职能，政治与道德教育相分离是其基本特征，那么中华传统的伦理文化，则以政治与道德教育合一为基本特征，《尚书·泰誓上》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甚至政治本身就具有教育的内涵，“政者，正也。”在伦理型文化的背景之下，政府（而非教会）承担着道德教化的责任。道德教育由国家来负责，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不同形式，使伦理道德教育深入人心。传统教育也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不断更新和进步，与文化统一、政治统一交相呼应。政治与教育的相互作用，也是维系中国大一统政治的重要原因。

通过学校进行道德教育，是中国治理的一大特色。古代君王无不把教化人民作为治国要务，设立太学在国都推行教化，设立庠序（地方学校）在地方教化人民。在道德教育中，坚持以孝道为本、文化为要、身教为先的原则，通过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内容的教育，把人培养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圣贤，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在整个学校教育体系中，特别重视对官员的品德教育。《周礼》中就详细记载了掌管教育的各级官员以及教授的内容，这种道德教育起到了净化人心、防微杜渐、导人向善、促进和谐的作用。不仅如此，良好的道德教育，还可以“绝恶于未萌”“禁于将然之前”，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使人不仅不敢作恶、不能作恶，也耻于作恶，不想、不愿作恶。

近代以降，由于西方价值文化强势介入等历史原因，具有典型意义的“政治与教育合一”的治理体系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具有中国本土特质的道德标准、价值体系也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制度

在政治与教化合一体制下，要想实现良好有效道德教化，选贤任能是关键。教民是为政者的重要责任，这就使得官员能否接受圣贤教育、选拔制度能否实现选贤任能尤为重要。“上所施，下所效。”“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些都说明，要使政事办理得当，要使教育取得预期效果，就必须选择贤德之人担任各级官员，即任人唯贤，选贤与能。正如孟子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能够保证贤德之人在位，才是真正的爱民。这就是荀子所说的“爱民而安，好士而荣。”正是对贤才重要性的认识深刻，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合理的选人用人理论和制度，累积了丰富的智慧和经验。

中国自上古时期便已经开始了选贤的实践。尧将帝位禅让给舜，这个过程就是选贤举能。当今中国很多干部培养模式和制度，都能从尧舜这里找到历史渊源。从汉代开始，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种重要的选举制度，即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伴随选举制度的还有“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连带责任机制、“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的奖励原则等。为了求取真正的贤才，君主也必须使臣以礼、礼贤下士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举制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历史上因此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不仅对中国历史产生了积极并且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还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梳理历史上各种选贤方式可以发现，这些制度都是围绕着把人培养为圣贤、将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出来而设计的，目的是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因此才能出现“人才辈出，文武并兴”的局面，保证社会大治。正如《礼记·礼运》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然而，当一种制度出现问题，不能再选出贤德之人的时候，就必然会被历史淘汰。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理念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其著作《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敏锐地指出：“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中国制度和中国治理模式的成功。中国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早已是无须争辩的议题，要想理解好在哪里，优越在哪里，就必须要对制度背后的思想进行准确的解读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能够为治国理政提供经验借鉴和智慧启示。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就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的精神气质。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道理也是如此。要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读懂涵养了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关于“道”的整全认识。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都循“道”而行，如《中庸》所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人无论是在处理与家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是在处理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都崇尚效法于“道”，按照“道”的要求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理，成就利国利民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人形成了关于治国理政和社会发展的庞大而又严谨的思想体系，其中既涉及为君之道、为臣之道等关乎“人”的一面，也有为政之道等关乎“制度”的一面。具体而言，治国之道关乎人的一面表现在诸如以民为本、民贵君轻、亲仁善邻等，为政之道的一面则表现在诸如德主刑辅、选贤与能、以和为贵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道治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结合，其深层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元素，如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从10个大的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等做了提纲挈领式的概括，为人们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底蕴指明了方向，传达着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与此一脉相承，全面地体现了古人治国之道的精髓。这十个方面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蕴藏的精神气质的最佳体现。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征

在梳理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根源和思想理念后，结合“西方治乱”及其背后的根源，便不难总结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特征。这些特征可以用“三个统一”“三个结合”“三个超越”来概括。

“三个统一”是指治道与政术的统一、传承与发展的统一、历史与未来的统一。中华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在“道”这个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使用“合于道”的治理政术，这就是治道与政术的统一。

“道”作为普遍的规律，在治理的领域称为“治道”，政术属于治理的工具，也就是“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道”指导“器”的使用方式，以“道”引领“器”的发展方向，以“道”约束“器”的创新形式。在治理中，坚守不变的是道，可变的是治理的具体形式。道不变，保障了文化与文明的传承；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不泥古，不固步自封，与时俱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就是中国独具特色的守正创新的发展特点，即传承与发展相统一。

当“道”将传承与发展相统一的时候，历史与未来自然就达到了统一。因为有了“守正”的理念，古人在做决策时，就不会只顾及眼前的小利而做出急功近利的选择，而是会考虑长远的流弊。“江河若断流，吾辈何以对子孙；文化若失传，吾辈何以见祖先”表达的是上考虑先祖下考虑千秋万世，将当下的利益与长远的发展相结合的理念。当今中国在制定决策规划时，注重继承前人基业，不搞前后相互否定，从“五年规划”到“千年大计”，从短期计划到长期规划，体现了历史与未来相统一的特点。

总之，“志于道”“合于道”是“中国式现代化”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特征。也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守正创新、代代承传的关键。对比西方国家悖于道的社会发展理念，缺乏长远规划的治理模式，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建立的功业只可大而不可久。

“三个结合”是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结合、国内与国际相结合。古人历来强调“知行合一”，反对单纯对形而上的追求，而是强调要能“安身立命”“经世致用”。例如《中庸》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后面紧跟“笃行之”。为学如此，为政亦如是，将思想理念与制度设计相结合，才能使“志于道”的治理落到实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同样是当代中国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指引下所遵循的实践论。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

中国古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技文明，取得了诸多领先于世界的成就，甚至不乏领先世界千年的成就。但是，中国古人并未因此而无节制地发展科技，因为古人深刻地认识到，无序的科技发展会导致文化乃至人类的毁灭。科学特别是技术必须在人文精神的关怀之下健康有序地发展，换句话说，科技也是“器”的一种，必须以“道”为发展的道路和指归。上古的经典《易经》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其中包含着深邃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理念，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完美结合，类似的还有《黄帝内经》，将哲学与医学相结合。此外，《论语》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任何一种“艺”当其冠以“道”时，如茶道、武道、棋道等，便不再是普通的“术”了，而是使人通过百工技艺的培养，涵养德性，最终归于道的方式。这种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方式，使人们在科学技艺方面的发展不偏离“道”的方向，为古代治理成就的取得增加了向心力。

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经济上通商往来、文化上交流互鉴等，都是在国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国内与国际相结合。中华文化是“志于道”“合于道”的文化，同时怀抱着开放的态度，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在文明交流互鉴、文化不断融合中，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志于道”“合于道”的特点不仅使中华民族在文明互鉴、文化交融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自信，也避免中华文明被其他文明所反噬——即使在作为文明守护者和传承者的国家形态遭受局部入侵乃至亡国的时候亦然。

“三个超越”是指求大义超越逐小利、王天下超越霸天下、普遍性超越特殊性。求大义超越逐小利也可理解为追求共同利益超越追求部分利益。追求大义并不是不讲私利，而是作为共同利益，在追求大义的过程中，利益自然在其中了。家国天下的一体性以及家国情怀的双向性，使“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个人本位、超越族群矛盾、超越社团利益、超越党派纷争、超越宗教形态、乃至超越国家本位。大义超越小利达到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统一。

中国的历史经验是“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国虽大，好战必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些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实际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中国始终追求和平的发展道路。虽然“王霸之辩”始终是中国历史上争论的焦点，但是梳理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可以发现，王天下所成就的功业可久可大，而霸天下的功业虽可大但不可久。这在当代东西方的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和西方国家虽实现了一时的强大，但真实的西方近代史是建立在殖民和掠夺的基础之上，借助工业化而实现逆袭，其发展逻辑不具备普遍性，只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局部形态。而且王道天下与霸道殖民也成为“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背后的原因。正是在王天下超越霸天下理念的指引下，发展出了诸多超越：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社会安定超越资本扩张、合作共赢超越零和博弈、和平超越对抗、追求长久超越追求一时，从而呈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对比。

中华文化能够达到和而不同的治理境界，是因为中华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道”是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依据道而治理，可以超越特殊而达到普遍，这也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既有时代性，又有超越性。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并在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盛世。通过溯源历史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源，不仅能对今天中国为什么成功做出深刻的回答，从而坚定文化自信，还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国家治理的智慧，进一步完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此外，还可以借鉴古代天下体系的建设理念和实践，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找全球治理的理论和方法提供重要启示和出路。

【作者分别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专家、核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