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聂菲璘
2023年6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了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后，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的号召，并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第一条就是突出的连续性。“我们文化不断流，再传承，留下的这些瑰宝一定要千方百计呵护好、珍惜好”。“将来传下去，还要传五千年，还不止五千年”。习近平总书记这些话表达了赓续中华文脉，泽被千秋后世的使命和担当。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而绵延至今的古文明。德国学者卡尔·维塞林(Carl Emmo Vissering)在他的《中国》一书中说：“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民族拥有像中国这样不间断发展的历史……中国人是能将他们的历史追溯到远古时代的唯一一个文明民族。至今，中国人主要还是依托其祖先们在人类孩童时期所创造出的文化。自然地，中国也受到过外来的影响……印度的影响，特别在宗教和艺术上，也是值得一提的。但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下列事实：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经历了时代的变迁，再没有比追溯中国发展的轨迹、探索欧洲古文明相继沉沦而中华民族数千年经久不衰的奥秘更有意思的了。史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所有的文化经过兴盛之后必定会衰亡。但中国就是相反的佐证。虽然中国的文化停滞了数百年，但在这个精神健康的民族中沉睡的那股力量，完全有可能使中国摆脱眼前的困惑，再次走向新的繁荣。”1
中华文明为什么具有突出连续性？这个问题引起的不仅是中国人自身、而且是来自世界开明哲学家的深思。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很多因素都曾起了作用，但必须把握其中最关键的几个因素。唯有如此，才能明了如何使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弘扬什么、创新什么、摒弃什么，才能在守正的基础上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才能真正秉持开放包容的精神，明了应该学习什么、开放什么、包容什么，建设真正意义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汉字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至今的关键因素，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纽带。汉字作为当今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集形音义于一体，是一种智慧的符号。声音言出即逝，汉字经久不衰。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到小篆、隶书、楷书，可谓一脉相承；虽然形音义多少有所变化，但汉字作为语言文字的载体亘古不变，并且本身具有教化的内涵。陈寅恪先生云：“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2
德裔哲学家凯泽林伯爵(Hermann Keyserling)对东方文化推崇备至，尤其认为中国的文字最值得赞扬，因为它不仅象形、象声，而且象意，最能运载精神文化的奥义。它好像是一种含意深刻的艺术品，高标在摩天的层楼上。平地视之殊难尽其超妙，非提神仰望不足以语其崇高。像这样的文化，可以说是“品德文化”。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必须有高深的修养，才能领略到其中的真义与优美。他说：由于图像的存在，这种文字比语音表达得更多。形而上学的意识以及内心深处的宗教感受，这些都是无法用其他语言来表达的；但是，中文能够做到。3
二十世纪早期，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人提出了应当废除中国传统汉字的看法，认为应该要将汉字改变成为一种拼音文字。曾任莱比锡大学东亚学系主任的德国学者鄂可斯博士(Eduard Erkes)对这种提议做出深刻评论：“中国文字是连接人民和国家的纽带，放弃它就意味着将国家拱手让给外国。正因如此，欧洲文化的某些代表们才会这么起劲地想要废除中国文字。没有这种文字，中国同东亚文化圈各国人民的精神联系也将会停止，至少会受到严重影响，对中国教育的严重后果更是不可估量的。这将使中国与其昔日累积的精神财富割裂、与其文学遗产割裂、与其艺术财富割裂；中国的精神文化将会沉沦，中华民族将会失去其赖以生存的根本，并成为外国的附庸。”4
英国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教授(Arnold Joseph Toynbee)说：“当我的曾孙女也到了我这般八十二岁高龄的时候，若届时人们已经采用了一组数量精简的中国汉字作为国际沟通书面文字，就如同阿拉伯数字已成为世界通用的数字书写形式一样，我个人对此一点都不觉得惊讶。此事乍听之下或许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像汉字这样的表意文字较任何所有拼音文字都更为复杂，而且基本字数的数量也比字母多，因为表意文字表达的不是基本的语音元素，而是一个意念。即便如此，象形文字依然拥有一项重要的优势：语音会改变，但是人们的概念却是相对不变。我举一个例子来阐明我的想法。假设有一个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人复活了，他前往当今的希腊并且尝试着与当地居民交谈，但是却没人能听懂。此时，古希腊人和现代希腊人都讲的是希腊语，然而，因为语音、文法，以及字汇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这位复活归来的古希腊人与现代希腊人彼此都无法沟通。
可是，如果有一个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人在今日复活，且让我们假设他就是中国的孔老夫子，并且假设复活的孔子恰巧遇见了毛主席；这两位中国人并不会试图用言语来和对方沟通，他们会警觉到，倘若他们是以说话来进行沟通，那么他们就会如同先前的希腊人一样，彼此听不明白。这两位并不说话，而是把自己的话写下来进行沟通；他们所写的文字古今一致，其行文（文言文）的方式，也是古今不变的，从而让孔子与毛主席实现交流。因此，中文所拥有的这个优越性，是我们这些使用拼音文字的人们应当要牢记在心的。语音会变，这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抵挡的趋势，这是拼音文字所存在的重大缺陷，无论使用哪一种拼音系统，都避免不了这个缺陷，拉丁文存在这个缺陷，希腊文、俄文、阿拉伯文，以及希伯来文等文字亦复如是。这个缺陷是所有拼音文字所固有的，而且，正因为有这个重大的缺陷，令拼音文字在帮助语言不通的人们实现互相沟通方面，作用有限；即使是同一种语言，拼音文字也对身处不同时代的读者之间进行沟通方面，作用不大，因为语音早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可见，汉字、文言文的发明和使用是使中华文明得以不中断地承传至今的重要载体。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即使读音发生变化，但形象相对稳定，后人始终能够通过形象理解大致含义；文言文是古人创造的传承文化的伟大工具，将文言和语言区分开，语言习惯会随着时代风俗发生变化，而落在书面的文言格式永恒稳定，含义不会出现偏差。正因如此，欧洲著名的汉学家、曾担任瑞典人文科学院院长、皇家文史考古研究院院长的高本汉教授在他的《中国语与中国文》一书中写道：“中国的文字和中国的语言彼此分开的情形，非常适合，所以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人一旦把这种正体字和文言文废弃了，就是把中国文化实行的基础放弃了。”高本汉教授的学生、曾担任瑞典文学院院士的汉学家马悦然教授2015年4月24日在澳门接受《澳门日报》的采访中也曾指出，正体字对中国文化传承十分重要。他对于大陆使用简体字感到可惜，并担心大陆的孩子长大后因看不懂正体字，而无法阅读古典作品，但他相信几十年后，简体字会被舍弃。他说：“大陆现在有很多都反对简体字，他们在后悔。还有，现在小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读1958年以前的东西了。”这些汉学家们的真知灼见提醒我们，要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继续传承下去，重视汉字（正体字）、文言文的学习、使用、教育和普及已迫在眉睫。
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至今没有中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在于它是“志于道”的文化，追寻的是宇宙人生的大道。《论语》中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可谓对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纲领性概括。这里的“道”，亦即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作为终极旨归意义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在中国古人那里，学习一切技艺，从事一切职业，都不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为道的途径、得道的方法。“得道之人”在不同学派也有不同称呼，在《周易》中称为大人，在儒家称为圣贤，在道家称为真人。
得道之人具有的一个重要特点——无所不知，即“全知”。这就决定了求道的方法与求学、求知的方法不同。老子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得道之人正是通过无知、无为的方式达到了无所不知、无所不为。而在求知、求学的过程中，即使知识再丰富，但只要有知，就会有所不知，就不可能达到“无所不知”的境界。而圣人用心如镜，其“无知”的心境，犹如镜子一般光明洁净，本身没有任何图像，但谁来都可呈现其相。镜子起作用所达到的状态就是“无所不知”，而其自身仍保持一尘不染（无知），寂而常照，照而恒寂。这说明，求“道”开启的是自性的明德智慧，即《大学》中所讲的“明明德”。这种自性明德是人去除思虑后达到的本自具足、本自清净、本来如是的境界，而知识则是通过人的思维想象逻辑分析等设计而得来。古代修道之人通过“涤除玄览”“心斋”“坐忘”“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等等方式成为得道之人。
中国古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任何人通过学道都可以成圣成贤（“全知”）。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全知”的上帝只有一个。因此，用西方求知识的方法理解中国古圣先贤的智慧，在方法论上就已存在相当的困难。
方法论的不同也导致了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分歧。西方人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以“二元对立”为主要特征：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人与自然界等等。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渗透到方方面面，于是父子、夫妇、老板与员工、乃至兄弟、朋友、企业、国家之间都成为彼此对立的关系。所谓的竞争、博弈论等概念和理论，都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中产生的。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君仁臣忠、兄友弟恭、诚信合作，互利双赢、协和万邦、天人合一等理念，不可避免会导致误读与误判。
而中国古人很早就形成了“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世界观，正如王阳明先生所说“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在这种“一体之仁”的观念之下，父与子、夫与妇，乃至兄弟、朋友、君臣、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因而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这种整体的思维方式下，中国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仍然保持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乃至国与国之间的和谐相处，从而使得中华文明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得以延续。究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在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中都尊重了古圣先贤“志于道”的发展方向，遵循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观，采取了“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坚持了“民胞物与”的道德观念。
荀子说：“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內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些都是强调唯有顺应“道”来修身治国，才能达到理想效果，否则必然败亡。而“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常理恒常不变，而体现和落实这些常道的方法和形式，则可随时代发展而加以适当取舍和创新，这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强调“一体之仁”的德性论，这是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关键，也是理解其他突出特性的密码。正是因为以道治国，才能得道者多助、顺天（即天道）者昌，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连续性；在顺应天道的前提下损益盈虚，与时偕行，革故鼎新，而非陈陈相因，故步自封，才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创新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培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博大眼光和“天下一家”的开阔胸襟，形成了协和万邦、胸怀天下的文化传统，对内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外形成“万国来朝”的国际局面，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化怀抱着“道并行而不悖”及“和而不同”的开放精神，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志于道”的特点不仅使中华民族在文明互鉴、文化交融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自信，也避免中华文明被其他文明所反噬，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按照“天道好生而恶杀”的规律处理国际关系，必然采取慎战、德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国虽大，好战必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和平性。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关于“道”的整全认识。《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人无论是在处理与家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是在处理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都崇尚效法于“道”，循“道”而行。因此，讲经教学的场所也因而被称为“道场”（有讲道、行道、弘道之人才能是名副其实的“道场”）。一言以蔽之，按照“志于道”“合于道”的方向和标准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延续至今的最重要原因。
传道、弘道都需要有一定的载体。中国古人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文”的甲骨文和金文象人身上花纹的形状。《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后来，“文”泛指符号，引申为文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后来又进而具有了文章、礼乐、曲调等意思，表现在事理方面是伦理、道德、礼乐、制度、哲学、文艺、历史、科学、宗教、法律、风俗、习惯等。
“化”的甲骨文和金文象两个人形，一个正立，一个倒立，会意变化颠倒之意。《说文》“化，教行也”，是“化”的引申义，意为人受教而变化。人们接受了道业、变化气质、改过迁善，在各方面起了若干的变革，这种“变革”就称为“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教行于上，则化成于下。”“上”指领导、干部、老师、父母，“下”指下属、民众、学生、子女。《说文》将“化”字归入“部”而不归入“人部”，是在强调“人者”，而不是“于人者”。“人者”就是所谓的“上”，是施行教化的关键一方，更是寓意正己才能化人。
“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字、文章、礼乐等文艺形式变化人的气质，达到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的目的。这说明，圣人顺应天道自然的规律以及社会人伦大道之礼来教化人民，强调无论是文字、典籍、礼乐还是其他艺术形式，都以承传和弘扬“道”（如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等）为宗旨。
典籍（经、史、子、集）文章记载的是古圣先王“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智慧和方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和教训。《群书治要·序》云：“载籍之兴，其来尚矣。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故作而可纪，薰风扬乎百代；动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中国古代史是一部不间断的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在经史子集等典籍的熏陶下，中国古代士人形成了特有的精神品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参观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目的，也是在提醒人们：深入经典、学习历史是弘扬中华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最重要方式。
礼乐是古圣先王顺应天地自然规律而设定的治人之情的行为规范，所谓天之道与人之礼。礼乐出于人之自性，先王依循本性自然，作训垂范，制礼作乐，教导民众，民众循礼修道，返其自性。礼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是人的当行之道。古人把礼比作防洪的堤坝，废除堤坝会导致洪水泛滥，造成危害。《礼记·乐记》云：“先王之制礼乐，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这点明了礼的教化作用。民懂礼则易教。《孝经》云：“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昔日周公制礼作乐，使成康二代，德教普化，民皆亲爱，祸乱不起，灾害不生，囹圄空虚，刑措不用，前后长达四十余年。人受到礼乐的教化而回归正道，则社会安、天下平，因此，自汉以降，历代多以礼乐政刑治国，采取了礼主刑辅的治国方略，中华传统文化又被称为礼乐文化。因此应当重视挖掘古人关于礼、乐、政、刑四者的排列次序中所体现的治国理念，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礼乐文化“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眇”的“禁于将然之前”“防患于未然”的治理效果。
《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治理社会的各种措施中，礼是要紧的。礼分为五种（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其中最重要的是祭礼。因为祭礼属于吉礼，因此吉礼排在五种礼的最前面。祭礼并不是由外在的事物发生，而后再形成相应的礼仪，而是源自内在，内心有所感，通过外在的礼仪，表现在行为上，形成了祭礼。祭祀之礼是由心发出，自内而外的，是内心对亲人、对先烈的思念与感恩，这种思念之心、感恩之心、至诚恭敬之心，自然流露于外，表现在行为上，就是祭礼。
《礼记·祭法》云：“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曾将各种有益的方法传授给民众的人应当被祭祀、为操劳国事而殉职的人应当被祭祀、有安邦定国功劳的人应当被祭祀、能抗御大灾大害的人应当被祭祀、能抵御重大外患的人应当被祭祀。可以看出，祭祀的对象是有功于国家社稷、有功于人民的人。祭祀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定时举办祭祀典礼，表达对祖先、天地万物、以及有功于国家之人的恭敬与感恩。祭祀教人不忘本，饮水思源，知恩报恩。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数千年传承而不衰，与重视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纪念有功于国家社稷的人，古时人们设立专门的庙来祭祀，例如大禹庙、关帝庙、药王庙，就如同现代社会的纪念碑，或者故居、纪念馆，来追念缅怀国家功臣。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设立烈士纪念日，这就是古代祭祀的传统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2019年国庆的前一天，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向为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敬献花篮仪式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来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这些都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代表全体中华儿女深切缅怀老一辈革命家，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10月1日国庆庆典，有众多令人泪目的瞬间，习近平总书记向党旗、国旗、军旗行注目礼；无人站立的1949号检阅车；还有战旗方队，100面英雄的战旗，就是100部英雄的历史；以及致敬方阵，一张张照片上，是为祖国献身、为人民幸福生活奋斗的先辈。整个庆典活动都是告诉我们，不要忘记来时的路。
饮水思源，感恩先烈，铭记先辈的丰功伟绩，缅怀他们的精神风范，表达对他们的崇敬与爱戴。这不仅是诚敬之心、感恩之心的表现，又能进一步使后人生起恭敬心、感恩心、责任心和使命感，激励后人牢记奋斗的初心和使命，继承前人的志向和事业，像先辈一样去奋斗和担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民族精神的血脉承传。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最终是文化、文明的承传。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华文明传承至今，就是因为中华民族有着代代传承的精神和实践。
除了文字、典籍、礼仪以外，中国古代的戏曲、书法、绘画、雕塑、建筑、工艺、园林等其他艺术形式，也都秉持了“思无邪”的理念，都具有引导人向善好德，明了人伦大道，涵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德性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一种文艺形式都是真善美的统一，都将“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作为内在要求，这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进行创新必须坚持的前提。在现代社会，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电影、电视剧、网络、微视频等现代科技和信息化等创新手段宣讲中华传统美德，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华文明能够承传五千年而没有中断，是因为每当文化继绝存亡的关键历史时期，就有一批深入中华文化精髓、领略中华文明大道的读书人振臂高呼，有人为了注释经典殚精竭虑，有人为了弘扬正法历经磨难，有人为了人文正义奔走呼号，有人为了培养人才呕心沥血，有人为了讲经教学阐述精微，有人为了延续文脉费尽周折。一代又一代志在“为往圣继绝学”的弘毅之士赓续接力创造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如今，要将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继续承传下去，迫切需要培养一批有学问、有道德的志士仁人——既能够读懂汉字、文言文，深入经典，也能够身体力行经典教诲的君子圣贤，通过讲经教学、言传身教以及文章、礼乐、文艺等各种教育形式，使典籍中的文字活起来，在“志于道、据于德”的前提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五千年中华文明古树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参考文献：
1.Carl Emmo Vissering，China, Eigenverla. des Ver-fassers Tientsin, 1943, p.1~13.
2.《陈寅恪集书信集》，转引自何九盈：《汉字文化学》第二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81页。
3.Graf Hermann Keyserling, Das 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第2卷), Otto Reichl Verlag, 1920, Leinen , p.437~442.
4.Eduard Erkes, China. Gotha, F. A. Perthes, 1919, p.124.
【作者分别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专家、核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