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劉餘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和精華所在，是中華民族的根和魂，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根基。”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征程上，必須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具有當代價值、世界意義的精神標識提煉和展示出來，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進而讓中華文化同各國人民創造的多彩文化一道，爲人類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

《群書治要》是唐太宗爲求治國良策而令魏徵等社稷之臣，從五帝至晋朝之間經、史、子典籍之中擷取有關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精要，編纂而成的資政巨著，貞觀五年（631）成書。全書收録典籍六十八部，共五十餘萬字。唐太宗閲讀手不釋卷，感慨“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這部書成爲唐太宗開創“貞觀之治”的思想理論基礎。《群書治要》成書後並未廣佈，加之戰亂，唐朝滅亡後便開始散佚，傳至南宋只餘十卷殘帙，《元史》便未見著録。

雖然《群書治要》在中土亡佚，但有幸在唐朝時被日本遣唐使攜回日本，由於它的重要思想價值以及與盛世産生的内在聯繫，《群書治要》被日本皇室、公卿奉爲圭臬，日本皇室還確立了系統講授《群書治要》的傳統。據日本文獻記載，仁明、清和、宇多和醍醐四位天皇都曾閲讀此書。日本朝散大夫國子祭酒林信敬《校正〈群書治要〉序》云：“我朝承和、貞觀之間，致重雍襲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講究此書之力。則凡君民、臣君者，非所可忽也。”這充分説明《群書治要》在成就日本平安前期繁榮局面中所起的作用，也強調了大凡領導人民、事奉國君者都不可輕忽此書。《群書治要》在日本經歷了從皇室向民間逐漸普及的流傳過程。從國家治理到思想傳播，從漢籍出版到學術研究，《群書治要》在很多方面都産生了深遠影響。《群書治要》東傳日本的歷史意義還體現在，它爲中國保存下了這部珍貴卻又亡佚的“帝王學”教科書，並幾次將其傳回中國，使這部治世寶典在當今時代繼續發揮古鏡今鑒的重要價值。

清朝嘉慶元年（1796），《群書治要》從日本回傳中國，阮元訪書時將其收入《四庫未收書》上呈嘉慶皇帝，使這部書在清朝學術界産生了深遠影響。1996年春，我國第二任駐日大使符浩先生通過日本皇室成員獲得一套影印天明版《群書治要》，由關學研究專家吕效祖等對其點校考譯。《群書治要考譯》的編纂受到了習仲勳老先生的親切關懷。2001年2月25日，習老先生親筆爲《群書治要考譯》一書題詞“古鏡今鑒”，爲繼承和弘揚這部治世寶典提供了明確的實踐指南，爲其在當代的弘揚和傳播揭開了新的篇章。

2022年習近平總書記發表新年賀詞時，右手邊的書架上出現了這部極其珍貴的經世之作。其实，早在2015年的新年賀詞中，便有細心的記者在總書記辦公室書架上發現了這部書。總書記閲讀此書不僅有對父親的情感，也有對《群書治要》蕴含治理之道的重視和借鑒，更有他爲中華民族謀復興初心的堅守。據統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中的用典來自《群書治要》的就有82條之多。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思想和新理念也都可以從《群書治要》中找到其思想淵源。

《群書治要》作爲一部“佚存書”，其歷史流傳及版本情況複雜，學界也存在著一些錯誤的表述。在當前《群書治要》研究日漸升温的背景下，釐清其流傳歷史及版本遞嬗關係，實乃一項亟需且必要的工作。本書作者聶菲璘博士花費精力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這項工作具有以下幾方面内容：

第一，詳細整理了《群書治要》從成書到流佈，東傳並在日本流傳，又回傳中土在海内流傳，最後再次向世界傳播的過程，是對《群書治要》流傳的首次全面總結。特别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通過徵引更多史料，將《群書治要》東傳時機聚焦在天寶遣唐使之行，並對《群書治要》在日本的流傳進行了分期，論述了《群書治要》對日本的歷史影響。通過分析敦煌遺書S.133《群書治要·左傳》節本傳抄和流入西域的時間，補充了《群書治要》在民間傳播的情況。此外，作者還整理了中日歷史上與《群書治要》有關的帝王，討論了盛世産生與這些帝王閲讀《群書治要》的關係。研究發現，帝王及臣子對以《群書治要》爲代表的“帝王學”“鑒戒史學”類書籍的重視程度，以及將書中治理智慧付諸實踐的行動力，與社會能否得到治理、盛世能否成就直接相關。

第二，通過深入研究史料，分析了學界對《群書治要》的幾個錯誤觀點的産生原因，並進行了更正。例如，《群書治要》作者之一是“褚亮”而非“褚遂良”；《群書治要》亡佚於元朝而非宋朝；阮元“書實成德言之手”的論斷值得商榷等。此外，通過研究《群書治要》的編排特點及流傳過程，闡明了《群書治要》並非類書。後世有些典籍將《群書治要》歸入類書，一方面是由於對此書的編纂目的及編排特點考究不詳，另一方面也是由於《群書治要》不斷散佚，時人對《群書治要》的作用及價值愈發模糊不清所致。

第三，深入研究了《群書治要》歷史流傳過程中産生的各種版本，特別是日傳“九條家本”“金澤文庫本”“元和本”“天明本”“寬政本”等，重點解讀了金澤文庫本各卷跋文，對其抄寫、點校、流傳的歷史進行了研究。作者認為，闕三卷的金澤文庫本《群書治要》作為目前“最古的全本”，以此本爲底本對《群書治要》進行系統性校勘，可以獲得《群書治要》最完善，也是最接近魏徵所編原書的版本，同時也是進行《群書治要》思想價值研究最理想的版本。

總之，《群書治要》將中華文化的歷史淵源、獨特創造、價值理念等，簡要翔實地表達了出來，其智慧光芒穿透歷史，思想價值跨越時空，魏徵讚歎此書“用之當今，足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古代學者譽其爲一部“次經之書”，當代學者譽其爲“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之精華”。書中所蕴藏的治國理政思想，特別是關於國家盛衰的經驗和規律，是歷經數千年考驗所纍積的寶藏結晶，歷久彌新，不僅是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強國之林的重要文化命脈，也是全人類各民族實現和平發展的智慧源泉。相信本書的出版必將大力促進學界、政界乃至社會各界對《群書治要》的學術價值和實踐價值的深入認識。

2023年5月30日

【本書是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群書治要》中的德福觀研究”（19BZX123）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