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治天下——群书治要治国理政思想研究》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文/焦国成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太宗鉴于前隋灭亡之失，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于是令魏征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繁择精，编辑此书。它的内容是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节选而成，上始五帝、下迄晋代，撷取了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内容，共五十卷，五十余万字。
魏征称《群书治要》是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的治世经典。唐太宗读《群书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他认为此书“广博而切要”，特令缮写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他自己更是日日阅读，在总结阅读此书的感受时说：“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可见，该书不仅是魏征向唐太宗进谏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
难能可贵的是，《治要》摘录的内容有少数原著在五代之后便已失传，唯有《治要》保留了其精华内容，如《尸子》《昌言》《典论》《政要论》《体论》《典语》《傅子》《袁子正书》等，这使得《群书治要》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
《群书治要》被日本遣唐使带回日本后，成为历代天皇、大臣共同研读的经典。据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引《续日本后记》载，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公元838年），天皇御清凉殿，令助教直道宿称广公读《群书治要》；日本《三代实录》亦云：“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公元875年）四月，天皇读《群书治要》”。正如林信敬在“天明本”《群书治要》序中所言：“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
《群书治要》相对于《资治通鉴》而言，更加“广博而切要”，但却鲜为人知，因其至宋朝就已经在中国失传。公元13世纪，《群书治要》在日本被发现，日本金泽文库藏有镰仓时代（1192－1330年）日本人手写《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清嘉庆年间，《群书治要》（天明本）回传至中国本土。民国年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以天明本《群书治要》为底本影印出版。此书虽重返中国，但传入之时没有引起清王室的重视，后又因战乱频繁，少有学者深入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原驻日大使符浩先生，也从日本皇室获赠一套天明版《群书治要》，由吕效祖先生等对其。点校考译，著《<群书治要>考译》。2001年，习仲勋先生亲为题词“古镜今鉴”。2012年，刘余莉教授主编的大型丛书《<群书治要>译注》由中国书店出版，补录亡佚之《春秋左氏传》（上）及《汉书》首尾两卷，并对全书注解翻译，是迄今对《群书治要》注译最为详尽之书。
刘余莉教授近年来致力于《群书治要》的研究与弘扬。据不完全统计，《习近平论治国理政》（第一卷）中的用典来自《群书治要》的有82条。她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命题都可以从《群书治要》中找到其思想渊源。例如：
《群书治要》中的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贾子》）“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六韬》），对于领导干部更好地承担起对人民的责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群书治要》中的“政者，正也。子帅而正，孰敢不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矣。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礼记》)、“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政要论》）、“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傅子》），证明了“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来自历史经验的传统论断。
《群书治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傅子》）、“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周书》），对于落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号召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群书治要》中的“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管子》）、“古之所与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汉书五》）“负且乘，致寇至”（《周易》），有助于领导干部深刻地理解“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道理。
《群书治要》中的“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获弗亡”（《尚书》）“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政要论》）“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汉书》）“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晋书上》），有助于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性。
《群书治要》中的“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嫚贤者亡”（《孙卿子》）“制爵必俟有德，班禄必施有功”（《典语》）“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赐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昌言》）“有大善者，必问孰进之；有大过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赏罚焉，且以观贤不肖也。”（《尸子》）对于落实“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群书治要》中的“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典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傅子》）、“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盐铁论》），有助于我们坚定反腐败的决心、坚持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刘教授在本书中系统研究了《群书治要》的德政论、师道论、文化论、忧患论、民本论、重农论、盛衰论、观人论、得人论、用人论、失人论、外交论，并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这些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内在关联，即探讨了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文化渊源问题。相信这本专著的出版，对于继承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深入理解中国式管理的精髓、汲取中华传统圣贤教育的经验、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乃至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相信读者定会从中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