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芳

系统观念，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和观点，更是中华民族取得全方面成就的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自伏羲设卦分晓阴阳起，华夏先民就将自然与人类社会活动、宇宙秩序与社会规律紧密结合起来，从“象”“数”“理”的思考万物的联系。随之发展而来的中医理论更是充分展示出这一系统观的重大作用，从天、地、人的整体关系出发，强调人自身是一个整体，同时也与自然为一体，运用五行与人体活动的内在联系，通过阴阳协调，采取辨证施治的办法来化解各种疾病。这些对于疾病和治疗的整体思维同样可以用于国家治理层面，《韩诗外传》中以十二种疾病比喻国家中出现的十二种问题，以人需贤医比喻国需贤臣，所谓“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潜夫论·思贤》）享誉世界的《孙子兵法》是古代军事家关于军事工程系统的战略战术思想，而掌握兵家战略思想不仅可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同样可以凭借整体思维的高度安邦兴国、经纶天下。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吸收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始终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重要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十八大以来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坚持系统观念，要求我们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既要体现唯物辩证法关于联系、整体、发展的观点，又要体现系统论关于结构、功能、开放的观念，从而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①

一、前瞻性思考——“牵一发而动全身”

万事万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表面上看事物差别很大，东南西北各不相同，但在自然规律中却是互成因果。《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中这样描述自然现象与人体功能的关联：

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生心，肝主目。其在天为玄，在人为道，在地为化。化生五味，道生智，玄生神，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体为筋，在藏为肝，在色为苍，在音为角，在声为呼，在变动为握，在窍为目，在味为酸，在志为怒。怒伤肝，悲胜怒；风伤筋，燥胜风；酸伤筋，辛胜酸。

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心主舌。其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体为脉，在藏为心，在色为赤，在音为徵，在声为笑，在变动为忧，在窍为舌，在味为苦，在志为喜。喜伤心，恐胜喜；热伤气，寒胜热，苦伤气，咸胜苦。

中央生湿，湿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生肺，脾主口。其在天为湿，在地为土，在体为肉，在藏为脾，在色为黄，在音为宫，在声为歌，在变动为哕，在窍为口，在味为甘，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湿伤肉，风胜湿；甘伤肉，酸胜甘。

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肺主鼻。其在天为燥，在地为金，在体为皮毛，在藏为肺，在色为白，在音为商，在声为哭，在变动为咳，在窍为鼻，在味为辛，在志为忧。忧伤肺，喜胜忧；热伤皮毛，寒胜热；辛伤皮毛，苦胜辛。

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肾主耳。其在天为寒，在地为水，在体为骨，在藏为肾，在色为黑，在音为羽，在声为呻，在变动为栗，在窍为耳，在味为咸，在志为恐。恐伤肾，思胜恐；寒伤血，燥胜寒；咸伤血，甘胜咸。

故曰：天地者，万物之上下也；阴阳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徵兆也；阴阳者，万物之能始也。

在东、南、中、西、北不同时空中，环境变化带给人带来不同的感观感受，通过五官影响体内五脏六腑，形成精神层面的喜怒忧恐思等情绪，造成各种疾病；而了解其中全部因素的关联，便可以反过来可以运用相互制约实现化解疾病，通过调节饮食、情志，加之汤药、针灸便战胜环境的影响。这种智慧能够让人看到事物发展变化过程全貌，以万物一体的规律而逆料未然、防患于未然。宋代苏轼的《成都大悲阁记》中写道：“吾头发不可胜数，而身之毛孔亦不可胜数，牵一发而头为之动，拨一毛而身为之变，然则发皆吾头，而毛孔皆吾身也。”能够看到大中有小，同时看到小中有大，也就能推理过去包含现在和未来，现在也包含过去和未来，以至于未来包含着过去和现在。总之，事物虽然形式上差别巨大，但内在却密切联系，运用任何一个关联的片段，就能够推测整个发展变化的全景。这类思维，随着时间发展提升为中华先民“大小不二”“远近为一”的哲学思维，为预见和改变未来发展提供了可以遵循的规律，更建立起“明者远见于未萌，智者避危于未形”的智慧。

事情刚露出一点苗头时，明智之人能看到它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在危险还没有形成时，智慧之人可以提前避开，就是运用了“大小不二”的前瞻性思考。《韩非子·喻老》上记载着一个故事：

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鉶，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邱，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见小曰明。”

商纣王只是让人为自己做了一双象牙筷子，大臣箕子为什么感到恐惧呢？因为箕子推想到，用了象牙筷子，就不会愿意用粗制器具，而是要用犀牛角、美玉做的杯子，不然不配套。那么接下来就会发展到吃珍馐美味、穿绫罗绸缎、住豪华宫殿，所谓欲壑难填，如此以往必然殃及天下百姓。果然不出箕子所料，过了五年纣王便建酒池肉林、设炮烙之刑，终于穷奢极欲，以致身死国灭。而箕子之所以能准确预见到纣王的明日之祸，就是通过一双象牙筷子看到了纣王奢侈腐化的苗头和趋势。对箕子的这种远见之明，韩非子评价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

抓住带有发展趋势的关键因素，这种预见能力是高度智慧，历史上很多人物事件都因此或避免祸患，或开创生机。《汉书·魏相丙吉传》上记载：

吉又尝出，逢清道群斗者，死伤横道，吉过之不问，掾史独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驻，使骑吏问：“逐牛行几里矣？”掾史独谓丞相前后失问，或以讥吉，吉曰：“民斗相杀伤，长安令、京兆尹职所当禁备逐捕，岁竟丞相课其殿最，奏行赏罚而已。宰相不亲小事，非所当于道路问也。方春少阳用事，未可大热，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时气失节，恐有所伤害也。三公典调和阴阳，职所当忧，是以问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体。

丙吉是西汉宣帝时期的丞相，他有一次外出遇到了两件事。一件是群体斗殴，一件是有人赶牛。他对前者不闻不问，而后者却亲自上前询问。常人看来，打架有死伤是人命大事，而牛不过是耕地的牲畜，为什么不顾人而要顾牛呢？原来丙吉认为管理百姓打架的事情是长安令、京兆尹这些官员的职责，不需要丞相出面。但他发现牛的状态不对，它没走多远却气喘吁吁，那时是春天，却出现了像在暑天才有的样子，丙吉推测是天时节气不对，有可能妨害农事，这可是关乎天下人民生计的大事，一旦农业出现问题，很可能造成饥荒，“调和阴阳”是三公之责，所以他要追问清楚原因。

而孔子“文事武备”的主张曾挽救鲁国于危难。《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为司寇。这年夏天，齐国大夫黎鉏对齐景公说：“鲁国重用孔丘，观察形势，必定会危及齐国。”于是齐景公依据黎鉏的建议，派人到鲁国提出要与鲁定公举行友好会盟，约定在夹谷相会。鲁定公毫无戒备地准备会盟，孔子办理会盟事宜，说：“臣闻有文事必有武备，有武事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建议定公带领左右司马，效法古代诸侯君主配备齐全文武官员一同前往，以备不时之需。

齐、鲁两国国君到了夹谷，那里已经修建了会盟的土台，台上也准备好了席位，设有三级台阶，两君相互揖让登台。双方馈赠仪式过后，齐国的有司快步上前请求说：“请演奏四方各族的歌舞。”齐景公说：“好。”于是齐国的乐队以旌旗为先导，头戴羽冠，身披皮衣，手执矛、戟、剑、楯等兵器，喧闹着蜂拥而上。此时孔子一改往常斯文，大步迈上台阶，还差一个台阶时扬起袖子来大喝一声：“两国国君正在庄严的会见，为什么让野蛮的歌舞出现在这里。请有司命令他们退下！”有司只好示意这帮人下去，但他们还在观望，要看齐景公的眼色行事。齐景公觉得不好意思，挥手让乐队下去了。过了一会，齐国有司又快步上前说：“现在演奏宫廷音乐。”齐景公说：“好。”于是齐国的戏谑艺人和侏儒边舞边唱地走上台去。孔子又赶快上去，大步走上台阶，还差一个台阶的时候就大声喝道：“这是戏弄诸侯，按律当斩！请有司命人执行！”有司不得不执法，这些人当即身首异处。

孔子利用周礼作为武器，讲道理挫败了对方的阴谋。齐国本来通过计谋压制鲁国，但没想到鲁国已经做好万全准备，只得草草结束，颜面扫地。而为了挽回面子，齐国最终把多年来侵占鲁国的郓、汶阳、龟阴之田归还了鲁国。

所谓“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喻远也。”（《淮南子·说山训》）从细微之处预判深远的东西，通过个别窥知全体、透过表象探究本质，这是一种能力——对苗头性问题能够防患于未然；对事物变化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能够明智预见、提前布局。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前瞻性思考强调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预见事物不同阶段的发展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迫切需要回答好“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

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由于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在源流、体系上有较大差异，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学习和引进了大量西方学术概念、范畴、命题、理论。有些学者因此否定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跟在西方学术后面亦步亦趋。然而，哲学社会科学是特定国家或地区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经验总结，如果套用于解决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问题，结果往往是水土不服。②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诸如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样的重大课题，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国外理论也不可能解答。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西方学术理论进行了反思和辨析，认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需要建构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进入新时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推出众多优秀学术成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作出了重大贡献。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我们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这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全新要求，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我国有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独特的国情，解答中国的问题，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依样画葫芦，必须有自己的立场、态度和主张。只有牢牢扎根中国大地，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提出解决新时代各种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才能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才能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增强预见性、把握规律性，更好指导中国实践。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面对动荡变革的世界，如何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进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如何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如何加强科技合作，通过科技创新共同探索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更好增进人类福祉？如何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完善全球环境治理，推动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些问题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回答。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海洋科学、纳米科学、高能物理、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这些科技前沿领域，我们能否抢占先机？气候变暖、环境恶化、能源资源短缺、粮食安全……这些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都需要中国学者贡献智慧。同样，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国际环境深刻变化，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如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

二、全局性谋划——“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

《礼记·中庸》中记载，春秋时期鲁国第二十六任君主鲁哀公曾请教孔子为政之道，孔子为鲁哀公详细解说“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为“天下之达道”，也就是天下人所共同遵守的伦常大道，如果运用“天下之达德”也就是“知仁勇”去维系这些关系，就能够充分发挥大道的作用，实现社会稳定、家国富强。而能够做到“智仁勇”的前提是选贤任能、修身以仁。随后孔子总结：“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其中“豫”同“预”，二者均有预先计划、准备之义，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预先规划才能有的放矢。同样道理，完善的规划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六百多年前，明朝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占应天，取得皇位后为永乐帝，“思继志之所先，惟都邑之为重”，为了攘外安内、国祚长久，朱棣在运筹地理与历史、军事与民族、政治与社会等诸种因素构成的大局之后，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迁都北平。③

纵观历史，北平地理条件优越和建都历史悠久，那里气候温和，位于三角形华北大平原的顶点，是华北平原与西北蒙古高原，以及东北松辽平原之间各条通途的枢纽，谓“内跨中原，外控朔漠”（明·杨荣《题北京八景卷后》），地理位置非常适合定都。此外，自前燕之后，政治中心逐步自西趋东转移，自慕容儁都蓟城开始，随后史思明便以范阳为燕京，历经辽南京、金中都，直到元大都，北平逐渐成为中国政治中心。

同时，朱棣还综合考虑了北平所处战略地位和明初民族矛盾。明初蒙古贵族势力的猖獗，直到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明右丞相徐达率师攻占大都，曾问明太祖朱元璋是否要追击向北逃亡的元顺帝，而朱元璋认为元朝运势已衰，所以让他们自生自灭，等出塞之后加固边疆防守即可。但是故元势力不甘心于失败，仍然想重回北平，这就铸成“边境之祸”的隐患。要知道，明朝初年的北平“三面邻虏”，明廷将主要兵力部署在以北平为中心的长城一线，形成了政治中心在应天，而军事重心实际上在北平的状态。在半个世纪的军事冲突与民族矛盾中，洪武年间先后五次大规模地对蒙古用兵，而朱棣曾先后七征蒙古。北征共三路：东路出山海关，入辽东；中路出古北口，至土剌河；西路出居庸关，临溺水——三路均以北平都司为始终点，所以在军事冲突与民族斗争中，北平战略地位日趋重要。

北平三面靠近边塞，是防守的军事重地：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分设九边——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和固原。它以山海关和居庸关为东西门户，联结九边，抵御蒙古，北控朔漠，以固疆圉。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战略地位，加强了当时燕王朱棣的政治力量和军事实力，也为“靖难之役”取胜提供了重要条件。

洪武后期，北平实际上已在逐渐地向全国政治中心转化。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朱棣被封为燕王。燕王左相华云龙即经画“建燕邸，增筑北平城”。洪武十三年（1380年），燕王就国之后，北平地位更为重要。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棣败故元太尉乃儿不花后，洪武帝诏曰：“清沙漠者，燕王也。”两年之后，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三月，皇太子朱标死后第三日，明太祖曾想立燕王朱棣为皇太子，但最后还是采纳了刘三吾的建议，立“皇孙世嫡承统”。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命北平属卫将校悉听燕王节制，所有军务“一奏朝廷，一启王知，永著于令”。那时北方诸王中，秦王樉（治西安）、晋王㭎（治太原）、代王桂（治大同）、辽王植（治广宁）、谷王橞（治宣府）、宁王权（治大宁），燕王权最大且最重，似有分庭抗礼之势。朱元璋晚年的时候，太子标、次子秦王、三子晋王相继死去，其身后的政治权力重心已移向四子燕王朱棣。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朱元璋病重，敕都督杨文等曰：“一切号令皆出自（燕）王，尔奉而行之，大小官军悉听节制”，提高了燕王朱棣的政治地位。半月之后，朱元璋病危，去世之前十天，他颁诏受命燕王封国北平。至此，北平不仅为明初的军事重心，而且在向着全国政治中心转移，这一转移最终通过“靖难之役”实现。

洪武帝去世后，应天与北平在军事、政治力量的对比上，北平居于优势。燕王朱棣抓住时机，兴师问难、率师南进，受到建文帝顽强抵拒，最终历时四年攻占应天，夺得皇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成祖即位后，论功封爵的二公、十三侯，都是朱棣的“熊罴之宿将，帷幄之谋臣”，多为北平都司属下将校，尤以燕山三护卫将校为主。这些谋臣宿将在北平居住时间长，又有恒定产业，此时功高爵显，都愿意明都迁到北平。

随后经历了十八年的曲折过程，通过移民充实、治河通漕、伐采备料、营建宫阙等整体性大规模的建设，造就了都城北京。如今透过故宫，我们还能感受到来自大明王朝的恢弘气度。诚然北京作为明代十四朝都城，确实有水源缺乏、粮食不足、靡金治河、“逼临大虏”等四种弊端，但是更有影响至为深巨的六大利益。

第一，加强了明廷对北方边疆的统治。自唐以后，北方、特别是东北少数民族迭兴，建都在燕是必然。因为定都金陵，位置偏南，难于控制朔北。永乐帝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居中定鼎，将都城自南京北移近三千里，因此密切了同北方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联系，加强了对北疆和东北疆的统治。鲸海库页，西濛北漠，都置于明廷统辖之下。

第二，加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朱棣一生戎马不息，经常出塞征战，其子孙也继续“天子守边”，巩固了明初的稳定。但是正统以后国力渐衰，塞北蒙古、东北满洲贵族不断驱骑南犯京师。最为突出的三例为正统十四年（1449年）也先“土木之变”，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庚戌之变”，和崇祯二年（1624年）皇太极“己巳之变”。而明朝以“皇帝守门”，国都当敌，城坚池固，兵力雄厚，“天下勤王”之师迅集，均使之不得志，足见明成祖迁都北京是一项“固国之策”。

第三，促进了北京地区的经济发展。北京处于华北平原农业经济区和塞北高原畜牧业经济区交接线上，经济原本并不发达。定都北京后，通过赈灾、免税、垦田、移民等一系列措施，仅永乐二、三两年，就迁徙两万户、约十万人充实北京；又先后疏浚通济河、通惠河、昌平河、浑河等，均有利于北京地区农业发展。同时，全国能工巧匠荟萃于京师，建筑、烧造、鼓铸、军器、织染、工艺等行业大为振兴。另外，北京为漕运的终点，四方财货汇聚京师，并在京设官店、榻房和会同馆。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山东巡按陈济曾说：“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发展之快可见一斑。

第四，北京不仅成为明代的政治中心，更成为文化中心。京师设置国子监、翰林院，举行会试殿试，设立钦天监、观象台等，儒士云集，畴人荟萃，为诗文、小说、书画、农学、医药学、金属冶炼等方面发展提供重要支撑；许多外国留学生在京肄业，后期耶稣会士来华，在北京广泛地进行文化交流，不仅促进本土文化丰富发展，更为此后中外交流打开门户。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利玛窦来到中国广东，首次将四书译为拉丁文，寄回意大利，肇始中国经学的西传。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又将五经译为拉丁文，并在中国杭州出版。直到清代初年，诸多西洋传教士纷纷大量翻译中国经书，寄往欧洲并盛称中国伦理哲理与政治思想深湛，一度激起欧洲思想界波澜。

第五，北京营建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都城建设的典型。北京作为全国政治心脏和文化大脑，在元大都殿阁园囿的基础上，兴建宫殿城池、坛庙衙署、文庙学宫、亭台苑林，整个城市布局严整，层次分明，规模宏伟，建筑壮丽，是当时世界上最宏丽壮观、金碧辉煌的城市之一。整个北京城沿中轴线铺展开来，辉煌的皇宫之外是皇城，正门为承天门（天安门）；向南至大明门为宽阔的大道，道路两侧筑有东、西千步廊；千步廊左侧为礼、户、吏、兵、工五部等中央机构，右侧为五军都督府衙所。皇城之外为大城，南部为繁华商业区，大城共开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阜成门、西直门、朝阳门、东直门、德胜门、安定门九门，大城南郊建有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和山川坛。整个城市设计充满传统文化理念，展现出盛世气象与大国风采。

第六，北京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和物质文化遗产。继明之后，清朝又定鼎燕京。北京经过明、清两代五百年的经营，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中国历经两年多年的朝代更替，曾建立过近三十个王朝，各有其都城、宫殿，最后只留下一座明清紫禁城，成为神州大地上仅存的宫殿孤例。恩格斯在《从巴黎到伯尔尼》中曾说：“只有法国才有巴黎，在这个城市里，欧洲的文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样可以说，只有中国才有北京，只有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创造北京；而在北京这座城市里，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达到了光辉灿烂、登峰造极的境地。北京已作为中国著名古都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载入人类文明史册。

今天，当我们再次登上故宫午门城楼，明代盛世的恢弘大气、中轴线城市布列井井有条，一览无余。“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与诸子登岘山》）梁思成先生曾说：“这样一条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这条中轴线历经了600年历史光阴，代表中华民族始终向前延伸。正如清史专家阎崇年所说，从明代建成的北京城来看，北京城有明显的“三凸”。首先，午门是宫城的正门，向南还有端门和承天门（天安门）向前延伸，它们与“左祖右社”（太庙和社稷坛）以宫城为依托，形成“第一凸”。其次，承天门（天安门）、大明门（大清门、中华门）以“左文右武”以皇城为依托，形成“第二凸”。最后，丽正门（正阳门）、永定门以及天坛和山川坛（先农坛）以内城为依托，形成“第三凸”。这“三凸”层层递进，向南延伸。坐北朝南看去，京城前方几乎没有高山大河的阻挡，视野开阔，一千公里一直到黄河，象征着中华民族前途远大，开拓进取，“凸凸凸”地向前走。④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全局性谋划强调用全面系统的观点从大局出发观察和解决问题，要求正确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一定要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新征程上，我们要牢固树立全局意识，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善于把本地区和本部门的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

2018年9月，联合国的最高环境荣誉——“地球卫士”颁奖典礼在美国纽约举行，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荣获“激励与行动奖”。颁奖词这样评价：“这一极度成功的生态恢复项目表明，让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行，将产生变革性力量。”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2003年6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的倡导和主持下，以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环境改善为重点，浙江在全省启动“千万工程”，开启了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核心的村庄整治建设大行动。20年来，浙江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千万工程”造就了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成效显著，影响深远。⑤

“千万工程”的主要内容包括全域编制建设规划、实施村庄环境综合整治、培育建设中心村、抓好农村垃圾革命、深化农村厕所革命、推进农村污水革命、保护利用好历史文化村落、加强乡村风貌引导、开展美丽乡村示范创建等，是一项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工程。浙江围绕科学规划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身心美总要求，推进农村生态人居、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文化建设，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了农业生产、农村建设、乡村生活生态的良性循环，走出了一条迈向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康庄大道，成为系统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同时，实施“千万工程”，从统筹城乡发展到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始终坚持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把农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系统考虑、统筹协调，逐步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20年来，从“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引领起步，到“千村精品、万村美丽”深化提升，再到“千村未来、万村共富”迭代升级，浙江省委始终把“千万工程”作为“一把手”工程，保持战略定力，一任接着一任干，不断迭代深化，积小胜为大胜，创造了接续奋斗不停歇、锲而不舍抓落实、“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典范。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新征程上，更要以全局性谋划的战略定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整体性推进——“国之四维”缺一不可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经过反复征求意见，综合各方面认识，我们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其中“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一句出自《管子·牧民》：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轴；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到西汉贾谊向汉孝文帝提出《治安策》时概括引用为：“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北宋欧阳修又在《新五代史》中归纳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其中“维”，最初是指系物的大绳，发展为“纲”“网”等意思，总之是具有维持、保持事物的含义；“张”是施张、建设的含义。合而言之，在国家建立之后，在具备一定物质基础之后，要维系国家持久发展需要同时注意四个层面的精神建设，才能够在已有基础上全面推进人民全面发展，进而实现国家富强。很容易理解的是，一切物质财富的创造和运用都需要人的力量，其中最为核心的力量来自价值观的建立，归根结底就是“什么样的公民”会成为促进或制约社会建设、国家建设的根本力量。而礼、义、廉、耻这四重维度自上而下打造了国家上下可以共同遵循的核心价值体系，高度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足以推动全国各行各业向着国家发展的方向共同发力，最终实现每个时代的历史任务。

马上安天下，何以定乾坤？答案是盛世修文。塑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全体人民的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必须通过文化工程进行系统建设，而文化工程的基础便是典籍的纂修。我国历史上每一个安定的朝代都是通过纂修治世盛典以凝聚前人的智慧结晶，开创后世的全面辉煌。从“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尚书》）开始，华夏先祖几千年来一直记录历史、提炼智慧、总结经验、流传经典，举全国之力实现道统文脉的赓续，至唐贞观编成《群书治要》，汉永乐编成《永乐大典》，清乾隆编成《四库全书》，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尽收囊中，乃至汇聚天下多元文化之精华，成为国之瑰宝，更成为全人类文明的宝藏。

其中，《永乐大典》便是顺应“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的皇皇巨著，“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⑥。全书共22877卷，另有凡例、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采录自先秦到明初的典籍多达七八千种。在御制序中，明成祖朱棣称该书“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⑦

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决心修一部巨著彰显国威、造福万代。最初令解缙主持编纂（规模147人），一年后修成《文献大成》。但朱棣亲阅后甚为不满，于是永乐三年（1405）钦点姚广孝担任监修，同时将编纂队伍扩大到2196人（累计达3000多人）。劳三千之众，绵历四载，参照元人阴幼遇《韵府群玉》、钱讽《回溪史韵》体例，以《洪武正韵》为纲，“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将自古以来书籍整段整篇，甚至整部一字不易地全部抄录，“直取全文，未尝擅减片语”，保存了古书的原貌，辑录了上起周秦下迄明初的典籍，许多不见存于后世的佚文秘典赖此得以流传。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定稿，朱棣看后甚为满意，撰序云“上自古初，迄于当世，旁搜博采，汇聚群分，著为奥典”，赐名《永乐大典》。

全书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才抄写完毕，卷帙浩繁，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在这方面，清代一些学者对《永乐大典》所作辑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乾隆年间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清高宗的批准，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先后参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共辑出书籍：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总计385种，4946卷。其中重要的文献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才得保存下来。

《永乐大典》所载之书以宋元时期的著作为多，到明代编辑《文渊阁书目》时，这些著述已经是十不存三、四了。到了清代，只有十之一、二还在流传。加上《永乐大典》收录的典籍除比较正规的儒家典籍、史传百家、历代文集等，还收录了大量的方舆志乘、小说戏曲、医学方技、道佛典籍等，所以历代学者都把《永乐大典》看作辑佚之渊薮，他们在其中爬梳整理，把分散在各卷中的典籍汇总起来，使许多佚书得以重现人世。《永乐大典》作为中国古代规模最大、最为成熟的类书，其价值远远不止这些。即便是现存的残卷，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医学、语言、地理等方面也堪称丰富的宝藏。

郑振铎先生曾经感慨：假如《永乐大典》全部保存至今，我们对于中国古文学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仅仅就这百存三四的《永乐大典》说来，我们已经可以从那里边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资料了。⑧

2020年7月，中国藏家以6400多万元人民币，在法国拍下两册四卷《永乐大典》，引来世界范围的关注。2021年6月1日起，“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永乐大典》的回归和再造”展览在国家典籍博物馆正式开展。“珠还合浦”比喻东西失而复得，“历劫重光”比喻历经劫难、重见光明。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表示：“在国图4000万册的总藏书中，200多册的数量不足为道，但这200多册的《永乐大典》正是国家图书馆的文脉所在。”此次展出的9册《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为近年来首次展出，多册为具有代表性的海外回归文献，如1938年王重民自英国为北平图书馆购入的“农”字册，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送还中国的“颂、溶、蓉、庸”字册，1955年德国政府送还中国的“士”字册等。此外，还有1951年商务印书馆捐赠的“水”字册，1958年北京大学捐赠的“水”字册等，充分体现了国家及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华典籍的重视与爱护，体现了中华文脉赓续不断的默默情怀，更体现了中华儿女滴水成渊、聚沙成塔的磅礴凝聚力。

无四方，何以中国？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整体性推进强调从普遍联系的角度出发谋划发展，注重把握整体与其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要求处理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整体推进，增强各项措施的关联性和耦合性，防止畸重畸轻、单兵突进、顾此失彼。”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全国一盘棋”，以问题为导向，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增强发展的整体性，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有新的使命担当，新时代的文明发展有新的宏伟蓝图。植根于深厚的历史自信和高度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特别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要论述科学把握了新时代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方向，进一步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明确了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塑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根本旨归。⑨

无中国，何以文明？2022年5月27日，北京中南海。一次聚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这里进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带着对中华文明的深邃体认，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⑩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站在文明高度，“走自己的路”便有了强大底气。2022年金秋，重大文化工程《复兴文库》正式出版发行。全五编包含60多卷、300多册、1.1亿多字，已出版三编共计37卷、195册、6190万字，时间跨度达百余年……皇皇巨著，字里行间回响着一个古老民族走向复兴的铿锵足音。习近平总书记在为《复兴文库》所作的序言中写道，“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发出了“坚定历史自信、把握时代大势、走好中国道路”的时代强音。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了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发展目标。回望来时路，中华文明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历经千年风雨而依然璀璨夺目，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轴上，写就光芒万丈的篇章。阔步新征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盛世修文”，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在馆内的兰台洞库多次说起这四个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是我非常关注、亲自批准的项目，初心宗旨是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把自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中华文明观”的进一步深化，对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作者系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形势与政策教研室副主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讲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23ZDA016）核心成员】

参考文献

①贺夏蓉：《以系统观念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3年2月15日。

②谭铁牛、张宗益、张平文、甘霖：《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人民日报》，2023年6月12日。

③阎崇年：《明永乐帝迁都北京述议》，《中国古都学会·中国古都研究（第一辑）——中国古都学会第一届年会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3-51页。

④于蕾：《国家宝藏（第三季）》，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

⑤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千万工程”蕴含的科学思想与方法》，《浙江日报》，2023年6月12日。

⑥记者陈雪：《到国图看〈永乐大典〉的前世今生》，《光明日报》，2021年6月1日。

⑦高寿仙：《〈永乐大典〉是一部什么书？》，《学习时报》2021年2月1日。

⑧万建辉：《〈永乐大典〉具有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教育意义》，《长江日报》，2021年12月7日。

⑨李凤亮：《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时代华章》，《南方日报》，2023年6月12日。

⑩新华社记者：《疏源浚流 与古为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系列述评之一》，新华网，2023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