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安市纪委监委回应民生关切，深入基层一线察民情、解民忧，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图为该市纪检监察干部在上白石镇白石坂村听取群众意见建议。 吴其文 摄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其他九个方面一起概括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能够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十个重要元素。这些元素，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坚持“第二个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马克思主义也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中获得丰厚滋养。
民为邦本，原写作“民惟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这也是中华民族历代相传的箴言。
为政以德，出自《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描述的是崇尚德治的治理模式。德治是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依据，代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突出的政治品质。
作为中国传统的治理思想，民为邦本与为政以德密不可分。从“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等表述可见，民为邦本与为政以德是具体与抽象、实践与理念的对应关系。
“民心无常，惟惠之怀”，民为邦本为“为政以德”提供了行动指南，将抽象的“德”转化为了具体的“民”。相关论述，古籍的记载不胜枚举，如“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左传·哀公元年》）“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战国策·赵策二》）为了使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理念与取向更加具象化，先贤赋予其养民、富民、教民三个层次的具体内涵。《论语·子路》篇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此勾勒出由为政以德治理理念到民为邦本实践方向再到“庶”“富”“教”具体路径的完整图景。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为政以德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显著标识，归根结底是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道德主义所决定的。值得一提的是，为政以德作为中国传统治理的精神内核，虽由孔子提出，但经过历史长河的氤氲激荡，已化润为诸子百家融会贯通的理念体系。其中不仅有儒家“仁”的意蕴，也有道家“顺”的内涵，还有法家“规”的要素等，最终在诸多思想流派的碰撞中，形成了至今仍然发挥效用的政治智慧。
马克思认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群众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从历史必然性的整体力量出发驳斥了英雄史观的意识决定论。
首先，群众史观坚持人民群众是财富的创造者。恩格斯说：“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人民群众在生产过程中不断改进工具、提升技术、积累经验、总结教训，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推进生产关系不断变革，才会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
其次，群众史观指明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是人民群众发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实现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社会制度的新旧更替。
再次，群众史观主张人民群众才是英雄人物。恩格斯说：“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正是这些广大群众的、整个民族的、整个阶级的行动‘引起重大历史变迁’。”毛泽东也基于群众史观的科学立场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描述了一种代表人类道德自由与自觉的共产主义道德理想形态，“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根据唯物史观的科学逻辑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论证了共产主义道德理想的价值应然性与历史必然性。同时，他们还明确了公有制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共产主义道德。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架构强调了共产主义道德的本质是人的自由，充分肯定了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实践性与能动性。
“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理念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不仅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还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根基。
一方面，群众史观与民为邦本在坚持群众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方面高度契合。如《荀子·王制》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恩格斯认为：“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如同无数力的平行四边形形成的一种总的合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著名的“舟水论”与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平行四边形论”，都从量变与质变转化的角度说明群众不仅是数量最多的社会群体，而且经群体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合力会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另一方面，共产主义理想与为政以德在社会治理的“善治”层面实现了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畅想的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为政以德主张的是德治，而德治又意味着“一体为仁”“忠恕之道”“民胞物与”的圆融状态。彻底解决斗争与矛盾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为政以德追求的和谐圆融愿景反映了“善治”的殊途同归。
群众史观与民为邦本虽然都突出了群众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但二者对应的对象不同。前者是无产阶级用来武装自身的科学理论，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合理性；后者则告诫为政者要严守视民如伤的治国底线。将群众史观自下而上的发动与民为邦本自上而下的贯彻相结合，不仅展示了群众观点理论向度的双向贯通，还开辟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互动路径。
共产主义理想与为政以德对自由的实现与内蕴有着不同维度的把握。共产主义理想追求的自由是社会的整体性自由，对应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的经济基础。但凡具备了足够的物质生产条件，个体自由与整体自由便是客观规律与发展趋势所主导的必然结果。为政以德蕴含的自由则侧重于为政者从善如流的感召，呈现的是个体内在的自我超越，即以修身为起点，进而实现知情意、心性行、真善美相统一的境界。将共产主义理想由外向内的方式与为政以德由内向外的路径相结合，不仅能实现物质自由与精神自由相互同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且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形成了客观规律与人性、民情交互作用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徐佳佳 作者单位：河南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