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聂菲璘

从“第二个结合”看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①

内容摘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要担当好这一使命，必须坚持“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建立在对中华文化“志于道”和“一体之仁”的内涵本质和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特性的深刻把握之上。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是做好“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的方法论原则。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的认识，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第二个结合”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积极弘扬者。在百年奋斗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提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在百年历史中的重大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必然要求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要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当前，中国最大的实际之一就是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了五千多年的历史实践验证。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就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历史长河中自强不息、砥砺前行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历史一脉相承，文化不可割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改革开放30多年探索史，这些历史一脉相承，不可割裂。”他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因此，坚持唯物史观，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就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第二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矛盾原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唯有抓住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正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党内“左”倾思想，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转移到阶级斗争上，导致“反右倾”扩大化，以致酿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这些错误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能与时俱进地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原理所致。

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以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发生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于如何实现民族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经济总量无论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在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中，中华民族通过“宣文教以章其化”，开创了成康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一系列盛世，享有“华夏之族”“礼义之邦”的美誉，在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方面更是拥有五千多年的经验、方法、智慧和效果，达到过“囹圄空虚，刑措不用”“民不忍欺”的治理境界，形成过“万国来朝”“协和万邦”的国际局面。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为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提供智慧源泉和文明支撑。

可见，“第二个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言片语的片面执着，而是对其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基本原理的坚持，唯有如此，才能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机和开放性。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5000多年绵延不断、经久不衰，在长期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根本特征，也铸就了中华民族博采众长的文化自信。但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文明，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一个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文明古国如何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更好地走向未来，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古镜今鉴、古为今用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关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既实现自身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一步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必须回答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要在新时代带领全国人民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在世界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遭遇的挑战和问题前所未有，面临的任务和情况艰巨复杂，如何避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陷阱和危机，并为世界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做出英明决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向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中华文明探寻智慧，把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下去，发扬光大，即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以文化人”“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理念，为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深厚历史根基与文化底蕴。

二、做好“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准备

要做好“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仅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还必须对中华文化的本质内涵有深刻把握，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和突出特性有宏观认识，在此基础上，才能正确提出“第二个结合”的方法论和根本遵循。

深刻把握中华文化的本质内涵和核心价值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奠定在对中华文化本质内涵的深刻把握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志于道”的圣贤文化，提倡“一体之仁”的德性论和核心价值，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最根本原因。

中华文化的核心就在于道、德二字。“道”是宇宙万有的本体，是自然而然、本来如是的规律。“德”是人体认“道”、成为“得道之人”的品质状态。道为德之体，德为道之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强调古代士人读书的目的在于成为“大人”、志在圣贤。所谓圣贤，也就是开启了自性明德的得道之人，这种“得道之人”在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称呼，例如，在《周易》中称为大人，在儒家称为圣贤，在道家称为真人。

荀子说：“道者，古今之正权也；离道而內自择，则不知祸福之所托。”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顺着天地自然之道来修身治国，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否则必然败亡。而“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常理是恒常不变的，历久弥新；而体现和落实这些常道的方法和形式，则可随时代发展而加以适当取舍和创新。这就是“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

圣贤作为彰显了自性明德的得道之人，因而也具有共同的德性。例如，《论语》载：“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老子云：“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圣人无常，以百姓心为心。”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王阳明先生说“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可见，能够洞察宇宙人生真相的得道之人，都具有“一体之仁”的德性。

“志于道”“一体之仁”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内涵和核心价值，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历久弥新的最根本原因，也是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关键。

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和突出特性

习近平总书记说：“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越全面，对历史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党的历史智慧越丰富，对前途的掌握就越主动。”正是在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和突出特性全面把握的基础上，习总书记把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概括为五个方面：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系统研究了世界各国文明发展史的基础上，最终对中华文明给予高度评价。因为此前产生的所有文明中，历经两千年以上，即使遭遇王朝更迭依旧保持文明特征连贯性的只有中华文明。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在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都尊重了古圣先贤“志于道”的发展方向，采取了“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坚持了“民胞物与”的道德观念。这种宇宙观、思维方式、道德观念渗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具体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思想观念和制度设计之中。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传统历史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性及独特的民族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因此，读懂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特别要深刻理解中国历史文化中“志于道”的发展方向，因为这是理解中华文明具有突出连续性的关键。“道”是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依据道而治理，可以超越特殊而达到普遍，这也使得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具有了文明价值，既有时代性，又有超越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早在《周易》中就有《革卦》与《鼎卦》，后世将其合二为一成为“革故鼎新”这一成语，表达除旧用新的意思，与因循守旧相对。《周易•序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寓意改革、创新的有为精神。无论是《周易•革卦》中“天地革而四时成”、《周易•鼎卦》的“君子以正位凝命”，还是《诗经》的“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都旨在强调要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而非陈陈相因，故步自封。自古以来，这种改革创新精神便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使得中华民族勇于打破旧世界，开辟新时代，迎来新征程。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这种统一性来自于古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圣先贤（“得道之人”）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周易》所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因而能够明白“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真相，秉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价值观。可见，体悟并按照一体的宇宙观来行事的人就是圣人。在这种一体观的影响下，一家之内父与子、夫与妇；一个团体之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长辈与晚辈，乃至朋友之间、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是一元和合的思维方式。以此为指导，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始终保持着人与人、人与国家、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只有“一体”才能“和”，因而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化解冲突、促进和平；而西方文化以二元对立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对立引发竞争，竞争升级是斗争，最终引发战争。一元和合的思维方式是理解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关键。

在解决中西问题中，必须认识到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真实的西方近代史是建立在殖民和掠夺基础之上，借助工业化而实现逆袭，其发展逻辑不具备普遍性，只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局部形态，其建立的功业只可大而不可久。当前经济全球化产生的各类问题，亦是西方国家资本掌权、无序扩张、过度逐利、监管失守、政商勾结的必然结果，根源依然在西方国家的根本性矛盾。面对这些问题，西方自然会捉襟见肘、束手无策，甚至成为很多问题的幕后推手。西方发达国家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贫富悬殊、形式民主、文化庸俗、社会混乱、生态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都是以二元对立为思维模式，以自由主义为出发点的必然结果。而破解这些问题的唯一路径，便需要跳脱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回归中华文化一体的宇宙观，行一体之仁。唯有如此，才能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在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等传统观念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文明的共处提出确实可行的方案。

在古人“天人合一”的理念下，孕育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协和万邦”的博大眼光和开阔胸襟，形成了世界大同、胸怀天下的文化传统，对内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外形成的是“万国来朝”的国际局面。在《未来属于中国》一书中，汤因比指出，要避免世界动乱、拯救人类文明，未来的世界必须走向统合，因此，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世界政府”是必要的。但这个统合绝非依靠军事、强权的统一，而是依靠文化的统合。特别是核武器、生物圈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危机，依靠狭隘的政治国家是无法有效应对的，应该基于整个地球的一体视野去应对。而中国在历史上既有长期统一的历史经验，中华文化也拥有天下一家的胸襟，所以汤因比把世界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华文化上。“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②他认为，中华文化如果能被世界各国所学习和借鉴，必能带给世界和谐、和平与希望，因为中华文化是讲求道德仁义的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具有普遍性的，可为弥合国家之间、政党之间、族群之间，乃至宗教之间的分歧提供最大公约数。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化可以为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提供出路，未来需要建立一种新型世界体系，使世界人民携手共进，共同开创美好未来。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今，经济上通商往来、文化上交流互鉴等，都是在国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国内与国际相结合。中华传统文化自古以来就提倡“和而不同”的治理境界。中华文化是“志于道”“合于道”的文化，同时怀抱着开放的态度，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在文明交流互鉴、文化不断融合中，中华文化与其它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志于道”“合于道”的特点不仅使中华民族在文明互鉴、文化交融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自信，也避免中华文明被其他文明所反噬。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中国的历史经验是“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强不执弱，富不侮贫”“国虽大，好战必亡”“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些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深深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中国始终追求和平的发展道路。虽然“王霸之辩”始终是中国历史上争论的焦点，但是梳理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可以发现，王天下所成就的功业可久可大，而霸天下的功业虽可大但不可久。如今，王道天下与霸道殖民也成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背后的原因。正是在王天下超越霸天下理念的指引下，发展出了诸多超越：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社会安定超越资本扩张、合作共赢超越零和博弈、和平超越对抗、追求长久超越追求一时，从而呈现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对比。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关于“道”的整全认识。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都循“道”而行，如《中庸》所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人无论是在处理与家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是在处理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都崇尚效法于“道”，按照“道”的要求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理，成就平治天下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人形成了关于治国理政和社会发展的庞大而又严谨的治道体系，其中既涉及为君之道、为臣之道等关乎“人”的一面，也有为政之道等关乎“制度”的一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道治国。

习近平总书记从10个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做了提纲挈领式的概括，即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为人们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文化底蕴指明了方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与此一脉相承，全面地体现了古人治国之道的精髓。这十个方面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蕴藏的精神气质的最佳体现。

唯有深刻把握中华文化的本质内涵和核心价值，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和突出特点，才能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并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借鉴和出路。

三、做好“第二个结合”、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进行深刻总结，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具有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了“第二个结合”必须遵循的方法论：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坚定文化自信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传承至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圣贤之道的传承。圣贤之道的传承需要有圣贤人开展圣贤教育，将人培养为圣贤，进而践行圣贤政治，使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制定遵循志于道的发展方向和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古人讲“文以载道”，圣贤之道记载在经、史、子、集之中，特别是经部典籍，记载的是自古以来的圣贤治国之道的智慧和经验，因此需要通过研究经典，特别是对古圣先贤治国理政所遵循的圣贤之道进行深入挖掘，使圣贤之道得以彰显。同时，中国古圣先王依循圣贤之道创下了成康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一代又一代历史盛世，因此也需要深入史书，通过学习历史，具体剖析盛世的历史成就及其背后的治理规律，研究中国历史上圣贤政治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过程，从而总结出成就盛世所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即中国传统治道思想以及与此相应的圣贤政治体系，并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探索理论和制度创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然而，由于20世纪的一些历史原因，在经历了对经典的误读和对圣贤的批判后，一些人对中华文化的误解达到了顶端，因而一度丧失了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面对西方的经济增长、物质繁荣和科技发达，盲目的崇洋媚外、不加选择的“拿来主义”也甚嚣尘上，导致了一批年轻人不认同中华五千年的养生文化，却以吃西方的垃圾快餐为荣；读不懂祖宗的文言文，却以看英文电影为乐；不能欣赏礼仪之邦的礼乐文化，却以传唱外文庸俗歌曲为流行……凡此种种，让人深刻地感受到，一个没有高尚文化熏陶的民族，犹如一个没有高尚精神支撑的躯壳。中国人迫切需要的是树立文化自信和实现精神独立。

在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之下，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③“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朱熹园考察时的讲话振聋发聩，引导人们在理解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时，当放眼五千年文明史，从中华五千年文明中探寻其历史文化底蕴。这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考察调研的目的，也是要传达这样一种理念：唯有深入经典、学习历史，才能深刻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才能自觉肩负起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才能真正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文明自觉，才能充分发挥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中的重要作用，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铸造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秉持开放包容

中华文化在继承中发展，在交流互鉴中历久弥新。中华文化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成果汇聚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璀璨的结晶。“展开历史长卷，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旗袍等，展现了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④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⑤在文明交流互鉴、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中华文化将其它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外来文化在此过程中完成了本土化，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外来文化本土化，就是要对外来文化去粗取精，将其融入到“志于道”的中华文化之中。“志于道”“合于道”的特点不仅使中华民族在文明互鉴、文化交融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自信，也避免中华文明被其他文明反噬——即使在国家形态遭受局部入侵乃至发生朝代更迭时，文明也并未中断发展。

结合中国共产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建设经验与成就，以及中国近代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深刻剖析取得“中国之治”成就的深层原因就在于遵循了历史上成就盛世的普遍规律。同时又在坚持志于道的方向和一体之仁的德性论的基础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创造性发展了传统圣贤政治体系。“中国道路”也是一条有别于西方宣扬的所谓普世主义之外的一条可供借鉴的成功之路。

坚持守正创新

回望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守正创新”一直是其中的精神内核和精华所在。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这一点，他指出：“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有着守正创新的传统”，守正，守的是正道、正气，创新的是表达形式、方式。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上，需要在认识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古镜今鉴、古为今用，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做好传承、弘扬工作，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文化”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是由两个字构成的。“文”就是指文字、文章、礼乐制度、鼓乐、曲调等等。而“化”就是人受教而变化，在《说文解字》上把“化”解释为“教行”。人们接受了道业、变化气质、改过迁善，在各方面起了若干的变革，这种“变革”就称为“化”。所以“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字、文章、礼乐等文艺形式变化人的气质，使人达到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的目的。这说明，圣人顺应天道自然的规律以及社会人伦大道之礼来教化人民，强调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无论是文字、典籍、礼乐还是其他艺术形式，都以承传和弘扬“道”为宗旨。

汉字作为当今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集形音义于一体，是一种智慧的符号。声音言出即逝，汉字经久不衰。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到小篆、隶书、楷书，可谓一脉相承；虽然形音义多少有所变化，但汉字作为语言文字的载体亘古不变，并且本身具有教化的内涵。汉字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纽带，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至今的关键因素。

典籍记载的是古圣先王“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智慧和方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和教训。《群书治要·序》云：“载籍之兴，其来尚矣。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故作而可纪，薰风扬乎百代；动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中国古代史是一部不间断的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在经史子集等典籍的熏陶下，中国古代士人形成了特有的精神品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等等。深入经典、学习历史是弘扬中华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最重要方式。

礼乐是古圣先王顺承天道以治人情的具体形式。礼乐出于人之自性，先王依循本性自然，作训垂范，制礼作乐，教导民众，民众循礼修道，返其自性，是内在美德与外在行为规则的统一。《礼记·乐记》云：“先王之制礼乐，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这点明了礼的本质在教化。民懂礼则易教。《孝经》云：“道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从前周公制礼作乐，使成康二代德教普施，祸乱不起达四十余年。礼乐教育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古人把礼比作防洪的堤坝，废除堤坝，就会洪水泛滥，造成危害。因此，自汉以降，历代多以礼乐政刑治国，采取了礼主刑辅的治国方略，中华传统文化又被称为礼乐文化。因此应当重视挖掘古人关于礼、乐、政、刑四者的排列次序中所体现的治国理念，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礼乐文化“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眇”的“禁于将然之前”“防患于未然”的治理效果。

中国古代的文学、戏曲、书法、绘画、雕塑、建筑、工艺、园林等其他艺术形式，也都秉持了“思无邪”的理念，都具有引导人向善好德，明了人伦大道，做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一种文艺形式都是真善美的统一，都将“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作为内在要求，这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息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进行创新必须坚持的前提。在现代社会，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电影、电视剧、网络、微视频等现代科技和信息化手段宣讲中华传统美德，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总之，“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建立在对中华文化的本质内涵和突出特性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重大理论创新，唯有遵循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的方法论原则，才能更好实现“第二个结合”，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而实现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深厚而坚实的理论基础。

①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②[日]池田大作 [英]阿·汤恩比著，苟春生等译《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283—284）

③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01日第02版。

④习近平：《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09月28日，第02版。

⑤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求是》2019年第9期。

（作者分别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专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核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