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聂菲璘
【摘要】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的关键在于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道路上，铸就了百年辉煌。在新的征程上，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道路上，再创新的辉煌。
【关键词】 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十大历史经验，其中第三条历史经验是“坚持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程中，在追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不断理论创新，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铸就了百年辉煌历史。《决议》指出，“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一、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的关键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断的创新中发展形成的。大学期间的马克思从康德、费希特的理想主义转向了现实，开始阅读黑格尔及其弟子的著作。在《莱茵报》工作期间（1842-1843），马克思更多接触并了解现实，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思考，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开始转向唯物主义。1843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创刊号上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1843年10月流亡巴黎后，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从哲学之外的新领域进行理论探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和共产主义学说。流亡布鲁塞尔后，1845年春，马克思完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确立了实践的观点。在与恩格斯的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唯物史观，完成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由此拉开了马克思、恩格斯科学指导革命活动和理论研究的序幕。
就在同一时期，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爆发，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然而三大运动都遭到了镇压，教训深刻。因此，创立一种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革命理论成为工人阶级的迫切需要。1847年12月9日至1848年1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党纲——《共产党宣言》，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纪元，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1850年代开始，欧洲资本主义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阶级对立的形势缓和，工人阶级政党纷纷成立，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社会思潮纷纷涌现。1875年，德国柏林大学的欧根·杜林以“社会主义的行家或改革家”自居，极力推行所谓的“新社会主义”理论，然而其实质却是在变相扼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杜林主义进行批判，不仅是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是革命现实的需要。1876年至1878年，恩格斯完成了《反杜林论》，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杜林主义进行了批判，第一次全面、系统而又深入浅出地将马克思主义呈现在世人面前，加速了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并转化为行动指南，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新回归正确的方向和轨道。1880年，恩格斯从《反杜林论》中摘录若干章节编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支持和理论支撑。
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中形成的。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说明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恩格斯讲到：“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中，恩格斯讲到，“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887年，在恩格斯致弗洛伦斯·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信中写到，“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也不止一次地强调要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生机的关键。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不断的创新发展中，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行动指南的。正如《决议》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
二、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的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并且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然而，在迅速建党的过程中，理论准备却不充足，很多党员先入党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投入斗争实践而无暇顾及理论研究。不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能理论创新，教训是惨痛的。从1921年建党到1935年遵义会议前，党内相继发生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左倾盲动错误、左倾冒险错误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国革命经历了两起两落，即工农民主运动的兴起（北伐胜利）和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运动的兴起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左倾路线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战略转移。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中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的高度对中国革命的实践智慧进行了理论总结，是中国革命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同志高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际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不自觉地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1945年，党的七大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空前统一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巩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了“第二次结合”，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这一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及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超额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两弹一星”研制成功，“四个现代化”提出，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等。在探索之路上，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因此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必须发展新思想、创立新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
三、坚持理论创新 再创百年辉煌
坚持理论创新，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它与实践密切联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具有与时俱进的特点。1842年，青年马克思发表了《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其中写道，“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这种哲学与实践相结合从而理论创新的思想，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成熟过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历史经验证明，能够紧密结合实践推进理论创新时，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充满生机活力；若是理论的发展落后于实践，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受损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学习掌握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我们推进各项工作，要靠实践出真知。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发展观、矛盾观中的原则，依然可以运用在分析和解决现实的问题，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新理论再应用于指导新的实践。
坚持理论创新，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最终扎根中国大地、开花结果，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同我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和广大人民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通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孕育了丰富的思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以这些思想为指导，形成了丰富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如朝廷制度、郡县制度、土地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选拔制度、任用制度、考课制度、奖惩制度、薪俸制度、致仕制度及科教文卫制度等。在这些思想和制度的支撑下，中国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效仿。这些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智慧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它植根于中华大地，溯源于历史长河，汲取了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晶。
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深刻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在新的征程上，不能僵化教条、搞本本主义，不能刻舟求剑、理论脱离实际。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初心使命，直面风险挑战，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发展大势，勇于自我革新，不断自我完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道路上，再创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