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芳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的强大不是一国独大，中华民族的复兴也不是扩张或侵略，而是以一身之自强厚德带动天下各国、各民族自身发展，共同守护万物命运、开创世界美好未来。这种眼界与胸怀，正是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理想追求。

“天下为公”原句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是孔子在参加鲁国蜡祭仪式后向学生子路讲述的上古大同世界的景象。他感慨与之相比，春秋时期的祭祀礼仪徒有形式，而失去了“大道”的实质，人心不公。“大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道统，是人认识到事物对立又统一的自然规律，明了天地万物本来为一体关系的真相，所以胸怀对待任何事物都像对待自己一样的同理心，也就是“公心”。此大道流行于上古三皇、中古夏商周三代圣贤治国理政的时代。古圣先贤立身行道，为先民谋幸福而无私奉献。在圣贤榜样带动下，先民在生活、劳动中同样“为公”不为私，“公”即“共”，大家都以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共享、共治，各路贤达于群众中推举出来治理社会事务，最终实现大同世界。

《尚书》记载，上古时期的尧帝遵循古人流传的天地之道、大公之德，凭借钦敬贤人、明察下情、推举适当、道德纯备四种品质教化先民，实现了天下安定。他诚信、恭谨、克己、礼让，美好的德行传播到四方以外，以至充塞于天地之间，成为上上下下的楷模。他首先修身以彰显本性美善，上能孝养高、曾、祖、父，下能亲爱子、孙、曾、玄，使得九族亲睦、家族整齐；进而根据国家官员职位的需要分别选任贤才，让有德有才之人都得到任用，所以百官尽职尽责、国家大治。国家内部治理有序、人才济济，在接待外宾、出使各国等方面就获得众多外族部落的拥戴，所以四方邦国有无互通、关系和顺。天下众人因此受到尧帝的恩惠，像崇敬日月一般尊重他的美德，自发地向他学习，民众的修养与德行不断得到提高和完善，最终实现了唐虞时代风俗大和的大同景象。

在孔子看来，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人都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而奉献。德才兼备的人被大家推举出来治理公共事务，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和睦相处，人们不仅仅亲爱自己的家人，也不仅仅抚养自己的子女，还让老人们都能安度晚年，青壮年都有用武之地，孩子们都得到抚养，鳏夫、寡妇、失去子女的老人、失去父母的孩子、身体不健全的人、有疾病的人都得到抚恤；男子都有正当的工作、承担责任，女子都有合适的归宿、履行义务；人们痛恨糟蹋浪费财货的行为，但没有占为己有的私心；厌恶自己的力量不能发挥在有用之处，但不是为了谋取私利。所以，阴谋诡计自然闭绝不兴，盗窃掠夺的事情也不会出现。因此，夜晚睡觉都不用关闭大门，这就是大同世界。

然而孔子出生于公元前551年，正是我国历史上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所谓“礼崩乐坏”，是指西周王朝封土建国的礼乐制度因诸侯之间征战而日渐崩溃，造成了天下秩序的混乱。当年商纣王昏庸腐败、丧失民心，周武王得道多助，一举推翻殷商，建立了西周。创立之初，周武王只保留了方圆约1000里的土地作为首都，称为“王畿”；然后把其余的土地和人民分封给同姓宗室，以及一起打下江山的大臣贵族，让他们建立起各自的诸侯国，大大小小约有800余个。比如，齐国的开国君主，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姜子牙，就被分封到了齐国（今山东省内）。这样一来，西周王朝自上而下便形成“王（天子）、侯（亦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卿、大夫、士、庶民”的社会结构，这就是“封土建国”。

为稳定这样的格局，西周统治阶层制定了一套严格规范的礼乐制度。“礼”最初是由圣人根据天、效法地的规律而创造出来的，承载着天地之道、大公之德，贯彻在丧、祭、射、御、冠、婚、朝、聘各种礼仪活动之中，同时也指礼仪，是不同阶层人们在政治、宗法、权力和义务等方面的规范准则。人们遵循礼，形式上是按照礼仪处事待人，实质上是引导人们秉公心、行正道。而“乐”是音乐，通过德音雅乐培养贵族阶层的道德情操，让人从内心引发出仁爱公心，来参与治国理政。圣人通过礼乐教化，把天地大道明示给各级官员，兴起大公无私为人民谋幸福的风气，国家自然得到治理，诸侯们都听从周天子的号令，各诸侯国社会秩序井井有条，实现了天下民众的安定生活。历史上记载，周成王、周康王在位年间天下安宁，有四十余年没有出现过犯罪事件，刑罚的器具都废弃不用，被称为“成康之治”。

但是到了周朝末期，周王室的贵族不再遵循礼乐制度，渐渐腐败堕落、丧失民心。诸侯国对周天子不再心悦诚服，纷纷僭越礼制，各自都为自己家族谋取利益，竞相争夺天下的人、财、物，发动了大大小小的兼并战争，这就是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各诸侯国在战争中此消彼长。比如，楚国国土面积在西周时期只有方圆50里，到了春秋时期扩大到方圆5000里。日益强大的诸侯们不再把周王朝放在眼里，各自称“王”；鲁卿季孙氏甚至僭用天子的礼乐，享受64人歌舞团的待遇，远远超过礼制规定的32人；还有些大夫去祭拜以往只有周天子才能祭拜的泰山……凡此种种都是“礼崩乐坏”的表现，社会秩序被完全打乱。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各诸侯只关心自己的家族，付出和索取物质财富或劳动都是为了家族私利。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力和财物，以礼的名义来设置城池，以保障自己的地盘；以礼的名义设置纪律规范，来实现君臣端正、父子亲笃、兄弟友睦、夫妻和合。这样只重视礼的名义而忽略实质，即使有制度，也尊重勇士智士，但是一切事功都是为了私利，就产生了机谋和战事，导致民不聊生。孔子对这样的社会痛心疾首，所以到处拜师求教，寻找救世之方。

他曾经向老子问礼，而老子也感叹，失去“大道”以后，人心越来越狭隘，美德和礼乐都成了空洞的形式。他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意思是，“大道”丧失之后，人们就丧失了公心，不再以天下为一体，不再大公无私地奉献，而是只顾自己领地的发展，这样还算有大德大爱；“大德”丧失之后，人们还懂得“仁者爱人”，人与人之间还保有五伦五常的正常关系；丧失仁爱之心以后，人们还懂得讲义务、讲责任，只做符合道理的事情；然而在责任感丧失以后，就只能依靠礼的形式去规范行为，让人仅仅在表面上有善的样子而已。

孔子一生学习古圣先贤流传下来的文化，感叹于曾经盛世的美好，于是周游列国呼吁再创大同之治。但在当时追名逐利的统治阶层无法接受，于是他退修诗书、培养贤人。当他读到《周易》这部古老文献时几乎手不释卷，在家时他将竹简在席子上摆开阅读，外出时则放在随身的口袋里不时翻看，就这样“温故而知新”以至于“韦编三绝”，创作了十篇传文，充分揭示出简单卦象和古老文字背后的核心理念。

此后，《周易》作为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结晶，被后世学者称为“大道之源”，其所承载的“天下一体”的理念统摄万事万物，所谓“冒天下之道”。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都从这里发源。在千年、万年的历史长河中，这一大道孕育出中华民族的广阔胸襟、大同理想、和合品质，展开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仁义礼智的中华儿女、和睦幸福的家风传统、团结互助的社会风貌、国富民强的大治之世、睦邻友好的天下图景……直到今天，我们还一直承传着这一道统，它已化作我们精神深处的文化基因。

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就指出：“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世界各国人民应该秉持‘天下一家’理念，张开怀抱，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

今天，中国共产党再次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中国共产党带领着新时代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当仁不让地承担起大国责任，将为人类的持续发展与共同进步作出越来越多的贡献。

【作者系山东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形势与政策教研室副主任，原文出自外文出版社《读懂中国制度》系列丛书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