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传统伦理与人类未来”
学术研讨会会议纪要
2023年11月18日，首届“中国传统伦理与人类未来”学术研讨会在山西太原举行。本次学术研讨会由山西大学哲学学院、山西大学当代伦理研究院、南京大学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研究基地、《道德与文明》编辑部、《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东南大学学报》编辑部、《伦理学研究》编辑部、《山西大学学报》编辑部、《齐鲁学刊》编辑部联合举办。
山西大学副校长孙岩教授，山西大学特聘教授、当代伦理研究院院长焦国成教授，天津社科院研究员、《道德与文明》主编杨义芹，江苏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新时代中华传统美德研究基地主任、南京大学陈继红教授，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院院长、《伦理学研究》负责人向玉乔教授，东南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樊和平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肖群忠教授，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南京大学杨明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刘余莉教授，江苏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华家文化研究院院长、江苏师范大学陈延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华东师范大学付长珍教授，河北师范大学赵忠祥教授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中国传统伦理与人类未来前沿问题。
01开幕致辞
大会开幕式由山西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尤洋主持，孙岩、杨义芹、陈继红先后致辞。
孙岩代表山西大学对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也对各位专家光临山西大学指导交流，表示热烈的欢迎。孙岩回顾了山西大学哲学学科发展的历程，并且分别从人才供给、学科评估、双一流大学建设机制三方面对山西大学未来的发展规划进行了分析。最后孙岩期望本次会议能够顺利召开，并对各位专家长期以来对山西大学的支持表示再次感谢。
杨义芹对会议主题“中国传统伦理与人类未来”作了三点解读。第一，如何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的发展；构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该如何解决传统和未来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到底该怎样结合等一系列问题。第二，中国特色的伦理学的学科建设，包括其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是要从传统伦理文化当中汲取营养。第三，会议主题突出了人类的关怀。“人类未来”的主题说明这项事业不仅仅是中国的，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的。
陈继红表示，所谓中国伦理学，意味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意味着以传统伦理为本，西方伦理为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伦理研究的具体展开为追溯传统、关注当下、展望未来三个面向。本次会议的主题“中国传统伦理与人类未来”正是希望在对人类未来的思考当中，展望中国传统伦理新的生命形式。最后，她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同时也祝山大伦理学蒸蒸日上，走向辉煌。
02主旨发言——第一场
陈继红担任主旨发言第一场的主持人，樊和平、肖群忠、杨明、刘余莉、徐嘉依次发言，向玉乔点评总结。
樊和平——伦理文明观与人类未来
樊和平认为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根本上是文明观的冲突。百年不遇之大变局、新冠疫情和重大自然灾害、高技术与老龄化，宣示人类世界从诸文化实体的关系、人类与宇宙自然的关系、人类与自身的关系全景式地进入“非常时代”，遭遇“非常风险”，期待“非常伦理”。非常伦理有非常伦理智慧、非常伦理形态、非常伦理觉悟三个结构。人类社会发展史和个体生命发育史表明，伦理是人类文明的底色和历史理想，但在现代性文明中迷失。面对非常时代“关乎种族绵亘”的“非常”挑战，亟待推进“非常伦理觉悟”，进行文明观的伦理革命，其要义是使人类和人类文明“学会为伦理思考所支配”，实现伦理文明观的回归与建构。伦理文明观是文明内部诸要素关系的价值生态的文明观，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国家与国家和诸文化实体关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观。伦理文明观的“非常伦理觉悟”，具有“最后觉悟”的文明史意义。
肖群忠——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平主义
肖群忠认为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包括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和中华民族主体的国民的性格两方面的含义。和平主义在古代中国主要运用于解决我们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关系和诸侯国的关系，在当代世界，主要运用于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领域，它既是我们客观的文化精神和国民性，也是我们长期追求的价值目标。和平主义最核心的内涵就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主张以道德为教化之本，以治理好自己的家园为前提，并在此基础上感化其它民族和国家，达到“协和万邦”。当代和平主义的民族性，是传统和平主义民族性与近代中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的有机统一。在当代弘扬和平主义的民族精神，要以维护祖国的独立自由、主权完整、富强尊严为前提。另外，科技先进、经济繁荣、国防强大与全民族的爱国主义是当代弘扬和平主义民族精神的重要保障。
杨明——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文化传承与发展
杨明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后冲刺，作为一名伦理学人应当认真思考在这最后的冲刺阶段，伦理文化作为整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何去何从。第一，现代化将持续推动中国的伦理文化实现质的飞跃。从1840年开始到快速地进入现代化，中国的伦理文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二，要顺应中华文化和文化发展大势。我们踏上了现代化最后冲刺的新征程，应在整个文明发展的大趋势背景下考察当代伦理的知识体系将如何最终实现质的飞跃这一大问题。中华文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想要建立维系现代化社会的新伦理，必须经历吸纳意志文化的伦理新过程。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吸收了很多西方的当代伦理文化，所以这一条件已经逐渐成熟。要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要有一个新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文明方案。
刘余莉——从“志于道”的文化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
刘余莉认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化以“道”为本体，提倡“一体之仁”的价值观，这是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根本。正是因为以道治国，才能得道者多助，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连续性；在顺应天道的前提下与时偕行，革故鼎新，才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创新性；“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培养了中华民族“天下大同”的博大眼光和“天下一家”的开阔胸襟，对内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外形成“万国来朝”的国际局面，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化怀抱着“道并行而不悖”及“和而不同”的开放精神，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与其它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按照“天道好生而恶杀”的规律处理国际关系，必然采取慎战、德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和平性。
徐嘉——礼乐的伦理精神
徐嘉表示文明是公认尺度，代表着人类社会进步的方向。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态，是一种综合性的东西。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合理性。但只有代表人类未来的、先进的、超越民族的理念才可以构成文明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传统伦理实际上代表过去生活的一部分，且至今依然能够发挥价值。关于“礼乐的伦理精神”，他认为原初时期礼乐一体，以敬神娱神的方式，发挥了维持群体秩序、巩固共同体团结的伦理功能。殷周之际将礼乐制度化，其最大变革在于制礼作乐合于德，并以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伦理原则作为礼乐的规定性。春秋时期，孔子以仁作为礼乐的内在依据，并重视乐化育人心的独特价值。礼乐以仪节、仪式与乐歌、乐舞形式来追求“序”“和”这样深远的伦理目标，实现了礼乐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可以说，礼乐的伦理精神超越时代而绵延不断，其所追求的化解冲突后的自由且秩序井然，是中国传统伦理对于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
向玉乔 点评
向玉乔表示，文明不能没有伦理的强力支撑，没有伦理的文明不可能行稳致远。中国特色伦理学的进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以上几位老师的发言让我们再次聚焦于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性问题——文明的发展问题。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深入地、系统地探究伦理文明与人类未来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从中国哲学角度来看，我们的文化是伦理性的文化，甚至说伦理文明观是中华文明观的根本内容，如何重新建构我们的伦理文明观，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华伦理文明观和人类的未来的关系问题，这也涉及到至少两个方面。其一，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文明观能够对人类未来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中的中华伦理新形态对未来发展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发挥什么样的价值。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伦理文明是世界伦理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自己的独特突出的特性。通过几位老师的发言，我们对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伦理文明乃至中华文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全面的了解。
03主旨发言——第二场
杨义芹担任主旨发言第二场的主持人，焦国成、陈延斌、陈继红、付长珍、赵忠祥依次发言，王珏点评总结。
焦国成——张载“为天地立心”的伦理意蕴
焦国成认为，张载的“横渠四句”激励了无数文化学人，人们对其首句“为天地立心”却不得其解。首先，根据立之主体、心之地位和史籍记载，必须是为天地立心而非是立志；其次，天地不是一个有心的至上人格神，这就为“为天地立心”提供了理论合理性；再者，人的气质、私心、偏见和异端知识的障蔽，使人心不能合于天心，故而有整肃人心的必要，“为天地立心”正为正人心而设；最后，以同于天地的视角，立诚心，立仁心，立平等心，立大心，就是“为天地立心”的具体内涵。这一思想的提出，展现了张载崇高的圣哲境界。
陈延斌——中华传统家礼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陈延斌认为，中华礼文化是由礼义、礼仪、礼节、礼制、礼器、礼乐、礼教、礼法、礼治、礼俗构成的体系，家礼亦然。家礼文化是传统家礼在价值理念、仪式、制度、器物以及教化等行为活动等多层面的体现，比家法、族规、家训等其他家文化形式更具有仪节的庄严性、礼义的教育性和制度的规范性等特点，在家文化和中华民族整个礼文化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家礼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治家、齐家、教家的重要制度文化，也是新时代优良家德、家风培育和公民礼仪文明建设的丰富资源。借鉴传统家礼以仪立范路径涵养公民个人品德，吸收传统家礼伦理内涵滋养良好家风与淳朴世风，继承弘扬传统家礼称情立文的撰订原则助推社会礼仪文明建设。
陈继红——克己复礼为仁：“非常风险”中共同体感的唤醒
陈继红认为，“非常时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晦暗图景要求我们重构一种“非常伦理”来化解其带来的危机。在儒家视域中，共同善的实现以共同体感的唤醒作为内在支持，“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们不断地突破个体感的局限而实现个体意志的抽象聚合。从日常伦理的角度，儒家所理解的共同体感不免会遭到罗尔斯“自由主义式”立场的指责，但是面对“非常时代”中的危机，就需要人类将个体感的特殊目的抽象集合为体现人类整体利益的共同体感，由此获得对抗人类生存危机所需要的聚合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主张个体感的优先性很可能使人类陷入“囚徒困境”而无法自拔。因此，从“非常伦理”的角度来看，儒家“克己复礼为仁”的观念有利于唤醒一种与人类共同体共生的普遍情感，以此有效地化解不同个体之间及区域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分化与利益冲突。
付长珍——中国伦理学如何“再出场”
付长珍认为，作为一门古老而青春的学问，中国伦理学有着悠久丰厚的文化传统和话语资源，建构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奠定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基。在全球一体化和世界哲学的视域下，中国伦理学如何“再出场”，不仅是一个学科学术命题，更是一个洞察时代精神与文明走向的现实之问。在同情地了解和批判性反思中西伦理传统的基础上，从实践智慧形态和方法论反省等层面，探寻一种大伦理学建构的理论前景，是当代中国伦理学转型创新的可能方案。未来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必须从自身固有的问题意识出发，实现自我更新和自我转化，直面生活世界和时代问题，发挥伦理学对科技创新、人类生活的引领作用。
赵忠祥——忧乐价值理想
赵忠祥认为，文明体系的存续有着多种力量与要素的驱动和支撑。就内在精神动力而言，忧乐精神、价值导向、理想追求成为中华文明延续不衰的内在主导力量。忧乐精神增添了中华民族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奋发向上的勇气；价值导向支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社会心理、意志趋向乃至全部精神生活，也最能反映出中华文明本质性一面；理想追求则是对现实的突破与超越，反映出民族发展的向上力量，凝聚着深邃的思想智慧，体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
王珏 点评
首先，通过上午各位学者的发言感受到中国传统具有的一种“十字打开”的宏阔气象，既要挖掘传统经典中的伦理价值，也要面向世界和未来，在面向现实的关怀和深厚的历史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张力；其次，顶尖学者严谨、严密的治学功夫和批判性的思考，正是当代青年学者需要学习的思想态度和方法；最后，我十分深刻地感受到了各位学者是有温度、有情怀、有风骨的，这几点想法不仅是关于如何做学问，还是关于如何做人的问题，希望与大家共勉。
04第一分会场（第一场）
第一分会场第一阶段由东南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学报》主编徐嘉主持。向玉乔、杨普春等7位专家学者做精彩汇报。
向玉乔 湖南师范大学
中华传统美德的辩证性特征
向玉乔指出，在厘清中华文化的伦理向度时，首先需要考察中华伦理文化二元或多元的本质特征，儒家伦理思想并非唯一正统，儒家和道家的伦理思想维度构成了中华伦理思想的二元结构，因此对构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做出两种判断：一是在中华文化的背景下，将儒家与道家的伦理道德辩证统一起来，二是在解释中华传统美德时要在牢牢把握多元统一的层面上做出观点解释。他还具体列举了概括中华传统美德思路的五个观点：尊重传统、自强不息且戒骄戒躁、伸张正义、强调爱国情操、坚持原则且灵活变通。
杨普春 宝鸡文理学院
论《周易》的“德命”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观
杨普春从四个方面对“德命”思想进行了阐释，一是以“正本清源”的方式厘清传统道德发生的基础，中国传统哲学中“德”的建设与《周易》密不可分，而《周易》早期的“德”思想又与“命”思想的认识存在直接关系。二是所谓“以德论命”的本质是通过对世界“生生之性”的领悟来实现的。三是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德命”体系包括“天地之大德曰生”的价值根据论、“居安思危”的君子人格主体论、“感而遂知”的生命体知论、“修身”为原发机制的道德实践论等。四是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元”理论上再出发，为构建现代性话语体系提供新思路，以“生生”之德来阐释新的道德体系促进理论的历史兼容性。
吴雅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国传统儒家“共同体感”的当代应用
吴雅思认为，在全球治理背景下，面对世界的局部战争、贫穷、环境污染等问题时，当今社会的共同体建设存在着自我优先性的还原论和多元价值难以调和的双重困境。针对于此，中国传统儒家的共同体思想，更强调“共同体感”的先在性。与西方个体主义使得欲望理性和精神不对称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传统儒家在类、情感和天道的动态互构过程中，遵循和塑造了“纽带——关系——规范”这一内生型伦理结构。中国传统儒家提供了一种有望破解前述困境的关于“关系性”思维的新方法，强调了包容性、协作性和共生性的治理方式。
周晓莹 黑龙江大学
《论语》中“孝”观念的三重维度
周晓萤从主体、家庭和社会三个角度对“孝”观念进行阐释，她认为，在主体维度，《论语》中的“孝”观念淡化宗教色彩的同时明确其道德理性。在家庭维度，“孝”在孔子看来并非是一种自然流露的情感，它需要经过“礼”的规范约束，在宗法人伦秩序下，按照人文理性的标准予以呈现。在社会维度层面，“孝”是维护统治最为恰当的伦理情感工具，因为“孝”的伦理内涵原初就包含了人对群体秩序的理性自觉与伦理预设。“孝”在观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对现代人生存境遇、家庭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培养提供有益思路。
金香花 辽宁大学
现代社会的自然与名教之辩——兼论中国伦理发展的未来价值
金香花认为探寻中国伦理学的现代发展和未来价值需要从学理上分析所面临的新挑战——自然主义基础的“坍塌”，因此需要考虑以下四个问题。一是现代之家对中国伦理的自然主义基础的挑战，现代经济的发展弱化了自然主义家本位的伦理关系，生命技术不断以超越自然和反自然的方式使人脱离身份的自然属性。二是新科技对伦理自然基础的新挑战，生命科学的飞速发展、人类世、后人类、后自然等概念冲击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关于能否可以后自然地建构伦理学，从人与人相互关系角度构建伦理秩序，人类最终将在我们的道德关注范围内为非人类的事物腾出空间。四是社会转型必然伴随着道德话语的重构还需要不断探索，更多地将和“道”相关的中国传统精神作为未来资源的基础。
朱莉涛 江苏师范大学
传统家礼文化的功能、影响及当代价值
朱莉涛认为，传统家礼文化的主要功能体现在：以仪立范的规范功能，教以效化的教化功能，怀宗追远的聚族功能，整齐门内的齐家功能，以礼入法的辅法功能。然而传统家礼文化植根于封建社会之中，因此要以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审视其历史影响。她认为，阐释一种文化的意义关键还在于从当代社会发展的背景之下探究其在人类生活及文化发展中的价值。礼行于外、德诚于中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石，为此，现代文明礼仪培育应将“礼”贯彻于日用常行之中，重视礼仪教育及礼仪规范。
牛绍娜 南京师范大学
以优秀传统家训文化滋养当代家庭文明新风尚
牛绍娜认为，中华优秀传统家训文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当代家庭文明新风尚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滋养作用。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家法族规的严肃性内嵌着伦理属性与道德价值，因此借助传统家训族规合理训诫制度，可以增强当代家庭教育权威性；第二，传统家训有着浓厚的崇道重德特征，凸显了中国传统社会德性主义的文化特质；第三，传统家训包含敬长孝亲要义；第四，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在传统社会发挥着治家教子的重要作用；第五，传统家训中守望相助是邻里关系追寻的旨意。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弘扬传统家训守望相助的睦邻文化，构建以邻为伴的邻里关系，培育文明新风尚。
暴庆刚 南京大学教授
点评
暴庆刚表示各位专家和老师的发言紧扣会议的主题，对中国传统伦理与人类未来相关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解读，有宏观上谈论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容；也有中观上探讨家礼文化的内容；还有微观上探讨道德理论的内容。对于中国传统道德及其现代价值都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揭示，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其次，这些深入的思考不仅对当代伦理学建构有所启迪，也对各位专家、学者进行伦理学研究有着重要启发。最后，在传统伦理和现代社会的问题上，有三个关键词值得注意，第一个就是“继承”，第二个是“弘扬”，第三个是“转换”。
05第一分会场（第二场）
第一分会场第二阶段由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刘余莉主持。徐嘉、暴庆刚等8位专家学者做精彩汇报。
徐嘉 东南大学
礼乐的伦理精神
徐嘉认为，探寻礼乐之治的产生起源，以开展早期文明中对于祖先、图腾、自然神等外在审美力量崇拜仪式为其发端。殷周之际礼乐制度化发展，其最大变革在于使制礼作乐合于“德”。从古代政令传递、民风民情采集、士族礼乐教化事例中可得，“乐”化育人心具有独特价值。另外，《乐记》论述乐的功能为统一感情，即以乐的形式对所发事件展开善恶评判，进而引导大众产生共同情感。中国传统伦理下的礼乐之治借助艺术的手段调动情感层面的审美愉悦，其背后贯穿伦理认同机制，对于世界各民族发展具有重要贡献。
暴庆刚 南京大学
宋代庄学中的“道”论
暴庆刚认为，宋代庄学中的“道”论诠释除对道之无形无相进行准确把握与阐述外，创造性地强调和突出了道之本体义涵及道之本末体用。道之本末体用区分为两个不同层面：本末层面关注道、物 （或事） 关系，并由道及物，或由天道而及人事，从而贯通道、物；体用层面关注的则是道本身之一体两面，即体乃道之体，用乃道之用，道之用最终通过具体之物或事而得以呈现，因此道之本末、体用也得以贯通。宋代庄学中的“道”论解决了无形无相之道何以生成万物的逻辑矛盾，同时也消融了道与物、无为与有为之间的张力和对立，为现实的有为之治找寻到充分而合理的基础。
张小星 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天道”概念的形成及其伦理意义
张小星认为，“天道”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于春秋时期逐渐形成并发展，其具体包含“天之道”与“天道”两种表述方式。首先，“天道”概念最先由春秋前期楚国贵族邓曼提出，意谓天帝所显示的必然规则。其次，春秋中期哲人在继续肯定“天帝”信仰的基础上，逐步凸显并深化了“天之道”概念的政治哲学意义：侧重关注“天人之际”，尤其强调作为至上神的天帝及其意志对于世俗王权的规训与制约、以及世俗之人对于天帝及其意志的敬畏与顺从。进而，春秋后期哲人明确提出并强调“天道”的用法，在政治哲学领域对“天道”与“人道”之关系的认识更加深入，并从伦理意义的角度证成“天道”对于“人道”礼仪规范超越性与正当性的统一。
贾谋 《道德与文明》杂志
黯淡的未来和传统伦理的灯塔
贾谋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形势不可避免地面临低迷和停滞时，伦理和道德观念也需随之进行调整。通过分析经济发展规律与探索中国传统伦理特性可知：其一，经济增长并不能长期维持高速，低迷和停滞必将到来。其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建立的伦理秩序和推崇的价值观念无法适用于低迷和停滞时期，甚至将造成混乱。其三，中国传统伦理恰好适用于低迷和停滞时期的伦理构造和道德体系。其四，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调整其自身，使生活在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被“启蒙”过的人们对其重新接受。
王觅泉 中国政法大学
儒家“仁内义外”原则的现代转化
王觅泉认为，郭店简《六德》篇提出一种“仁内义外”说，主张“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斩恩”。这种“仁内义外”的原则是有一以贯之的价值，虽然我们今天的交往生活空前地扩展和深化了，但是“内”和“外”的分界仍然存在，它们分别相当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以情感为纽带，主导原则是仁爱，公共领域通过理性建构起来，主导原则是正义。“大格局观”提出扩大“个人所关注的利益圈”的规范性主张。这一主张需注意，不同范围的交往生活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应该采纳不同的主导伦理原则。“大格局”的理想应该建立在坚实的底线和细致的分寸之上。
张雪 山西大学
《庄子》“仁义”批判理论辨正
张雪认为，《庄子》的“仁义”批判从“乱人性”“撄人心”“挠天下”三个方面展开，揭示了“仁义”所引发的人生困境与社会问题。后世注庄者们将“仁义”批判的矛头指向“仁义之迹”，但这并不能在《庄子》的批判语境中成功捍卫仁义。《庄子》“仁义”思想问题的关键原本就并非“仁义”本身，而是对“仁义”的拔高、崇尚与滥用。有为政治一旦推行，就无法摆脱僵化为“迹”的命运，亦无法避免其弊端的产生，而这正是《庄子》“仁义”批判的理论实质。《庄子》之批判为儒家仁义理论如何避免异化、如何进行理论的自我完善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而辩护者们对有为之迹合理性的论证也使我们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对待儒家传统中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入世的、有为的思想。
孙效文 山西大学
功夫论的重建一一以高攀龙的道德修养论为例
孙效文认为，阳明在晚年时提出“致良知”说，由于客观原因使其并未予以详细阐明。后学们在解读这一命题时却产生诸多歧义并于晚明时将“致良知”之说带入歧途。以道德修养的视角而论，将“致良知”说带入歧途的诠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聂豹的归寂说；其二是王畿的先天正心说；其三是王艮的日用即道说。为了就正这一空疏学风，高攀龙首先一本朱子，积极主张“持敬涵养”与“即物穷理”并行。在此过程中，高攀龙逐渐发现朱子道德修养论始终存有无法兼顾内外的不足并最终归本朱子业已扬弃的道南学派。
尼莎 河北经贸大学
先秦儒家修身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尼莎认为，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与当今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先秦儒家修身思想来说，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通过仁、知、勇的统一，内圣外王的统一，动与静的统一，进而统归为壹是以修身为本的修养进路。这一修养方式不仅在功夫论上具有独特意义，而且对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当代大学生要自觉树立起责任担当意识，在历史机遇期淬炼自身，立志为民族复兴踔厉奋斗。
金香花 辽宁大学
点评
金香花表示各位发言人的文献功底扎实、问题意识突出，拥有真正的现实关怀，同时对各位发言人的主题进行了讨论，其中十分肯定各位发言人所做的学术工作。金香花提出，对于传统伦理价值的探究以及中国传统伦理在现实社会中的转化等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且各位发言人的视角新颖，为研究传统伦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
06第二分会场（第一场）
第二分会场第一阶段由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委党校（江苏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杨明主持。赵清文、焦秀萍等8位专家学者做精彩汇报。
赵清文 河南大学
老子的幸福观及其政治伦理意蕴
赵清文主要讨论了老子政治伦理思想中的有关幸福的问题，区分了建立在快乐感受上的俗人的幸福和与“道”一体的“圣人”的幸福，这两种境界的幸福的主体分别对应着政治生活中的普通社会成员和社会管理者两种身份，在实践中相辅相成。“圣人”追求的“独异于人”的幸福，是为了更好地帮助老百姓实现普通人的幸福；普通人的建立在快乐感受之上的幸福的实现，是“圣人”的与“道”一体的幸福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老子的幸福观虽然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但它对于今天的政治伦理建设，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焦秀萍 山西大学
韩非子治道义旨考究
焦秀萍认为，认定法家为“非道德主义”，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研究中的一个误区。焦秀萍分别从考伦理“实情”的思维基点，尚以法为教的公德导向，重以赏罚扬善惩恶的实操路径，求国家富强的现实目的四个方面阐释了韩非子伦理思想的主要意志。韩非子之所以被看成是一个“非道德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以下四个误解：他对作为其思维基点的社会伦理实情的叙述，被当成了其伦理思想观点本身；他对建立在血缘和私谊基础上的伦理道德的否定，被当成了对一切道德的否定；他视以德治国为迂阔、重法治赏罚、重治国实效的思想观点，被当成了刻薄寡恩的反道德的专制主义；他重视国家实力和富强的思想，被当成了专门为君主服务的战略谋划。韩非子是一个国家主义的、寓伦理道德于法的伦理思想家，其伦理思想具有尚公、尚实、尚法、尚功的特点。
张波 宝鸡文理学院
“事天”之道：《西铭》的伦理体系述论
张波认为，《西铭》一文具有较为严密的伦理体系，与其文章结构、行文方法以及张载本人思想等密不可分，依次阐释了历代关于《西铭》主旨的解读、“事天”的主旨、“事天”的原则、工夫与境界，以及《西铭》伦理体系建构方法四部分内容。《西铭》融汇《易传》《孟子》《中庸》等先秦儒家经典，以“事天”为主旨，并基于人与天地同体的思想，提出了“民吾同胞”的事天原则，“敬乐”、“克省”的事天工夫，以及“乐天知命”、“存顺没宁”的事天境界，从而展现了张载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诠释与创新，尤其是对天人关系和个体伦理责任与义务的新思考。
聂菲璘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以天命明德为指归的民心政治——中国式民主的核心意蕴、历史实践与世界意义
聂菲璘认为，中国古人有着独特的天命观，将天命与民心相连。天命无常，全在人心向背，而决定天命的关键是明德，是道。以民为本执政理念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为政者注重民心，由此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民心政治。分别从中国古代民心政治的核心意蕴、中国古代民心政治的实践，以及中国古代民心政治的世界意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民心”即是“道”，违背道就会失去民心，行道即是以明德治国。所谓的“以民为本”，是以人之自性为根本、以道为根本。以天命（明德）为指归的民心政治，就是以道为指归的民心政治，就是依道治国。这是中国古代民心政治与西方国家民意（民粹）政治最大的不同。
刘永春 湖南师范大学
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从墨子的观点看
刘永春认为，如何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并进一步合理解释为什么有些战争是正义的，有些战争是非正义的，成为了摆在战争伦理学面前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墨子对战争正义问题的思考展现了与西方学者不同的理论路径。他将战争区分为进攻性战争、惩罚性战争与自卫性战争。首先，他认为一切进攻性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并为这一主张提供了犯罪论证、后果论证和宗教论证。其次，他认为惩罚性战争是正义的，当且仅当，惩罚战争的根本动机是“除天下之害”，只能针对“不义之国”，获得天的同意，且只能作为最后手段。第三，他认为一切自卫性战争都是正义的，因为它对抗的是非正义，维护的是人民的福祉，并且其他国家对自卫国家有国际援助的义务。墨子的这些战争伦理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规范性意义。
申静思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为政以德：曾子的治世观
申静思认为，通过对典籍的梳理可以发现，曾子在承继孔子思想的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经国治世的伦理主张，主要包括君臣之道以及以孝道为核心的治世方略两个方面。首先，曾子一方面在承续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思想理论基础上，对君臣关系作了新的诠释；另一方面，基于对当时混乱官场秩序的批判与反思，曾子结合自身的政治实践经验，着重从臣子的视角，对臣子的官德及人格气节作了颇为精彩的阐发。其次，曾子一生从政经历虽不多，但在治世理政方面，却有着“以孝治国”“仁政礼治”“敬贤任能”“爱利民众”等治世主张，虽然不尽系统全面，但这些方面即便在今日社会，也依然能对为政者加强自身官德气节修养，以及治国理政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程世平 江西师范大学
《吕氏春秋》“正名审分”的政德分说
程世平认为，吕书在“形而上”层面专于“道法”，兼容诸子百家之说，一以贯之，打破了诸子“自是而相非”的局面；在“人性论”上以“生，性也”主张“贵生”“全生”，以求通达于性命之情。基于此，在“器物”之用和具体的天下治理中，吕书由“刑”而“名”、由“方”而“分”，立上下以“正名审分”“循名责实”，追求达致“名实相符”的“至治”境界。区别于“法家”之“重法”过于“重人”、“重限制”过于“重人情”。吕书对于不同的职业划分，都有其相应的职责要求，强调各司其职、各得其宜，以至“反其质、行其情”。在相应的职业划分中，每一种职业背后的职责，最终都会内化为深刻的文化修养，逐渐形成世代之德行（性）要求与伦理精神，即与职分相应的“品行”、“修养”及“道德人格”等。因此，吕书的治道思想，便形成了“名分于前，德垂于后”，由“职分”而“德行”的独特风格。
苗水 鞍山师范学院
试论《群书治要》中的孝治思想
苗水认为，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自古以来以孝治国。《群书治要》包含的国家治理思想非常丰富，诸如德治思想、民本思想、重农思想、用贤思想等，而其中最为根本的则是孝治思想。孝治体现在治身、治家、治国三个层面，以孝治身则身修，以孝治家则家齐，以孝治国则国治。对《群书治要》的孝治思想进行探讨，可以为当今的国家治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另外，孝治思想不只是在古代可以治国安邦，在当今亦具有重要价值，有利于促进家庭和睦、改善社会风气、保障社会安定、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等。
郭清香 中国人民大学
点评
郭清香表示各位发言人的报告视角新颖，逻辑严密，同时依次向各位学者提出问题，与各位与会专家进行交流讨论，为重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并且指出各位学者文献功底深厚，问题意识突出。
07第二分会场（第二场）
第二分会场第二阶段由山西大学教授、学术期刊社副社长、《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副主编赵斌主持。谢瑜、李海超等7位专家学者做精彩汇报。
谢瑜 西南交通大学
儒家情感主义对当代医患关系重建的价值意蕴
谢瑜从当代医患关系的实际出发，认为儒家情感主义中的仁心、仁爱、仁医包含着医者仁心的丰富情感，人同此心、推已及人阐释着医患关系中的倾听与对话，知生安命、顺其自然、视死如归阐释了医患关系中的理解与重塑，德不孤、我欲仁、民胞物与阐释了医患关系中的内省与超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儒家情感主义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有助于推动医患关系中的情感回归，促进良好医患关系的重建。
李海超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良知如何先天存在与反观自证？——对良知呈现与假定之争的再思考
李海超通过分析冯友兰与熊十力关于良知是假定还是呈现的争论，指出良知呈现论得以成立的三个基本方面——良知创生宇宙万物、良知先验具足天理、良知反观自证其先验性都不是真实的。具有道德性的良知只能创生价值世界，不能创生自然世界；良知不仅不能先验地具足道德原则，而且它也不能先验地为道德发展提供心理动力，良知是外在公共性准则或情境内化于心的产物。反观，冯友兰的良知假定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良知观念，要求人们探索真实可靠的良知观念，重新认识人的心性并以此为基础重建儒家的道德哲学的重要价值。
邢梦潺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传统诗教的文化理念、时代价值与践行路径
邢梦潺认为，《诗》中的鸟兽虫鱼、天文地理、宫室器物、山川草木、礼仪制度等很大程度体现着《诗》那个时代的历史细节与风貌，昭示了先民的人生伦理、信仰道德、价值观念乃至思维方式、情感意志，为新时代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奠定了深厚的文明根基、历史底蕴与实践指引。以文明的视角传承诗教文化，推动构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有助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五千年中华文明之树在新时代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王继创 山西大学哲学学院
孟子生态思想的美德伦理意蕴
王继创指出中国传统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内蕴着由内而外的道德实践智慧，具有生态美德伦理学的表现形态和理论特质。其中，孟子从人的“不忍人之心”的道德情感和“仁民而爱物”实践理性出发关心他人与自然万物，主张不仅要尊重他人，而且要关爱万物，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生态美德实践智慧。总的来说，实现以儒家仁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美德论伦理价值观念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公民生态人格的培育具有重要的价值。
路强 四川师范大学
文明互鉴视野下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石
路强认为，生态文明是由中国率先实践，并逐渐受到世界认可的理论体系与社会发展方向。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意味着，生态文明必然是一个多元文明之间相互对话和融通的结果，生态文明作为一个学理概念，其内在的种种认知、价值、实践模式，需要进行多维的沟通与解析。对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当代新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反思，乃至当代海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剖析，都是极具价值的思想资源。
郭明 首都师范大学
王阳明的理欲之辨及其历史影响
郭明指出理欲之辨在王阳明建构和论证“心即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引领了“致良知”宗旨的创发。一方面，理欲之辨在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和推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建构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理欲之辨在阳明学的改造下逐步确立了不同于朱子学中的内涵特点和工夫形态。在王阳明的影响下，阳明后学群体出现浙中王畿的重“体悟本体”而轻“人欲克除”、泰州王艮的重“自然无意”而轻“人欲辨析”，和江右王门诸儒重“实修践履”以“去除欲根”三种主要的路向。
杨琳 中国人民大学
关于人工智能时代学习伦理的几点思考
杨琳以Chat GPT为例，指出中国与世界已经进入以数据为中心、人工智能飞速发展、智能机器和软件工具广泛应用、人机互动融合的人工智能时代。但是，与这一时代相适应的学习伦理理论体系和实践路径尚未建立。她指出要以中国传统学习伦理思想的当代发展，来指导更适合中国社会和国情的终身学习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并通过调查研究的方法，探究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学习活动的伦理认知和学习心态现状，关涉为什么学习和应当如何学习的元问题。
张波 宝鸡文理学院政治学院院长
点评
张波依次分析了以上7位老师的文章和发言内容，对各位老师的研究视野和文章的学术价值给出肯定。他认为老师们研究的问题关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既具有学术研究潜力，又具有实践指导意义。同时，文章写作思路清晰，立论明确，引人深思。
08闭幕式
本次研讨会分两个会场进行发言、点评、讨论，闭幕式由焦国成教授主持，南京大学暴庆刚教授、辽宁大学金香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郭清香教授、宝鸡文理学院张波教授作分会场汇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肖群忠教授作总结。
肖群忠总结发言，并对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认为传统伦理是中国文史学科的对象，伦理学关怀人类的未来，也要关怀中国的未来，这对于当代民族复兴有很重要的意义。因此真正的伦理学既要关注形而上学，也要关注形而下学。本次研讨会可以概述为人类直接性关怀性问题、对象的实际性问题、微观或个案的问题，这些问题对当代伦理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焦国成作会后总结，感谢各位老师同学出席本次研讨会，感恩一切要感谢的人和物，他认为这是中国传统伦理的精神，是学者们的情怀，因此我们应有责任意识，有对中国命运、人类命运的关怀，以此更好地发展当代伦理研究。焦老师还对青年学者及学生予以厚望，认为年轻一代是伦理学的未来，是中国传统伦理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最后宣布首届中国传统伦理与人类未来学术研讨会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