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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闻约取 敦厚崇礼 —凌廷堪的治学之道
2021-06-24学习时报

作者:谷文国

       凌廷堪(约1755—1809年),字次仲,祖籍安徽歙县。据《清史稿》所载,凌廷堪是乾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凌廷堪博闻强记,贯通群经,尤精于礼学,被江藩推为“一代礼宗”。凌廷堪所著《礼经释例》一书,用力至勤,寒暑不辍20余年,五易其稿始成,多发前人所未发,为世所推崇,后人治礼,莫不从中取益。
       笃志为学 毕力著述
  古人读书治学,大抵始于立志,一旦笃志为学而不改,必能有所成就。凌廷堪23岁时著《辨志赋》明志,自谓“托迹溟海,抱影穷巷,为贾则苦贫,为工则乏巧,心烦意乱,靡所适从,用是慨然有向学之志焉”,“广求圣道于《六经》”。自从笃志为学之后,凌廷堪终其一生毕力著述,即使生活中失意困顿,都不曾弃学改志。
  凌廷堪在乾隆五十八年中殿试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授予知县。但他上书吏部,请求改到学署担任教官,并说“必如此,吾乃可养母治经”。随后,凌廷堪前往安徽宁国府学署就任,将母亲和兄嫂一并接去,“孝弟安贫,谨身节用,毕力著述”。面对当时的清贫生活,凌廷堪仍然专心学问,不肯降志辱身。他在《杞菊轩铭》中写道,“忍饥诵经,此外何有。以卑自安,以贫自守。洁白在躬,延年益寿”。一副傲然挺立的君子形象如在眼前。从就任宁国府教授到辞世,凌廷堪潜心治学,在礼学、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徐世昌在《清儒学案》中称凌廷堪之学“无所不窥,于六书、历算以迄古今疆域之沿革、职官之异同、史传之参错、外属之源流,靡不条贯,尤专礼学”。除《礼经释例》之外,凌廷堪尚有《燕乐考原》《校礼堂文集》等著述传世,识见卓绝,惠泽学林。
       学则不固 择善而从
  学问之事,本非向壁虚造、固守己见所能得,学人之间的往复切磋,对于辨章学术、考镜得失有着重要作用,这即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奥义所在。凌廷堪下定立志求学的决心之后,经常出游访学,在开阔自己眼界的同时,也结识了一大批通儒雅士,学问品行方面大有增益。通过游学,不仅得到了前辈学人如程晋芳、翁方纲等人的提携关照,还与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江藩、焦循、阮元,以及乾嘉学派的邵晋涵、王念孙、孙星衍等相与论学。这些都是当时的一流学者,各有专长,故能疑义相与析。一方面阐明经典义理之所在,开显圣人之道;另一方面通经致用,在现实中求其明道救世之功。
  以《礼经释例》为例,在此书的撰述中,凌廷堪极少下断语,多是如“下以己意,俟后之学者择焉”之类,十分谦逊。遇有异议者,则先罗列众说,往复辨析之后方才说“不可从”,以示谨慎。对于同时代学者的观点,凌廷堪亦能做到择善而从。那些年龄较小的,如后来名重天下的阮元,凌廷堪也虚心请教。在《与阮伯元孝廉书》中说“今拟区其门类,为《礼经释名》一书。年来粗有规模,到都日当以草创请正也”。对于素来仰慕的江永、戴震,凌廷堪对于其说也绝非一概从之,而是既有否定,也有存疑,力图提供一个合理允当的说法。
  从《礼经释例》成书的过程来看,也能说明凌廷堪的治学态度。他曾听闻江永著有《仪礼释例》,又见杭世骏《礼例序》,担心自己所著会与前辈学人所作雷同,恐无必要,遂辍笔不作。等到他切实发现江永所作不过寥寥数页,是未成之书,杭氏又疏于《礼经》,可谓是有志未逮,于是便重取旧稿,“矻矻十余年,稿凡数易”而成此书。既表达了对前贤的敬意,也完成了自己的夙愿。
       会通其例 实事求是
  凌廷堪作为乾嘉学派的重要一员,在考据上师承戴震一脉,尤为注重典章制度,主张实事求是,由考据而通其义理;又因客居扬州颇久,也受到了扬州学派的浸润,不囿于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重其会通。正是在这种治学观念的影响下,他在礼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影响深远。同是清代礼学大家的黄以周就在其《礼书通故》中多次徵引凌廷堪的见解。
  实事求是是乾嘉学派的一贯宗旨,凌廷堪对此深为服膺,并将其运用到学问之中,作为自己的治学准则。他认为很多学者“于《礼》多喜言《丧服》之经《传》,而畏言威仪器数”,原因在于“实事求是之难而喜空言之易于逞臆也”。礼学作为实学,必须做到“事必求是”,而非妄凭己意。同时,他继承了戴震“理义存乎典章制度”的观点,对“礼之本经”的《仪礼》进行了深入详细的研究,著成《礼经释例》一书。在凌廷堪看来,《礼经》“非他经可比,其宏纲细目,必以例为主,有非训诂名物所能赅者”。所以“礼仪委曲繁重,必须会通其例”,“不会通其例,一以贯之,只厌其胶葛重复”,是无法领略到圣人制礼本意的。即使大家习以为常的儒家尊尊亲亲思想,凌廷堪也从纷繁复杂的礼节入手,指出“其繁縟之中,有条而不紊,非比其例而观之,则圣人之亲亲之杀、尊贤之等,何由而见乎?”这种循例求证的路径为人们解经释义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参照。
  《礼经释例》全书共分8例,“以明同中之异,异中之同。曰通例,曰饮食例,曰宾客例,曰射例,曰变例,曰祭例,曰器服例,曰杂例”。这样就把向来难读的《礼经》以纲举目张的形式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归纳,同时兼具了文字训诂和发明礼义的功效,融摄了考据和义理,做到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从而避免了全凭己意而解经的情况。凌廷堪在《礼经释例》的序中说,“证以群经,合者取之,离者则置之,信者伸之,疑者则阙之”,十分客观。即使遇有疑惑,也标注出“经文不敢臆改,存此以质知者”,表明了其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梁启超就称“其方法最为科学的,实经学界一大创作也”。
       以经解经 复性于礼
  经学向来难治,礼学更是难上加难,作为礼之本经的《仪礼》自唐以来就号称难读,历代为之作注作疏的极为少见。凌廷堪极为推尚此经,认为《仪礼》非大圣人不能作,欲明圣人之意,既要对经文、礼例进行考究,以经解经,通经明道,更要知晓礼之大本大用,复性于礼,用之于修身治国。
  凌廷堪认为研治《仪礼》之时,不可以汉代经师所撰述的《传》、《记》之类的“章句之余,杂记说礼之言”来核校和阐释《仪礼》之奥义。在凌廷堪看来,《仪礼》与《礼经》是一回事,其地位和作用显然高于《礼记》,只能“据经以正《传》、《记》,未可强经以就《传》、《记》也”。即使出现《传》、《记》之言与《礼经》冲突的情况,也大多取信《仪礼》,只在《礼记》诠释有可取处时才择善而从之。对于前人重《礼记》而轻《仪礼》的情况,凌廷堪仍坚持“《仪礼》十七篇者,礼之本经也”的主张,认为只读《传》、《记》而不读经,流弊甚大,不可颠倒本末。
  在《复礼》一文中,凌廷堪认为“圣人之道,一礼而已矣”,“天下无一人不囿于礼,无一事不依于礼”,所以,“礼之外,别无所谓学也”。凌廷堪批判一些学者舍弃圣人所常言的礼,而事事附会于圣人所不常言的“理”的做法,针对当时大谈心性的学风,明确提出“求诸礼始可以复性”的观点,把礼贯穿在复性、修身、治国平天下之中,最终达致复性即复于礼的境界。这样就把儒家所讲的三纲八目、人伦五常通过礼而贯通起来,复礼即是为仁,即是尽性,即是彰显圣人之德于天地之间,能使天下之人少而习焉,长而安焉,无论贤愚都能有所依循而成就自己。所以,圣人之道之所以万世不易者,就在于此。
  凌廷堪的礼学思想有着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色,其目的并不在于单纯的学术考证,而是借由礼制考证的路径实现其现实关怀,开辟出一条可供时人乃至后人明道救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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