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聂菲璘

摘 要：“中国之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时间、空间、文明三重维度进行剖析，可以建立理解“中国之治”的跨度、广度和高度，秉持相应的眼光、胸襟和格局，并进一步构建当今“中国之治”的宏大叙事。“中国之治”以“道”为形而上依据，以仁政治理为理想境界，以“庶之”“富之”“教之”为治理的基本路径，以选贤任能为关键制度，蕴含着丰富的治道思想。“中国之治”是治道与政术的统一、传承与发展的统一、历史与未来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国内与国际的结合;是求大义超越逐小利的境界，是王天下超越霸天下的追求，其普遍性得以超越特殊性。“中国之治”不仅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而且对当代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 中国之治; 传统文化; 志于道; 仁政; 一体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之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所实现的治理成就。“中国之治”不仅包含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还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能够对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

本文从探讨理解“中国之治”的三重维度出发，追溯“中国之治”的历史文化底蕴，梳理“中国之治”中对当今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理念，抽绎概括出“中国之治”的突出特征。通过古镜今鉴的方略，阐释“中国之治”在世界范围内的时代价值，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体系、为世界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解“中国之治”的三重维度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同时也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前进方向和工作要求。一时间，“中国之治”成为对中国治理取得巨大成就的总结性名词，也成为与西方民主政治弊端进行对比的描述性名词，同时，还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对“中国之治”的概念、内涵、生成、理念、特点、实践、意义等众多方面进行了考察。

从时间维度理解，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之治”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经验的时代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功实现了“中国之治”的历史性飞跃。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其实就是一部推进“中国之治”的历史。以上三个时间节点都是在当代层面对“中国之治”的界定。然而，历史一脉相承，无法割裂。“中国之治”厚植于中国文化的沃土，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滋养，理解“中国之治”时，应当放眼长远，从五千年历史的时间维度，考察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所形成的治理理念。

从空间维度理解，狭义的“中国之治”指中国的国家治理，是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治理成就及经验。但是，一个国家不能孤立存在，必定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联系，因此研究“中国之治”，就必须考虑中国同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关系。在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时，同样要将视野扩大，才能更好地做到古镜今鉴。历史上，中国不仅实现了国家治理，还实现了区域治理和世界治理。所谓世界治理，是指方国时代的由诸侯纷争到“天下”统一的治理格局。商周时期诸侯林立，是中国历史上的方国时代，限于当时社会发展和时人对“天下”的认知范围，天子与诸侯形成了一种天下体系，在中华大地上存在着一个世界，由此形成的治理格局也可以说属于世界治理。所谓区域治理，是指秦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后，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建立起朝贡体系，由此形成的治理格局。虽然强盛时期中原王朝通过如丝绸之路等方式与更远地区的国家建立了联系，也提出过“协和万邦”的理念，但是并未形成有效治理，因此虽然地域相比方国时代的整个“天下”要扩大很多，但实际治理范围相对于方国时代对世界的认知范围，则仍属于世界的一个区域。

从文明维度理解，“中国之治”是一种文明之治。“中国”既是政治的概念，又是文明的概念。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并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国”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因此在讨论“中国”时，要将其视为一种文明体。即使讨论政治概念上的“中国”，也要将其视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文明之治是上升到文明层面的治理，文明的高度超越了国家、民族、派别和宗教，因此在文明层面可以弥合分歧形成共识。所谓超越国家，是指即使朝代更迭而文明也不会中断;超越民族，中华民族不是单一的民族，也不是56个民族的简单叠加，而是具有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责任的民族共同体;超越派别，因为派别之间是在“术”的层面上相争，而文明之治的目的是为了传递“道”，“道”超越“术”;超越宗教，是指中国历史上的外来宗教，例如佛教，成功实现了本土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共识使得文明得以传承，中国之治就是对中华文明传承的集中体现。对“中国之治”从时间、空间、文明三重维度进行全面理解，可以建立研究“中国之治”应有的跨度、广度和高度，秉持相应的眼光、胸襟和格局。

二、“中国之治”的历史文化底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中国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决定的。因此，要认识“中国之治”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国家治理体系的特点，必须在对中西方文化特点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从而全面认识“中国之治”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思想理念。

（一）“中国之治”的形而上依据

“中国之治”以“道”为形而上依据，这是理解“中国之治”历史文化底蕴的关键，也是中国历史上能够实现大治的根本。《易·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说苑·谈丛》云:“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优秀，因其是“志于道”的圣贤文化，提倡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追寻宇宙人生的大道，这是中华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最鲜明的特点，也是“中国之治”的形而上依据。中国古代的圣人早已通过“涤除玄览”等方式成为“得道之人”（在儒家称圣人，在道家称真人），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周易》所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庄子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王阳明《大学问》所说:“夫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可见，体悟并按照一体的宇宙观来行事的人就是圣人。在这种一体观的影响下，一家之内父与子、夫与妇，一个团体之内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长辈与晚辈，乃至朋友之间、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就是一元和合的思维方式。以此为指导，中国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人与人、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只有“一体”才能“和”，因而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化解冲突、促进和平。而西方文化以二元对立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对立引发竞争，竞争升级是斗争，最终引发战争。“志于道”的形而上基础以及一元和合的思维方式是解读“中国之治”的关键。

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在绝大多数的历史阶段都尊重了古圣先贤“志于道”的发展方向，遵循了“和合一体”的宇宙观，采取了“一体之仁”的整体思维方式，坚持了“民胞物与”的道德观念。这种宇宙观、思维方式、道德观念渗透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制度的各个方面，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外交等思想观念和制度设计之中。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治理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华传统历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性及独特的民族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因此，读懂中国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要深刻理解中国历史文化中“志于道”的发展方向和“一体之仁”的文化基因，是理解“中国之治”的前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二）“中国之治”的理想境界

“中国之治”所能实现的理想境界是圣贤施行的仁政治理。“道”深不可测，为了让民众都能受益于“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下学而上达”，做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子在体悟“道”的基础上，将由“道”发出的“德”统之于相对具体的“仁”，因此孔子的学说又被称为“仁学”，儒家倡导的理想政治又被称为“仁政”。仁是道的显现，建立在对“天地万物为一体”之道的体悟上，因此又被称为“一体之仁”。子曰“仁者，爱人”。孟子提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可见，仁政由仁心而来，在位者有仁心才能施行爱人的仁政，做到爱民如子、视民如伤。《群书治要·六韬》云:“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能否爱民也是国家治乱兴衰的根本，《左传·哀公元年》云:“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规律。

中国历史上虽然没有提出西方所谓“人权”的字样，但却自始至终贯穿着“仁爱”“仁政”“仁道”的理念和实践。中国古人把君臣、君民视为一体的关系，君仁臣忠。君主起到君、亲、师的责任，率先垂范、仁爱教导下属，正己化人；臣民受到感化，自然以感恩戴德、忠于职守、不忍欺君、不令而行为回报。倡导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而是相互爱护、相互感恩、互助合作，各尽其责。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被领导者拿着人权与领导者讨价还价，因为在有仁心能爱民的君主治理之下，不会出现所谓的人权问题，反而会达到超越了“民不敢欺”和“民不能欺”的“民不忍欺”的境界。唯有背离了仁心仁政的暴君，才会随意践踏人民的权利而终被推翻。中国的“仁爱”“仁政”“仁道”恰恰阐释了西方人权理论的价值基础和核心观念，弥补了西方过分强调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的弊端。反之，西方所谓的“人权”也已沦为政治操作的工具，失去了其原本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传统所倡导的仁政是实现圣贤政治的具体途径。儒家圣贤政治是以道为体，以仁政为相，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指归，其效用自然是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因此，中国传统的仁政可被称为治道，而非统御之术；能够行此仁政的君主被称为明君圣王，而非现代所谓的政客。

（三）“中国之治”的实现路径

“庶之”“富之”“教之”是实现“中国之治”的基本路径。经济发展是人民安居乐业的基础，但是理想治理境界的实现不能单纯依靠物质发展，否则就会出现孟子所说的“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的状况。因此，教育是实现理想境界的必经之路，所谓“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实际上，仁政爱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教民引导民众走圣贤君子之路，也就是《大学》所讲的“亲民”，即为政者自觉而后觉他（即民众）直至达于至善的过程。孔子将国家治理分为“庶之”“富之”“教之”三个阶段。“庶之”指人口增长，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长和人口归附。人口自然增长要有农业发展为支撑，而人口归附便是“有德此有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庶之”除了人口增长外，还可以延伸为物产的可持续发展。“富之”包含了个人财富的增长以及对社会共同富裕的追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解决温饱才能有更高的道德追求。但中国古人历来不主张只追求个人富裕，“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独贵独富，君子耻之”，因此要有博大的胸怀，追求人民共同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使人们以正当合理的方式实现“庶之”“富之”的方式就是“教之”，同时，教育还是实现社会大治的关键因素。“庶之”“富之”“教之”这三个阶段并不是机械的递进关系，而是互相之间构成了互为表里、互相支持的动态和谐发展体系，将人类自然生命的生长和道德生命的生发融为一体，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

“教化”始终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实践中的宏大话语。中国古人认为，人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道德教化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西方属于宗教型的文化传统，教会承担着道德教育的职能，人的道德品质依靠教会培养，领导者也不例外。从历史上看，在西方国家的治理体系中，在注重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的同时，对领导者的道德教育也并未忽视。与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不同，中国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伦理型文化，重视从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中培养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如果说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中，宗教承担着道德教育的职能，政治与道德教育相分离是其基本特征，那么中华传统的伦理文化，则以政治与道德教育合一为基本特征，《尚书·泰誓上》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甚至政治本身就具有教育的内涵，“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在伦理型文化的背景之下，政府（而非教会）承担着道德教化的责任。道德教育由国家来负责，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等不同形式，使伦理道德教育深入人心。传统教育也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不断更新和进步，与文化统一、政治统一交相呼应。政治与教育的相互作用，也是维系中国大一统政治的重要原因。

通过学校进行道德教育，是中国治理的一大特色。古代的君王，无不把教化人民作为治国要务，设立太学在国都推行教化，设立庠序（地方学校）在地方教化人民。在道德教育中，坚持以孝道为本、文化为要、身教为先的原则，通过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内容的教育，把人培养为文质彬彬的君子、圣贤，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在整个学校教育体系中，特别重视对官员的品德教育。在《周礼》中就详细记载了掌管教育的各级官员以及教授的内容，这种道德教育起到了净化人心、防微杜渐、导人向善、促进和谐的作用。不仅如此，良好的道德教育，还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使人不仅不敢作恶、不能作恶，也耻于作恶，不想、不愿作恶。

近代以降，由于西方价值文化的介入等原因，“政治与教育合一”的治理体系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冲击，具有中国本土特质的道德标准、价值体系也面临着被消解的危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我们的人民不能坚持在我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道德价值，而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那就真正要提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会不会失去自己的精神独立性的问题了。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

（四）“中国之治”的关键制度

在政治与教化合一体制下，要想实现良好有效的道德教化，选贤任能是关键。教民是为政者的重要责任，这就使得官员能否接受圣贤教育、选拔制度能否实现选贤任能尤为重要。“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说文解字》）“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为政》）这些都说明，要使政事办理得当，要使教育取得预期效果，就必须选择贤德之人担任各级官员，即任人唯贤，选贤与能。孟子云:“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能够保证贤德之人在位才是真正的爱民。这就是荀子所说的“爱民而安，好士而荣”（荀子·君道》）。正是对贤才重要性的认识深刻，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发展形成了合理的选人用人理论和制度，累积了丰富的智慧和经验。

中国自上古时期便已经开始了选贤的实践。尧将帝位禅让给舜，这个过程就是选贤举能。当今中国很多干部培养模式和制度，都能从尧舜这里找到历史渊源。从汉代开始，中国历史上先后出现了三种重要的选举制度，即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伴随选举制度的还有“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的连带责任机制、“爵非德不授，禄非功不与”的奖励原则等。为了求取真正的贤才，君主也必须使臣以礼、礼贤下士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举制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历史上因此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不仅对中国历史产生了积极的深远影响，还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梳理历史上各种选贤方式可以发现，这些制度都是围绕着把人培养为圣贤、将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出来而设计的，目的是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因此才能出现人才辈出、文武并兴的局面，保证社会大治。正如《礼记·礼运》的描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然而，当一种制度出现问题，不能再选出贤德之人的时候，就必然会被历史淘汰。

（五）“中国之治”的思想理念

“中国之治”的思想理念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为深厚底蕴的。中国的成功，归根结底是中国制度和中国治理模式的成功。中国制度好不好、优越不优越，早已是无须争辩的议题，要想理解好在哪里、优越在哪里，就必须要对制度背后的思想进行准确的解读和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就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的精神气质。对于中国制度而言，道理也是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能够为治国理政提供经验借鉴和智慧启示。要想读懂中国制度，就必须读懂涵养了中国制度之精神气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种关于“道”的整全认识。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都循“道”而行，如《中庸》所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人无论是在处理与家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是在处理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都崇尚效法于“道”，按照“道”的要求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理，成就利国利民的事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人形成了关于“治国之道”的庞大而又严谨的思想体系，其中既涉及为君之道、为臣之道等关乎“人”的一面，也有为政之道等关乎“制度”的一面。具体而言，治国之道关乎人的一面表现在诸如以民为本、民贵君轻、亲仁善邻等，为政之道的一面则表现在诸如德主刑辅、选贤与能、以和为贵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以道治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强调:“在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包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大一统传统，德主刑辅、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民贵君轻、政在养民的民本思想，等贵贱均贫富、损有余补不足的平等观念，法不阿贵、绳不挠曲的正义追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德操守，任人唯贤、选贤与能的用人标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改革精神，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外交之道，以和为贵、好战必亡的和平理念，等等。这些思想中的精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将古人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从11个大的方面做了提纲挈领式的概括，为人们准确把握中国制度的精神气质指明了方向，彰显了中国制度的巨大优势和独特魅力所在，传达着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精神与此一脉相承，全面地体现了古人治国之道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也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效运行、充满活力的根本所在。”这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好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国制度所蕴藏的精神气质的最佳体现。

三、“中国之治”的突出特征

在梳理“中国之治”的历史文化底蕴后，对比西方民主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根源，便不难总结出“中国之治”的突出特征。这些特征可以用“三个统一”“三个结合”“三个超越”来概括。

（一）“三个统一”

“三个统一”是治道与政术的统一、传承与发展的统一、历史与未来的统一。中华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在“道”这个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使用“合于道”的治理政术，这就是治道与政术的统一。

“道”作为普遍的规律，在治理的领域称为治道，政术属于治理的工具，也就是“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道”指导“器”的使用方式，以“道”引领“器”的发展方向，以“道”规范“器”的创新形式。在治理中，坚守不变的是“道”，可变的是治理的具体形式。“道”不变，保障了文化与文明的传承;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不泥古，不固步自封，与时俱进，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这就是中国独具特色的守正创新的发展特点，即传承与发展相统一。

当“道”将传承与发展相统一的时候，历史与未来自然就达到了统一。因为有了守正的理念，古人在做决策时，就不会只顾及眼前的小利而做出急功近利的选择，而是会考虑长远的流弊。“江河若断流，吾辈何以对子孙;文化若失传，吾辈何以见祖先”，表达的是上考虑先祖下考虑千秋万世，将当下的利益与长远的发展相结合的理念。当今中国在制定决策规划时，注重继承前人基业，不搞前后相互否定，从短期计划到长期规划，体现了历史与未来相统一的特点。

总之，“志于道”“合于道”是“中国之治”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特征。这也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代代承传的关键。对比一些西方国家悖于道的社会发展理念、缺乏长远规划的治理模式，便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建立的功业只可大而不可久。

（二）“三个结合”

“三个结合”是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结合、国内与国际相结合。古人历来强调知行合一，反对单纯对形而上的追求，而是强调要能安身立命、经世致用。例如《中庸》在“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后面紧跟“笃行之”。为学如此，为政亦如是，将思想理念与制度设计相结合，才能使“志于道”的治理落到实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同样是当代中国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下所遵循的实践论。这是“中国之治”取得成功的关键。

中国古代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科技文明，取得了诸多领先于世界的成就。难能可贵的是，还萌发了科技伦理的思想，深刻地认识到无序的科技发展会导致自然的报复乃至人类的毁灭。科学特别是技术必须在人文精神的关怀之下健康有序地发展，换句话说，科技也是“器”的一种，必须以“道”为发展的道路和指归。上古经典《易经》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其中包含着深邃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理念，就是科学与人文的完美结合，类似的还有《黄帝内经》，将哲学与医学相结合。此外，《论语·述而》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任何一种“艺”当其冠以“道”时，如茶道、武道、棋道等，便不再是普通的“术”了，而是使人通过技艺的培养，涵养德性，最终归于道的境界。这种将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方式，使人们在科学技艺方面的发展不偏离“道”的方向，增加了古代治理成就的向心力。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经济上通商往来、文化上交流互鉴等，都是在国家治理中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国内与国际相结合。中华文化是“志于道”“合于道”的文化，同时怀抱着开放的态度，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在文明交流互鉴、文化不断融合中，中华文化与其他文化中合于“道”的部分相互吸纳融合，有悖于“道”的部分则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淘汰;这个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志于道”“合于道”的特点使中华民族在文明互鉴、文化交融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自信。

（三）“三个超越”

“三个超越”是指求大义超越逐小利、王天下超越霸天下、普遍性超越特殊性。求大义超越逐小利也可理解为追求共同利益超越追求部分利益。追求大义并不是不讲私利，而是作为共同利益，在追求大义的过程中，利益自然在其中了。家国天下的一体性以及家国情怀的双向性，使“中国之治”超越个人本位、族群矛盾、社团利益、党派纷争、宗教形态，乃至国家本位。大义超越小利也是为了达到全局与局部的辩证统一。

中国的历史经验是“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孟子·公孙丑上》），“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墨子·兼爱中》），“国虽大，好战必亡”（《司马法·仁本》），“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这些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体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中国始终追求和平的发展道路。虽然“王霸之辩”始终是中国历史上争论的焦点，但是梳理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可以发现，王天下所成就的是《易·系辞》中所说的“可久可大之功”，而霸天下的功业虽可大但不可久。这在当代东西方的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虽实现了一时的强大，但真实的西方近代史是建立在殖民和掠夺的基础之上，借助工业化而实现逆袭，其发展逻辑不具备普遍性，只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局部形态。而且王道天下与霸道殖民也成为“中国之治”与西方民主政治弊端背后的原因。正是在王天下超越霸天下理念的指引下，发展出了诸多超越: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社会安定超越资本扩张、合作共赢超越零和博弈、和平超越对抗、追求长久超越追求一时，从而呈现出了“中国之治”与西方民主政治弊端的对比。

中华文化能够达到和而不同的治理境界，是因为中华文化是志于道的文化，“道”是具有普遍性的规律，依据道而治理，可以超越特殊而达到普遍，这也使得“中国之治”所包含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既有时代性，又有超越性。

四、“中国之治”的世界意义

读懂“中国之治”的历史文化根源及思想理念，不仅对当代中国，而且对当代世界，乃至全球的未来，都具有重大意义。对中国来说，“中国之治”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实践成果。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国之治”还将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正确道路。从整个中华文明的角度讲，当代“中国之治”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的继承和升华，也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前进的枢纽之所在。

对世界来说，“中国之治”的意义更加重大。中国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民主自由”之路的成功之路，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事实上，西方所谓的民主自由对美国而言不过是霸权专制的幌子，所谓的和平发展不过是争霸双方暂时的妥协。当今世界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的霸权体系之下，这种霸权体系是在美国和西方创立的“西方中心论”的神话下，通过鼓吹自由主义，借助西方工业化逆袭实现的崛起而建立起来的，其本质有悖于“道”的发展方向，因此是不可长久的。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这种霸权体系行将瓦解的征兆。

目前世界格局类似中国历史上的方国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大国争霸，中等国家在大国争霸中左右平衡求取生存，小国则或者成为大国的附庸，或者难逃兼并覆国的命运。如何使如此纷乱割裂的体系达到稳定，可以从西周时期天下共主的模式中借鉴经验。武王孟津观兵起兵灭殷商时，八百诸侯不期而至，牧野之战一举灭殷商，成为天下共主。武王得天下，始自文王得天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文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史记》）。这并非是文王武王以武力逼迫其他诸侯就范，而是各诸侯自然而然对有德之主的归附。西周建立后，周公制礼作乐，德教普施，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太平盛世———成康之治。古镜今鉴，未来世界需要一种新型世界体系，可以借鉴中国历史上的天下体系来实现，构建起全球治理体系，世界人民携手共进，才能开创美好未来。

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在20世纪70年代展望21世纪时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养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只能将全世界带入死胡同，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西方国家发动的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只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一体”的宇宙观为引领，才能使世界获得真正的和平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世界历史和时代的高度，从中国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审时度势提出的重大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文化可以为纷繁复杂的世界局势提供出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也是具有普遍性的，可为弥合国家之间、政党之间、族群之间，乃至宗教之间的分歧提供最大公约数。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讲道，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总之，“中国之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并在历史上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盛世。通过溯源历史研究“中国之治”的文化根源，不仅能对今天中国为什么成功作出深刻的回答，从而坚定文化自信，还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国家治理的智慧，进一步完善“中国之治”。此外，还可以借鉴古代天下体系的建设理念和实践，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启示、指出光明前景。

【注：为方便阅读，本文略去引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