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程丽君
中华民族浩浩五千年，弦歌不辍，赓续向前，中华文明始终不曾中断过。“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走向一体、蓬勃发展的原动力，成为中华各族情感深处的共同追求与价值认同。它在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鲜明个性，使之在价值观念、道德信仰、伦理规范等各个方面都达至浑然一体，成为一根连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坚韧纽带，助推中华文明经久不衰。“大一统”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历经千年演化、发展，与中华多民族的历史形态相契合，将个人、社会、国家紧密联系为有机整体，有效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大一统”思想为积淀，在历史发展链条中逐步彰显。“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思想基础与文化归依，是使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统一性的重要因素。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①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向心力，最深层次上正源自“大一统”的历史文化积淀。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从历史文化深处探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彰显，回溯其历时性谱系，对于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大有裨益。
“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1]何谓“大一统”？关于“大”，有别于现代意义上“大小”之“大”，考《公羊传》文例，凡以“大”置于名词前，皆以“大”作动词用，表“以……为大”，“大”具重视、推崇之意。关于“统”，《说文解字》释曰：“统，纪也。”而“纪”为“别丝也。”段玉裁注：“别丝者，一丝必有其首，别之是为纪；众丝皆得其首，是为统。”[2]意即每根丝必有头，找到丝头就能理好，而将众多丝头合在一起，就是统，一团丝才能理好头绪。何休注“统者，始也，总系之辞。”“一统”强调在始、根上就合多为一。据此言“大一统”之本义即以“一统”为“大”。
所谓政治一统，即拥护天子王权，维护国家统一。早期儒家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描绘“大一统”理想，奉尧、舜、禹、汤等为圣王、至尊。董仲舒继承儒家尊君重民思想，将维护君主至上权威作为基本政治主张之一，“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以道为体的观念。道统摄万物，以此为中心层层推衍，显现万物。万物以合理秩序排列，以道为最高凭借。人道效法天道，“大一统”正是对君王总领万物地位与权力的凸显，是对现实社会秩序的描述。“尊王”是“大一统”的政治灵魂。
在社会动荡、分裂割据的局势下，以“尊王”为核心的“大一统”更符合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承载着人们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周初以天人为一体，“王”是承天命之主体，总理一切，天命有德。经由董仲舒、何休等公羊学家的发展，“大一统”以“天”为最高范畴与形上本原。“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天命高深，唯有“王”能洞悉、承载天命，天人之间的关系实为“天——王——人”三位一体，即“以天之端正王之政”，进而以王之政而正人。“大一统”集中体现天的意志，以天子为最高权力代表。天子受命于天，是“大一统”的实际执行者。“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统摄于天子。作为天子，“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天子权力至高无上，“大一统”在政治上就体现为以天子为中心，新王即位要改正朔、易服色、更称号以应天，顺应天道治理天下，从而确立起其统治的正当性、合法性。“圣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谓之天子”，天降天命于天子，尊天子即是对“一统”、对天之尊崇。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以尊王为核心的政治一统具备合理性与必要性。公羊学家以史为鉴，指出若无尊天子，礼崩乐坏，社会就会陷入大混乱，“大一统”局面就会土崩瓦解。为维系“大一统”的秩序，《春秋》强调“王”者要“贵微重始”，“欲其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岂非贵微重始、慎终推效者哉！”“王”要怀持诚敬之心，见微知著，慎终如始，方能在灾异初萌之际将其平息。要贯彻尊天子这一政治原则，确保“大一统”政治格局，天子必须谨修德行，广施仁政。董仲舒承袭先秦天命无常思想，指出“殷汤之后称邑，示天之变反命。故天子命无常。唯命是德庆”，为尧舜禹汤得天命而桀纣失天命做出了合理解释。“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天”具有“仁”的特性，通过立王以生民。“天”将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将“仁”作用于人即儒家的德治、民本政治理念。天命予夺皆在为政者是否敬修德行，是“修己安民”亦或“肆欲害民”。此即“天之道，终而复始”。[3]君王以德为追寻，通达于道。
政治一统是维护大国统一局面的有力保障，思想一统则是增强全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关键所在。“大一统”思想以儒家为核心，融合了诸子百家之长，成为漫长历史进程中的主流思想观念，在中国各民族中成为共识。自先秦至两汉，儒家吸收道、法、阴阳等诸家思想，董仲舒作为集大成者，融合诸子百家优秀成果成汉代新儒学。儒学以天道为本，董仲舒指出实现政治大一统应以思想一统为基础，故而主张“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董仲舒在对策中言：“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姓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统一，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百家踳驳，法制常变，百姓无所依从就易造成思想混乱。在《吕氏春秋》等篇中同样体现了统一思想的必要性，“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王者执一，天子必执一”。[4]政治的根本思想统一，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与正常运转。董仲舒将全国上下思想统一于儒学，确立起了以儒学原则为政治的根本思想。自此之后，儒家学说成为历代政治的指导思想，成为居主流地位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自魏晋至宋明，儒家又吸收佛、道思想，加快了本身的发展与革新。诸多王朝在治理国家中以儒为纲，三教并行，正是儒家开放与包容性的生动体现。唐太宗曾确立起了以儒为纲，兼融佛、道的文治思想。宋代推崇儒学的更新形态程朱理学。政治大一统为维护统一大国局面奠定基础，思想大一统则有利于统一思想，增强民族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历史文化发展的方向，凸显民族精神的特色。历朝明君往往以儒家思想对民众施以教化，在全国形成统一的思想价值体系，其影响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国在历史上始终维持统一的大国局面，虽经历过短暂分裂但从长期历史时段来看，统一无疑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这一精神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价值根柢和国家的治理导向，奠定了中华民族之魂。
中国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以民族大融合为和谐形态，追求各民族在统一实践中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华夏族诚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集团，但其开始即为一个多民族的复合体，在构成中，炎、黄、虞、夏、商、周等共同发挥着骨干作用，孕育着灿烂的华夏文明。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古代中国从中原地区不断扩展成为领土广袤的“大一统”国家。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主要不是依靠武力征服，是由其自内而外发出的深层力量所决定，是在“协和万邦”的理念下催生出的自然过程。传统“大一统”文明以“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为崇高追求。“是以六合之内，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怀生之物有不浸润于泽者，贤君耻之……遐迩一体，中外褆福，不亦康乎”。[5]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天之道为地之序的源泉。为君者承天命，以化育万物为己任。以此为逻辑起点，中华民族开启了文明大厦的建构。“德行延及方外，舟车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泽……方此之时，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内相信，上下辑睦”，[6]华夏天子以此为逻辑，以“王者博爱远施”为宗，使得不同民族各处其所，自然逐渐走向融合，共同创造了中华文明。
自周人推翻殷商，统治广袤地区开始，“华夏蛮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7]就为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崇高目标奠定了基调。春秋时期，随着政治斗争的愈演愈烈，民族关系渐趋复杂。华夏与夷狄之间存在着文化上的不断交流，孔子主张“天子失官，学在四夷”[8]。在处理同少数民族关系上，孔子从平等观念出发，认为应当将华夷二者视作一体，唯天子至圣，“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9]同时主张对少数民族要施以教化，而非武力强制，“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10]文教的推行需要逐步落实，而在少数民族习俗上，孔子则认为不必强求划一，应予以尊重或保留。“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11]疏云：“夷狄之中，君子亦行礼，但不必强求夷狄，则彼人无怨。”
战国至于汉初，“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国诸侯”，初步构成完整格局。思想家们对民族关系的认识更进一步，在天下一统前提下，提出了诸多关于处理民族关系的见解。在《公羊传》中，“中国”为华夏正统，是“一统”的中心。与之相对的是夷狄。夷夏之间以礼义、道德为分别。关于夷夏之别，何休认为“中国所以异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中国与夷狄之间以礼义、尊尊为别。夷夏之间无绝对界限，进退之间就在是否有礼义。夷狄可化，最优方式就在于“以文德优柔服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爱及四夷”，主张为政者要以仁爱之心对待边疆民族。
秦汉以降，“大一统”对中国民族关系产生巨大影响，无论是汉族亦或少数民族君王，皆立足于“中国”这一前提来处理民族关系。历代明君在落实善治的同时，还会以此为基础，以“修文德，来远人”的方法致力于德化四方、协和万邦，在民族关系上大有作为。建立“大一统”民族国家成为历代执政者的政治抱负，其中唐太宗、康熙即是杰出代表。唐太宗在民族关系上的认识颇深。他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异类，益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12]以此为基础，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上一方面主张通婚、“和亲”，将多名公主、宗室之女嫁于吐蕃、鲜卑、突厥等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则允许少数民族定居中原，尊重其风俗，“不离其土俗”；极大推动了各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助益各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清康熙在民族关系上同样有着远见卓识。他指出：“满汉军民原无异视，务俾各得其所，乃惬朕心”，[13]“朕统御寰区，遐迩一体，仁育万民，皆欲使之共享安乐”，“朕统御天下，要以中外一体为务”。[14]康熙以“因俗而治”为原则，妥善安置准噶尔，对藏族、蒙古族信仰予以理解，在少数民族地区“力行教化”。康熙以“大一统”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前提，以“仁育万民”为原则，将华夏与其他诸族视为一体，以“道一而风同”为目标，使得“大一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发展。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吸收、不断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巩固过程中，文化上的认同与政治、思想、民族上的统一共同发挥着作用。可以说文化一统是促成政治一统的黏合剂，亦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催化剂。文化上的和解是不同民族乃至世界步入和平、走向一体的重要一环。人类历史上不同族群间的冲突相当一部分源自文化上的冲突、不宽容。传统中国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海纳百川的格局与气度。在文化上就体现为“和而不同”的包容情怀，要求人们要妥善处理共性与差异性，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为“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大一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流，追求和谐，重视“和”、“和合”，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儒家文化本身兼容并包的特性，使其能够妥善处理一元与多样的矛盾。儒家主张“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承认并尊重差异，对多种文化博采众长，不追求完全的同一。“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推崇“和”为面对不同文化所应抱持的最高准则。因之，孔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儒家以天道为体，洞悉万物并育、百道并行，故而以兼容并包为发展理念，诸种文化各有所长，但其最终目标一致，即共同遵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价值观，实现人类社会的安定与美好。儒家以“和”为美，作为其追求的最高理想，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大一统”价值观念长久以来的深入人心，使得统一成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历代明君提出与贯彻统一方略正源自其内心深植的“大一统”理念，这是文化传统作用于战略选择的必有之义。元朝大臣将缔造“四海一家”作为实现统一的根本理由：“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清雍正帝曾主张：“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共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大一统”文化规范和指导着历代政治生活，贯穿中华文明史终始。在此一文化观念的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原则的同时，就必须通权达变落实对理想目标的追求。在传统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地区差异很大，矛盾、冲突在所难免。在此背景下，“和而不同”“守经达权”的文化观念为历代统治者提供了有益借鉴。在《礼记·王制》中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故当承认其在民族风俗文化上的差异性，做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在政治统一的前提下，统治形式可以多样化。坚持“大一统”这一原则，同时承认地区的差异性、层次性，对不同区域采取不同的政策制度，成为成就一统大业者的不二之选。传统中国在文化上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形成了对诸民族文化的强大吸引力与凝聚力。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从历史逻辑来看，“大一统”既是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底色。从“华夷之辩”到“四海一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大一统”思想一脉相承，长期的交往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必然。无古不成今，历史前后相继，不能割断。探究“大一统”的历史必然性，从文化理念和历史实践洞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彰显，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新时代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
“大一统”思想可溯至先秦，《尚书》中已有“光被四表”“协和万邦”的理念，描绘了以尧为中心从“九族”“百姓”再至“万邦”依次环绕的政治圈，成为中国政治文明史“大一统”的最初雏形。《诗经·小雅》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描绘周天子的至上权力。“天下”的说法可溯至《尚书·大禹谟》“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其与“大一统”的关系可谓表里。春秋战国时期，周室式微，西周礼乐文明受到冲击，旧有的统一格局被打破，维系人心、秩序的风俗制度濒于瓦解，一时间战乱蜂起。饱受混乱苦难的人们渴求政治上的统一。先秦诸子百家并起，纷纷探索政治治理方案，随着“天下”意识的普及，他们的思想学说中反映了人们的共同政治目标，即谋求对“天下”的统治，谋求“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他们在天下必“定乎一”上达成共识，描绘着“民族国家”的理论构想，是华夏民族文化迈向统一过程的新台阶。
如何实现“大一统”？诸家看法不一。法家推崇“一匡天下”“霸天下”，墨家主张“一同天下”，道家主张“一心定而王天下”，儒家主张“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有别于法家的暴力手段，墨家的人格化天，儒家推崇的大一统必须经由“仁义礼乐”教化实现，孔子直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主张通过“正名”、修己正人达至一匡天下，重新恢复以天子为核心，层级分明、秩序稳定的一统秩序格局。孔子身处社会严重失序的状态下，深谙臣子僭越导致的严重恶果，故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通过“正名”，重塑君之尊位，使人们各行其道、各司其职。“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试图通过对现实政治生活与权威势力进行干预。在夷狄问题上，孔子认为夷狄具备礼义的可能性，经由教化夷狄的文化程度可与华夏相当。统一大业需要强有力的统治者以仁爱之心不断融合华夏与四夷。为人君者一方面要自觉修德，一方面要将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即会达至远人皆服。孔子将其主张寓于《春秋》中，“大一统”成为其中的核心思想。孔子之后，孟子承袭其思想，并进一步提出以“王道”“仁政”达至天下“定于一”的理论构想。孟子指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荀子反复强调“一天下”，指出“四海之内若一家”。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至圣先师致力于重塑社会秩序，建立君仁臣忠、天下一统的民族国家。这成为“大一统”思想的滥觞。
作为一部阐发《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发展了“一天下”，力倡“大一统”，是对孔子以降儒家政治理想的继承与发展。何以从“王正月”演绎出“大一统”？古代授时为天子权力，尊周王历法即是对周天子权威的尊崇。《春秋》记载鲁史，故用周正，称“王正月”。《公羊传》阐发《春秋》大义，释“王正月”为奉周王之“统”。据何休解：“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后，使统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礼乐，所以尊先圣，通三统。”夏、商、周各受天命之一统，三统循环。三代以正朔确立起各自的合法地位，而新政权建立后，会同时保留此前两个政权的后代及其相应的正朔、服色，从而使“三统”并存。“三统”之间并非单线的替代循环关系，而是以其中一统为主，另外二统为辅，即公羊家的重要概念“通三统”。大略而言，新王尊崇一统的同时要兼顾先前“两统”，容许其后人、统绪以及历法的存续，以示对先王之尊。《春秋》记载鲁史，以周为正统，故谓之“王正月”。西周新立，得天命，改正朔、分封同姓亲族与异姓功臣，天下皆以周历为一年之始，从而使天下皆知尊周天子为最高领袖。与此同时西周也封夏商之后，使其祀统存续，允许他们保留各自的正朔、服色、礼乐。各诸侯国皆奉周王为“正统”，“王正月”即是凸显“一统”的重要性。
董仲舒继承并阐发了《公羊传》“大一统”，将“大一统”与实现“大一统”的手段相联系，直言“《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他详述历史按照黑统（夏）、白统（商）、赤统（周）的顺序循环流转，推崇“通三统为一统”，以达“天下之‘统’一矣”的境界。在董仲舒看来，要扭转“法制数变”的现象，凡不在六艺之内的邪僻之说都该断绝。实现“大一统”就要统一异道、异论，统一百家，统一法制、法纪，进而才能“统纪可一”，民知所从。董仲舒以天为主导，以阴阳五行为材料，创设出融合诸子思想中的天人感应说，将之运用于国家与社会政治生活领域。在汉武帝的支持下，“表彰六经，独尊儒术”之风兴起，儒家学说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干。
“大一统”理念成于先秦，付诸实践于秦汉。秦始皇横扫六合，集合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强权摧毁抵抗势力，在他看来“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过大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秦始皇曾派将北击匈奴，南伐南越，不仅对少数民族报以轻视、敌对的态度，还不惜代价以残酷战争加以打击。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六王毕，四海一”的宏伟大业，建立起了第一个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帝国，实现了政治上的“大一统”。秦始皇奉“地无四方，民无异国”为圭臬，“外攘四夷”，不断开疆拓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本轮廓。秦始皇在军事上实现了广袤国土的一统，但面对政法混乱、文化各异、风俗不一、发展不均的各个地区，如何实行有效管理，成为秦王朝颇为棘手的问题。秦始皇诏令群臣商讨对策，他汲取周亡教训，以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官僚制取代贵族制，以“书同文、车同轨”式的中央集权终结诸侯割据，牢牢掌握中央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通过建立郡县机构，秦王朝中央政府对全国的人力、物力可统一调用，对于加强秦国的经济和国防力量有着重要意义，使后续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政策得以贯彻施行。秦始皇使“大一统”终成政治现实，与历史的进步方向一致。在“大一统”制度下，秦王朝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作为中央与地方互动的纽带，秦推行郡县制，尽管后继封建王朝在行政体制上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发展，但从理论而言，它们皆是秦代郡县制的继承与嬗变。正是在郡县制基础上，元代设行省，经明、清规划与变革，奠定了当今行政区域划分的雏形。历史的车轮推动着传统中国社会集结成为一个结构复杂、组织严密的统一整体，在大一统政府的管理下有序运转。
秦开创的中央集权式大一统模式，奠定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基础。但为巩固统一大业，秦王朝采取高压政策，以至于发生了“焚书坑儒”。这正是秦为确立起以秦文化为主体的文化统一所施行的极端残酷手段，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应予以批判。秦始皇的高压、专制举措成为深刻的历史镜鉴：思想、文化的统一绝非强制、粗暴的方式可一夕促成。正如司马迁所总结：“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君王要落实善治，就必须将天下大势与道相合，这种治政形态发轫于西周“天人合一”、“敬天保民”观，历经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大讨论，沉淀为根深蒂固的政治形态，贯彻中国传统政治之终始。秦王朝巩固统治就必须建构起合理的意识形态。史实证明，秦始皇立足于统治者自身需求所制定的治国方略，忽略了民情、民心、民生，在边疆治理上崇武尚争，与道相悖，动摇了国之根本，招致速亡。但秦始皇推行的大一统制度是对先秦各国管理治政的提炼与升华，奠定了“百代皆行秦政法”的基础。自此，“大一统”成为中国正统的国家形式与制度体系，历代王朝不断继承与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
秦、汉迭代。经过汉初修养生息，至武帝时期，国家日益强盛。秦王朝在形式上结束了列国纷争、诸侯争霸局面，真正在思想意识上使人们达成统一则始于西汉武帝时期。武帝以秦亡为鉴，采纳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立儒家思想为正统，在全国确立起统一的意识形态系统。这一意识形态立足于中国伦理本位的宗法社会，将传统社会的伦理原则同治国原则有机结合，从而构建起以道为本体，立足人性、人心，贯通修、齐、治、平的“大一统”政治文化。在此格局下，皇权能否得真正之“势”就在其能否合乎于“道”。“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现实政治要合于道就要扫除不良旧俗，大兴教化，建立起适应新时代的礼乐制度。
汉武帝在经略四夷中，以汉夷共治为原则，布施仁义，教以礼义，设置郡吏，尊重当地的文化风俗，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汉武帝毕生致力于重构“天下”秩序，构筑“大一统”王朝。他先后在改变与西域、西南夷、朝鲜等关系上不懈努力。他曾两次派遣张骞携厚礼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与西方互通有无。董仲舒发挥《春秋》大义，完成“以夏变夷”的理论建构，成为与汉武帝经略边疆相辅相成的治理理念。为落实先秦儒家治理理念的实操性与有效性，董仲舒以“天”为依据，以“大一统”为前提，指出夷夏可变的关键就在推行儒学教化。“《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今我君臣同姓适女，女无良心，礼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董仲舒主张要褒奖仰慕华夏礼仪文化的民族，同时也要以同样的仁爱之心对待不肯归化的夷狄，这是中国古代民族观的飞跃。汉武帝在治理上采纳董仲舒以“德”为核心的思想，“博恩远施，远抚长驾”，不仅减轻赋税，还凿渠修路，移民屯田，传播技术、文化，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他曾以儒生为特使，派之前往巴蜀，对当地民众晓以大义，巴蜀终自愿归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有了生动的历史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功，儒学成为国家正统，形成独尊局面。汉武帝构筑的“大一统”王朝为多民族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其后历代君王致力于维持的有效统治区域，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秦帝国曾盛极一时，却短命而亡，给后世明君以极大震慑，他们以此为鉴，金镜长悬。汉承秦制，但汲取了教训，有所改良，亦有所发展。最主要的调整就体现在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以“天命”“天人感应”与道德观念来教化、约束君王，使之相信天命，惧怕天威，明晰“天命无常，惟德是辅”“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深刻道理，进而主动约束自身，从而为君权设限，避免走向极端。
汉代以后，历朝明君皆接纳此一主张，自觉正己化人，选贤与能。魏晋又承汉制，从纷乱走向统一，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孕育出恢弘的盛唐文化。隋唐宋元明清一脉相承，中华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巩固与发展，纵有短暂分裂，终归一统。发轫于先秦的“大一统”与“天下一家”的观念愈发深入人心。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历经千年风雨锻造，由56个民族组成，血缘相亲、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五千年来，中华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间虽然有争斗，有分裂，但融合是主流，统一是主流，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历史发展链条中逐步彰显，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性前提。从历史文化深处培育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认同，是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依托、思想前提和文化归依。“大一统”既是古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化底色。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深深植根于中华各民族共度时艰的历史记忆中。
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一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持久、稳定的思想基础，凝聚了社会共识，形成了价值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展开历史长卷，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不断进行着多方位、深层次的互动，情感联系得以深化，思想、价值观上产生碰撞与共鸣，逐渐发展形成中华民族意识与文明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各民族共有记忆、气节、文化等一切精神内涵，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是其重要的核心要义。[16]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含了各民族在共同实践中形成的理性思维与感性记忆，是各族人民认同意识的凝聚与积淀。在西方多元价值的冲击下，凝聚中华各民族的价值共识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
从“华夷之辩”到“四海一家”，华夷同宗同源的思想突破了民族狭隘意识，从精神层面联结起中华各族人民的血缘纽带。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的沉淀，融合儒、释、道智慧，发展形成了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成为各民族不断发展的情感纽带与精神支柱。儒家则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以儒学为核心，推崇仁爱天下、“四海一家”，使各族人民在思想上达至统一，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成为经久不衰的主流价值观念。在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下，西夏、辽、金、元、清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皆尊孔崇儒，以儒学为教化的主要内容，将之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大一统”思想作为一种理念持久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不仅为汉族所奉行，也在各少数民族中深深扎根。
当今中国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与儒家核心价值理念一脉相承，体现了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精髓的提取与归纳，其目的就在于整合、引领多元思想，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共同理想与崇高价值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共同思想基础，它吸收、借鉴中国“大一统”思想中的优秀内容，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符合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统一社会意志、集合社会智慧、激发社会活力，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提供精神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各民族在长期共同的历史生活中形成、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完善的重要财富，体现了不同成员的共同价值追求，明晰了不同成员的身份定位与价值依循，从而有效推动着社会成员间的交往、交融，加深了各族人民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精神沃土。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即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7]文化是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强大的精神文明为国家、民族的进步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大一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核，深印在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为中华民族在曲折发展道路中孕育出宝贵民族精神给予了思想引领与价值遵循，使得一体的观念深入人心，维系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扎根在这文明的基础上，以此作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与精神栖息地。在“大一统”思想的历史钩沉中，人们持续承袭其精髓并不断创新，产生了对民族文化共同的归属与认同，形成了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价值遵循与思想指导，激发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共同的文化记忆激发了文化主体对群体的隶属感，他们从共同的文化记忆中汲取精髓，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各民族血浓于水、共负使命的文化根脉。在凝聚社会共识，加强各民族文化互动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深刻的文化底蕴。以文化认同建构起的精神家园，是中华传统文化、历史风貌的积淀，蕴含着各民族共有的记忆、情怀与希望，是中华民族产生向心力、内聚力的深层动因。
“大一统”的发展历史正是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对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吸收、融合的过程。各民族文化犹如多源河流，不断汇入中华文化中，共同铸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灿烂辉煌。中国传统中所追求的统一是以承认差异为基础，并不要求在政治制度、语言风俗、宗教信仰上的整齐划一。在“大一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形成了以“多元”为基础的“一体”发展规律，同时亦突出了“一体”主旋律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中华民族正是在长期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多民族聚合体，多元文化长期互动互鉴、交相辉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正是历史上文化长期互动的结果，不同民族在冲击面前会凝结成强大力量，以此为基础，中华民族能得以长久维系并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大一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华民族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不断包容、吸收、尊重各民族文化，这种文化特性使得中华文化如“雪球”般发展扩大，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维系与建构的牢固基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天地间正是由多种不同性质的物质元素和合相杂生成万物。“和”要求事物具备多元性，以某一存在为主体，在秩序中达至动态平衡。“和”在过程中以事物的多样性为基础求同存异，和衷共济，进而延伸出其最高境界即团结一致、凝心聚力。正所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正是万物生长繁育所依循的规律，以此为原则实现天地之和、人人之和、天人之和，正所谓“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统一、广袤、强大的东方文明古国主张夷夏一体，以“和”作为历来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精神指引与指导原则。“和”的文化理念一以贯之地影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他们以此为至上原则，使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巩固与拓展。各民族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大一统”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其中蕴含着“天下一家”的拳拳家国情感和浩浩民族大义，浸润在中国人的血液中，凝聚成任何势力都攻不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历史上各个族类群体长期交融、涵化的结果，也是将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各个历史文化共同体整合到一起的产物。“大一统”统摄中华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精神形成、发展与强化的各个阶段，创造出辉煌业绩。历史不能割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必须直面历史塑造出的现实基础，以其内在规定性为依托，探索出一条能够有效维系政治、疆域、文化、人心相统一的现代化之路。“大一统”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牢固树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发力。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民族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到各方面。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完善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提升西部经济发展速度，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多项举措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经济基础；以加强各民族社会交往为纽带，推动各民族在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中频繁、有序地进行交往交流，从而突破民族偏见，落实思想沟通，实现情感交融，凝结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社会支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尊重多样性与差异性为原则，在碰撞与交流中彰显民族文化特色，增强文化认同，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脉传承。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在平等基础上加强团结，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繁荣和进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中，必须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极端重要性与现实针对性；需要汇聚各民族力量、鼓舞全民士气的强大精神动力，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古镜今鉴，“大一统”可谓中国历史转动之轴心。正是“大一统”的传统，从根本上保持了一个广袤的泱泱大国矗立在世界的东方，保持了它的古老文明不曾中断，而且还创造了历史上世界文明的巅峰——“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汉唐盛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就曾论述中国在古代一直领先于世界，尤其是汉唐，为世界文明进步做出过大贡献，只是到近代才落伍，被动挨打。但他坚信“青春中国”一定会诞生，中华民族一定会复兴，中国必将“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18]。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是要使中国称霸世界，而是为了实现当年李大钊的宏伟心愿——使中国第二次大贡献于世界之进步。今日要把中国建设成为政治上高度统一、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各民族融合繁盛的现代化强国，迫切需要发掘“大一统”之精髓，继承“大一统”之传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作者分别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河南师范大学讲师；“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专家、核心成员）
①引自《人民日报》2019年9月28日刊登的《习近平在全国第七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出自《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王吉，字子阳，西汉时琅琊皋虞人，官至博士谏大夫；其中提到的“桃花石”一词经学界考证，寓指中国无疑，然学界就“桃花石”的来源问题众说纷纭，一说其为“拓跋”的对音，拓跋氏曾建立强盛的北魏王朝，影响远及中亚，“桃花石”遂成为中国、中国人之代称；一说其源于“唐家”一称，为“唐家子”之讹音，指唐朝而非北魏；一说其源于回纥“大汗”一称。此一词之源流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1]《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6-10.
[2] 许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645.
[3] 董仲舒，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2:229.
[4]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468-469.
[5] 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1822-1823.
[6] 陈桐生.盐铁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5:451-452.
[7] 屈万里.尚书集释[M].上海:中西书局，2014:321.
[8]《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66.
[9]《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1704.
[10]《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51.
[11] 子思.中庸译注[M].李春尧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6:37.
[12]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56:6215-6216.
[13] 李洵等.钦定八旗通志[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1119.
[14]《准噶尓史略》编写组.《清实录》准噶尔史料摘编[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135.
[1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16] 董慧，王晓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内涵、现实挑战及铸牢路径[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1,41(04):21-29.
[17]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195.
[18]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