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传统文化基因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党的十九大报告最明显的特点之一是厚重历史感与强烈现实感的高度统一，坚持在传承中发展，既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又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重要作用。这表明在中国进入全新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带领中国人民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在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传统文化基因就显得必要而迫切。

　　一、从孔子国家发展阶段理论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中国在历史上一度被誉为“礼仪之邦”“华夏之族”，以其辉煌灿烂的礼乐文化缔造了一代又一代的盛世，在世界文明史上书写了不朽篇章。在成康盛世，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孔子治理中都，长幼异食，男女别途，强弱异任，器不雕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文景之治，吏安其官，民乐其业，海内安宁，家给人足；贞观之治，官吏多自清谨，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开元盛世，垂髫之儿，皆知礼让；康乾盛世，中外褆福，寰宇一家。文轨齐于要荒，声教讫于幽遐。
　　可见，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是人口稠密、幅员辽阔的大国，经济繁荣、物产丰饶的富国，更是一个文化兴盛、近悦远怀的强国。那么，是怎样的治国理念成就了历史上的这些盛世呢？
　　《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一段话可视为孔子关于国家发展阶段的理论，即国家的发展要经历庶之、富之、教之三个主要阶段。同理，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如果说毛泽东思想让中国站起来，并使中国成为一个有独立主权的人口大国，主要解决的是“庶之”的问题；邓小平理论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使得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主要解决的是“富之”的问题，那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要把中国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解决“教之”的问题，重视文化教育，以文化强国，不断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道德素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就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前提条件”的重要原因。

　　二、从伦理型文化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的未来绝不是西化，而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不在于发展阶段的差异，根本在于文化基因的不同。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必然是“中国特色”。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同于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种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圣贤文化。因此，有人把中国传统文化称为伦理型文化。“宗教”一词也不同于西方‘religion’意义上的宗教。在古代汉语中，“宗教”是由“宗”（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与“教”（教育、教学、教化）两个字构成，合而言之，意思为：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圣贤教育的重视。古圣先王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不同形式，使得以“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内容的伦理道德教育和以“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为核心的因果教育深入人心。正是这种圣贤教育承担了西方宗教教育的功能，使人既耻于作恶，又不敢作恶，起到了净化人心、导人向善、化解冲突、促进和平的作用，成就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盛世。
　　中国历史上历次万国来朝的盛世局面都离不开重视伦理道德的圣贤文化的影响，都是因为秉持了“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治国理念。如果说在西方的宗教文化传统中宗教承担着道德教育的职能，“政教（宗教）分离”是其基本特征，而在中华传统的伦理型文化中，则以“政教（教育）合一”为基本特征。这种伦理型文化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的文化渊源。

　　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的鲜明特征。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作用。
　　从经济领域看，中华传统文化为建设富强中国提供可贵启示。《管子》中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所以治国首先应该富民。但是如何富民，古人提醒要节制欲望，重视本业（农业）。《晏子》中记载：齐景公问晏子：“富民安众难乎？”晏子说：“节欲则民富，中听则民安，行此两者而已矣。”所以，在古人看来，富民并不是简单地追求GDP增长、刺激消费。因为这不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财富还是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人民也并没有真正富裕。而贫富分化还会进一步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说苑》）因此，如果国家不禁止奇技淫巧，导致的结果就是“国贫民侈”。“国贫民侈，则贫穷者为奸邪，而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而为邪也”。所以，刑罚的兴起是有根源的。如果君主不堵塞它的根本，而在枝节小事上进行督促，这是“伤国之道”。这些节欲务本的富国思想对于今天解决经济发展出现的一些问题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从政治领域看，中华传统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提供重要参考。例如，《六韬》中讲到：“君以世俗之所誉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誉取爵位，是以世乱愈甚，故其国不免于危亡。”正是认识到选举民主的弊端，我们采取了民主集中制，并提出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有益补充。因此，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要有自信，要创造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而这种信心也是来自于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
　　从文化领域看，中华传统文化为建设文明中国提供深厚滋养。“文化”在古代汉语中的意思很明确：“文”就是指文字、文章、礼乐制度、鼓乐、曲调等；“化”就是人受教而变化。所以“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字、文章、礼乐等形式变化人的气质，使人达到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的目的。因此，诗词、歌舞、戏剧、小说，乃至于建筑、雕塑、美术等作品都秉持了孔老夫子“思无邪”的理念。所谓的“俗文化”，并不是内容的低级趣味，而是以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讲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起到“以文化人”的作用，而绝不是娱乐至上。所以通过文化建设可以提升人的素质、变化人的气质，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文明的特征。
　　从社会领域看，中华传统文化为建设和谐中国提供有效方法。古语讲，上天有好生之德。人也要效仿天地好生之德，按照天地之道修身治国，才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达到社会和谐的结果。《礼运·大同》中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社会和谐状态仍然是今天建设和谐中国所追求的目标。此外，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理念，能把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
　　从生态领域看，中华传统文化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关键理念。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对“天人合一”有深刻阐述：“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深受“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之影响，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自然从来没有被看作人类征服、主宰、利用和控制的对象。例如，传统中国建筑的最高美学标准是“巧夺天工”，意思是工艺精妙得如同自然天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建筑能够恰好与自然完美融为一体，两千年前建造的水渠大坝至今仍然造福当地人民和自然环境的原因。正因为中国人对待自然的这种态度，使得中国人民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总之，广大精微、历久弥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虽历经沧桑，但百折不挠，至今仍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魂，传统文化的基因渗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方面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我们必须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
　　（作者：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