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聂菲璘
编者按：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多次提到人才问题，不仅“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成为独立的第五章，而且在“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一节中着重指出要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把新时代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树立选人用人正确导向，选拔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
历史一再证明，人存政举，人亡政息。人才是治国理政的首要之事。本文从贤才的重要性、选贤的标准、选贤的方式、如何用贤等几个方面，论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任人唯贤的智慧和经验。
治国理政中的首要之事是用人。官吏贤德与否不仅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君主的正邪劳逸，还关系到民风的善恶厚薄。正是因为对“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的历史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选人用人问题，始终将选贤任能作为做好党和人民事业的关键。
在现代汉语中，“贤能”一词通常连用。而在古代，贤是贤，能是能。根据古代大儒的注解，有德谓之贤，有技谓之能。可见，贤、能之分，即德、才之别。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论德与才的关系：“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并根据德才将人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这四类人中，最当引起注意的是才能胜过德行的“小人”。因为博学多才固然重要，但若没有德行作为承载，就有可能知识越多、能力越强，危害反而越大。因此，司马光提出，在用人时，如果得不到圣人、君子，那么宁要愚人，也不要小人。这是因为，君子用才能来行善，小人用才能来作恶。用才能行善，则善无不至；用才能作恶，恶也会席卷而来。自古以来，国家的乱臣，家族的败子，无不是才有余而德不足，最终导致国家衰亡，家族覆灭。因此，古人在选举人才时主张德才兼备，而且一向是以德行为先。时至今日，中国在选用干部时，仍然坚持这样的原则。
既然要以德为先，那么，当以何德为先呢？《孝经》中说：“夫孝，德之本也。”孝德是一切德行的根本。践行孝道能培养人的感恩心、恭敬心、仁爱心和责任心，正所谓孝心一开，百善皆开。将这种善推己及人，“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从处理好个人和家庭的伦理关系，扩展到社会和国家，便是“移孝作忠”。小孝是孝养自己的父母，大孝是孝养天下的父母，天下父母就是人民。因此，《后汉书》中有这样的说法：“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对父母没有敬爱之心，却对他人爱敬，是悖德悖礼的行为。孝是道德大厦的基石，没有基石，所谓的才德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因此，中国自古便有“举孝廉”的选人机制。《礼记·祭义》指出，工作不尽责是不孝，为官不恭谨是不孝，作战不英勇是不孝。因此，一位孝子自然会忠义诚信，勇于担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孝敬、廉洁之外，品德高尚、正直，能犯颜直谏等，都是古代选贤的标准。
进入现代社会后，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对官员德才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这些不同都是为了适应当时不同的时代背景。但从大的德行方面讲，是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一脉相承的，并且都建立在孝廉的基础之上。
订立标准后就要选拔人才，也就是要选贤与能。“选贤与能”这一成语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与，通“举”，“选贤与能”也作“选贤举能”。在选人之前要观人。古圣先王治理国家，不在于设立多少官职，而在于选对人。
中国自上古就已经开始了选贤的实践。选贤举能始终在历史进程中延续，并逐渐制度化，出现了多种人才选拔制度，其中的察举制和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大选人制度。特别是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为历朝历代选出了大批优秀的人才，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多种举荐贤才的制度或形式中，最具“中国特色”的是让贤。“让”似乎与崇尚竞争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但其实查析历史便不难发现，贤士相互礼让与国家兴盛息息相关。
选人之后要用人。“任人唯贤”这一成语源于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典籍《尚书》，“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国家官员必须是贤德之人，君主左右也须为忠臣良将。但是如果有了贤臣，却不能使其发挥作用，等同于没有贤臣。领导者如不能谦恭待人，或者怀疑贤士，就会导致人才的流失；如果不辨贤愚，不能黜退奸佞，就会使贤臣蒙受构陷。可见，能否使贤才真正发挥作用，领导者自身的德行修养是关键。《中庸》中说：“取人以身，修身以道。”领导者修身有成，以身观身，才能知人善任，所谓知己方能知彼。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领导者知己知彼是为明智。可见选贤与能、任人唯贤，都要以修身为根本。如果领导者胸怀天下，心系苍生，又能尊重贤者，任用能臣，那么，天下的贤士自会欢欣鼓舞，争相前来。这便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吸引力法则。
“任人唯贤，选贤与能”是中国古代吏治的精髓。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贤能治国，从未中断贤能政治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贤能政治的影响也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国现在实行的集体领导制，官员的选拔、晋升、考核、问责等机制，以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制度等，无不从古代贤能政治中汲取了智慧。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不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古人治国的智慧和经验融入自己的治国理政之中，形成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作者系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伦理学专业博士生，原文出自外文出版社《读懂中国制度》系列丛书之《任人唯贤，选贤与能》导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