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孔子家语》中记载：“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务袭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于其所以危亡，是犹未有以异于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也，岂非惑哉？”意思是说，从前之事是用以启发当今之人的。如果一个君主不努力追寻前朝之所以能安稳存在的足迹，又不重视其之所以危亡的原因，这就好像一如往常地倒退行走，却期求能赶上前人一样。学习古圣先贤的言论和行事，以史为鉴，培养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学问，是历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规律，无论是为君、为臣，为政、治学，概莫能外。

　　曾创下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从十六岁开始就从军打仗，无暇涉猎圣贤经典，对古圣先王的治国之道茫然无知。太宗二十七岁登基为帝，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于是命令魏徵、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社稷之臣，把唐朝以前治国理政的思想精华汇集起来，编纂成《群书治要》一书。唐太宗阅读之后，赞叹说：“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太宗认为《群书治要》的内容广博而切要，经、史、子中所记载的治国之道，是他从未曾见过、甚至都未曾听过的。这部书使他能够汲取古圣先贤的智慧，遇到事情不迷惑，并且认识到社会风俗教化的根本，以及治国理政应该从何处入手。因此，在魏徵过世时，太宗感慨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历史是一面镜子，记载着国家民族兴衰成败的得失经验，明确揭示出社会国家运转的客观规律。学习历史，掌握国家盛衰的规律，可以达到学史明理的效果。《群书治要·崔寔政论》中讲：“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豫歧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疏远之臣，言之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于下。悲夫！”意思是：大凡天下得不到治理的原因，通常是由于君主承继太平的日子已经很久了，社会风气逐渐变坏也没有觉察，政治渐渐衰落也不知革新更改，习惯于混乱，安于现状，逸乐地生活而看不到这些危机。有的荒淫奢侈，不理朝政。有的耳朵听不进劝告和教诲，满足于虚伪，忽视真诚。有的是在歧路徘徊，不知道何去何从。还有的君主所倚重的大臣为了保住禄位而不敢犯颜直谏。有的君主疏远有才能的臣子，废除弃用他们的谏言。所以国家的法纪放纵、松弛于上，有识之士担忧于下。这真是可悲呀！

　　这段话指出了国家之所以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执政者和在位者的道德风尚和精神状态出现了问题，也就是李商隐在《咏史》中所写的：“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学习历史，总结对比衰世之主和盛世之主的表现，可以更加鲜明地看到，在位者的政德修养与国家盛衰息息相关，正所谓“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因而在学史明理的基础上，就能够很自然地达到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效果。正如《周易》中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了中国自古以来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回顾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肩负率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需要深入学习中国历史、党史，古镜今鉴、古为今用，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效果，从而更好地展望未来、走向未来、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