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为政以德出自《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在这里，孔子特别强调了为政者的道德对于达致社会大治的重要性。好的法制对于治国理政而言是必需的。但是同时也应看到，唯有有道德的领导者才能制定出公正的法律。因此，必须重视为政者的道德品质以及道德教化在治理中的重要性，强化道德对法治的支撑作用。
忽视道德教化导致的社会问题
如果仅仅重视法制监督机制的健全，而忽视了道德教育，不仅不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还会产生以下社会问题：
其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人们因为惧怕刑法的处罚免于作恶，但是没有羞耻心，甚至还以作恶后能想方设法地免于刑法的处罚而沾沾自喜，自以为聪明。这表现为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比比皆是。狭义地讲，“反社会行为”就是指没有触犯法律但却是不道德的行为，如霸占座位、青少年酗酒等等。
其二，“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即法律条款越来越严密具体，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违法乱纪的人却依然众多。这表现为监狱人满为患，执法机构人手短缺。严酷的法律和监督机制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如果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犯人们在监狱里学到的反而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仍然为害社会。如果不能制止人们作恶的心，即使把每一天都用来惩罚犯人，也不能制止作奸犯科的事情发生。这就如高科技手段在协助破案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为破案手段的提高而免于犯罪。西方哲学家麦金泰尔在他的一本著作《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中质疑：“如果忽视了个体美德的培养，所谓的正义制度、正义规则是‘谁之正义’呢？”社会和谐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心的善良和行为的正当，所谓“人心正则国治，人心邪则国乱”。
其三，“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徒有严刑峻法，不能培养出品德高尚的圣贤君子。《淮南子》中说，靠法律和制度建设可以把不孝的人判处死刑，但是不能够使人们成为孔子、墨子那样有德行、有孝心的人；法律能对窃贼施以制裁，但是不能使人成为伯夷那样廉洁、有志气的人。孔子教育的徒弟有三千多人，每个人在家都能孝敬父母，出门尊敬长辈，言为世则，行为世法，一言一行，都能成为世间的表率，是依靠教育所成就的啊！
其四，不能达到“不忍欺”的最高管理境界。通过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所达到的，是高于“不能欺”和“不敢欺”的“不忍欺”的管理境界。《体论》中说到：用道德教化是第一位的，礼法则紧随其后。道德与礼法都是引导人民的工具啊！远古时代的道德教化，使人民日益转向善良，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转向善良，这是最好的治理；其次，使人民互相礼让，身受劳作之苦而并无埋怨，这是次一等的状况；再次就是用法规来纠正，使人民因利益得到保障而喜欢从善，因畏惧刑罚而不敢做非法之事，这是最末一等的治理。
法律法规再健全、再完备，最终还是要靠人来执行。如果忽视对司法人员的仁德仁心、正义美德的培养和自我境界的提升，即使有了好的法制也难以推行好并且达到国家大治的结果。《孟子·离娄上》说：“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只有具备仁爱道德的人才适宜处于领导地位。如果不仁之人处于领导地位，就会把他的罪恶传播给广大的民众。
正是因为孔孟仁者爱人的思想，使得“仁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鲜明特征。因此，在以礼、乐、刑、政为核心内容的治理体系之中，中国的领导者特别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孝经》中讲：“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礼记》中也讲：“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道德教化的步骤和方法
《孔子家语》中记载：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时，有父子俩前来打官司，孔子把他们关在同一间牢房里，过了三个月也不予审理。后来，父亲请求撤诉，孔子就赦免了他们。季孙听说了这件事很不高兴，说：“司寇欺骗了我。他以前告诉我说：‘治理国家必须把孝道放在第一位。’现在杀一个不孝之子，来教导百姓尽孝，不是很好吗？可他却将他们父子两人全都赦免了，这是为什么？”
孔子听说后，说：“居上位者不行正道，在下位的百姓就会犯罪，百姓犯罪就把他杀掉，这不符合情理。不教导民众培养起孝心，而用‘孝’来审判官司，这是杀无辜之人。全军溃败不可斩杀士卒，司法混乱不可处罚百姓。因为上面不施行道德教化，罪责不在百姓的身上。下达命令松弛迟缓，诛杀却很严厉，这是残害百姓；横征暴敛没有一定的时节，这是暴政；不事先警戒教育就苛求做到，这是虐政。政事杜绝了这三种情形，然后才可用刑。”
那么，应该如何实施道德教化呢？这也是有步骤和规律的：首先要为人们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道理，让人们信服。当人们明白了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就不会轻易作恶。如果只是表面上重视道德教育，实际上，人们并不能形成明确的、家喻户晓的善恶标准。宣讲了道德之后还是不行，就要崇尚那些有德行的人，以劝勉百姓向善。如果还是不行，就要废黜那些不道德的人，让人们产生畏惧心。这些全都做到了，百姓自然就端正了。倘若还有奸邪之徒顽固不化，才给予刑罚的制裁。这样民众就能明理知耻而羞于犯罪。于是，就不须使用严厉、苛责的政令，而刑罚也可搁置不用。
孔子接着说：“然而现在的世间却不是这样，教育混乱，刑罚繁多，使人迷惑从而陷入罪责，之后又用刑罚来制裁百姓。结果，刑罚越来越繁多，但是盗贼却数不胜数。社会风气由盛转衰已经很久了，虽然有刑法，人民怎能不逾越呢？”孔子提醒，要先对民众施以道德教化，使他们明确自己在伦理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然后才用刑罚制裁。如果人民没有接受教育，做了邪曲不正的事，那是应该考虑给予宽恕的。宽恕之后，一定要对他们进行伦理道德的教育。
德主刑辅，化被四海
《汉书》中说：“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圣王都是承顺天道来治理。天道都是好生恶杀，所以圣王一定是把道德教育作为要务，而把刑罚设置得非常简单。现在废除了古圣先王的道德教化，单单地让执法的官吏制裁人民，还想让道德的教育化被四海，是很难有所成就的。
《孔子家语》记载，孔子的弟子闵子骞在费地任行政长官时，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要用道德和礼法。道德和礼法是管理百姓的工具，它们好比是驾驭马要用的嚼子和笼头。如果把国君比作驾驭马的人，那么官吏就是缰绳，刑罚就是马鞭。所以国君管理政事，只是掌握好缰绳和鞭子就可以了。”闵子骞又问：“请问古人是如何执政的？”
孔子说：“古代的天子把内史（协助天子管理爵、禄、废、置、杀、生、予、夺之法的官员）当作自己执政的左右手，把道德和礼法当作嚼子和笼头，把百官当作缰绳，把刑罚当作鞭子，把百姓当作马匹，所以统治天下数百年也不失去江山。善于驾驭马匹的人，为马戴好嚼子和笼头，备齐缰绳和马鞭，均衡地使用马力，平抚马的情绪。所以不用吆喝，马也会响应缰绳而动；不用扬鞭就能使马跑到千里之外。善于治理百姓的君王，统一道德和礼法规范，端正百官的言行，协调均衡地使用民力，使百姓和顺安宁。所以政令不必三令五申，百姓便会顺从；不用刑罚就能教化治理好天下。他的恩德可以感通天地，天下百姓纷纷归附。不会治理百姓的君王，抛弃道德和礼法，专用刑罚惩治，就好比驾驭马时，抛弃嚼子和笼头，专用鞭子鞭打一样，这样一来，马车失控就是必然的了。驾驭马匹若没有嚼子和笼头而专用鞭子鞭打，马必然会受伤，车也必然会毁坏；治理百姓不用道德和礼法而专用刑罚，百姓必然流失，国家必然灭亡。凡是治理国家而没有道德和礼法规范，则百姓没有效法和学习的依据。百姓没有效法和学习的依据，就会迷惑而偏离正道。古代统治天下的君王，以六官（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来统治国家，把六官掌握在手就如同君王握住了总缰绳。所以说，驾驭一辆马车的人要握好六条缰绳，治理天下的人要统领好六官。因此，善于驾驭马的人，必须端正自身，总揽缰绳，使马均匀用力，让马齐心一致，即使道路回旋曲折，到处都随心所欲，这样既可以远行千里，也可以快速奔驰，这也是圣人之所以能处理好天地和人事的法则。天子把内史当作左右手，把六官当作缰绳，再同三公一起管理好六官，普遍推行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五常之教，落实仁、义、礼、智、信五种做人的常法。所以只要是君王想要引导的，没有不如愿的。”
孔子在这里把刑罚与道德教化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刑法对于治国而言，就像马鞭对于驾车一样，好的御手不能没有马鞭就去赶车，而是拿着马鞭却不轻易使用。圣人借助刑法来实现教化，教化成功了，刑罚就可以搁置不用。为什么要设立刑法？目的是警戒和震慑，但警戒和震慑的最终目的，是期望人们不要触犯法律，这就是《尚书》中所说的“刑期于无刑”。
孔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孔子判案和其他法官的相同之处都是依据案情定罪。但是他和其他法官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希望达成的结果是杜绝争讼。人们为什么不去争讼？就是因为兴起了道德教育，人都被教导成好人，明白自己的本分，具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德行。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群书治要》传承委员会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底蕴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