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无信不立”出自《论语·颜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强调的是“信”对于个人、对于社会、对于国家的基础性意义。早在《礼记·乐记》篇中就有“著诚去伪，礼之经也”的说法，强调诚信是最为基本的美德。《道德经》也强调“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三国时期有“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唐代名相魏征也有“言而不行，言无信也；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德，为下则危身”。（《贞观政要·卷五·诚信第十七》）……由此可见，倡导诚信的美德取信于民，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3月26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讲话中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摆在第一位。正因如此，中国人民才对政府拥有足够的信任，因而万众一心、积极主动配合政府的各项防疫举措。中国抗疫能够取得阶段性胜利，主要就在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支持，以及深厚的信任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无信不立”的政治哲学，为中国之治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文化资源。
《论语·颜渊》记载：子贡来问政治。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句话强调管理国家和社会必须明白：粮食要充足，兵力要充足，才能取信于民。
治理国家，必须足食，因为“民以食为天”。《礼记·王制》中讲：“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国家如果没有足够九年的粮食等物资的储蓄，被称为“不足”；没有足够六年的储蓄，被称为“急”；如果没有足够三年的粮食等物资储备，这个国就已不成其为国家。
“足食”是怎么来的呢？在《荀子·富国篇》中说：“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是说，国家富足的道理，在于节俭用度，让百姓富裕，有了多余的物资就积蓄起来，这样才有足够的粮食、物资储备以应对凶荒、战争、瘟疫等突发事件。所以，古人强调“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国家以百姓为根本，而百姓是以粮食为命根的。百姓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保命，国家的根本被颠覆，就会陷入危难，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因此，“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新冠肺炎疫情的降临，让人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足食”对于国家安定的重要性。人们平时所热衷且不惜高价收藏的金银珠宝、奢侈品、工艺品、古玩、字画等等，到关键时期是饿不能充饥，寒不可取暖，甚至都可舍弃，也并不影响人的正常生活。而人一天也不能缺乏的就是食物。应该说，中国在防控疫情过程中没有出现西方国家的“抢购”现象，这与中国人所具有的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传统智慧密不可分。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平时不能不重视粮食等物资的储备，保证粮食等物资的安全，即使遇到突发事件也能够稳定民心。现代社会，这种粮食和物资的储备还包括粮食等物资的生产能力和原材料的储备。
足食之后还必须足兵。“兵”在古代原是指武器，执武器打仗的人是“士”。士执兵，即古人所谓的“士兵”。后来，持用武器的人也叫作兵。在这里，“兵”也含有国防的意思。所以足兵，就是要有足够强大的国防军队。
《群书治要·司马法》中讲：“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群书治要·申鉴》中强调治国必须“崇五政”。其中之一便是“立武备以秉其威”，即建立军备来执掌军事威权，以确保国家、人民不受侵犯。军备充足、国防强大，即使以霸权主义著称的国家也不敢无理取闹、轻举妄动。在防控新冠肺炎这场没有硝烟的战“疫”过程中，中国强大的军队闻令而动，迅速驰援，为确保国家、人民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民信之矣”，指百姓信任政府。这是国家治理成功的根本。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政府颁布的政策得不到拥护、配合，就很难实行并取得良好效果。可见，信对于国家至关重要，所以政府必须取信于民。
《论语》中记载：“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君子在位时先要取得民众的信任，然后才能劳役民众。如果尚未取得民众的信任，就会被民众认为这是在虐待他们。可见，君子使民，以信为先。如果民众对为政者没有信任，一旦下令让民众贡献劳力，不仅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反而还会引起民众的不满和反抗。所以，历史上曾使秦国强大的商鞅变法，为得到人民的支持，首先做的就是“立木取信”。
《左传》中讲，“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如果为政者的信用不能够得到彰显，为民众所知晓，道义就无法建立。那么，怎样才能得到民众信任呢？《群书治要·中论》中讲：“欲人之信己，则微言而笃行之；笃行之，则日用久；日用久，则事著明；事著明，则有目者莫不见也，有耳者莫不闻也，其可诬乎？”如果为政者想让人们信任自己，那么即使是许下一个小小的承诺，也都要尽力实现；真正兑现自己的承诺，那么效果才会越来越长久；效果日益长久，事情会更加清晰；事情清晰则有目共睹、有耳皆闻，谁还能够歪曲事实呢？可见，为政者要取信于民就要做到“微言而笃行之”，并且久久为功，持之以恒，不仅只有言辞的承诺，更要依靠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信守承诺。
东汉“郭伋候亭”的故事，就是一个“微言而笃行之”的典范。郭伋在地方做官时，一次外出巡行路过美稷，看到几百孩童骑着竹马在道路上迎拜。原来孩子们听说他要到来，特地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欢迎。郭伋向孩子们道谢并约定回来时再与他们见面，于是就把归期告诉孩子们。但是他回来时，却比预定的日子早了一天。郭伋怕失信于孩子们，于是就在野外的亭栈住下，等了一天才又进入美稷。郭伋对孩童们都信守承诺，做到一诺千金。因此，深得百姓的信任与爱戴。
中国在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之初，一些西方国家质疑猜测中国提出这些理念背后有政治企图。但是中国继续诚以待人，与世界各国积极开展互利合作，加强国际援助，坚持走共同繁荣之路。特别是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中国在国内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仍然无私地向疫情严重的友邦捐赠医疗物资并派驻医疗组实施援助。中国上至国家领导人、疫情防控专家，下至普通百姓都通过各种方式与世界各国人民分享中国防控疫情的成功经验和方法，充分体现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仁爱情怀和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精神。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世界各国“雪中送炭”的实际行动，让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诚意，相信这也定会感召越来越多的国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携手努力。
为政者能够率先做到诚信，就会带动整个社会风气朝着良善的方向发展。《群书治要·傅子》中说：“夫信由上而结者也。”诚信是由在上位者缔结的。所以，君主以诚信的言行态度来教导臣子，臣子就会以诚信忠于君主；父母用诚信的身教来教诲子女，子女就会用诚信孝顺父母；丈夫用诚信来对待妻子，妻子就会用诚信顺承丈夫。在上位者如果能依循伦常大道来教化下位者，下位者自然会服从常道而顺应上位者。可见，“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行下效的效果，就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一样迅速有效。这正如《群书治要·文子》中所说：“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忠信形于内，感动应乎外，圣贤之化也。”
孔子的弟子治理单父，达到了“不忍欺”的最高管理境界。《淮南子》中记载，宓子贱治理单父三年，巫马期前往观摩治理效果，见到一人在夜色下捕鱼，但却屡屡把捕得之鱼释放回去。巫马期问捕鱼者为何如此。捕鱼者回答：因为长官宓子不让人捕取小鱼。孔子认为，子贱的治理之所以能达到如此境界，是因为子贱做到了“诚于此者形于彼”。百姓被子贱的至诚心所感化，故社会治理自然达到了“不忍欺”的境界。百姓即使在无人监管的时候，也不愿违反法令。这是因为子贱平时的言行守信，并且所作所为皆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所以才赢得了百姓的信任，对他所制定的每一个制度措施都能够拥护并配合。如果为政者所制定的制度、政策，都是以一己私利或者以小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那么老百姓就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更不可能全力配合。
对于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来说，讲求信用也至关重要。《群书治要·孙卿子》中说：“齐桓、晋文、楚庄、吴阖庐、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他故焉，信也。”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都原本是身处偏僻狭小之地的国君，但是后来能够威震天下，使那些中原诸国感觉受到威胁，并不是因为什么其他原因，而就是因为他们讲信用。“是所谓信立而霸也”，也就是说，建立了信用，就会称霸于诸侯。
反之，“不务张其义，济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不致力于伸张其道义，成就他的诚信，唯利是图，在内不顾后果地来欺诈人民追求小利，对外不顾一切地欺诈与他结盟的国家，追求大利。在内不好好地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国家），而常常想侵占别人所有的（国家）。“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得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果这样，他的臣子和百姓就没有不以欺骗之心来对待君主的，君主欺骗臣民，臣民也欺骗君主，就必然导致上下分崩离析。“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亡”，这样一来，敌国就会轻视他，与他结交的国家也会怀疑他，权术阴谋日渐猖獗，以至国家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以至灭亡。可见，导致一个国家衰亡的原因就在于“多行不义必自毙”。如果一国的领导者不遵行仁、义、礼、智、诚、信这些治国的常理常法，而是专门靠玩弄权术阴谋来治国，必然害人者终害己。因此，中国古人特别强调这个“信”字，因为“信立而霸也”。
西方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使得政党颁布政策、采取措施，都是以本政党及与政党相关的少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正是这种偏私的存在，使得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的政府难以得到最广泛的民众支持。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自己的执政理念，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因而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抗疫过程中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使得中国的疫情防控迅速取得成效，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中国古人认识到取信于民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也从制度上保证为政者做到取信于民。中国传统社会所采取主要的措施就是国家治理必须任用读书人，从人才选拔制度上落实“学而优则仕”。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所读之书皆为圣贤书，所以从小耳濡目染的是圣贤教诲的熏陶。例如《论语》中多次强调信的重要性：“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孟子》中也强调：“言必信，行必果。”这些都为读书人日后从政做到取信于民奠定了基础。而无论是汉朝的举孝廉或举贤良方正，还是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制，都把德行的考察作为选拔人才的前提，保证了唯有德行无缺者才能出仕为官。
特别是自隋唐开始至清朝，中国的人才选拔实行“科举制”。科举考试诸科并存，有明经科，即对经典的考察。还有策问、算术、地理、法律等科目，选拔各个专业的人才。相比之前的选人方式，科举制是从人的主观判断转向通过考试进行客观评判，更为公正公开，真正为中下层的寒门拓开了仕途。特别是科举制度所考的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而经典之中所强调的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智慧，记载的是尧、舜、孔、周的治国之道，彰显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和教训。以此为学习和考试内容，形成了中国古代士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位卑未敢忘忧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情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历史上因此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一特点，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因而具有显著优势。
与中国选贤举能的制度相比，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民主竞选，基本都采取相互攻讦、自赞毁他的方式，竞相将对方党派或总统候选人的丑事公布于众。这无形中已经降低了民众对国家最高执政者及其政党的信任。而总统候选人为了获得选票，在竞选的过程中不惜花言巧语，许下很多博取选民支持的承诺，但其中很多承诺都在其上台之后无法兑现、不了了之，进一步丧失了信用。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可以复制中国“抗疫”的措施，但是却不能得到民众的配合，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原因所在。
总之，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只要人民信赖政府，虽无足食足兵，仍可与国家共患难；如果去了民信，纵无外患，也有内乱，则国家不能安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能够取信于民，在抗疫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执行力，是中国抗疫取得阶段性重要胜利的关键。从更深层次讲，这一胜利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中国特色的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胜利。
作者：刘余莉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