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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理念及其蕴含的治理智慧
2021-10-20《社会治理》2021年第8期

作者:程丽君

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理念蕴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以天道为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为政者修德方能与道相通;以政治一统为其外在形式,行仁政是国家长期稳定的根本保障;以协和万邦为用,明君皆以安天下为己任。中国传统的大一统理念蕴含着深厚的治理智慧,它以儒为治,兼容并蓄,统一了民众的价值观;以和而不同为理念,促进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以因俗而治为方略,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各民族呈现互嵌式发展,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仁民爱物为天下归“一”的真正内核。

中国拥有广袤领土、众多民族,各地宗教、文化、风俗等虽存在差异,但中华民族却始终屹立于世界东方,保持长期的统一。中国总是能在衰落之后再不断复兴,即使出现过短暂的断裂依然能够重新接续。中国独特的大一统文化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走向统一。所有成员奉行一体的价值理念,在大一统的文化理念引领下,中华民族释放出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大一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和内核,至今仍是深刻影响中国人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基本文化形态。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对中国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能够真正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的,唯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文化蕴含着深刻的治理智慧,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今时代,尤其需要从传统文化这条根上汲取营养,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进程。

一、大一统理念的内涵

“大一统”这一概念首创于《春秋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将“王正月”释为“大一统也”。关于“大一统”,何休曾注曰:“天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公侯、庶人、山川、草木等一切皆系于“王纲”之政令。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西周式的统一在春秋时期已不复存在,《春秋公羊传》言“大一统”实为一种理想,寄希望于后世。“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西汉大儒董仲舒对“大一统”高度尊崇,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之所以推崇大一统,因其合于天道。故而颜师古提出“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大一统理念的内涵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深化,其核心内涵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即以天道为体,以政治一统为相,以协和万邦为用。

(一)以道为体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道是万物的本源。道彰显了宇宙的统一性。以道为中心层层推衍,显现出万物。万物以合理的秩序排列,以道为最高凭借。道统摄万物,形成以道为核心的中央机制。《周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在大一统的世界中,以道为本体,它生化万物,成为支配一切的最高力量。以道为体,形成一个强大的磁场,对个体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周初以天人为一体,以天、君、臣、民为一体,君主成为承天命的主体,天命有德。人类社会仿效宇宙的法则,天道即为人道,天理即是人伦。统一性成为最根本的权力。掌握天道,就可拥有支配人类的“天理”。经由董仲舒等思想家的发展,天与人之间交互感应,以祥瑞灾异为示,对人间奖善惩恶。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大一统意为天子处于天地之间,统摄万物,总领群生。大一统是对君王总领万物的地位与权力的凸显,是对现实社会秩序的描述。此一秩序取法于天道,大一统不仅有地域、文化上的指涉,更指天道之中的万物归一。道指向德,所谓“道者,物之所由也 ;德者,物之所得也。”德实为判断是非标准的最高依据,人们以德为追寻,以通于道。

(二)以政治一统为相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以建立封建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为其外在形式,推崇仁道政治。孔子有言:“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孟子认为国家统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天下终将“定于一”。这里的“一”,寓指实行仁道之君,天下争霸的局面经由仁君才能彻底结束,进而实现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和谐统一。孟子极力反对以霸道一统天下,力倡王道政治,主张得民心者得天下。继孟子之后,荀子亦曾提出“一天下”的构想,“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人们服从君主的管理,即是服从于天道。所谓政治一统,即为拥护天子的王权,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治一统是大一统的前提条件,亦是最终目标。统一、安定的政治环境是民心所向,是社会发展、稳定的基础。回顾中国在秦朝、西汉、东汉、西晋、隋朝、唐朝、元朝、明朝、清朝等王朝都出现过的大一统盛况,皆以政治一统为明显的标志。秦王行霸道、施暴政,虽一统天下却二世而亡。后世统治者引以为戒,推崇仁政。汉武帝听取董仲舒建议,大力推行礼乐教化,重视教育,举用贤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真正实现了《春秋公羊传》中的大一统理想。自此之后,贤明之君皆以“一体之仁”为思维方式,贯彻仁政的政治理念,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核心精神,逐渐培养起了中国人的基本信念与道德习惯。从国家至个人,从天子至百姓,皆以“家国一体”为牢固信念,助推了中国历史上动荡之中的向心运动,使中国总能在经历分裂之后再次走向统一。

(三)以协和万邦为用

中国古代社会秉持传统的天下观,认为天之道为地之序的源泉,大地上的万物同处于天道的支配之中。华夏居于大地的中心,以承天之光照耀四方蛮夷之地,人们的文明程度以此为中心呈梯次递减。天子作为天命的承载者,具有化育万物的职责。以此为逻辑起点,中华民族开始了文明大厦的建构。中国文化具有了鲜明的特色,以礼仪之邦为追求,开启了“为政以德”的政治追求。《尚书》大赞帝尧的美好德行,他以“钦、明、文、思”四德处理政务,“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尧举用德才兼备之人,团结族人,表彰百官,天下臣民在他的教化下和睦共处。尧行仁政,美风俗,开创了协和万邦的美好局面。“协和万邦”这一概念可溯至于此,蕴含了德治天下、以和为贵的文化底蕴。《尚书》记载了大禹时期“九州攸同”“四海会同”的治世局面,这一思想渗入人们内心,成为古代帝王的共同夙愿。自此之后,经由儒家经典的阐发,大同主义、王道政治、仁道主义理念成为融入中华文明血液中的核心要素。以天下观为前提,“协和万邦”成为中原王朝的责任。统治者推行道德教化,在完善本邦治理的前提下,以德感化四方邦国,实现协和万邦的美好局面,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修己安人、安天下的崇高追求。普天之下的万邦、万民都应善待彼此、协同发展,此为中国传统大一统文明的最高信念。


二、大一统理念的治理智慧

中国的大一统文明中蕴含着惊人的向心力,促使具有不同民族、信仰、文化背景的人融合为一体。雅斯贝尔斯认为:“所有统一的一致性,在中国建立了大一统帝国之后达到了顶峰。文化、宗教和国家,全体一致。”中国的大一统文明中凝聚了可资借鉴的治理智慧。

(一)思想一统:以儒为纲,兼容并蓄

自西汉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立儒家思想为正统以来,后世明君往往以思想一统作为国家治理的导向,他们依靠儒家思想对民众进行教化,全国上下形成了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董仲舒所提倡的大一统思想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统一体的重要文化理念,人们在价值观上实现认同,在思想上达至一统,这个影响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始终是中华文化的价值根砥和国家的治理导向。《礼记》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统治者通过在全国推行儒家教化,不断提高民众的德性修养,在全国普及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的主流价值观念,以整个社会的和谐统一为目标。

在历史长河中,儒家以兼容并蓄的特点不断吸纳新的思想、融合不同的文化。忽必烈在建国之初即推行“汉法”,取儒家经典《易经》中“大哉乾元,万物资始”的“元”字,改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忽必烈通过一系列仿效中国历代开国皇帝的模式,希望在汉人心目中树立儒君的形象。忽必烈大力推行儒家的礼乐文化,依靠儒家文化对民众施行教化,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前提下,实现了全国上下思想上的融合与统一,维护了国家政权的稳定,为盛世局面的到来奠定了思想基础。清王朝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很难从思想上被汉族人所接受。顺治采取以儒治国的方式,在国内大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他号召国民学习孔孟之道,习读儒家经典。他大力弘扬儒家的孝文化,同时自己也身体力行,以儒家礼仪来约束自己。顺治实施的一系列举措使汉民族渐渐接纳清王朝的统治,满汉之间逐步在思想上达至共同的认同,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从汉武帝罢黜百家、把儒家思想确立为正统思想开始,历史上的明君逐渐认识到统一民众的价值观对于国家统一、社会和谐安定的重要意义。他们多以儒家思想为治世之道,在民众中大力推行教化。这种合于道的治国方法,使得中国历史上多次实现大一统的盛世局面。当今中国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与儒家核心价值理念一脉相承。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立足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取其中的精华,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才能真正改善社会风气,凝聚社会力量。

(二)文化一统:和而不同,博采众长

中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较大,但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却又具有高度的一统性。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中华民族具有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文化亦呈现出多元一统的特征,兼富差异性与很高的整合度。传统中国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海纳百川的格局与气度。在文化上就体现为和而不同的包容情怀。历史上成就一统大业者往往以积极的态度进行交流互鉴,他们秉持“和而不同”的交流原则,以促进彼此共同的发展进步为目的。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与各国的联系,“丝绸之路”随即畅通。经由“丝绸之路”,中西方之间互通有无,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物品以及炼铁炼钢、凿井等技术传到西方,西方的玻璃、香料、葡萄等物品也传入中国。“丝绸之路”成为汉唐时期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成为文明与友谊之路。丝绸之路在把多种文化、多元文明紧密连接起来的同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丝路文化”,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作出了不朽贡献。当今中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正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旨在发扬丝路精神,触发各个国家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携手并进。“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为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搭建平台,推动各国之间的理解、尊重与信任。

(三)民族一统:华夷一家,休戚与共

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各个民族虽拥有不同的习俗、信仰,但都秉持仁爱和平的理念,患难相助、荣辱与共。各民族逐渐在长期的交流融合中推动中华民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融史。从古至今,历代明君都十分重视民族问题。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开展民族工作,实现文化认同,增进民族感情,加强民族团结。东汉时期,汉光武帝命班超出使西域,设置都护府;唐朝时期,唐太宗提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他宽待少数民族,以开明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他们自愿尊奉唐太宗为“天可汗”;明朝统治者亦推崇“华夷一家”,主张“四海内外,皆为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在西藏地区的治理上,明太祖采取“因俗而治”的方法,通过礼遇僧人、教派等尊重藏区特有文化体系的方式来促进民族间文化上的相互认同。明王朝还推行行都武卫制度,这一制度同“多封众建”相结合成为管理西藏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明朝廷还推动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这一系列举措推动了汉藏人民的交流融合,确保了西藏地区的稳定发展。明朝曾先后出现“洪武之治”“永乐盛世”的局面。明太祖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与民族风情,并经常给予援助,明成祖沿袭此一理念,以“厚往薄来”的方式同部落之间进行交往。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与开明的民族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助推中华民族多次走向大一统盛世。当今中国从历史中走来,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尊重历史、合乎国情、顺应民心的必然选择。每个民族仍保留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自由,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特色与文化,彼此之间互相吸引、交流与学习,不断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中华文化在互嵌式的文化格局中不断发展,各个民族在交流互鉴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铸牢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形成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格局。

(四)天下一统:民胞物与,仁及天下

在儒家看来,只有为政者行仁政,奉行王道,才可使天下一统。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主张由爱亲推及仁爱天下百姓,由仁爱百姓推至对天地万物的仁爱。荀子言:“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礼记》云:“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认为天下和合共生,以中国为一人并非臆想,经由治人七情,修十义,崇礼重让,使天下百姓感恩怀德来实现。爱民、重民、富民、教民是古人实现善治的智慧,更是当今社会治理必须体现的内涵。我们应始终贯彻的就是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毛泽东同志曾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中国古人看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人民如同父母之爱子,“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成就一统大业者往往以仁德行天下,视天下为一家。西汉时期,汉文帝广施仁政,以德孝治天下。他改善民生、敦厚风俗,开创了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他更以崇高的德行感化自立为王的南越国王,使其心甘情愿俯首称臣。晋国名将羊祜率领军队镇守晋国边境,命令晋军从吴国地里收粮必须照价补偿,不可多拿一粒,不可伤及吴方家眷,不许越界获取猎物,宽待前来投靠的士兵,对吴军领率陆抗亦是心怀仁义,专赠其药物治好了他的病。羊祜以仁义行为、宽阔的胸怀感化了众人,止息了一场原本蓄势待发的战役,双方维持和平多年。羊祜诠释了儒家“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道理。隋文帝杨坚创下“开皇之治”的盛世局面,他为人节俭、乐善好施,曾支援突厥部落,被尊称为“圣人可汗”。在和平的环境下,隋朝与突厥民众得以休养生息、互通有无,各个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进步。

儒家提倡四海之内、亲如一家,坚持以仁爱之心同天下人民、国家缔结友谊。正是源于传统文化的积淀,中国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自身发展和全人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对中华民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优良传统的传承。儒家所谓“仁”,以“我”为中心扩展至宇宙万物。正如朱熹所言:“一事之仁,也是仁;仁及一家,也是仁;仁及一国,也是仁;仁及天下,也是仁。”由一事推万事,经一家至万家,由一国推及天下,以至天下皆归于仁。中国传统大一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正是仁爱之心。

中国的独特魅力在于传承千年的文明传统,中国文明的一个突出特性就是“大一统”,即在价值观念、道德信仰、伦理规范等各个方面都达至浑然一体。大一统文明涵养了经过实践检验的中国先贤的智慧与信念。这一深植于中华儿女血液中的文化积淀,使得中华民族有着惊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能够整合具有不同信仰和阶层的人,使他们融合为一体。中国传统大一统理念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宝贵的文化积淀与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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