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我们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特征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论语》中记载了孔子有关社会发展“庶之”“富之”“教之”三阶段的论述。孔子不否认人对物质财富的正当追求，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孟子也说，“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可见，孔子、孟子都认为，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管子》也明确提出治国首先应该富民，强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正是基于治国应该首先富民的思想，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同时，古人认识到，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关键是要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损有余而补不足”。这些思想是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历史文化根基，为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借鉴和启示。
实现共同富裕是顺应天道治国理政的要求
《道德经》第七十七章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有余、不足，皆是不平等。如果放任有余而不损、不足而不补，有余和不足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必定因贫富悬殊而导致社会冲突。因此，治国当效法天道，损其当损者，补其当补者。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的排序，以及经济政策中轻徭薄赋、为民制产、防止兼并等都是调节不均、减少贫富差距的手段。当然，损益手段必须依循中正之道，才能举国上下贫富贵贱皆得欢喜。《易·益》曰：“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损抑于上、增益于下，民众就会喜悦无限；尊贵者礼贤下士、增益民众，其道必能大放光芒。利益有所往，以中正之道让天下人受益，皆能吉祥。
贫富悬殊是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产物，而经济的发展不能自然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只要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人民就没有真正富裕。关于如何富民，古人提醒要节制欲望。《晏子》中记载：晏子教导齐景公说，“节欲则民富”。所以，在古人看来，富民不是简单地追求经济增长，因为这不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保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此，效法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从制度的设计上促使经济均衡发展，倡导富裕的人节制欲望，反对奢靡之风，关心扶助弱势群体，避免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都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手段。
古代关于经济建设的这些理念，为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提供了可贵启示。顺应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特点治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他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集中体现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上下同心、攻坚克难，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惠及人口最多的减贫奇迹。中国成为全世界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中国家。2021年2月25日，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回首过去，我们在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上取得了伟大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展望未来，我们正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宏愿而奋斗”。可见，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正如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注重农业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注重农业、农民。古人把农业视为国家的本业，因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所以，提倡在位者“服一彩，则念女功之劳；御一谷，则恤农夫之勤”。
汉文帝即位之后，从自身做起，力行节俭，一心想使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但由于战国时期的动乱影响了汉初的发展，社会背离了“以农为本”的方针，很多人弃农从商。为此，贾谊向汉文帝上疏说，“管子曾说：‘仓廪的粮食充足了，人们才懂得讲求礼节。’如果人民衣食不足，还能使国家得到治理的，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古人曾说，一个农夫不耕作，有人就会挨饿；一个妇女不织布，有人就会受冻。万物的生长都是有时节的，若使用起来没有节制，物资势必会用尽。古代治理天下达到非常细致周详的地步，所以国家有足够的积蓄可以依靠。如今人们都背离了农业而趋向商业，不劳而食的人愈来愈多，这是天下的大害；奢侈浪费的风气日益严重，这是国家的大祸。”
那么，人们放弃农业，而争相从事商业，为什么值得古人忧虑呢。这可以概括为四个原因。
第一，导致天下的财产缺乏，甚至导致环境危机。贾谊说，“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哉”。即生产的人，特别是生产粮食的人愈来愈少，而浪费者、不参与生产的人、不劳而食的人愈来愈多，奢侈浪费的风气也愈来愈严重，天下的财产怎么会不枯竭？正如《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反之就会导致资财缺乏。
第二，导致衣食储备不足，无法应对突发事件。贾谊接着阐述：“世上有荒年和丰年，是自然运行变化的规律，即使在夏禹、商汤时，也都遭逢过。如果不幸遇到方圆二三千里的旱灾，国家拿什么来救济百姓？如果边境突然发生紧急军情，国家拿什么来供给几十万兵众？战争、旱灾接踵而至，天下物资匮乏，有勇力的人就会聚众蛮横打劫，进而发动徒众争相起事，到了这时才惊慌失措地设法应对，还能来得及吗？所以，储藏粮食等物资是天下的大事。如果粮食多而财资充裕，做什么事不能成功呢？凭借着这样的条件，攻城能够成功，守城也能稳固，作战能够获胜，以此怀柔敌方，使远方之人前来归附，还有什么人招之不来呢？如今应该让百姓回归农业，着力于国之根本，让天下的人各食其力，使从事工商业和四处谋生的人转行来从事农业，那么积蓄就会充足，百姓也就能够安居乐业了。”汉文帝被贾谊的谏言所打动，他开设天子责任田，亲自耕种以勉励百姓回归农业。此外，汉朝还采取了一系列利农惠农的政策，重视粮食蓄积，以备赈灾救济之用。例如，汉朝政府设立了“常平仓”的制度来调节粮价，保障农民的利益：遇丰年谷贱伤农之时，政府增加价格收米，称之为“籴”；遇到灾害之年，市场上粮食价格较高时，政府降价出售丰年之米，称之为“粜”。这种仓储制度通过市场手段调节粮价，既有利于在丰收之年稳定市场，又有利于在大灾之年通过降价销售粮食，变相负担一部分人民的生活成本达到赈济灾民的目的。
可见，汉朝治国重视的是保证百姓都能衣食无缺，国家有足够的衣食储备来防御天灾人祸，并反对追求奢侈无度、挥霍浪费的生活。《礼记》中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九年的粮食储备，是不富足；没有六年的粮食储备，这叫危急；如果连三年的粮食储备都没有，国家就不称其为国家了。如果耕种三年，确保储备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确保储存三年的粮食。倘若三十年一以贯之，即使遇到凶年和水旱之灾，民众也不致挨饿。没有后顾之忧，天子用餐时就可以奏乐了。
第三，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深。《群书治要·崔寔政论》讲到，世间奢侈的风气愈来愈重，服饰都违背礼制，没有实用价值的器具（如古玩、字画、奢侈品、石头等）愈来愈昂贵，而农业这个本业却愈来愈低贱。务农的人、栽桑的人很勤苦，收入却都很微薄；从事工商业的人很安逸，收入和利润却丰厚百倍。这些导致农民都放下了锄头去雕花刻镂，织女也放下了织机去学习刺绣。结果，耕种的人愈来愈少，从事末业（即商业）的人愈来愈多。虽然有荒地开垦，但是因为人们并没有把心思放在耕种之上，没有尽心尽力地去耕种、收割，怎会有丰收的年景呢？财富集聚在少数商家之手，百姓穷匮，很多人沦为奸寇、盗贼。国家的仓库愈来愈空虚，监狱却人满为患。一旦年景不好，五谷不丰登，受饥挨饿、流亡过世的人数不胜数。从上到下都很穷匮，也无法做到互相接济。“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命尽则根拔，根拔则本颠。”国家都是以百姓为根本，而百姓是以粮食为命根。粮食无人耕种，百姓不能保命，国家的根本被削弱，整个国家就会陷入危难，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古人提出，“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贤明的君主看重五谷，把农业视为国之根本，而不看重金银珠宝。
第四，会导致贫穷者奸邪，富足者淫逸，作奸犯科屡禁不止。《群书治要·说苑》中记载，魏文侯曾问李克：“刑罚产生的根源在哪里？”李克说：是生于百姓邪曲不正、放纵奢侈的行为。凡是人们奸诈、邪曲不正之心，都是因为人们饥寒交迫才生起的。而放纵奢侈的人，都是把心思耗费在文饰之上。一旦人们把精雕细镂的奢侈品看得很有价值，男子将会放弃农业从事雕纹镂花；女子也会放下织机而学习刺绣。农事受到妨害是饥饿的根源；纺织受到妨害是寒冷的根源。“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因此，如果上面不禁止机巧之事，奇技淫巧的事情愈来愈多，奢侈品的生产愈来愈多，导致国贫而民侈，国家贫困、人民愈来愈奢侈浪费。贫穷的人就会想出一些奸诈的、邪曲不正的方式，来追求富裕的生活。富足的人则会互相攀比，过上更加放逸纵欲的生活。这就等于驱使人民去做邪曲不正之事。当百姓被驱使走上邪路，再用刑罚来诛杀他们，这等于为百姓设置了陷阱。刑罚的兴起是有根源的，如果君主不堵塞它的根源，而只是在枝节上进行督促，对国家是有损害的。
可见，古人思考问题很深远，治国理政能考虑到根本，而非就事论事。农民付出多、收入少，工商业付出少、收入却很丰厚，导致了贫富差距加大。贫穷的人就会做奸邪之事，富裕的人就会做纵欲放荡之事，这样作奸犯科的事情会愈来愈多。而一旦人们养成奢侈放纵、浪费的习惯，国家的资源也会愈来愈枯竭。如果国家再不重视农业，耕田的人就会愈来愈少，人们的衣食都不能得到保证，那么遇到灾荒时，国家就无法接济百姓，应对不了突发事件。因此，要实现富国富民，就必须注重农业这个本业。从这个角度看，古人士、农、工、商的排序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合理之处。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反对奢靡之风
奢侈浪费是天下的严重危害。《群书治要·崔寔政论》对此进行了阐述：喜欢荣华富贵、华美的服装、漂亮的饰品、铿锵作响的音乐、炫人眼目的光彩、香喷喷的佳肴美膳等，都是人情所喜好的。人一心想着吃喝玩乐，须臾都不离开自己的心，如同水往下流，瀑布会奔向深谷一样，自然而然。因此，古人把“欲”比作深渊。如果人对欲望没有节制，任其发展，最后就都无法约束自己。古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制定了“礼”来节制人们不合适的欲望，希望能够防患未然。如老子讲“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因为看到可欲之物容易使人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孔子也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提醒人远离污染诱惑。《崔寔政论》中接着说，现在市场上都卖华丽的工艺品，商家也卖僭礼的服饰，百工也可以做奢侈品。人们看到这些能够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经受不住诱惑，肯定会购买。而商人之流，家家户户都超级享受，奢靡无度。国家的政策一旦有了偏失，普天之下的人都会追求奢侈浪费、违背礼仪的生活。这是时势潮流所驱使，因而是天下最让人忧心的事情之一。
反对奢靡之风需要在位者以上率下，为社会大众做出榜样示范。《群书治要·政要论》讲道，“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尧舜所居住的地方只有三级土台阶，夏天穿着粗布编织的衣服，冬日也只穿着鹿皮制成的大衣。禹的宫室低矮简陋，饮食微薄。这几位帝王并非生来就不讲究衣食住行，而是他们最大程度地做到节俭。也正因为帝王节俭，才能使天下太平。历史上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的出现，都是因为皇帝有这样的认识，并带头力行节俭。
汉文帝时，有人进献了一匹千里马，汉文帝颁诏说：“鸾旗车在前先行，随班的车在后紧跟着，吉日出行一天行五十里，军队行军一天行三十里，朕骑千里马，独自先到哪儿去？”于是，将千里马归还，并且付给献马的人行程费用。他又下诏说：“朕不接受进贡，可下令四方之人不要再进献了。”汉文帝对这些远方之物、难得之物都不认为贵重，闲游的娱乐禁绝了，珍奇美丽的赠礼杜绝了。
唐太宗也秉持了节欲而富民的理念。《贞观政要·君道》中记载，唐太宗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啖腹，腹饱而自毙。”为君之道，必须先使百姓能够生存，安居乐业。如果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身，这就像割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肚子一样，肚子确实填饱了，但终究会亡身。唐太宗能有这样的意识与他熟读《群书治要》密不可分。
《群书治要·新语》中说：怀里揣着璧玉，腰间系着环佩，穿戴名贵的衣服，上面还有珠宝的装饰，收藏珍奇怪异的物品，用玉斗斟酒，在金杯上刻镂花纹，这些都是可以在小人面前夸耀的东西。修筑百丈的高台，在坚固的城墙上绘画，这些是导致老百姓筋疲力尽的因素。所以，圣人住着低矮的宫室却高扬道德，穿着极差的衣服却勤行仁义。他们不因为装扮容貌而损伤操行，不因为装饰外表而亏缺品德。国家不兴办无益的功业，家中也不收藏不实用的器物，借此减少民众的劳役，节省他们的赋税。如果君主不喜欢璧玉珠玑，那么玩好之类的东西也会被百姓抛弃；君主不收藏雕琢刻画，那么淫巧之类的物品也会被民众弃绝。放弃农业、蚕桑等重要事务，上山下海，采集珠玑，捕猎禽兽，消耗民众的劳力，浪费国家的资财，只是为了满足耳目一时的愉悦，满足骄奢淫逸的欲望，这难道不是谬误透顶吗？
在位的领导者能够带头节俭，就会起到上行下效、立竿见影的教育效果。在唐朝时，杨绾做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他为官清廉，崇尚节俭。他被封的命令下达之日，郭子仪正要宴客，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就把坐中的声乐减了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干的随从本来人数众多，也于当天就减少了；中丞崔宽把房屋建造得豪华奢侈，结果马上下令把它拆毁。可见，上行而下效的感应效果如“影之随行、响之应声”一样迅速。
针对我国奢靡之风的现状，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提出了“八项规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些领导干部爱忆苦思甜，口头上说是穷苦家庭出身，是党和人民培养了自己，但言行不一，心里想的是自己当上官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要好好享受一下当官的尊荣，摆起官架子来比谁都大。享乐主义实质是革命意志衰退、奋斗精神消减，根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正确，拈轻怕重，贪图安逸，追求感官享受。奢靡之风实质是剥削阶级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反映，根源是思想堕落、物欲膨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古人把“君道”放在治国的首位，就是强调君主、领导者的修身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而修身从戒贪做起，因为“贤者多财损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人能在财色名利的诱惑面前如如不动，把持住自己，才能涵养智慧，进一步才能治国平天下。所以，领导干部的吃、穿、住、行都要力求俭朴，不能奢侈浪费，所谓“俭以养德”。这些深邃的富国思想对于今天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一些问题、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仍具有重要价值。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扶助弱势群体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关扶弱势群体。古人对慈善救济这一问题思虑深远，能够从国家制度的设计上扶持贫弱，抑制奢富，保持福利的公平配给，消除贫富分化，而非就事论事。在中国古代，国家尤其注重设立一些制度，来消除因为阶层、行业、老弱、疾病、灾难等所导致的贫富差距。
对于官员而言，扶持贫弱，首先要做到不与民争利。《史记》记载，春秋时期公仪休担任鲁国宰相时奉公守法，循理办事，使得“百官自正”。他规定享受朝廷俸禄的官员不能与百姓争利益，既然已受朝廷大恩，眼里就不能盯着小利，做那些经商盈利之事。他甚至觉得自家种的蔬菜味道鲜美，便把自家菜园里的蔬菜都拔掉；他看到家中织出的布匹质地上乘，也把家里的织女送了出去，烧掉织布机，并说：让那些农夫、织女们去哪里卖出其货物呢？他不与小民争利，竟然严格至此。汉朝继承了这一传统，也严格要求为官者不得与民争利，正如董仲舒所言：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
古礼规定，在位者除了不与民争利之外，还要承担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等责任。例如，母亲生三个孩子，国家提供乳母；生两个孩子，提供食粮；十四岁之前的少年人不用服徭役，这些都是慈爱幼童的具体制度。在养老方面，五十岁以上乡里养老；六十以后由国家养老，养于国中的小学；七十以上的养于大学。秋天的第二个月，要注意养护衰老的人，授给他们坐几、手杖。在赈济贫穷方面，国家对于鳏寡孤独等困穷之人，要提供谷物粮食；要加赏以身殉国者的后代，对以身殉国者的妻子儿女提供财禄的供给。在宽待残疾之人方面，凡是有残疾不能做事的，不在征兵作士卒之数。《礼记·月令》对此有详细论述：“仲春之月，养幼少，存诸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孟冬之月，赏死事，恤孤寡”。鳏寡孤独废疾者，也就是现在的弱势群体，是社会中的“短板”，把短板补齐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关键。
在引导民众参与慈善方面，“赏善罚恶”是汉朝引导人们向善的重要手段，同时重视教民行义，并从制度上引导富人行善。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慈悲（慈者，给人以乐；悲者，拔人于苦）、福田（包括恩田、敬田、悲田）、布施和因果（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等观念深入人心，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南朝萧梁时期出现了历史上已知最早的官方慈善机构——孤独园。此外，上自王公贵族、下到隐士平民的个人慈善行为层出不穷。例如，南齐文惠太子萧长懋与竟陵王萧子良设立了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的私立慈善机构——六疾馆；梁昭明太子萧统广行阴鸷，慈善行为涉及施粮、施衣、施棺、济贫等诸多方面且规模宏大。由此可见，佛教文化对于引导无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少积极投身于社会慈善事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对于南北朝时期社会实现共同富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总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借鉴中国历史上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多角度、多手段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和实践，可以为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提供重要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