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汉俊
作为一朝之丞相，最痛苦、最感耻辱的事，莫过于目睹君王被俘、三宫受辱、山河易主，莫过于亲眼见到皇帝跳崖、群臣赴死、军民遭戮，自己却无能为力的了。
但这一切，文天祥都遭遇了。
公元1279年3月19日，南宋祥兴二年二月六日，南海广东新会崖山岛海面，一场旷世未有的海战正在发生。南宋朝廷的生命汞柱，正在归零。
蒙古大军从三个方向包围了南宋小朝廷，经过了长江丁家洲水战、焦山水战的蒙军水师已经强大起来，宋军的人墙防线被攻破，连营战船被焚烧，二十万南宋军民背水一战，或血战到死，或蹈海而死。左丞相陆秀夫在催促妻子儿女全部跳海而死后，毅然背起年仅8岁的幼主赵昺，跳入大海，尽忠殉国。副枢密使张世杰突出重围后，战船倾覆，壮烈牺牲。
崖山一战，南宋全军覆没，“浮尸出于海十余万人”。崖山，为南宋朝廷画了一个惨烈的句号，也画下一个悲壮的感叹号。这是大宋王朝历史上，也是中国朝廷史上最沉重的一页。
而此刻，在不远处的一艘海船上，南宋右丞相文天祥正痛苦而悲愤地目睹这一切。
他是作为蒙古大军统帅张弘范的俘虏，被押来观战的。文天祥拒降的斩钉截铁，让张弘范的劝降有些咬牙切齿，他阴阴地看着这位闻名已久的同龄人说，“我要让你亲眼看到，宋朝是怎么死在我手上的，看你降还是不降！”
把悲剧撕裂给你看，把制造悲剧的过程活生生地展示给你看，是一桩残忍而狠毒的事。“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这一幕幕令文天祥有锥心之痛，欲哭无泪，“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想到那些卖国求荣、卖主求生而腰缠万贯的奸臣内贼，文天祥不禁怒愤难遏：“我欲借剑斩佞臣，黄金横带为何人”。悲愤与呐喊，痛心疾首与深恶痛绝，充斥着一代热血忠臣的胸膛。
张弘范此举，是想摧毁其心理、解构其尊严。不但没能降服文天祥，反而激起他反抗到底的决心。
文天祥此刻的想法只有一个，我堂堂大宋丞相，怎能降服于屠我军民、碎我河山的异族他邦！与其苟且，宁肯一死，为国尽忠。
崖山海战之前，文天祥的心已死过两回。
第一回心死，是在三年前，即文天祥被元军扣押的日子。
公元1275年初的一天，时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接到诏书，蒙古大兵进犯，长江上游告急，南宋首都临安危在旦夕。朝廷被迫颁诏天下，号召各地以兵马勤王。皇上哀告，臣子焚心，文天祥闻诏痛哭，决心不惜毁家纾难，组织义军，千里驰援京师临安。朝廷任命文天祥为江西提刑、安抚使，兼平江知府。
刚刚上任，蒙古大兵就从金陵杀入常州。文天祥命将士出战，但义军毕竟不是正规军，各路人马被强悍的蒙古大兵打败，或战死，或溃逃。文天祥弃守平江，退守余杭。此刻的大宋王朝风雨飘摇、朽木难支，不少在位的重臣猛将闻风辞朝而逃。危难之际，朝廷决定任命文天祥为枢密使，加任临安知府，不久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期待文天祥作为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此时升官，实为赴汤蹈火，文天祥毅然临危受命，慷慨赴义。
公元1276年正月初二，临安被包围，元军统帅伯颜拒绝了南宋大臣陆秀夫的谈判条件。三天后，南宋朝廷谢太后派出使臣，到元军军营递交降表，表示甘愿俯首称臣，且尊称忽必烈为“仁明神武皇帝”，供奉真金白银、绫罗绸缎，仍然遭到伯颜严拒。南宋朝廷于是不惜降格，自称为“侄”，亦不同意，再降为“侄孙”，仍然不许，又乞求留一方圆小国以苟延残喘，均被拒绝。蒙元势欲吞灭大宋、统一天下之心，彰然于世。
作为提纲重臣的文天祥一面力谏朝廷赶紧秘密转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面满城排兵布阵，尽临安知府之责，与都城共存亡。但六神无主的谢太后没有采纳。南宋朝廷的卑躬屈膝又令朝内文武百官失望和愤怒，张世杰等重臣反对朝廷不战而降，纷纷辞朝而去，贪生怕死的重臣陈宜中偷偷溜走。在朝中无人的情况下，谢太后不得不倚重报国心切的文天祥，而右丞相这个位置，已是居皇帝右手的主相，可以掌管军政大权、都督各路军马了。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面对国难危局，文天祥挺身而出，他辅佐幼帝和谢太后，行使统领文武百官的权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独木力挺，任重如山。
近一年来，是文天祥成长最快的时期。在艰难中被提拔、危难中被重用，高官无厚禄，升官不发财，更无光宗耀祖的念想，唯有凶险，唯有艰险，唯有牺牲。但文天祥义不容辞，有“壮心欲填海”“一日定千年”之志。
公元1276年正月十八日，呼啸的铁蹄狂奔到距临安仅三十里的皋亭山，突然停住了。元军统帅伯颜勒马叫阵，声称只有宋朝大丞相文天祥亲自来请降，方可商谈。
谢太后说，你去吧。国难当头，没有退路。为了保全江山社稷大宋朝廷，文天祥只能是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慨然前行，有一种当年荆轲的悲壮。
面对元军威势逼人的高头大马和寒光闪闪的蒙古战刀，势单力薄的文天祥强调，宋元之间是议和、是谈判，不是议降，必须平等相待。不卑不亢，傲骨凛然；他指斥元军侵犯大宋王朝，破坏社稷法统、践踏文明礼仪、滥杀无辜苍生，是野蛮行径，据理力争，义正辞严。伯颜自知失道寡义，只好承诺“社稷必不动，百姓必不杀”。文天祥进而要求，元军必须先退兵平江或者嘉兴，再谈其它；如果元军想毁我宗庙社稷，则我大宋豪杰并起，抗争到底。文丞相态度坚定，毫无妥协之意。伯颜勃然大怒，以杀害文天祥相威胁，文天祥说：“吾乃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元军在场诸将无不被文天祥的凛然气势所慑，纷纷暗称他为“大丈夫”，“北方相顾称男子，似谓江南尚有人”。
几场交锋下来，原本恼羞成怒的伯颜慢慢地欣赏起这个对手的忠诚、勇敢和睿智来，暗起降服之心。伯颜放回其他宋朝使者，命他们按他的旨意写投降书，唯独扣留了文天祥。当文天祥再次见到伯颜和宋朝同事时，已是在受降仪式上了。文天祥震怒，捶胸顿足，仰天长叹，痛惜南宋朝廷的卑躬屈节，痛斥元军的蛮横无耻，痛骂宋臣的卖国求荣。而此时的南宋朝廷已经解除了文天祥的丞相职务，解散了他的勤王义军。被掷为弃子的文天祥无可奈何，只能痛悔自告奋勇孤陷敌营，但仍然希冀有机会出去率兵杀敌、复兴大宋，“南国应无恙，中兴事会长”。
降元的宋朝没有了颜面，举国萧条悲凉，国玺被送往元大都，宗室大臣文武百官收颌俯首，在临安城的瑟瑟寒风中排队晋见元军统帅伯颜。被软禁在元营的文天祥一筹莫展，唯一的抗争便是缄默不语。
悲莫过于无声，哀莫大于心死。沉默，也是一种抗争。
元朝皇帝忽必烈下令，把文天祥押送到元大都。
公元1276年二月九日，押解文天祥的元军向燕京出发，二月二十九日路过镇江时，文天祥等十几人趁着夜色逃脱了元军魔掌，从扬州取道长江口，沿海路向南追赶小朝廷，“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文天祥一边寻找逃难的朝廷幼主，一边回首遥望江南故国，“昨夜分明梦到家，飘摇依旧客天涯。故园门掩东风老，无限杜鹃啼落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啼血。
文天祥沿途收拾残兵游勇投入斗争，但此时的宋朝军队已是力如绵薄、兵心涣散，将士们互相猜疑、彼此设防，文天祥也多次被怀疑，险些被有戒备之心的宋将误杀；多次被元军逼得躲进丛林，甚至箩筐中，历尽千难万险，吃尽千辛万苦。在逃离镇江京口过程中，文天祥经历了“定计难”“谋人难”“踏路难”“得船难”“绐北难”“定变难”“出门难”“出巷难”“出隘难”“候船难”“得风难”“望城难”“上岸难”“入城难”。从公元1276年正月18日被元军羁押元营、二月二十九日逃离，到五月二十六日终于到达福州，奉诏回归朝廷复任枢密使，文天祥经历了九九八十一天，遭遇了九九八十一难，可谓行路难、路难行。
不仅经历“难”，还亲历了“死”。光从镇江到温州这一段距离，文天祥就体验了二十多种死法。痛斥元军当死，痛骂叛将当死，与元朝高官争执当死；逃往京口，随身携带匕首，随时准备自刎；在江面遭遇元军巡逻船，差点葬身鱼腹；逃往真州因被怀疑，在城门处徘徊，差点儿被处死；过瓜洲突遇元军哨兵，差点儿被打死；扬州城下进退两难都是死，桂公塘外元军路过险被擒，贾家庄口哨兵盘查欺凌死；夜逃高邮迷方向几被陷死，清早竹林遇骑兵差点暴露；过高邮、海陵、高沙、海安、如皋、通州，数次死里逃生；乘一叶小舟，涉万顷波涛，几回回险遭船翻人亡，终于到达温州。九死一生，但九死不悔。
第二回心死，是在崖山之战的前一年，即文天祥被俘的日子。
这是公元1278年，南宋祥兴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午时分，在广东潮阳当地土匪引导下，元军汉军统帅张弘范帐下500兵突袭深藏在五坡岭的宋军营地，正在吃饭的文天祥被包围，情急之中他吞服预先准备好的龙脑，想自尽表忠，不料因连日腹泻，药力失效未死，一众部将全部战死。
文天祥被押到张弘范跟前，元军官员命文天祥行跪拜之礼，文天祥坚决不从。张弘范与宋军总指挥、抗元大将张世杰是亲戚，但二人志不同道不合，各事其主。此刻张弘范要做的一件要事，是让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文天祥义正辞严地说：“我不能保卫父母，还教别人背叛父母，可以吗？”文天祥拿出《过零丁洋》以明心志。当张弘范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不禁连声赞叹“好人！好诗！”愈发对文天祥敬佩有加。
但文天祥心已死、情不移、志更坚。
这一次，张弘范强迫文天祥观崖山海战，想让他亲眼看着南宋是如何灭亡的，让他万念俱灭、回心转意。
这是文天祥第三次心死。
心碎，万箭穿心；心痛，宛如刀绞。
征服不了，劝降无效，张弘范只得奉忽必烈之命，派人押送文天祥到燕京，一路上严加防范，防止文天祥再次脱逃。
路过南京时，文天祥看到昔日繁华的金陵城“草合离宫转夕晖”“城郭人民半已非”的衰景，深感“风雨牢愁无著处，那更寒蛩四壁”，发出“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的悲叹，表达出哪怕“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的决心，惆怅地期待“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铮铮铁骨硬，拳拳丹心坚。“想男儿慷慨，嚼穿龈血”，咬断牙根也要报亡国之仇。信念坚似钢，意志强如铁，字字皆悲秋，句句都是泪。
一路上，面对元军的好菜好饭，文天祥以绝食抗争。五个月后到达燕京，元世祖忽必烈派南宋旧臣高官劝降，文天祥拒绝道：“国家亡了，我只能以一死报国。”
“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
身虽在，心已死，化作磁针向南方。
从南粤到燕京，迢遥千里路，一把辛酸泪。
文天祥一路被押解、看守，没有逃脱的机会，却有遐想的时间。
回想四十多年的人生之路，文天祥愈发坚定了不屈的信念。
公元1236年，文天祥出生在“文章节义之邦”的江西庐陵吉州（今吉安）。这里文薰武炽，古风浩荡，历史上走出过三千进士，诞生过一批忠烈之士、儒雅之士；这里有一座山，叫青原山，颜真卿、欧阳修、黄庭坚、杨万里、李纲、胡铨、周必大、解缙、杨士奇、王阳明、邹元标、罗洪先、徐霞客等，来此留下珍贵的墨宝和诗文；这里有一座书院，叫白鹭洲书院，江万里、程大中、邵雍、周敦颐、张载、程颐、朱熹等多位儒学大师，来此或筹建书院，或著书传经讲课；这里有耕读传家、修齐治平的好传统，自古书香醇厚、崇学尚儒，史载“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留下“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十里九布政”“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九子十知州，百步两尚书”的故事。仙风道气山幽静，诗书继世乡风醇，钟灵毓秀，岁月静好。
但是文天祥生逢乱世，正值风雨飘摇中的南宋走向暮年，伴随他呱呱坠地哭声的，是蒙古铁骑的嘚嘚马蹄声。这一年，渡过黄河的蒙古大军一路南下，连克唐州、襄阳、枣阳、郢州、德安，另一支蒙古军队挺进四川，沿长江全线对南宋兵力形成了包围圈，自西向东，势如破竹。动荡不安的天下大势，构成文天祥的生活、成长背景，甚至伴随着他完整的生命周期。
文天祥出生于儒士之家。父亲文仪嗜书如命，常常是一灯如豆到天明。他思想解放，倡导革新，自号“革斋先生”，常在腰间戴一个刻有“革”字的玉佩，以明革新之志。父亲的思想主张对文天祥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从小养成一种“袖中莫出将相图，尽洗旧学读吾书”的气魄和“法天地之不息”的精神。据《宋史》记载，文天祥“体貌丰伟，美皙如玉，秀美而长目，顾盼烨然”，有旷世之美男子的形象，更有济世之伟丈夫的气象。后世赞誉文天祥曰，“名相烈士，合为一传，三千年间，人不两见”，既是忠臣名相，更是名相中的英雄烈士，这种评价名至实归。文天祥的文韬武略、兼济天下的禀赋，得益于家学之功、传承之力、勤学之用。
文天祥有诗曰，“东家筑黄金，西家列珊瑚。叹此草露晞，良时聊斯须。古人重孜孜，殖学乃菑畲。彼美不琢雕，椟中竟何如。空同白云深，君子式其庐。棐几照初阳，垂签动凉嘘。方寸起岑楼，一勺生龙鱼。辰乎曷来迟，竞诸复竞诸。”此诗名为《题钟圣举积学斋》，何时写成，史料失考，有可能是在他任职江西赣州期间，造访饱学之士钟圣举先生的“积学斋”之后写成的，从中读得出他慎独守静清廉、坚守高洁意趣的君子性，崇学尚学好学善学的学士风，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凌云志。这无疑是那个沉闷抑郁、浊气混沌的年代里，一缕清风、一丝暖意、一抹亮色。
风物化人，水土养人。庐陵是人杰地灵之邦、忠贞义勇之地，家乡的“三忠一杰”对文天祥有着深刻的影响。
第一位是一代文豪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唐宋八大家之一，开启大宋文章之盛景、引领北宋诗文之新风、奠定全宋文化盛世之基础。他居高不傲，怀才不恃，坚守大节尊严，勇于革新担当，留下了千古芳名。死后被谥“文忠公”；第二位是宋朝南渡时担任建康（今南京）通判的杨邦乂（公元1085—1129年），在宋朝重臣、建康留守杜充投降金兵的情况下，杨邦乂迎难抗敌，因寡不敌众被俘，面对金兵的高官厚禄劝降，咬破手指写下“宁作赵氏鬼，不为他邦臣”，毅然以头撞堂柱而死，金兀术恼羞成怒，命刽子手割其舌头、开其胸膛、剜其心脏。杨邦乂被谥“忠襄公”，今天的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祭有“杨邦乂剖心处”；第三位是杨邦乂同时代的忠节义士、南宋资政殿学士、抗金英雄胡铨（公元1102—1180年），公元1138年金朝使者到南宋朝廷谈判，态度傲慢、气焰嚣张，而秦桧等对金人卑躬屈膝，一味退让讲和，引起满朝文武愤怒。胡铨上书赵高宗，力斥卖国求荣行径，请求朝廷立斩秦桧与参政孙近等，声振朝野，吏民争睹，连金人读了都大惊失色，连呼“南宋有人”“中国不可轻”。但胡铨遭到赵高宗贬斥和秦桧的迫害，在赵孝宗时期受到礼遇，高龄去世时，仍不忘寄望于皇帝牢记家仇国恨、收复失地，死后被谥“忠简公”。少年文天祥曾面对三位同乡先贤的画像，立志要像他们那样立德、立功、立言；第四位是比他年长30岁的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写出了“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的杨万里（公元1127—1206年）。杨万里拜师于爱国英雄、杰出乡贤胡铨，终生以胡铨为榜样，主战而反对议和，上书政论文章《千虑策》，历数靖康之变以来的惨痛教训，指陈朝廷的腐败无能，提出了一系列振兴图强的施政策略。他官至秘书少监，因主战抗敌而屡受排挤，坚辞职位，赋闲不出，最终老死家中，被谥“文节公”。他的爱国诗、爱国情深刻地影响了文天祥。
不光有杨万里，还有一位江万里（公元1198年—1275年），更是直接地影响了文天祥。
这位年长文天祥38岁的江万里，担任过吉州知州。他曾到庐山脚下的白鹿洞书院求学，师从朱熹的门人，终成朱熹的再传弟子和朱熹理学的传承者、南宋理学的代表人物；曾受邀向宋理宗当面进谏治国理政之言，后来官至南宋宰相。江万里为政为学两不误，从政45年，历任91个职务，创办过三座书院，培养过17位状元、2700位进士。在吉州，江万里创办了白鹭洲书院，研学专精于理学，还亲自传道授业解惑，使白鹭洲书院名噪一时，成为南宋四大书院之一。
白鹭洲书院既因师者著名，也因门生而出名，江万里亲自挑选了高徒欧阳守道接任山长，欧阳守道承继严师衣钵，道德文章有口皆碑，治学有道、育人有方，培养了一批有造诣、有地位、有业绩的学生，白鹭洲书院因此获得宋理宗亲笔题写的牌匾。宰相江万里可谓是桃李满天下、栋梁充高堂。
仅公元1256年宋理宗宝祐四年录取的601名进士，吉州就占了44人，几乎全来自白鹭洲书院。
其中，就有以进士第一名的成绩中得状元的文天祥。
从此，文天祥与江万里和他的白鹭洲书院结下深情。江万里改变了学生文天祥的人生，也影响了朝臣文天祥的命运。后来在忠诚见谤、仕途受阻的时候，心情郁闷的文天祥屡屡求教于这位忠臣恩师。
更重要的是，后文将提到，这位精神导师最后以一个惊天动地的举动，完成了他对文天祥的言传身教和行为示范。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在晓风拂檐槛、雨打芭蕉夜的环境下读史阅经明志，让前人的道德光辉照亮自己前行的路，文天祥以此为人生之高境。
让文天祥崭露头角的这次全国殿试，在历史上也留下了一笔。中榜的601名进士中，出身平民家庭的417人，占比近70%，而出身官僚家庭的只有184人，这次殿试因此成为科举选拔制度推动平民向上层社会流动的经典案例，名垂青史。
殿试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历任大宋皇帝高度重视，亲自出题。宋理宗结合自己治国理政的心得出了一道策论题，让考生回答为什么“志愈勤，道愈远”；殿试还结合南宋目前面临的危局，出了五道征集对策的问答题。文天祥从“道”论起，以北宋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切入，坦陈“臣之所望于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第一次提出了“法天不息”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文天祥在现场一挥而就的这篇万言文《御试策》中，“不息”一词出现89次。“天久而不坠也以运，地久而不颓也以转，水久而不腐也以流”，因为“不息”，所以天不坠、地不颓、水不腐，运而不息为之道，阴阳不息道不息。翻译成今天的话，“不息”就是运动、革新、转化、流变，是行动、汇聚、散发、生化，是与时俱进、与事俱进、与是俱进、与势俱进。文天祥进而指出，“圣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圣人之道也”，这对宋理宗不能不说是坦诚而大胆的进谏。文天祥还结合南宋面临的外族入侵压力，纵论“天灾与安民”“人才与世风”“兵力与国策”“盗寇与边防”的关系和对策，其建言赤心灼灼，其献策拳心诚诚。
主考官王应麟读文如获至宝，向皇上奏报说从文天祥的文中读到“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祝贺皇上能得到这样的旷世奇才。随即，这篇情真意切、痛陈时弊、纵论天下的《御试策》被皇帝宋理宗一眼看中，20岁的文天祥被擢为第一名，摘得三甲状元。皇帝亲自赠诗《赐状元文天祥已下诗》曰：“道久于心化未成，乐闻尔士对延英。诚惟不息斯文著，治岂多端在力行。华国以文由造理，事君务实勿沽名。得贤功用真无敌，能为皇家立太平。”表达了对文天祥的欣赏，又寄寓了希望。
寒窗读书苦，迎风展翅高。
利剑在静候出鞘的时刻，英雄在等待脱颖的机会。
南宋的皇帝几乎没有睡过一夜安稳觉。
前半夜被金兵追打，后半夜被元兵围打。山河破碎梦不连，国势浮沉雨打萍，梦里全是游牧民族的铁骑马刀，寒风阵阵，寒光闪闪。
公元1234年，一直被金兵追杀的南宋朝廷终于有了报仇雪耻的机会。
这就是与蒙古大军的联手。
公元1141年到1142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是宋、金、元三国三朝政治军事势力板块重新组合的关键时期。
这一刻，大宋王朝力主抗金的主将岳飞被陷害致死，朝中无人敢言战、无人能应战，于是宋金之间签订了“绍兴和议”，堂堂大宋从此对金称臣，成为藩属国，大宋皇帝赵构甚至在写给金主的信中，自称“臣构”。
这一刻，对金朝女真人来说，是一个发展崛起的契机。东北方向完成了对辽朝残存势力的清扫；西部方向安抚住了西夏，使之承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对东部方向的高丽国、渤海国加大防御力量。于是金朝的主攻方向转向了宋朝的广大区域，富庶江南，物华天宝，无疑是大金国的不竭财源地。议和是假，觊觎是真；协议是虚，图占是实，大宋像是一块肥肉，食之不尽，嚼之不竭。
但是，金朝对宋朝的图谋，遇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这就是同样奔驰在千里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蒙古铁骑。准确地说，是逐渐汉化，甚至宋化的女真人，遭遇到仍然保持强悍威风的蒙古人。
公元1206年，孛儿只斤·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落，被拥立为首领“成吉思汗”，创立大蒙古国。
迅速崛起的大蒙古国一方面建立起强有力的帝国体制，一方面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先后消灭西辽势力，多次发起对夏战争，令西夏王朝臣服，随后打响灭金之战，扩张势不可挡。公元1211年野狐岭一役，10万蒙古铁骑对战45万金朝精锐，以少胜多、大获全胜，从此威势日隆，强不可敌。被蒙古大军占领大片土地后的金朝转嫁压力，加大了掠夺大宋丰饶成果、挤压南宋生存空间的力度，此所谓你打我、我打他。
金人的举动，激怒了久积靖康之恨的宋人。于是，宋朝与金朝的对手蒙古大军的合作，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与现实的选择，一场新的“三国演义”在东汉末年1000年后重演。
公元1234年，即宋理宗端平元年，忍无可忍的大宋与蒙古大军联手灭金。随着蒙古人的风卷残云雷霆万钧，金人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赶紧派人想说服宋人，并不惜以当年北宋皇帝受金朝皇帝之蒙骗联手灭辽，却被金朝反手一击而亡的教训为例，甚至还用了“唇亡则齿寒”的典故相劝。但南宋人恨金入骨，哪里听得进这番50年之后才被证明的劝言，心想，齿寒就齿寒，我先让你寒；重演就重演，我让你先演，断然拒绝了金朝的请求。
当然，南宋朝廷也不是一时冲动，宫廷内部也进行过一番激烈的讨论，是“扶金拒蒙”“联蒙灭金”，还是“先灭金再抗蒙”，反复讨论、激烈争论，但对现实压力的恐惧大于对未来忧患的思量。最终的结论是，灭金比防蒙更迫切；最后的结果是，金朝都城蔡州被宋、蒙大军攻陷，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
至此，距公元1134年岳飞首次北伐抗金、收复襄阳六郡，正好100年整。
历史的悲剧，真的开始重演了。
大宋王朝虽然一雪百年奇耻，但也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大辱。这就是蒙元覆灭南宋之战。
从公元1234年宋蒙两军在洛阳的正面战争打响，到公元1279年蒙元大军灭宋于崖山结束，时间长达46年。
生于公元1236年、卒于公元1283年的文天祥，几乎亲历了蒙元灭宋全过程，也就是说，文天祥一出生，宋朝就进入了覆灭的倒计时。
蒙古帝国灭宋的谋划，堪称人类战略史的经典。
威风起荒漠，战云卷中原。从战略筹谋到战争准备，从战场布局到战役展开，从战斗实施到战术运用，蒙古人从长计议、精心布局，在下一盘大棋。这个征服了整个草原荒漠地区，建立起大蒙古帝国的强势政权，这个征服了欧亚大陆，从波罗的海打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打到波斯湾，占领面积曾达数千万平方公里的马背帝国，对付已经被女真人打得晕头转向、皮开肉绽的南宋本不在话下，但仍然不敢掉以轻心、轻举妄动，而是对这个存活了几百年的王朝，进行了透彻的琢磨、精准的算计、周密的布局。
此前，成吉思汗、窝阔台父子西征中亚达七年之久，灭了花剌子模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消除了远域之敌袭扰的可能，扫清了外围，加固了边防，拓展了纵深，拉开了打大仗的架势。
此前，成吉思汗派两万蒙古骑兵西征西辽，剿灭与蒙古、新疆分裂势力勾结的西辽国，控制丝绸之路，获取商贸财富。
此前，成吉思汗、窝阔台父子发起六次、历时20多年的对西夏作战，尽管成吉思汗在战争末期受伤病逝，但蒙古人在公元1227年终灭西夏王朝，解除了后背之忧、扩占了物资供应基地。
此前，窝阔台大汗在公元1213年三路攻金的成功经验基础上，于公元1231年拉开了灭金之战的序幕，三年而功成。
至此，蒙古帝国扫清了灭宋大业的一切障碍，只等大举破宋的发令枪声了。
但是，这个发令枪声不是蒙古人打响的，而是南宋朝廷发出的。
公元1234年正月初十，南宋军队在与蒙古大军刚刚共同灭金于蔡，南宋朝廷导演的“端平入洛”事件就发生了。当年五月，宋兵突然占领了原属北宋的东京开封府开封、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等“三京”地区。这一年是宋理宗端平元年，所以史称“端平入洛”。
此举引爆了宋蒙战争。
“三京”地区本是大宋王朝的故园，被金人占领了一百多年，历代宋人想拜谒祖宗的陵墓，都只能是遥祭，这里是宋人魂牵梦萦的乡愁，是岳飞曾数次北伐要收复的失地，南宋的收复之心，完全可以理解。但对没有此切肤之痛、百年之耻的蒙古大军来说，则完全不能理喻。对南宋王朝这种提前不沟通、不执行退兵约定、不宣而占的行为，自恃战功显赫、武功高强的蒙古大军当然不干，遂大举攻打“三京”，南宋军队溃败而逃，退回到原来的防线。但蒙古军队穷追猛打，蒙宋大战一发而不可收。
其实，这场战争迟早要来。窝阔台大汗继承的，不过是成吉思汗的遗策。以“端平入洛”为起点，窝阔台指挥二十万蒙古骑兵，正式打响声势浩大的灭宋之战。
唇亡而齿寒的历史悲剧，即将重演。
蒙古大军自有敢于一统天下的实力，不仅仅是雄心、决心。
从蒙元灭宋的谋篇布局看，成吉思汗建立并延续下来的这个草原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各方面逐步建立起强大的战时机制体制，显示出强大的内生战斗力和原生的扩张力。因此，宋蒙之战一开始，蒙古帝国就设计好了灭宋的路线图、时间表、施工单、任务书，志在必得。
对战无定数，胜负无常规。战场上天、地、人因素复杂，且变量多、变数大，但蓄谋已久的蒙古大军对宋军的战争，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从战略谋势上看，既有总体运筹又有重点突破，既有长计划也有短安排，既有伐兵之策更有攻心之术，显得有张有弛、有法有章。从战役实施上看，由西到东，从北到南，纵横数千里，跨越江河海，总体战风卷残云，阻击战攻防有力，阵地战如铜墙铁壁，运动战似霹雳闪电，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在最大流域、最长战线、最多层面同时展开的歼灭战。这场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推翻前一个朝代最艰巨、最惨烈、最彻底的经典战例，也是一部精彩的电影大片。
综观蒙古大军灭宋的过程，是按三路兵力组织、三个战场展开、三个时期来进行的。这“三个战场”，分别是西路军开辟四川战场、中路军抢夺京湖战场、东路军控制两淮战场。这“三个时期”，分别是窝阔台汗时期（公元1234年—1241年）、蒙哥汗时期（公元1258年—1259年）、忽必烈汗时期（公元1268年至1279年）。
三个战场有重有轻、有呼有应、有分有合，打得山呼海啸，最后三路合一，直捣临安；三个时期的三位大汗毫不歇气、步步紧逼，一年接着一年打，一代跟着一代干，终于把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大宋王朝逼进了死胡同，赶到了悬崖边。
历史，总是环环相连、丝丝入扣、马不停蹄，从未有散漫、闲暇、打盹的时候。
公元1234年六月，灭金之战惊尘甫定，宋军入洛的战报刚到，蒙古大汗窝阔台就召开诸王大会，宣布实施大规模的攻宋之战。随即，旋风狂飙般的蒙古铁骑潮水般从三个方向涌向川蜀、京湖、两淮地区，所到之处大开杀戒、疯狂屠城，广大地区遭受严重破坏，生灵涂炭，财物被掠，生产被毁，文化遭劫，蒙古铁蹄所到之处一片哀号。据史料记载，一次战斗被杀的宋朝百姓和士兵可达数十万人，窝阔台派弟弟托雷攻入天府之国，疯狂屠杀成都军民，数年之内蜀地人口锐减千万人以上。蒙古大军的残暴，令人不寒而栗。
对蒙古帝国而言，灭金之战实际上有一箭双雕之功，既摧毁了金朝残存的堡垒，也完成了蒙古兵力对中原地区的强势介入和对宋作战的要点布阵。而对南宋而言，却是引狼入室，最终连命都送上，连哭都来不及了。公元1241年，窝阔台死于豪饮，蒙古大汗换了几任，但攻宋的计划从未改变。
公元1251年，窝阔台的养子、成吉思汗幼子托雷之子蒙哥登上蒙古大汗宝座，即率军再次从陕甘方向进入川蜀地区，横扫成都、重庆、泸州、万州等地，占据长江上游地区。与此同时，蒙哥汗命弟弟忽必烈进兵云南，灭大理国，加固了西南方向的打击力量和防卫能力。
公元1259年，蒙哥汗在连续征服欧洲、非洲、亚洲40多个国家之后回兵入川，从长江上游往中下游地区推进。在攻打重庆合川钓鱼城时，遭遇宋军守将王坚、张珏的顽强抵抗，久攻不下，蒙哥汗受炮击而亡。但蒙古军队并未停步，而是绕开钓鱼城，沿长江三峡东下，直逼湖北、湖南，形成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宋军主力的压力，是为西路军。
在京湖地区，忽必烈统领的蒙古大军攻打湖北、湖南等长江流域重镇，上接应西南，下支援东南，先后占领襄阳、鄂州（今武汉）、江陵、荆州、郢州、黄州、蕲州、江州、安庆、池州、建康（今南京），重点打击南宋主力部队，切断拱卫首府临安的援军，是为中路军。
占领中原地区的蒙古大军兵分两路，一路攻克唐州、邓州、光州等地，另一路打下定远、滁州、六合、真州（今扬州）等地，会师于江淮地区，然后一同打过江南，直逼临安，是为东路军。
在江南水乡，蒙军东路军统帅、左丞相伯颜从容不迫地排兵布阵、安营扎寨，以右军、左军、中军三路包围临安，天罗地网，恢恢密密。堂堂南宋、煌煌华夏，犹如网中之鱼、瓮中之鳖、俎中之祭品。
宋蒙之战，大宋王朝败于蒙古帝国，似乎是历史的必然。
成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帝国是一个神话，蒙古骑兵创造的许多战法、战例、战绩是传奇。他和他的儿孙们率领的蒙古骑兵规模应该在二十万骑左右，却能一次荡平欧洲、中亚地区的几十万兵力，打败上百万人的金兵，令交战对手无不肝颤。如此骄人战绩的取得，与他的残暴、强悍、勇敢、坚强的性格有关，但更与他的大战略、大胆识、大智慧密切相关。
“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没有研究过孙子的兵法，但他的战略部署、战役谋划、战斗实施一直是胜券在握，他一生打过六十多场仗，除了一次战斗发现不利主动撤退，其余各场屡战屡胜，没有失误；深思熟虑计得失，居高望远定乾坤，表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雄韬伟略和天才素质；他敢于以小伐大、以少战多、以弱搦强“伐大国”、打大仗，制胜之道在先发制人，首战就摧毁敌方意志、先灭敌方有生力量，因此他的军事行动呈现突袭性、主动性、运动性、机动性、进攻性、残酷性等特点，始终占据先机主导；他的屠城之术使人心理摧毁、精神崩溃、意志坍塌，而且屡试不爽，令人彻底恐惧，让《孙子兵法》的“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在他身上找不着注脚；他指挥的长途奔袭，到达欧亚大陆的边缘，以劳胜逸，所向披靡，让“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的战法不再灵验。直到今天，一些史学家还把成吉思汗列入人类历史上十大军事家的排行榜。
从成吉思汗到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托雷等四个如狼似虎的嫡生儿子们，再到蒙哥、拔都、旭烈兀、忽必烈、阿里不哥等一群骁勇善战的优秀孙辈，一代又一代的铁血英雄们传承奔驰的特质、遗传战斗的基因、高扬胜利的旗帜。
蒙古大汗们是战略的高手，也是战术的巧手、战法的老手。“蒙古旋风”灭国四十，“上帝之鞭”让地球颤抖。自信满满风度翩翩的欧洲骑士，一旦遭遇威风凛凛杀气腾腾的蒙古骑兵，立即吓得魂不附体、斯文扫地，他们手里堂吉诃德用的长枪、角斗士用的重剑，在蒙古骑兵带钩的长矛、弯刀面前显得笨拙、迟钝而脆弱；欧洲长弓与蒙古雕弓相比，拉力不及一半，射程差一大截，杀伤力相形见绌。尽管欧洲骑士把自己包裹严实得像个粽子，但蒙古弓弩射出的利箭，箭重而锋窄，很容易钻进敌手铠甲的缝隙而致其命。攻有方，防有术，蒙古人发明了用生丝制成的“防弹衣”，即使箭头射入肉体，有丝衣缓冲保护，只要拉出丝衣就能拔出箭头。成吉思汗重视武器装备的先进性，每逢大仗，俘虏的工匠技工等一个不杀，全部转成工程兵、技术兵；他非常重视运用大炮等先进武器作战，抛石器、铜火炮、火箭发射装置、火焰喷射器等被广泛应用，“回回炮”等重型武器“所击无不摧毁、入地七八尺”，打出了冷兵器的威风，也打成了热兵器的先锋；元军长途作战，往往一人数马，主马主战，从马紧随，马歇人不歇，所以“来如天坠，去如闪电，飙风迅震，千里瞬至”，是“闪电战”最早的发明者；蒙军组织严明、治军严酷，形成军政、军民一体的“千户制”，十户一组、百户一编、千户一体，战斗队以十为单元，一人逃跑、十人全杀；一家叛逃，十家连坐，形成捆绑式、链锁制的战斗力。
富庶南宋，迟早是游牧人的网中鱼、砧上肉。
蒙古帝国以征服欧亚大陆的战略视野来审视、部署对西夏、对金、对宋的战争，用攻打欧洲城邦城堡的战略战术来攻取南宋城池，运筹有方，游刃有余。他们频繁使用强势逼近、包抄打围，据险守要、正面强攻，大兵压境、箭雨覆压，避实击虚、佯退诈攻、欲擒故纵等兵法作战，料事如神，用兵如神。忽必烈时期，元朝政权针对大宋朝廷的文武官员、地方官员、各城池守将等，展开间谍战、心理战、攻心术，或许以高官，或给予重金，或挑拨离间，或恐吓逼迫，使得不少官员反宋归元、宋才元用。中国的晚宋社会，是传统价值观、正统道德观遭到严重践踏和质疑的尴尬时期。
但对文天祥的劝降，是一场漫长、艰难而失败的心理战。
元军兵力一直不多，但善于草船借箭，大胆使用汉人，蒙古兵力不够就放手招募前西夏兵、金兵、宋兵。元军本没有水师，但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登上汗之始，就开始修造舰船、编练水师，战斗中注意收缴、收编、收买宋军的水师，组建大元水师。一个强悍的骑兵集团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最终使一度辉煌的大宋王朝葬身海底。
川蜀、京湖、江淮三个战场波澜壮阔，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三位大汗接续奋战，这不能不说是置南宋王朝于死地的大手笔。
人是战争的第一因素，尤其是统帅人物。
十二世纪末起，强悍的蒙古部族崛起为强大的蒙古帝国。在半个多世纪里，这个马背民族诞生了几位史诗级的英雄人物和帝国领袖。
第一位是成吉思汗，他完成草原部族的统一大业，横扫中亚，战刀直指里海与黑海间的高加索，征服欧亚大陆和印度河流域，回手一刀灭掉西夏王朝，“上帝之鞭”所指，尽入蒙古帝国囊中，但一代天骄在攻打西夏时受伤而殁；第二位是窝阔台，成吉思汗的三儿子，他按照成吉思汗的遗策发起灭金战争，开启灭宋之战，战绩显赫，大势初定，却因酗酒过度而亡；第三位是拔都，成吉思汗长子术赤之子，公元1235年拔都奉三叔窝阔台大汗之命，率领由王室各家长子和各家族长子组成的“长子团”西征，七载而归，一直打到波兰、日耳曼、基辅、匈牙利等，15万蒙军击破60万欧洲联军，沿途各国无不臣服，但拔都最终病逝于伏尔加河河畔；第四位是蒙哥，成吉思汗四子托雷之长子，继承汗位后派兵西征西亚、南攻南宋、降服高丽，威震海内外，但在亲临火线攻打重庆钓鱼城时，壮烈牺牲；第五位是忽必烈，成吉思汗四子托雷之四子，奉兄长蒙哥汗之命总领漠南事务，奉命进攻云南、灭大理国。公元1259年，忽必烈奉蒙哥汗之命统领中路军，一路向南，开辟湖北战场，攻取长江中游重镇鄂州。蒙哥汗去世后，忽必烈登上王位，公元1260年成为大蒙古国的末代可汗，公元1264年成为元朝的开国皇帝。至此，蒙古帝国进入元时代。公元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成为300多年大宋王朝的终结者。
与蒙古帝国、大元王朝的崛起可以一比的，是整整1500年前秦国的崛起和秦朝的建立。秦始皇之所以能一统天下、终成帝业，是因为“奋六世之余烈”，前面六代君王接续奋斗，无一颓势。元朝的一统天下、百年帝业，是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数位大汗毫不松懈的共同奋斗得来的。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就可能造成事业链的断裂，但秦没有，元也没有，后来的康、雍、乾也没有。这是历史的遗传密码。
从草原部落壮大成为强大帝国，尽管蒙古集团在成长过程中充满血腥内斗，部落之间、贵族之间、父子兄弟之间互相残杀，但总体上是优胜劣汰、日趋强大，在血雨腥风中拼杀、打造出一个强悍的领导阶层和政权系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意志坚定、目标明确、惯于拼杀、勇敢斗争，有跨代但从不断代、有张弛却不松弛的领袖集团、英雄群体的强力领导和接续斗争，这个草原部落才从中国的北方边陲走向中华大地，建立起蒙古政权160多年、元朝政权近100年，作为主角在中华民族大舞台活跃了一个世纪，推动了民族大融合、文化大交流、文明大交融。
这样的领导集体和精英阶层，在宋朝没有出现，文天祥没有遇到，可谓生不逢时。
历史无法选择。
一个武功高强的草原帝国，要对一个抑武扬文两三百年的华夏王朝动武了。但是，这样一支驰骋欧亚大陆，令王公们闻风丧胆的蒙古大军，攻打以抑武扬文为国策的南宋王朝，应该是不太费劲的事，但仍然苦战了46年，比蒙灭金23年，整整多了一倍时长。
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元朝统治者对灭宋之举是非常谨慎、精心、缜密，下了大力气、真功夫的。战略布局如此之大、攻防战线如此之长，说明元朝对宋朝的颠覆，从设计上来说是全面的、根本的、彻底的；二是大宋将亡，但雄风仍在，精神韧性超强，南宋官民风骨甚健。用金人、蒙古人说过的同一句话形容，那就是“大宋有人”“中国有人”。
是的，文天祥就是一位这样风骨凛然的人。
参加完全国殿试、策论雄文引起关注不久，文天祥的父亲文仪病逝，他不得不在家守制三年。公元1258年，忽必烈统率的蒙古中路军，突破南宋长江防线，势如捣卵，所向披靡，南宋军事重镇鄂州被围困，与之互为犄角的襄阳危在旦夕。
长江鄂州—襄阳防线地处中原腹地、长江中游，西连川陕、东望吴越，既扼守南北，又贯通东西，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20多年前金人与伪齐从这里攻入，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大宋王朝大片江山失守，幸有岳飞奉命率三万军从长江中下游的九江赶到，“以步制骑，以骑制步”，大破金齐联军十万之众，守住要塞，收复失地，但南宋朝廷下令岳飞班师回营，结果导致收地复失。鄂州—襄阳防线是北宋、南宋的旧伤口，是大宋王朝的命门。
宋金战争如此，宋蒙战争仍然如此。一旦这个通向长江中下游的重要关隘被蒙古铁骑踏破，长江防区就会失守，江南重镇建康、南宋首府临安便面临灭顶之灾。这一次，忽必烈从西域引进的“回回炮”惊天动地，惊呆了襄阳城，蒙古战刀乘机从这里挑开了一个豁口，横扫长江，干了金人想干但没干成的事。
千里长江一根线，南宋头上一盆水。中游失守，江南危急，消息传到朝廷，临安城一片混乱、焦虑和恐慌。宋理宗的贴身内侍，惯于阿谀逢迎的董宋臣趁机主张迁都到明州（今宁波）。130年前宋高宗在金兀术的穷追猛打下，也曾从明州逃往海上躲避。面对董宋臣等人避战求和、贪生怕死的行径和逃跑路线，一些忠义之士提出反对意见，其中就有文天祥。
守制结束后的公元1259年，文天祥上任宁海军节度判官一职。有感于维艰时局，文天祥撰写万言书《己未上皇帝书》呈递朝廷。文天祥在万言书中说，“方今国势危疑，人心杌陧。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深刻陈明不能迁都的原因，认为“六师一动，变生无方”；如果放弃临安城，百姓将惨遭杀戮，“京师为血肉者，今已不可胜计矣”。，皇皇万言书，耿耿赤子心。
文天祥纵论南宋王朝面临的战争形势，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畅言道“且夫三江五湖之险，尚无恙也；六军百将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励其勤，斫案以奋其勇，天意悔祸，人心敌忾，寇逆死且在旦夕”，指出凭借山川江湖之险势，蒙古骑兵并不占优势，大宋军中还有一些猛将，并不都是羸弱之士，只要激励起他们的斗志，同仇敌忾，消灭侵略者是在旦夕之间的事。分析在理，信心十足，其辞慷慨激昂，其心拳拳切切。
万言书还历数董宋臣的罪行，痛斥“小人误国”，请求“斩杀董宋臣，以统一人心”。
文天祥提出积极抗敌的四点建议，一是“简文法以立事”，即建立“战时体制”，成立战时办公室，急事急办，皇帝直接召集军政大臣商议大事，垂直化领导，扁平化管理，减少朝廷内的繁文缛节；二是“仿方镇以建守”，即一改宋朝建制以来为防范藩镇割据之隐患，削弱地方诸侯兵权、事权、财权的做法，下放行政权力，增强地方用兵能力；三是“就团结以抽兵”，即取兵于民，大规模抽集兵力，按二十户抽一兵计算，一个州二十万户就能抽集一万兵力，东南地区可聚合十万兵力，对他们“教习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锐”，南宋朝廷就将拥有精兵十万；四是“破资格以用人”，不拘一格选人用人，反对“有才者以无资而不得迁，不肖者以不碍资格法而至于大用”，破格选用一批“豪武特达”者，为国家之急用。这一条条真心灼言，是应时之议、权宜之计，也是国家危难之际的有效举措。
文天祥认为，大宋王朝虽然吸取了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教训，但是国家武力渐弱、在蒙古大军面前不堪一击，加强军队和国防建设至关重要，他建议将天下划分为四镇，设置都督为军事统帅，调整全国范围内的军政机构，使各路势力范围扩大、权力加重，便于调动军事力量，形成抵抗元军的全局之势、举国之力。这些建议不失为立国之本、治国之要，救国之计、强国之策，但对于病入膏肓的晚宋，为时已晚。
捧读文天祥的万言书，条条合理但不合宜，句句中肯却不中听，它触碰到了大宋王朝几百年来深层次的、敏感的、核心的问题，触碰到了大宋的立朝之策、建国之基，涉及的本质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社会革命。历代皇帝没有这个勇气，现任皇帝更没有这个胆量，尤其在大敌当前、内忧外患交织的节骨眼上，更没有人敢临阵图变、临危谋强，苟且是苟且者的秘诀，偷安有偷安者的妙招。没有强大的政治气魄和强壮的军事体格，武功弛废，将不如相，是贯穿宋朝300多年历史的先天体质，想在武林高手挑战面前一夜之间变得武艺高强起来，似乎也不现实。
要揭开这个疮疤，一定会触动朝廷的神经。面对行将就木的无感僵尸，千言万语都是白搭。
宋朝皇帝既没有迁都，也没有纳谏。文天祥非常失望，自请免职回乡。朝廷没有理睬，反而将他升为刑部侍郎，而同时将董宋臣升为都知，性情耿直的文天祥不愿妥协，再次上书弹劾，朝廷未予回复。
忠言良策何可期，泥牛入海无消息。
理想，总是这么尴尬。现实，总是这么骨感。
自感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文天祥便求教于有知遇之恩的忘年之交、曾任宋理宗右丞相兼枢密使的吴潜，向他发泄郁闷、袒露心迹，但此刻这位曾被宋宁宗、宋理宗“两朝倚重”的昔日状元、元老，与一批主战派人士一同遭到警告、冷落和猜疑。文天祥感受到朝廷的妥协和畏战，后脊发凉，但良心仍热，忠心如炽。
公元1263年，文天祥被任命为瑞州（今江西高安）知州，这里刚刚经历蒙古大军的浩劫，“瑞之文物，煨烬十九”。面对一片疮痍废墟，文天祥开仓济民、重修祠堂、惩治黑恶势力，还亲登杏坛讲学，重振民心。
公元1264年，文天祥被朝廷召回，任命为礼部郎官，不久赴任江西提刑。接到任命即得知有盗寇横行赣州、危及百姓，文天祥直接从瑞州走马上任，调兵遣将，很快铲除了这股盘踞赣州的盗寇。
这年十月，宋理宗驾崩，24岁的宋度宗继任，这位弱智无能、荒淫无度的年轻皇上，有“夜御女三十”的传言，且不愿意上朝打卡做作业，把公文奏折的审批权交给“春”“夏”“秋”“冬”四位美女夫人，把朝会决断大权交给专横跋扈的奸臣巨贪贾似道，从此君王不早朝，后死于酒色过度。曾经灿烂锦绣的南宋，进入了生命的灰度时期。同年八月，忽必烈登上蒙古汗国最高统治者位置，正是这位与宋度宗几乎同时登基，雄心勃勃、虎气生生的元朝皇帝，使得宋朝最终葬身海底。
两位皇帝的状态，决定了两个朝廷的命运。
公元1265年，文天祥的伯祖母梁太夫人病故，有人以文天祥未穿孝服以服丧为由，上书朝廷弹劾文天祥。虽然朝廷认定文天祥并无过错，但他仍然被罢免了官职。这一年，文天祥29岁。
从政以来，文天祥历任宁海军节度判官、瑞州知州、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等，还几度被责、被罢、被贬，上上下下多岗位，断断续续十多年，不但经历了宋理宗、宋度宗两任皇帝，还直接面对了两个他非常反感、蔑视的权臣政敌，一个是前文提到的董宋臣，另一个是历史上颇有争议、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贾似道。
公元1259年，蒙古大军进攻鄂州，宋理宗令贾似道领兵出战，他到达前线后不是与敌决战，而是与蒙军私下议和，表示宋朝愿意称臣、岁奉二十万两银、绢二十万匹；襄阳、鄂州先后陷落之际，朝廷令贾似道领精兵13万出师应战蒙军，但贪生怕死的贾似道在丁家洲大败而逃。对传来的不利战报和前线告急，贾似道一概压下不报；皇帝派他出战迎敌，他又以各种名义赖在宫中。如此高官重臣还是玩物丧志之流，专好与群妾斗玩蟋蟀，编撰过《促织经》一书，甚至带蟋蟀上朝，有时候叽叽叫的蟋蟀从他的水袖里跳到皇帝身上，人称“蟋蟀宰相”。宋理宗去世、宋度宗登基后，贾似道更是肆无忌惮、专国专权，威权震主，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外忧内患交织，竟然十天才上一次朝。面对朝中正直官员的质疑、抨击，贾似道无力自圆其说，只好谎称自己患病，动辄以退休回乡为借口要挟无德无能的宋度宗。
负责朝廷的军器监制、直学士院管理工作的文天祥，承担起草圣旨诰命的任务，但文稿必须报送贾似道审查，文天祥因为看不惯奸臣当道，决不同流合污，更不满篡改歪曲，屡次不从，贾似道便命人弹劾罢免了他。文天祥愤而退休，时年37岁。
文天祥解甲归田，回到家乡庐陵，家乡以好山好水好风光迎接了这位闻名的游子、家乡的骄傲。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文天祥置身灵山秀水，相伴明月清风，洗心移情，修心养性，过上了物我两忘的隐逸生活。他把家乡的一座山更名为“文山”，天天流连于此，或静思冥想自斟酌，或咀诗嚼词思儒道，或呼朋唤友同开怀，或对风邀月共徘徊。“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有道是，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文天祥这样算是“小隐”。虽然每日陶醉于“淡烟枫叶路，细雨蓼花时。宿雁半江画，寒蛩四壁诗”的桃源美景，享受“两两渔舟摇下，双双紫燕飞回，流水白云芳草，清风明月苍苔”的田园风光，过着“夜静不收棋局，日高犹卧纱橱”的散淡生活，但文天祥隐迹江湖、心系庙堂，面对国难当头、时乖命蹇，深忧自己“少年成老大”，感叹“吾道付逶迤”，道路且阻且长。无论身处何方，文天祥素以松、竹为志，不改“一段青山颜色”，高洁志趣“不随江水俱流”，提醒自己“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爱国心、报国志依然如战马在驰骋、利剑欲出鞘。文天祥看似“小隐”，实为不隐，一个不屑与奸佞为伍、不甘在喧嚣聒噪中沉沦的人，一定会兀立巉岩，自成风景。
隐居期间，文天祥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思考，深感宫廷内惧战、姑息、求和、奸巧者多，临危不惧、勇于担当者少，敢于横刀立马、冲锋陷阵的更少，而内应外合、暗中勾结、投降叛敌者渐多。这是大宋的沉疴、南宋的悲哀。
隐士难隐，身隐心不隐。忠臣难觅，奸臣满地爬。
愤懑归愤懑，但文天祥忧国忧民之心不泯。
响箭在等待弯弓的劲发，战马在期待嘶鸣的时刻。
公元1271年秋天，死守五年之久的襄阳被蒙古大军攻陷，大宋朝野一片惊慌，文天祥闻讯，奋笔写下“挑灯看古史，感泪纵横发”，为深居山野报国无门而痛苦，“桑弧未了男子事，何能局促甘囚山”，表达不甘隐逸，愿持坚弓利箭、挺枪跃马的壮志。
公元1272年正月，静候中的文天祥等到了朝廷的召唤，他被任命为荆湖南路提刑。这是一个执法断案的重要角色，曾经担任过江南西路提刑一职的他对此并不陌生。从严治吏、整肃政风，确保一方安宁，他干得风生水起，百姓称颂。
公元1274年正月，文天祥被朝廷任命为赣州知州。
这里是他从政的重要舞台，也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文天祥要在这里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他决心为政一地、造福一方，用儒家伦理纲常教化民众，主张以礼待人、以德治国，“不可以刑畏慑，而可以义理动”，要“以诗书揉强暴，以衣冠化刀剑”；他倡导尊老尽孝之风，亲自操办了“千叟宴”，把全城1390多位七旬以上的老人及其儿孙们请到一起，同享同乐，“老者踊跃”“少者以老为贵”；他亲政勤政、治吏有方，惩恶扬善、还民公道。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理，整个赣州由乱而治，百姓安居乐业、勤奋耕读，社会尊老爱幼、古风浩荡，官吏不敢扰民，盗寇不敢打劫，呈现政通人和、海宴河清的局面。
然而，一域之善治不等于一国之安泰，片刻的宁静不意味天下都太平。
公元1274年六月，突破长江防线的蒙古铁骑中路军，在忽必烈率领下一路旋风狂卷，直逼南宋首府临安。七月，宋度宗突然驾崩，年仅9岁的宋恭帝赵显即位，太皇太后谢道清垂帘听政，致信已包围临安的蒙古大军东路军统帅伯颜，言说“可怜孤儿寡母”处境艰难，请求臣服，自称侄甚至侄孙，或者乞封一个小国。但雄心勃勃的蒙古统帅根本不听这一套，继续长驱直入，南宋指挥整个朝廷事务的重臣贾似道战败，仓皇出逃，从此没有了音讯。
元军攻下临安，横扫江南，紧逼赣闽粤，沿途攻、降两用，不断招降纳叛，变宋军为元军，掉头倒戈，许多元军与宋军的厮杀实际上是前宋军与现宋军之间的拼杀。忽必烈招降宋将刘整，缴获宋军大量主力战舰和强大水师，又命刘整训练了数万水兵，分布在沿江沿海，元军迅速崛起的水师强势与宋军颓势形成明显对比。元军水上备战的动作表明，一张张水网正悄然密织、浮出水面，南宋朝廷已陆路无路、水门无门，如网中之鱼了。
一手攻城掠地，一手搜刮财富，忽必烈把窃据富庶江南的巨大财富转变成战争的巨额资本，强有力地支撑起灭宋之战的物质力量，取之于大宋，用之于灭宋。当粮草丰沛、犒赏丰盈的元军大举南进时，衣衫褴褛、饥肠轱辘的宋军残部尚在南方多雨多虫多兽的亚热带丛林中，迂回游击，露营扎寨，瘟疫和腹泻经常袭倒一大片宋兵。宋军之间还常常为经费的多少、营地的大小、食物的多寡而发生冲突。元军本身具有的强大的陆战能力，宋军几乎逢战必败，只能躲着走、绕着打、拼命跑，唯有捍卫朝廷的坚强意志在苦苦支撑。
南宋朝廷风雨飘摇，文武百官各怀心思。建康留守、宁国知府、隆兴知府纷纷弃城逃跑，太平州、和州、安东州知州竞相降敌，镇江举械投敌，无锡、常州、潭州惨遭屠城……绵延三百多年的大宋王朝命悬一线。
前文提到，公元1275年初，文天祥在赣州接到朝廷紧急诏书。其实诏书是两道，一道是太皇太后亲发的《哀痛诏》，诏告天下：“先帝倾崩，嗣君冲幼，吾至衰耋，勉御帘帷。曾日月之几何，凛渊冰之是惧”，延续了三百多年的大宋王朝，命运蹇促、气数将尽，其鸣也哀哉。“愤兹丑虏，闯我长江，乘隙抵巇，诱逆犯顺，”大敌当前，国难不已，诏书说：“文经武纬之臣，食君之禄，不避其难；忠肝义胆之士，敌王所忾，以献其功，”乞求天下忠勇之士尽起勤王之师，保家卫国、护卫朝廷。另一道诏书是皇上直接发给文天祥本人的，专旨点将，命他“疾速起发勤王义士，前赴行在！”
捧读诏书，文天祥痛心疾首、泪流满面，国难如此，我不先死，谁先死！
于是，文天祥开始招兵买马，聚集英雄豪杰、盗寇兵匪，昭告凡愿意为国尽忠者，皆归麾下。一时间赣州附近的义士忠勇、豪门大姓纷纷相应投奔，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钱粮军饷不足，文天祥变卖家产，很快建立了一支初具战斗力的五万人义兵队伍。公元1275年四月文天祥率队出发，与吉州官兵汇合，沿赣江而下。不久，朝廷决定在文天祥原职务上，加任兵部侍郎，下令他尽快赴临安，以临安知府身份拱卫京师。文天祥一边遵命马不停蹄增援临安，一边利用行军空隙时间训练义兵，提高战斗力。
文天祥临危受命，不是为当官，而是准备为南宋江山社稷一战。
公元1275年七月，宋元焦山大战，宋兵大败，朝廷急命文天祥驰援京师，但右相陈宜中把他支到了平江府（今苏州）。此时的朝廷一片混乱，陈宜中急忙怂恿朝廷与元军求和，但元军根本不吃这一套，继续南下包围了常州城，陈宜中指挥无措、增援不力，导致常州惨遭屠城之灾，全城仅有7人幸免于死。
常州失守，余杭告急，朝廷急令文天祥率兵驰援临安，令张世杰接防文天祥的平江，可文天祥前脚刚走，自知难守易破的平江府通判、都统就开门降敌了。不得已，朝廷连续派三批使臣前往元营乞和，都被伯颜拒绝。
昏君无能，权臣当道，“无一事之不弊，无一弊之不极”。一方面是朝廷怕死求和，一方面是部分将领要求血战到底。是战还是和？这是一道困扰着大宋王朝的百年难题，北南两宋十八帝，个个纠结不安，代代心惊胆战，绕不开、躲不过、理还乱。此刻是出战、死守，还是迁都，火烧眉毛了权臣们还在争论不休、内斗不止。寝食难安的儿皇帝和心力交瘁的谢太后开始沉默不语，当起了鸵鸟。
君不慧，臣不能不智，主不力，将不能不勇。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大臣们商议，尽管元军来势凶猛血腥残忍，但大宋两淮流域坚壁严防、闽广地区兵力充足，“王师且众”，能够抵挡一阵子，何不集官军之精锐、义军之势众，以40万兵力决一死战。但这一提议又被右相陈宜中否决。
公元1276年正月十八日，元军统帅伯颜扣押了南宋丞相文天祥。二月四日，元军攻占临安，受降仪式次日在城中举行。南宋幼主恭宗被俘，国玺、降书、名册、地图一并奉交元军统帅。大宋王朝上演了与152年前靖康之耻同样屈辱的一幕。
场景不同，而主角都是大宋皇帝。一再受辱，见辱而不起，这是真正的悲剧。
公元1275年蒙古大军兵围临安，前锋之一竟然是在襄阳大战中战斗到最后一刻，因弹尽粮绝而投降的原宋朝大将吕文焕。吕文焕的侄子吕师孟是南宋朝廷官员，大宋皇帝企图利用他们二人的叔侄关系，讨好求和于元军，便想提拔吕师孟为宋朝兵部尚书，在苏州的文天祥听说后，上疏坚决反对，并乞斩吕师孟以表不妥协的决心。同年十二月，吕师孟作为南宋兵部侍郎，随大臣陆秀夫出使元营求和，未果；公元1276年3月，吕师孟随丞相吴坚等赴临安城外的皋亭山，向元营递交投降表，吕文焕代表元军出席。被元军在押的文天祥见到吕文焕、吕师孟叔侄二人，义愤填膺，对他们的投降、背叛行为深恶痛绝，一顿臭骂。
此刻，南宋全境虽已纳入元朝版图，但广大军民不甘屈服，奋起反击元军。在文天祥事先的秘密安排下，陆秀夫、张世杰等护卫宋恭宗赵显之弟赵昰、赵昺逃出临安，取道海上向南，在福州成立南宋小朝廷，先立11岁的赵昰为帝，赵昰病逝后，立赵昺为帝。
小朝廷建立，南宋王朝一息尚存，却已苟延残喘，进入了生命倒计时的读秒阶段。
皇帝再小也是王，朝廷再小也有尊严，力量再小也会抗争。
南宋小朝廷，在作最后的挣扎。
与强悍的蒙古大军相比，宋军明显处于劣势，一是宋军多为义兵，临时拿枪，腿软心慌，缺乏训练，没有战法；二是缺少战马，没有战斗力。宋蒙开战以来，蒙古人严控草原地区战马的生产和销售，不允许任何官方和民间向宋朝卖马，导致南宋正规军的军马严重不足，兵力数万人的主力部队配备的战马往往仅数千匹，蒙军一人多马，而宋军数十人一马，义军几乎全是步兵，根本不是铁骑弯刀的对手；三是猛将稀少，尽管有不少守将坚贞不屈、血战到死，但高级官员、中层骨干中意志坚定者偏少，朝中大臣仅剩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陈宜中挺到最后也逃往了温州，留梦炎叛逃投元，后来还担任了元朝大臣，反过来劝降。宋军损失之大、牺牲之惨烈，可想而知。
在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蒙古铁骑面前，南宋王朝如风烛草露，岌岌可危。长江上下、江南江北、岭南岭北、华南华北的南宋城池，如多米诺骨牌，倒声一片，降将如云，城头易帜。与蒙古大军对峙、激战达36年之久的重庆钓鱼城，也在最后时刻不得不开门降敌。
尽管如此，面对困厄，面对剿杀，面对诱惑，明知南宋气数几尽、来日无多，仍有不少南宋军民以微薄之力作顽强的抵抗，他们誓死不降敌、宁死不偷生，用卑微而高贵、脆弱而坚强的生命，兑现对大宋朝廷的承诺，捍卫大宋的江山社稷。
一寸山河一寸血，满城宋民满城兵。在安徽池州，守将赵卯发自知城不可守，让夫人逃命，但赵夫人执意与夫君同在，说“君为命官，我为命妇，君为忠臣，我难道不能作忠臣之妇吗？”赵卯发留下诗作“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节义成双”，与夫人一同自缢于家中从容堂。元朝丞相伯颜带兵攻入，看到这一幕，感叹万分。在江西饶州，知州唐震指挥兵民守城，元军已翻过城墙，仆人央求唐知州赶紧走，但唐震说，全城百姓的命都维系于我，我如果逃生，他们都死了，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元兵冲进书房，逼唐震签投降书，唐震把笔投掷在地，慷慨赴死。饶州守将张孝忠挥舞双刀冲进敌军，身中数箭牺牲，元军打扫战场时发现，张孝忠屹立在众尸中怒目圆睁而不倒，纷纷跪拜，发出“真壮士也”的感叹。在湖南潭州，知州李芾带兵抵挡元军悍将、元朝右丞相阿里海牙，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誓死不当俘虏，他委托部将沈忠杀死自己全家老小，以绝后路，沈忠含泪完成任务，又赶回自家痛杀妻儿，回到战场与李芾一同战斗到死。元军攻入潭州城后发现，树底下、城墙上、屋檐下、水井里，尸横遍地，“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者累累相比”，惊愕不已。在湖南衡州，知州尹谷率老弱病残四五百人守城，元军攻入城里，尹谷说，我本是一介寒儒，承蒙皇恩，义不当屈，他先为儿子举行成人礼，然后穿上大宋朝服，与全家老小一同端坐在柴堆中，引火自焚，以身殉国。文天祥的部将尹玉，率五百义军与元军拼杀一整夜，因寡不敌众，除四人突围成功，其余全部战死，身负重伤的尹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解下七星佩剑，交给准备突围的部下说：“请转交文大人，就说我没有给文大人和义军丢脸！”
前文提到文天祥的恩师江万里，是南宋著名爱国丞相、理学家、教育家。他不仅教育培养出像文天祥等这样的诗文大家、朝廷忠臣，还以自己的行为树立了人之榜样、世之楷模形象。他与二弟、礼部尚书江万载，三弟、户部左侍郎江万顷，精于古文，明经致仕，效忠朝廷、誓死抗元，道德文章天下传，爱国义举美名扬，时人雅称为“三古”；他们一家以“斋”为号的十二位子侄均跟随父辈千里转战抗元，直到参加崖山海战全部壮烈。江氏“三古十二斋”被誉为民族英雄之家。公元1275年三月，元军破饶州，一代忠臣宰相江万里以78岁衰老之躯，毅然以死明志、唤起民众，养子江镐携妻抱子随父赴难，全家老老少少几十口人一同投水而死，“积尸如叠”。后世赞曰“兄宰相，弟尚书，联璧文章天下少；父成仁，子取义，满门忠孝世间稀”。文天祥闻讯，以诗文泪祭恩师：“星折台衡地，斯文去矣休，湖光与天远，屈注沧江流。”未能马革裹尸，宁愿粉身碎骨，江万里的纵身一跃，给文天祥增添了悲愤的力量和绝地反击的决心。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逃出元营的文天祥从镇江、扬州、温州，赶往小朝廷所在的福州，沿途组织残存军力和抗元复国民众，先后移师福建南平、汀州、漳州，广东梅州、江西赣州。在文天祥率领下，江西、湖北、湖南十多个州县被南宋光复，声震江南，曙光初照。
元军猛将、江南西路宣慰使李恒一路追击文天祥部，从兴国追到方石岭。文天祥手下猛将纷纷战死，妻妾子女不幸落于元军之手。他突围后率余部转战循州、南岭、潮州一带，行军途中文天祥的母亲和唯一的儿子相继病死于瘟疫。在广东水陆一带负责追捕文天祥和追击南宋小朝廷的，是元朝汉军统帅张弘范。公元1278年十二月二十日，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县北的五坡岭被执。欲死不能，尽忠未果。
被围追堵截的南宋小朝廷逃到了广东崖山，元军从三个方向发起总攻。宋军一方，刚愎自用的枢密副使张世杰命令将士们将所有大船连在一起，宛若一座海上浮城，摆出决战的架势，孤注一掷，背水一战，气势悲壮。元军一方，统帅张弘范捕获文天祥后，率水师从广东潮州、福建漳州方向逼近崖山岛，从江西、湖南翻山越岭追踪到岭南的陆路元军，截断了宋军的退路，以火攻方式焚烧张世杰的连环战船，1000多年前赤壁大战火烧连营的一幕重现。南宋朝廷无路可逃，只能蹈海而终，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文天祥所目睹的悲壮场面。
一个人为一个朝廷的劳碌，从此结束。
一个人与另一个朝廷的对峙，却从此开始。
这种对峙，从公元1276年正月，元军覆灭南宋朝廷、扣押文天祥的那一天起，到公元1282年十二月，元朝皇帝忽必烈准奏杀死文天祥的那一天止，历时整整七年。
其间，文天祥被关押在今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63号的一间“室广八尺，深可四寻”的土屋，历时近四年。在这个“单扉低小，白间短窄，污下而幽暗”，一年四季充满水气、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秽气等“七气”的空间，文天祥以中华民族历史上十二位忠臣义士的事迹激励自己，养“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的天地之正气，以一气敌压“七气”，他留下的《正气歌》充满英雄主义豪气、浪漫主义情怀，坚守的精神品格、高洁的灵魂净土，不怕困难的决心、藐视敌人的勇气，惊天地、泣鬼神、垂丹青。捧读此文的忠良贤德之士，无不潸然泪下、唏嘘不已、感佩万分。
这七年，元朝的最高统治者一天也没有放弃让文天祥降服、称臣的念头。忽必烈“既壮其节，又惜其才”，要以汉治汉、以儒治儒，非文天祥莫属；这七年，文天祥无时不在坚守自己的忠诚，与元朝对峙，同敌人斗争。
从元朝高层精心导演的“七劝文丞相”，不难读到一代英雄的凛凛气节，一代忠臣的耿耿丹心。
第一劝，是元朝丞相、元军统帅伯颜。前文提到他第一次见到文天祥就有佩服之意、劝降之心，而且传达了蒙古最高统治者的承诺，但换来的是文天祥的斥责、愤怒、鄙视，直至逃跑。这一劝，未遂。
第二劝，是元军汉军统帅张弘范。他不但亲手俘获了文天祥，还亲手覆灭了南宋小朝廷。崖山之战后，元军回兵广州，在海上大摆庆功宴，也是劝降宴，请文天祥到场，想亲自劝降。目睹了南宋的覆灭和元兵的嚣张气焰，文天祥痛心疾首、涕泪长流，斩钉截铁地说，“国亡不能救，作为臣子，死有余罪，怎敢怀有二心苟且偷生！”张弘范劝道，“国已亡，你就是杀身成仁表忠心，但有谁能把你坚贞不贰的事迹载入史册呢？”“文丞相的忠心孝义都尽到了，如果能转变态度，像对待宋朝皇帝那样侍奉大元皇上，皇帝说了，你可以得到宰相的位置。”文天祥回敬说，“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归”，并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豫让替君复仇的故事，说的是战国时期门客豫让为替主公智伯报仇，不惜用黑漆涂身、吞炭哑声，以毁身苦肉之计伪装难识，以行刺赵襄子，事败后杀身成仁；另一个是商民不食周粟的故事，说的是周灭商后，商朝小国的王子伯夷、叔齐耻为周民、不食周粟，他们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宁可饿死，甘死如饴。孔子称赞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张弘范深感文天祥的仁义如山、忠贞如铁，敬畏有加，不得不放弃了劝降的努力。这一劝，未果。
第三劝，是宋朝叛将高官，文天祥昔日的同僚、好友。元朝当局集中了一批旧同僚，轮番来做说服工作，包括那位曾经利用职权阻止文天祥进京勤王、关键时候逃跑，后来直接投降元军的南宋状元宰相留梦炎，结果一一遭到了文天祥痛骂，只好羞愧而去。这一劝，未奏效。
第四劝，是元朝的平章政事阿合马。此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阿合马声色厉荏地说：“既然知道我是宰相，为何不跪！”文天祥大义凛然：“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为何跪？”恼羞成怒的阿合马，他只能对左右道：“此人生死，尚由我！”文天祥回道：“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道甚由你不由你！”这一劝，未得逞。
第五劝，是昔日南宋小皇帝宋恭帝、沦为瀛国公的赵显。他是被忽必烈派来劝降的。昔日君臣相见，一个是亡国之君，一个是无主之臣，何谈之有？文天祥伤痛不已，长揖不起，涕泗滂沱，只说了四个字：圣驾请回……此刻的文天祥，忠爱之心已从忠君护君升华到了爱国爱民。如今宋帝不再、山河易主，但文天祥生为大宋臣，死为大宋鬼，大宋情怀不释、情感不变、情结不解。这一劝，未见效。
第六劝，是妻女亲人。元朝统治者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狱中的文天祥收到女儿柳娘的来信，得知自己日夜思念的夫人欧阳氏和女儿柳娘、环娘被俘后现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奴仆的生活，不禁肝肠寸断，伤痛欲绝。他明白，只要他肯降服，一家人即可团圆。但他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说：“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可令柳女、环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泪下哽咽哽咽。”其意已绝，其志愈刚。这一劝，仍未动摇。
第七劝，轮到忽必烈亲自出面了。他说，你大宋的皇帝、宰相君臣全都选择了投降，你为什么还这么坚持呢？这位深受汉文化濡染和影响的蒙古皇帝，对儒家思想十分推崇，他认为，打天下，南宋不行；守江山，蒙古人得向汉人学习，于是仿照南宋建立政权架构，依照汉文化建构宫廷文化，开办书院，尊孔尚儒。政治汉化，汉人治汉，是忽必烈治国理政的理念。要收复大宋遗民之心，必得大宋遗留之臣；要归拢汉人之心，必先降服汉人之君。要实现这个愿望，必须寻找一位在汉人中有影响力、代表性、可控制的宰相人选。经过深入政界、学界调研，一致认为文天祥是最理想人选，只有他能一呼百应、众望所归。但同时又有人反对，说他在汉人中太有影响力，是不安定因素，为防不测，宜从速处决。何去何从，当尽快决策。忽必烈决定亲自面对文天祥，既是劝降，也是观察。没想到，关押了三年的文天祥，仍然那么强硬坚贞，岿然不动，他对元朝皇帝说：“天祥深受宋朝恩德，身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愿赐我一死就满足了。”最后一劝，终未让文天祥降服。
这么长时间、这么大规模、这么多办法、这么高规格来劝降一个人，世所罕见；文天祥态度之坚决、抗争历时之长、面对各种软硬兼施手段表现出的不动摇、不后悔、不妥协，前所未有。带血的忠诚，啼血的怒号，履行了一位文人对信仰的忠诚，一代朝臣对朝廷、对君王、对社稷、对国家的忠诚。这种宁死不屈、坚贞不渝的忠诚，连他的对手、他的敌人都感到震撼、感到敬佩、感到绝望。忽必烈只能痛下杀心了。
公元1282年十二月，距南宋灭亡整整3年。大宋不再，江山易主，文天祥成了坚持到最后，唯一能够代表旧宋的重臣、孤臣。他留下绝笔，曰“吾位居将相，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百拜以死”。其意凛凛，其心昭昭。
公元1283年一月，临刑的那天，燕京柴市口天寒地冻，云凝雾结，一片萧瑟。文天祥被押到刑场，坚毅从容，大义凛然。他笑傲群魔，笑傲死亡，笑傲一切胆怯与委琐，任你疯狂嚣张，我自蹈节死义，狐死首丘，磁心向南。
文天祥环视四周，问清南宋朝廷的方位，面南而跪，泪流满面，然后引颈就义，终年四十七岁。
一颗伟大而炽热的赤子之心，从此跳动在中华民族的耿耿长河里，如灯引航，如标指路。
文天祥就义后，夫人欧阳氏在收拾遗物时，发现了他留在衣带间的遗书：“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这是思想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忠诚的力量。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南宋的最后一位忠臣倒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座英雄的丰碑，从此站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