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余莉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的公报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在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关系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邃思考和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很多理念都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其思想渊源，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成果。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对《尚书》中的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春秋左氏传》中“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贾子》中的“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说苑·政理》中的“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等养民爱民、重民利民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古人认为，在位者对待人民的态度与人民对在位者的态度如响之应声、影之随行一样自然而然。《管子》中讲到：“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反之，如果国君不能使民安乐，则人民就不会为其分忧。如果国君不让人民安居乐业，则人民也不会为他效死。这说明，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深得百姓的拥护，在位者必须要能安其民、爱其民。这些思想对于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更好地承担起对人民的责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仍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打铁还需自身硬”是对《论语》中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礼记》中的“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而从其所行”、《政要论》中的“君子为政，以正己为先，教禁为次”、《傅子》中的“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等思想的精辟总结，以简洁易懂的语言概括了领导者严以修身、正己化人的重要性。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是结合《论语》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巧言令色，鲜矣仁”、《傅子》中的“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周书》中的“以言取人，人饰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饰言无庸，竭行有成”等思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些领导干部中出现的专务言语浮华而不务实干的问题。

“领导干部不能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是对《管子》中的“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汉书》中的“古之所与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周易》中的“负且乘，致寇至”等深邃思想深刻领悟后，对那些以权谋私、官商勾结的领导干部所提出的警示。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在对《政要论》中的“修身治国也，要莫大于节欲。传曰：欲不可纵。历观有家有国，其得之也，莫不阶于俭约；其失之也，莫不由于奢侈。俭者节欲，奢者放情。放情者危，节欲者安”、《汉书》中的“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晋书》中的“三代之兴，无不抑损情欲；三季之衰，无不肆其侈靡”等历史经验教训所进行的深刻总结，并针对党员领导干部中出现的奢靡之风而提出的号召。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的提出，与《典语》中的“制爵必俟有德，班禄必施有功”、《昌言》中的“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尸子》中的“有大善者，必问孰进之；有大过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赏罚焉，且以观贤不肖也”等选贤任能的传统一脉相承。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对《典语》中的“敬一贤则众贤悦，诛一恶则众恶惧”、《论语》中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傅子》中的“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盐铁论》中的“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等思想深刻认同的基础上提出的中国特色治国方略。

可见，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思想源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代表的是古人关于“道”的整全认识，孔子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国古人无论是在处理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抑或处理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都效法于“道”，按照“道”的要求安身立命、经世致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人形成了关于“治国之道”的庞大而又严谨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体现了古人治国之道的精髓；不仅如此，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古人遥远深邃的思想进行了符合新时代特点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因此公报中称之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至为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