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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學習領導三忌，也就是做領導者的必須忌諱的三樁事。

第一就是“負且乘，致寇至”。這一句話出自《易經》。我們知道習主席曾經強調說：“一個人不能夠既想當公務員，又想發財。如果你既想當公務員又想發財，那就會有危險了。”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看在《群書治要·漢書》中，記載著董仲舒對皇帝的一份上書。在這個“上書”中，有這樣一段話，這段話就告訴我們，為什麼不能既想當官又想發財。他說古代的國土也是今日的國土，同是一片國土，而古代能夠使國家大治，上下和睦，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員沒有奸詐邪惡，囹圄空虛，監獄裏沒有犯人。恩德潤及草木，福澤廣被四海。以古觀今，為什麼相差得這麼遠呢？

董仲舒提出的問題，仍然是我們今天要面對和解決的問題。他說，想來大概是現今的治國之道，比之古時有所差失，或者是與天理有所違背。上天對待萬物是有所分配的，它是很公平的。比如說給予了一個動物很鋒利的牙齒，就去掉它的抵角。讓它長著翅膀的，就讓它只長著兩只腳。這就是接受了大的好處，就不能再獲取小的好處。

同樣的道理，古代凡是接受俸祿的人，也就是說做官的人，現在就是公務員領導幹部等等，他不以體力勞動謀生，就不得從事商貿事業。這也是接受了大的好處，就不得再謀求小利。如果已經接受了大的好處，又要謀取小利，連上天都不能夠使他滿足，更何況是人呢？

富有的人奢侈美滿，貧窮的人艱難愁苦。而居上位者不予救助。這個時候，人們就不樂意生存下去了。人們不樂意生存下去，連死都不躲避，又怎麼會去躲避犯罪呢？這就是刑罰之所以繁多，但是奸邪卻制服不了的原因。他接著說：古代的聖君天子，還有那些身居爵位的人，他們都不與民爭利，不去從事工商業。所以百姓才崇敬他們的品行，聽從他們的教導。人們被他們的廉潔所感化，而不貪婪鄙陋。他最後用《易經》上的這一句話做了總結，“負且乘致寇至”。

乘車是君子的身份，是在位者領導者的位份。而肩挑背負，這是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因為他們要去從事工商業，要去賺錢養家糊口。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身居君子之位，身為領導幹部，但是又要去幹平民百姓所做的事。追求財利，必然會招致災禍臨頭。因為既然你已經選擇了做公務員，做領導幹部這一個職位，那這一個職位的要求，就是你應該想著怎麼樣把人民治理好，教導好，給人民做一個表率。

中國古人為什麼對於領導者在位者特別地尊重呢？就是因為他一選擇這一職業，其實已經就意味著一種高尚的選擇，他不是想去發財致富，只是自己過上富裕的生活，他希望用自己的所學所能把國家治理好，讓百姓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這才是為官者要考慮的本分。這個是我們講的第一忌。

第二忌就是“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在《群書治要·中論》中有這樣一句話。“人君之大患也，莫大於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亡也”這裏的“大道”，就是指最高的治世原則，包括倫理綱常等等。而“遠數”，就是指深遠的謀劃。當君主或者說當領導者最大的弊病，莫過於詳察小事，而忽略了治國的重要綱領，莫過於只看到眼前的事物，卻忽略了長遠的謀劃。從古至今，只要如此，沒有不滅亡的。

我們看隋朝的時候，隋文帝很勤奮。而且常常是從早晨到太陽落山了，都在理政。那些侍衛站了一整天，也沒有辦法離開，還得別人送飯給那些侍衛吃。太宗的很多臣子都評價，隋文帝很勤奮。但是唐太宗卻說，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雖然很勤奮，但是因為當時他對北周的周靜帝，還有周靜帝的母親，不是很善待，也就是沒有仁厚之心。隋文帝又怕自己的做法，臣子對他有不滿，所以很多事情都是由他自己來做決定。因為他什麼都要管，當然要從早忙到晚。太宗做了一個比喻，假如他今天決定了十件事情，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心力，可能有五件判斷的很不妥當。每天都有一些判斷不對的事情，這個國家遲早會亂。所以應該怎麼樣？應該知人善任，靠群臣的智慧來治理國家。這就是唐太宗和隋文帝不同的地方。

作為君主，作為領導者，不是什麼事都要管，事必躬親。而是要懂得把重要的事情分派給大臣去做。這裏就講到了做領導者的大患，就是“莫大乎詳於小事，而略於大道”，他喜歡在細小的事情上很明察，卻忽略了治國的重要綱領。

越是在上位的人，越要明白自己的職責所在。上位的人，他的工作就是以身作則，教化人民，而且還要下對決策，任用國家的棟樑。這才是他最重要的事。如果他管得事情很多，精力就會分散，哪有時間靜下來做決策。管得事情越多，心越亂，就越定不下來。而《大學》上告訴我們，“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人要靜，才有定，有定，才有智慧，才能夠下對決策。所以作為領導者，特別是最高的領導者，事情絕不能太多。不然他的決策一出現偏差，影響就會很大。

很多的領導者怕下屬說他不認真，所以每天做很多事情。其實這樣做並不是盡本分。越是身居高位，責任越是重大。而領導者他主要的任務就是要下對決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盟軍的最高指揮官是艾森豪將軍。艾森豪將軍他只管四個人。哪四個人呢？海軍總司令、陸軍總司令、空軍總司令、還有一個參謀總長。艾森豪將軍每一天做什麼事呢？他常常去打高爾夫球。假如你是士兵，你會不會罵艾森豪將軍，我們都在前線衝殺，你怎麼去打高爾夫球啊。為什麼不能這樣責怪呢？因為他是下決策的人，他必須保持放鬆，保持冷靜，否則他下錯一個決策，可能傷亡的是數萬人，幾十萬人，他放鬆、冷靜，才能考慮事情。如果他每一天雜事很多，神經都很緊繃，可能就忽視了重要的事情。每一個人最重要的工作是不同的。而且艾森豪的最大一個特點，就是善於發現和任用人才。像喬治·巴頓，範佛裏特等等，一大批的名將都為他所重用，所以領導者重要的責任是任人而不是做事。

關於這一點，在《慎子》上有一段話說得非常好，“君臣之道，臣事事，而君無事”。百官各司其責，臣子要去做事，而君主用不著去做具體的事。“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這個君主要安逸享樂，臣子勤奮工作，臣子要竭忠盡智把事情做好，而君主不需要參與具體的事物，他就是下對決策就好了。

君主如果喜歡搶在臣下之前，先把事情都做好，臣下就不敢搶在君主之前去把事情做好。如果臣子都把自己的聰明才智隱藏起來，國事一旦有了失誤，臣子反而會責怪君主。這是臣子背叛君主，國家出現禍亂的做法。所以做君主的，當領導的如果事事都親自去做，那麼臣下就不必去做事了。這就等於說，君主和臣子交換了位置，這叫君臣易位。也就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位置交換了，顛倒了。這樣的顛倒就會導致混亂。

“人君任臣而勿自躬，則臣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君主如果放手，將具體的實事都交由屬下去做，不必事必躬親。那麼臣子他就會盡職盡責地去做事了。臣下的積極性也調動起來了，聰明智慧也發揮出來了，這叫君臣和順。

治亂區分的大事，君主不能夠不明察。這就是我們古人所說的“任人者逸”而“自任者勞也”。如果你任用人才，調動大家的積極性，這領導者自身就會安逸。如果什麼事都親力親為，領導者就會很勞苦。

在《群書治要·劉廙政論》上也有一段類似的話。他說“人君所以尊敬人臣者，以其知任人臣，委所任信，而保治於己也，若多疑而自任也。則其臣不思其所以為國，而思其所以得於君。深其計而淺其事，以求其指撝。”這句話什麼意思呢？這句話也說得很好，他說君主之所以尊敬臣子，就是因為他知道如果任用了臣子，並且對他們信任。把重要的事情託付給他們去做，他們就能夠幫助自己治理國家，保住太平。如果君主很多疑，自己親自去做事，那麼他的臣子，就不再思考怎麼樣可以治國。而是思慮怎麼樣可以得到君主的歡心。大家都在琢磨人，而不是在琢磨事。

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呢？就是因為君主對於任用的臣子有所懷疑。所以事必躬親，不想真正讓臣子去做，所以造成了過多的干預。臣子也很聰明。他不想怎麼樣把事情做好。因為你做得太好，君主領導反而還嫉妒他，擔心他。他就怎麼樣呢？想方設法地投君主所好。君主喜歡什麼，他就說什麼，君主愛好什麼，他就做什麼。這樣君主對他，也就沒有什麼疑慮和防範了。而如果領導者總是管這些小事，而忽略了做決策、任賢使能等重要的治國綱領，就會導致“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只看到了近的東西，忽略了長遠的謀劃。而“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本末倒置。只顧眼前利益，看不到長遠的流弊。

中國古人治國都是從根本著眼，所以提出“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為什麼呢？因為社會出現了，比如說食品安全問題、貪污腐敗問題、企業家不誠信問題、兒女不孝順父母問題、這些都是枝葉花果。但是這些枝葉花果的根在哪里呢？這些枝葉花果的根，都是因為人心壞了。你要導致人心，就需要把倫理道德、因果的教育放在首位。而不能夠僅僅關注經濟的增長，GDP的增長。

我們幾十年，經濟發展但是給環境造成的污染、生態造成的破壞，還有資源的浪費，人心的墮落都是巨大的。諸多社會問題的產生，也是因為我們忽視了治理人心這一個根本。

古代的做官的人，為什麼那麼清閒呢？很多的詩詞歌賦，都是做官的人寫出來的。因為他把人民都教好了。他起到了“君親師”的責任。人們都做好了，教好了，五倫關係理順了，人心是和善的，哪會出現那麼多的問題呢？所以他基本上是很清閒的，整天活在遊山玩水之中。

我們現在社會，為什麼各種問題層出不窮呢？各種問題層出不窮的根本，就在於人心沒有得到治理。我們要“察於近物”，學習了《群書治要》就告訴我們，要避免“察於近物而暗於遠數”。

第三個忌諱就是“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在《後漢書》中講到，說“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餘忠舌，國命出於讒口。”秦朝為什麼會滅亡呢？就是因為能夠“諫諍”的人被誅殺了，阿諛奉承的人受到賞賜。“善言”凝結於忠臣的口中，都說不出來；國家的命令都是出於讒邪之口，這是導致秦朝滅亡的重要原因。

在《賈子》上記載著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很有意思，給我們講了君主不納諫，而喜歡聽諂媚巴結之言的害處。梁懷王對賈子說：“現在人把能夠得到天地之道的人，稱為“先生”這是為什麼呢？”賈子就說：“先生”這個號是一個泛稱，大可以稱國君，中可以稱卿大夫，下可以稱一般的平民百姓。如果為他正名的話，他不是“先生”而是“先醒”也就是說這個“先生”是來自於“先醒”，就是先覺醒的意思。有的君主沒有學治國之道，終日茫然不明得失，不知道治亂存亡的根本原因，每一天還匆匆忙忙像喝醉了酒一樣。而賢明的君主好學不倦，勤於治國之道而不覺厭倦。因此，他很聰慧，較先地明白了治國之道。一旦治理國家，他就知道怎麼樣把國家治理好。國家還沒有混亂，他就知道國家混亂的原因；國家還沒有安定，他也知道如何使國家安定；國家沒有危亡，他也知道危亡的根源所在。這樣的人稱為“先醒”，就是先覺悟。世間的君主有“先醒者”、“後醒者”、“不醒者”。下麵舉了三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楚莊王，他和晉國交戰，結果大獲全勝。但是在回來路過申候的封地，申候為他慶功。但是到了日中，楚莊王還是沒有吃飯，申候就進來請罪，楚莊王歎了一口氣說：“這不是你的過失，我聽說過一句話，說君主是賢明的君主，又有賢師來輔佐的人，可以稱王；君主是中等的君主，又有良師來輔佐的人，可以稱霸；君主是下等的君主，他的群臣又沒有一個趕得上他的，這樣的人一定會滅亡。現在我是下等的君主，而我的群臣又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我。我也聽說過這個世間，並不缺少賢德的人。天下有賢德的人，但是我卻得不到。像我這樣的人，生活在世上還吃什麼飯呢？”

楚莊王雖然戰勝了晉國，這樣一個大國，他的道義能夠使諸侯都順從，但是他還在想著，怎麼樣得到賢良的人來輔佐自己。他這樣的人就可以說是“先醒者”。

第二個故事，是宋昭公的故事。宋昭公他逃到了邊境，喟然歎了一口氣，說：“哎，我知道，我所以滅亡的原因了。因為自從我稱王之後，我身邊侍奉的人有數百人，沒有一個人不說我是聖明的君主。在內聽不到我的過失，在外也聽不到自己的過失，所以才淪落到今天的地步。我今天有這樣的困境是應該的。”從此他洗心革面，白天學道，晚上講道。就這樣勤學不厭。結果兩年之後，他的美名遠聞，宋人又把他給迎回來，重新使他複國，終於成為一代賢君。死後，人們給他一個謚號稱為“昭公”。這個例子就是說，他亡國之後，又醒悟了存亡的原因，所以被稱為“後醒者”。

還有一個國君是“不醒者”，這個國君是虢國的國君，他放縱驕逸，喜歡自吹自擂，結果諂媚巴結的人都得到重用，親屬也得到重用，但是犯顏直諫的臣子都被誅殺放逐。結果政治一片混亂，整個國家的人都不服從他了。後來，晉國舉兵討伐他，國君被迫出走，結果他逃到了一片水澤地。就說：“我渴了，想喝水”，結果他的車夫，就給他敬獻了一杯清酒。過了一會，他又說：“我好餓，想吃飯”。他的車夫又給他敬獻了一些肉幹、乾糧等等，國君一看就很高興了。他就問：“從哪里弄來這些東西？”車夫說：“我已經儲備很久了。”國君又奇怪了，說：“你為什麼要儲備這些東西呢？”車夫說：“是為了國君您逃亡的時候，防備路上饑渴而準備的。”國君就更納悶了，他就問：“你早知道我會有逃亡的這一天嗎？”車夫很老實地回答說：“我知道。”國君就問了：“那你既然知道，為什麼不勸諫我呢？”車夫說：“因為您喜歡諂媚巴結的話，而厭惡正直的話。如果我過去勸諫您的話，恐怕早就沒命了。”這個國君一聽勃然大怒，那國君就又問了：“那我為什麼會逃亡呢？到底是什麼原因呢？”車夫說：“國君您不知道，你之所以逃亡是因為您太賢明了。”國君就說了：“賢明是可以使人生存的，而我卻落得逃亡的地步，這是什麼原因呢？”車夫說：“因為天下的君主都不賢德，只有君主您賢德，所以才會逃亡。”這個國君一聽，喜笑顏開，說：“你看，是賢德使我落得了如此困苦的境地。”後來，他走到了山中，又困又餓很疲倦，枕著車夫的腿就睡著了。這個車夫，趁著他睡著的時候，把自己的腿撤走，用一個石塊來代替，自己就離去了。而這個國君，就餓死在山中，最後被禽獸所吞食。這就是一個已經滅亡了，還不醒悟存亡原因的人，這就是“不醒者”。

這幾個故事對比鮮明，告訴我們，作為一個領導者，不要喜歡阿諛奉承的話，要任用那些能夠犯顏直諫的臣子。這樣才能看清自己的得失，明白自己的過錯，能夠把自己的過失改正過來。

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裏，謝謝大家！

劉余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學士、碩士畢業。現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客座教授，著述豐碩。曾獲英國赫爾大學哲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後，並應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國香港等地進行演講和研討。2015、2016年，先後兩次應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國巴黎總部，圍繞“從《群書治要》看聖賢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強道德教育”做主題演講，對中國傳統文化“東學西漸”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