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5479字  閱讀需要5分鐘】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今天學習《愛民而安》。中國自古以來都講“愛民如子，視民如傷。”我們看在《群書治要·新語》中講，這一段話講了中國傳統治國理政的智慧，它說：“治以道德為上，行以仁義為本，故尊於位而無德者絀，富於財而無義者刑。賤而好道者尊，貧而有義者榮。夫酒池可以運舟，糟丘可以遠望。豈貧於財哉？統四海之權，主九州之眾，豈弱於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貧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義不加於下也。故察於利而惛於道者，眾之所謀也。果於力而寡於義者，兵之所圖也。”這段話講得特別好，它告訴我們：治理國家要以道德為上，處理事情要以仁義為根本。對於職位高貴，但缺乏德行的人要貶黜。富有財產但不講道義的人要處罰。對地位低下但珍愛德操的人，要使他尊貴。對家境怕貧寒但講求仁義的人，要讓他富裕。

後面還舉了一個例子：商紂王的時候，他的酒池可以用來划船，他的糟丘可以用來登高遠望。這難道還算是貧窮嗎？擁有統領四海的權利，主宰著九州的百姓，這難道還說是武力弱小嗎？然而，論功業卻不能夠保全自身，論威勢卻不能守住社稷，這絕對不是因為貧困、弱小的緣故。而恰恰是因為自身缺乏道德，對百姓不夠仁義的緣故。

明白如何賺錢，卻不明白道理的人，必然是眾人所謀取的對象。敢於使用武力，但缺少仁義的人，也必定是戰爭圖謀的對象。

在《史記》上也記載，商紂王天資聰穎，口才很好，辦事敏捷，力氣超過常人。他能夠空手和猛獸搏鬥，他的智慧，足以能夠應對臣下的勸告。他的言辭，足以能夠掩飾自己的過失。但是他驕奢淫逸，不聽勸諫。每天和妲己過著花天酒地的生活。有忠臣來勸告他，他就給他們嚴懲，最後沒有人再敢勸告他了。最後周武王弔民伐罪，商紂王投入了火中，自殺身亡。身為一國之君，擁有這麼大的地盤、權利，擁有強大的武士，可以製造非常殘酷的炮烙之刑，殘害百姓，但是因為自己沒有道德，不講仁義，最後也逃不了滅亡的命運。

這些都是歷史的經驗，給我們闡述了“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我們要想自己的事業，國家強大，保持昌盛不衰，那必須怎麼樣——“勢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無言。”必須講求道德，講求仁義。這才是決定一個企業、一個國家，也包括個人興衰成敗的關鍵因素。

古聖先王，他們明白這個道理。他們都是以仁義治國，都確實在實際的政治統治之中，實現了愛民如子的願望。比如說在周文王的時候，他有仁愛之心，而且這種仁愛之心，不僅僅是施及百姓，甚至還施及枯骨。我們看到他的故事就知道，古聖先王真的做到了愛民如子，這個一點都不誇張。

在《新序》上記載，有一次，周文王要建造靈臺，他要挖一個池沼。但是在挖地的時候，卻挖到了一個死人的骨頭，有關的官員就把這件事報告給文王，文王就命令說給他改葬。這個官吏就說：這是一具無主之骨。沒有主人的骨頭，找不到他的親人了。文王怎麼回答的呢？文王說：“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意思是說：擁有天下的人，是天下的君主，擁有一國的人，就是一國百姓的主人。“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我就是他的主人，又到哪里去求他的主人呢？他就命令這個官吏，給這個屍骨更衣，並且置辦棺木，把他給改葬了。天下的人，聽說了這一件事，都覺得文王真是太賢德了。因為他的恩澤都能夠澤及朽骨，更何況是對人？

人們評價說：有的人是以金銀財富為寶，他得到了這些寶，就使國家危險了。但是文王得到了枯骨，表明了他仁愛的心意。結果天下歸心，天下的人都紛紛地歸心於文王。

到了春秋戰國的時候，這個“仁”是越來越少了。那些人之所以能夠稱霸，是靠的什麼？這些人之所以稱霸，也不是偶然的，他們還有“義”。他們是靠“義”來治天下的 。

比如說在《新序》上，記載著一個“臧孫行猛政”的故事。臧孫這個人施行很嚴苛的政治，結果受到了子貢的批評。臧孫就把子貢請過來，向他請教，說：我沒有奉公守法嗎？

子貢說：你是守法的。

他又問：我不夠廉潔嗎？

子貢說：你也很廉潔。

臧孫說：我沒有執政能力嗎？不會辦事嗎？

子貢說：你也很能辦事。

臧孫就奇怪了，他說：這三者我都唯恐自己做不好，既然這三件事我都做到了，為什麼您還批評我呢？

子貢怎麼回答的呢？子貢說：你雖然守法，但是好以法來損害人；你雖然很廉潔，但是你的廉潔，給你帶來了傲慢之心；你雖然很有執政能力，但是卻以此欺淩屬下。子貢就接著說：為政者就像調琴瑟一樣，如果大弦上得太緊，小弦就會崩斷。有尊位的人、在領導位置上的人，他的德行不可以淺薄；官階高的人，他的管理不可以瑣碎，不能事必躬親；轄地廣闊的人，他的制度不可以偏狹。管理很多人口的人，他的法律不能夠嚴苛。這是自然的法則、自然的規律。

“罰得則奸邪止矣，賞得則下歡悅矣”。如果你的刑罰得當，那麼邪曲不正、作奸犯科的事就能夠制止；如果你的獎賞得當，那麼屬下都應該歡心喜悅地擁護你。子貢又說：你有沒有聽說過，子產是怎麼治國的呢？子產治國的時候，是用仁愛禮義來教導人們。役使人們從不違道，所以政事非常的寬鬆。對於獎賞的多少，難以確定，他就寧可從重獎賞。對於刑罰的輕重，如果難於判定，他就從輕懲罰。因為實行了這樣寬鬆的政治，結果子產治鄭七年之後，社會風氣非常的和平，自然災害都沒有，國家也沒有需要用刑法處罰的人。監獄也都空虛了。

當子產過世的時候，這個國家的百姓聽說了，都痛哭流涕，非常哀傷。他們說：子產已經死了，我們怎麼能過上安穩的生活，我們把安定的生活寄託給誰呢？如果能夠使子產重新活過來，用我們家任何人的生命去換取，我們都願意。

子產活著的時候，被人們所愛戴。他死了的時候，人們都為他感到悲傷。做官的人在朝廷裏哭泣，商人們在市場上哭泣，農民在原野裏哭泣，姑娘們在自己家裏的內室裏哭泣。結果整個國家連琴瑟的聲音都聽不到了。為什麼呢？就是因為他推行了仁恕之道。而你現在做官是什麼樣的呢？人們聽說你有病了，大家都非常地歡喜，並且互相祝賀。說臧孫子病了，最好他能夠死去。而你的病剛剛有一些好轉，人民又非常地恐懼，說臧孫子的病又痊癒了，我們的命運太不幸了，為什麼臧孫子沒有死呢？你看，你病了的時候，人們都歡喜，互相祝賀。你生活在這個世間，人們都以你為恐懼。由此可知，你害人的心有多麼地深了。你這樣來辦理政治，怎麼還能夠不遭受批評呢？

臧孫子他還是一個明禮之人。我們說“義者循理”。什麼是“義”？就是他能夠循禮而為，他聽到子貢這些勸諫，覺得非常地符合道理，於是他就主動地把位置給讓出來了。

這個故事說明，雖然你賞罰分明，也很廉潔，但是如果對人民過於苛刻，沒有仁愛之心，人民也不會感恩戴德，反而還會怨聲載道。子貢說了這樣一句話，“蓋德厚者報美，怨大者禍深”。德行深厚的人，回報給他的也很豐美，與人結怨太深的人，自己也有災禍。最大的德行，莫過於“仁”，而最大的禍害莫過於刻薄、苛刻。這就告訴我們，為政要寬和，待人要仁恕。而不能過於苛刻、過於刻薄。

到了春秋戰國的時候，以“義”來治理國家，還能夠做到循禮而治。在《晏子》上記載，齊景公在位的時候，有一年，大雪連下了三天都沒有見晴，這個時候，齊景公穿著一個狐皮的裘衣，坐在堂上。晏子來進諫，站了一會，齊景公就說了，真奇怪了，這雪下了三天都不覺得寒冷。晏子聽了之後，怎麼說的？他就反問了，說天氣真的不寒冷嗎？我聽說古代的賢君，自己吃飽時，便想到還有百姓在挨餓，自己穿暖時，便想到還有百姓在受凍。自己很安逸的時候，還想到百姓的勞苦。可惜您卻感覺不到。齊景公一聽，“善，寡人聞命矣。”齊景公很難得，他一聽晏子說得對，馬上就讚歎，說您說的太好了，我懂得您的教誨了。於是他就下令開倉放糧，救濟那些挨餓受凍的百姓。到了春秋戰國的時候，這些君主之所以能夠把國家治理得強大，甚至稱霸天下，那也是因為他們做到了“循義而治”，治理天下還是能夠順著理去做的。

唐太宗他熟讀《群書治要》，他把這些愛民如子的教誨，落實在自己的治理之中。而且還經常用《群書治要》的教誨，來教導太子。在《孔子·家語》上有一句話，唐太宗就經常引以為鑒，就是“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載舟，亦可以覆舟。”唐太宗自己不僅這樣做，還不失時機地教導太子。

在《貞觀政要》上記載著：唐太宗說：我聽說古人自古以來就重視胎教，我卻沒有時間顧及這些。但是我總是不失時機地教導太子，自從他被立為太子之後，我總是在生活中，給予他適時的引導。比如說，在太子吃飯的時候，唐太宗就問：你知道飯的道理嗎？太子就說：不知道。太宗說：飯是農民通過辛勤的勞作，才能獲得的。我們要役民以時，不傷農時，才能夠經常地吃到這樣的好飯。看到太子騎馬的時候，他就又問：你懂得馬的道理嗎？太子又搖搖頭說：不知道，太宗說：這個馬確實可以幫人做很多是事情，幫人勞作。但是不能夠把馬力用盡，這樣才能經常有這樣的馬騎。言外之意，你要役使人民，也不能夠把人民的民力用盡。當太子去乘船的時候，唐太宗又問了：你懂得船的道理嗎？太子又說不知道。太宗說：君主就好比是船，人民就好像是水，水可以承載船，也可以把這只船給顛覆，你以後要當皇帝了，對於這個道理，可不能不小心警戒啊。

當看到太子靠在一棵彎曲的樹上休息，太宗就又問了，你懂得這棵樹的道理嗎？太子還是說不知道。太宗就說：你看看這棵樹雖然彎曲了，但是你用東西來校正它，仍然可以把它做成直木來使用。君主有的時候是會不務正業，不走正道，但是只要聽從臣下的勸諫，也是還可以維持自己的統治。  唐太宗，在這裏就用《孔子·家語》的教誨來引導太子，讓他要重視老百姓，能夠做到愛民如子。而且重民貴民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能夠聽從民眾的呼聲和建議。

在《後漢書》上記載著楊震的一段話，楊震怎麼說的？他說“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洗目改聽，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采負薪，盡極下情也。”這句話是說，我聽說在堯舜的時候，可以進諫的鼓，可以批評的木牌，都立在朝門之外，讓人們隨時可以進諫。到了周朝和殷朝的聖哲君王，百姓有了怨言，甚至有了責備，都是洗耳恭聽。這樣才能使自己耳聰目明。開放言路，無所忌諱。甚至還去徵求，那些砍柴的平民百姓的意見，瞭解基層的情況，使下情上達。

這段論述告訴我們，凡是開明的君主，他都非常重視採納民眾的意見，並且根據民眾的意見，來判斷時政的得失，以此來改善政治。

前面我們講過改過的重要性。一個人怎麼樣才能改過？你要想改過，必須首先得知道自己的過失。但是人認識自己是最難的。一個人看別人的過失，往往看得比較清楚，但是看自己的過失，怎麼樣看都看不到。有一句話說，能夠認識到自己的過失，就是開悟。能夠把自己的過失改正過來，這就叫修行。一個人能認識自己的過失，確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必須有人在身邊時時地提醒，才能幫助自己認識到自己的過失。古人他就設置了一些制度，讓高高在上的君主、領導者，能夠時時聽到自己的過失，防止自己犯錯。這裏說到了，“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古代聖王的制度，都有史官在他的面前，記載君主的過失。像《漢書·藝文志》上就記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這個左右史官，負責把君主的言論、還有行為都一一地記載下來，特別要記載他所犯的過失。這就等於是一種獨特的監督機制。讓君主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要小心謹慎，不敢造次。“工誦箴諫”，樂工要幹什麼？樂工在彈奏的時候，還要讀誦一些規勸的諫言。古代的君王聽音樂，不是尋歡作樂，絕對不是為了滿足感官的享受，滿足欲望。要唱誦規勸和教誨的箴言，要給他提供諫言，使他提起正念和警覺。

在《群書治要·說苑》上記載著一個魏文侯的故事。魏文侯在樂師鼓琴的時候，隨著樂曲翩翩起舞，結果他就唱了這樣一句話：讓我的言語沒有人違背。這句話是錯誤的。在《論語》中，孔老夫子就說過：一言以興邦。一言以喪邦。不能讓大家都唯命是從，不敢犯言直諫。這位樂師，他是一位盲人，他聽到魏文侯這樣說，就順著聲音，拿著這個琴去撞魏文侯。結果沒有撞到，只是將魏文侯帽子上的玉串給撞散了。魏文侯就很生氣，就問左右的人，做臣子的居然敢衝撞他的君主，該當何罪？左右的人都異口同聲地說：罪當烹。就應該把他烹殺。於是左右的人，就將這位樂師拉到下麵去受刑。剛走下了一個臺階，就聽這位樂師不慌不忙地說：從前堯舜做君王的時候，唯恐自己只能聽到讚歎的聲音，沒有人給他提出不同的意見。而桀紂做君主的時候，恰恰相反，唯恐自己的言語被違背，剛愎自用。而我剛才好像聽到了桀紂在說話，所以我撞的是桀紂，而不是我的君主。這段話說得很妙，魏文侯聽了之後，於是說:放了他吧，這是我的過失。他不僅認識到自己的過失了，而且還讓人將這一把琴，懸掛在城門口，作為他可以改過自新，接受進諫的憑證，提醒自己，不要做像桀紂那樣的君王。

這些古代的君王，他受到勸諫，受到提醒，馬上能夠提起正念，就都能夠改過自新。

後面還講了“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這個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評時政的得失，做生意的人在市場上，也可以議論朝政。鄭國人經常聚眾，閑遊於鄉間的學校，並且議論執政者的得失。鄭大夫然名，就對子產說：把鄉校給毀了，您認為如何？子產說：如果人們所談論的是對的，我就實行它。如果是人們所厭惡的，我們就更改，要使民情上達。

中國古聖先賢都認為，要讓民眾有合適的管道，充分表達自己的意願，最後又說：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從民眾表達的意願之中，為政者才能夠看到自己施政的得失，國君也才能夠聽到自己的過失。聽到過失之後，最重要的就是能夠改過。見到符合道義的，就應該順著去做，這樣才能夠永久地保持天下。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內容，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劉余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學士、碩士畢業。現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客座教授，著述豐碩。曾獲英國赫爾大學哲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後，並應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國香港等地進行演講和研討。2015、2016年，先後兩次應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國巴黎總部，圍繞“從《群書治要》看聖賢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強道德教育”做主題演講，對中國傳統文化“東學西漸”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