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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今天學習《用人七忌》。在《群書治要·六韜》中記載，周文王向薑太公來請教，君主非常重視舉賢任德，但是國家卻得不到治理，這又是什麼原因？薑太公說：雖然君主任命了賢人，但是卻沒有重用賢人，所以沒有取得應有的效果。而賢人之所以得不到重用，那是有原因的。我們在用人之中，要有一些傾向，要避免，要把握用人的七個大忌。哪七個大忌？

第一就是用賢而疑。

在《劉廙政論》上說，“自古人君，莫不願得忠賢而用之也。既得之，莫不訪之於眾人也。忠於君者，豈能必利於人。茍無利於人，又何能保譽於人哉。”意思是說，自古以來，當君主的人，沒有不想得到忠賢之士，並且任用他們的。而得到這些忠賢之士之後，又免不了去向眾人調查，向他們詢問這些忠賢之士究竟如何。但是忠於君主的人，哪能事事都有利於他人呢？如果有一件事得罪了人，沒有給人帶來利益，怎麼能夠讓眾人都稱讚他，使得他在眾人中贏得好的名聲呢？所以君主如果自己不知道賢明，他就不知道什麼樣的人是忠賢之士。即使得到了忠賢之士，忠賢之士來到他的身邊輔佐他，他也仍然懷著一種猜疑之心，向眾人去調查。而這些人又不一定都是賢德的，不忌賢妒能的人；那就會對這一個賢德之人有一些偏頗的言論。如果君主聽之任之，就會對這個賢德之人產生懷疑，從而不予重用。

在《新序》中還說：賢明的人不被重用，是因為“不肖嫉賢，愚者妒智，是賢者之所以隔蔽也。所以千歲不合者也。”說不賢德的人會嫉賢妒能，愚鈍的的人會嫉妒有智慧的人。所以賢明的人被阻隔，不能夠被君主所用。以致於君主千載也難以碰到一個德才兼備的人。

有的是不肯用賢德之士，有的君主用了賢德之士；但是不能夠持久；有的是用了很久但不能夠善始善終；還有的是不肖的兒子，把父母的賢明忠臣給廢棄了。這樣所導致的災禍和敗亡難以一一地記錄。重點在於什麼呢？重點在於君主自身不明智，他分不清什麼是賢德之人，什麼是不賢德之人。什麼人真正對他忠心耿耿，什麼人來到這裏是有利可圖的。所以就一味地聽從大家的評論，大家認為這個人好，他也認為這個人好；群臣對於一個人有誹謗，他就認為這個人不行。所以最後得了這樣一個結論：“故譖訴不行，斯為明矣。” “譖”就是誣陷的話，“訴”就是誹謗的話。如果誣陷誹謗的話都不能夠通行，君主能夠判斷什麼樣的人在說什麼樣的話，他說這些話是出於什麼目的，這才叫明智。

在《群書治要·典語》上，把君主和臣子之間的關係，做了這樣一個比喻，“夫君稱元首，臣雲股肱，明大臣於人主一體者也。”古代的人把君主稱為什麼呢？稱為“頭腦”，把臣子稱為“四肢”，也就是腿和胳膊。這就表明了大臣和君主之間是一體的關係，就像一個身體一樣，誰也離不開誰。互相配合，互相信任。

從歷史上看，堯帝能夠明白地辨別德才兼備的人，而且讓德才兼備的人去擔任官位，這就如同是強健了四肢，這也就能夠輔助他的身體，對自己的幫助怎麼會小呢？如果一個人不符合選拔的標準，也不是合適的人才，就不要白白地授予他官位。如果這個人是值得信任的、德才兼備的人，那就要任用他沒有懷疑。君主任用臣子，就像身體信任他的手一樣，臣子侍奉他的君主，也就像這個手觸摸身體一樣。安則共樂，痛則同憂。他們共用安樂，共赴患難。確實是一體的關係，誰也離不開誰。古人他用頭腦和四肢的關係，來表明君主和大臣的關係。

第二個用人的大忌就是求全責備。

在《文子》中說，“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從歷史上看，自古至今沒有十全十美，德行無可挑剔的人。君子用人就不求全責備於任何一個人。後邊他還做了兩個比喻：“夫夏後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也。”夏禹所佩戴的碧玉，不是沒有瑕疵的，而夜明珠也不是沒有污點的，但是天下的人仍然認為它們是寶貴的東西。這是為什麼呢?不以小小的瑕疵來妨礙它們的大美。“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而現在只記著別人的短處，卻忘記了人的長處，還想在天下求得賢才，輔佐自己，這是難上加難。這個故事，這個比喻告訴我們：即使是珍貴的碧玉、珍貴的夜明珠，都不是沒有瑕疵、斑點的。如果我們對人求全責備，還想求得賢才，那就太難太難了。

用人的第三個忌諱就是：能不當官，任非其才。

在《管子》中說，“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什麼意思呢？你要考察一個人才，他到底有沒有才能呢？不能聽他說有才能就相信，給以相應的官位，要試驗、試驗。所以明智的君主選擇賢人，對那些說自己勇敢的，就應該讓他去帶領軍隊；說自己有智慧的，就讓他試著去擔任一個官職。他去率領軍隊，取得了功勞，就舉薦他、任命他；他去做官，也能夠把這個地方治理得很好，治理得很完美，那再任用他，這都是要試用的。所以這個試用期很重要。在試用的過程中，能夠看出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有才德。如果一個人能力很低，就不能給他一個高官。

在《群書治要·典語》中還講，要“料才核能”地去任用人才。“料”就是要評估、估量。估量人才的才能，考核他的才能，這是治理國家的要務。在歷史上，舜任命百官的時候，他是根據每個人不同的才能，給以不同的位置。比如說任命契為司徒，掌管“五倫”的教化；任命禹來治水；任命高陶來斷獄。因為他們各有各樣不同的特點，所以誰擅長什麼，就讓他去幹什麼。“舜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他本身做什麼了嗎？他就是把自己做好，修身做好，給大家做一個表率，然後再任用賢才，這樣就可以達到垂拱而治。

再看漢朝，漢朝在表彰功臣的時候，蕭何、張良、韓信被稱為“三傑”，也是根據他們的功勞給以不同的封號。張良這個人，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他很善於謀劃，善於用兵，所以叫“運籌帷幄”；而蕭何“振國家，服百姓”，最擅長的就是治理國家，治理百姓；而韓信，“戰必勝，攻必取”，他擅長的就是率軍打仗，是一個很好的帶隊的將軍。他們的才能不同，也給以不同的封號。更何況不是像他們這樣的傑出人物，怎麼可以對他們求全責備、要求他們做同樣的事呢？

這也是提醒我們：來到我們團隊之中的人，都是有所擅長的人，有的人擅長治理事，有的人喜歡做具體的事；有的人善於出謀劃策；有的人喜歡文字工作，他寫文章寫得特別好；有的人擅長講課；有的人善於人際交往，搞公共關係......他們的才能是不一樣的。所以要根據他們所擅長的不同，分配不同的任務，這樣才能夠各盡其才。

下麵他又做了一個很好的比喻，他說你看這個馬，“馬無輦重之任，牛無千裏之跡。違其本性，責其效事，豈可得哉。”馬沒有像牛那樣，去負輦耕地的任務；牛也沒有奔跑千裏的能力。如果你違背了它們的本性去任用它們，還希望能夠取得功效，這怎麼可能得到呢？任用人才也是一樣的道理：“使韓信下帷，仲舒當戎，於公馳說，陸賈聽訟，必無曩時之勳，而顯今日之名也。”他舉了歷史上幾個人物，假使你讓韓信對軍隊和戰爭的規劃，運籌帷幄；使董仲舒去率軍打仗；使於公到處去遊說當外交官；讓陸賈去斷案。結果一定獲得不了他們以前所獲得的功勳，也就沒有今日的顯名。因為韓信不善於籌畫，只善於打仗；董仲舒他擅長博古通今，本人手無縛雞之力；於公，公正不阿，卻不善言辭；陸賈善於辭令，但是缺乏斷案的魄力和決心。如果將他們安插錯位，結果自然不能盡如人意。

我們看了這個道理，也會想到現實的很多問題，比如說現在的很多畢業生，大學的時候學的是一個專業，但是畢業之後找工作，很多都是才非所用。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和他們所擅長的專業無法匹配。所以怎麼樣呢？很多人在這四年所學的東西都白費了。

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都各有所長，不可能盡善盡美，如果以一個統一的標準衡量人才，也很難把真正的人才選拔出來。有一些奇才，也會因為一個統一的標準而被遺漏。所以我們衡量人才，選拔人才，應該根據他們的不同才能，設定不同的標準，給予不同的職位，這樣真正的人才便會各得其所。

第四個忌諱就是“德不當位，功不當祿。”

在《管子》中記載：“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君主要審慎考慮的有三個方面：第一就是臣子的德行和他的位置不相匹配；第二就是臣子的功績和他所享受的俸祿不相匹配；第三就是臣子的能力和他的官位不相匹配。這三者是治亂的根本。現在的法律規定，選舉人才的官員不能夠去見當事人。為什麼不能夠去見當事人呢？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徇私舞弊。對於這個觀點，《袁子正書》上並不認同。為什麼不認同呢？他說選官的人處在深宮之內，還要選天下的人才，並且要選得合適，不能夠選“非其才”，這個人到底是不是賢明的人呢？怎麼知道這個人是不是一個人才呢？所以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正常人都應該要做的，不能夠斷絕的。他說：“故聖人求所以治交，而不求絕交人。先王之用人不然，不論貴賤，不禁交遊。以德底爵，以能底官，以功底祿。具賞罰以待其歸。”這句話說得也很好，說聖人治理國家，不是讓人斷絕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而是去追求怎麼樣使這個交往合情、合理、合法。先王任用人才的時候，不分貧富貴賤，也不禁止他們正常的交往。但是他們秉持了一個原則，就是根據他們的德行給以爵位，以他們的能力給以官位，以他們的功勞給以相應的俸祿。能夠做到的就給他賞，做不到這些原則的就給他懲罰。便沒有人敢背離正道。

這告訴我們，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不是去簡單地禁止人們交往。比如說我們現在的博士生考試，很多導師為了表明自己公正，在面試之前，拒絕與考生見面。誰都不見，以示自己公正無私。但是實際上我們想一想，真正認識一個人才是很難的一件事。你沒有和他交流，沒有和他交談，你怎麼知道他的德才如何、他的喜好如何、他有哪一方面的才能？古人的意思是說，你可以盡情地和這些人接觸。只要是考生他想來見你，你就接見他，而且要瞭解他。但是只要堅持一個原則就好了，就是你不是因為他給你送禮；或者不送禮，或者是親疏遠近、有沒有人給你推薦，來選拔這個學生。還是以德才的多少來選拔學生，作為選拔的標準。你只要把這個原則把握了，你所錄取的人，一定是德才兼備之人。

第五個用人之忌就是“偏聽偏信，受人蒙蔽。”

在《群書治要·政要論》上指出：“為人君之務，在於決壅；決壅之務，在於進下。”君主最重要的就是要排除蒙蔽，不要被人蒙蔽了。而排除蒙蔽的關鍵是什麼？在於使下麵人的言論，都能夠傳達的君主這裏。而要想使下麵的言論，都傳達到君主這裏，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做到，貧富貴賤都一視同仁。使得做奴役的、做童僕的、放牧的、養馬的這些基層人士，都能夠暢所欲言。而他們的意見，都能夠直接傳達到君主那裏。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君主所聽到的，所看到的就很廣泛。如果他所聽到的、所見到的很廣博，那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蒙蔽他了。

在歷史上，有很多的臣子，為了蒙蔽君主，就觀察君主的喜好，君主喜歡什麼，他就順著君主的意思去說，進而蒙蔽並且控制君主。比如說秦朝的趙高，他就是蒙蔽君主的一個佞臣。他看到皇帝很喜歡恣意遊樂，放縱自己的情欲。於是就趁機對皇帝說：當皇帝的之所以尊貴，就是因為他能夠為所欲為。就是因為人們感覺他像神明一樣，只有得到人們的仰望，君主才能被尊重。而神明有什麼特點？神明是只能聽說，而不能露面的。所以不能讓大臣總是能見到皇帝，這樣才能顯示出皇帝的威嚴。結果這個秦二世就信以為真，從此，趙高專權。如果我們偏信一個人的言論，就容易被人蒙蔽，而聽不到下麵人的意見，聽不到實情。當秦二世最後喪身亡國的時候，才幡然醒悟：原來自己被趙高蒙蔽了。

第六點用人的忌諱就是“妒賢畏能”。

在《荀子》中說，明智的君主喜歡和大家共同商議事情，而昏庸的君主喜歡獨斷專行。明智的君主尚賢使能，進而使國家得到治理，人民安居樂業；而昏庸的君主妒忌賢德的人，畏懼有能力的人，於是就毀滅了功績，甚至國敗家亡。這表明什麼？妒賢嫉能的人做不了大事。

在《呂氏春秋》上就記載，衛靈公在天氣寒冷的時候，他要開挖一個深池，這個時候，他的一個臣子叫宛春就進諫說：天氣這麼寒冷，還要征發徭役，恐怕會傷害到百姓。衛靈公就說：天氣很寒冷嗎？宛春說：您穿著狐皮大衣，坐著熊皮的墊子。所以您不覺得寒冷。但是老百姓，他們的衣服破了得不到修補，鞋子有了缺口也得不到編織，您自己感覺不到寒冷，但是百姓卻能感到寒冷。衛靈公一聽就說：你說得太好了，於是就下令不要再征發徭役了。但是這個時候，有左右的人就挑撥說：君主你要開挖深池，由於宛春的勸諫，您才下令不再做這件事。恐怕現在福德，都會歸到宛春的身上，而怨氣都會歸到君主您的身上了。但是衛靈公這個人，他非常的明智，他說：你說的不對，我現在就是讓百姓通過這一件事，看到他的德行和能力，這就如同讓百姓看到我的善行是一樣的。

《呂氏春秋》上評論說：“而人主之不通乎王道者則不然，自為之則不能，任賢者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而那些不懂得君主之道的人，卻不是像衛靈公這樣做的。他們自己沒有能力，又厭惡賢德的人，對賢德的人懷有忌心。並且還與不賢德的人評議忠良。這是功名之所以受到傷害，國家之所以危亡的重要原因。

第七個用人之忌就是“已樹而擇”。

什麼意思？我們通過一個故事來說明。魯國的陽虎獲罪了，他就跑到北面的晉國，去見趙簡子。見了趙簡子他就抱怨了。他說：你看朝堂上的大臣，我所培養的超過了一半；邊境的守衛將士，我所舉薦的也超過了一半。但是現在，朝廷上的官吏，親自用法令來危害我；邊境的將士，親自用兵士來威脅我。從今以後，我再也不去推薦人了。趙簡子聽了就說:“唯賢者為能複恩，不肖者不能。”什麼意思呢？只有賢德的人才知恩圖報，不賢德的人做不到這一點。趙簡子勸他，“自今已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也。”從此以後，不要再把這些不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了。一定要先選擇好，然後再培養他；不要等培養重用之後，才發現當初所選非人。

這七條用人的忌諱，在我們領導用人的過程中，都是應該注意避免的。這樣才能夠使真正德才兼備的人被重用，這個事業才能夠健康發展。

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裏，謝謝大家！

劉余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學士、碩士畢業。現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客座教授，著述豐碩。曾獲英國赫爾大學哲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後，並應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國香港等地進行演講和研討。2015、2016年，先後兩次應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國巴黎總部，圍繞“從《群書治要》看聖賢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強道德教育”做主題演講，對中國傳統文化“東學西漸”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