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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我們學習《群書治要》裏面講的奢靡之害。在《群書治要·漢書》中記載，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在這裏，他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自周成王、周康王的盛世以來，我們知道成康盛世是“刑措四十年而不用”。就是這個刑罰擱置了四十年都沒有使用，“囹圄空虛”，囹圄就是監獄的意思，監獄裏沒有犯人，他達到了這樣的治理效果。從成康盛世到當時的漢代，將近有一千年了，想使國家得到治理的人大有人在。哪一個領導者不希望國家得到治理，社會和諧呢？但是事實上，這個太平盛世卻沒有再出現，這又是什麼原因呢？下麵就給我們回答了：“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就是因為廢棄了治國的常理、常法。這個法度，古人所講的是指恒常不變的禮法。這種恒常不變的禮法，我們可以把它概括為“五倫”、“五常”、“四維”、“八德”。也就是不再講“仁、義、禮、智、信”了，也不再講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了。也不再講“八德”了，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也不講“四維”了，禮義廉恥。把這些治國的常理、常法都廢棄了，而憑著自己的私心，自己的喜好來治理國家。奢侈盛行而仁義被廢棄了。因為人的私欲升起來，為了滿足自己不斷膨脹的欲望，必然會過上奢侈浪費的生活。而一旦一個人奢侈浪費了，他就會不惜盤剝人民的血汗。也不可能對百姓有仁愛之心。所以“奢侈行而仁義廢”這就是國家不能夠再恢復到太平盛世的重要原因。
這句話，我們可以用歷史上的一些經驗來證明。比如說我們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很多的盛世。而這些盛世的出現，無一例外的都是因為皇帝他有這種認識，所以能夠厲行節儉，反對奢靡。這就是《老子》上所說的“我無欲，而民自樸”。特別是作為領導者的、在位者的最高的天子，他沒有過多的欲求，民風就自然而然的會歸於淳樸。
唐太宗能夠創建貞觀盛世，他又是怎麼做的呢？在《貞觀政要·論儉約》中記載，唐太宗呢在貞觀元年的時候，對侍臣說：“自古以來，帝王凡是要大興土木，都必須要順應民心，從前大禹鑿九山，通九江，耗費的人力巨大，但是老百姓卻沒有人抱怨。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他所作所為是民心所向，反映了百姓的意願。但是秦始皇營建宮室的時候，人們都反對，為什麼呢？因為秦始皇他是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違背了民心的原因。朕現在想建造一座宮殿，材木都已經準備好了，但是想想秦始皇的教訓，就決定不再興建了。古人曾說：‘不要做無益的事情而損害了有益的事情。見不到引起貪心的東西，心就不會被擾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如果人見到那些誘人之物，他的心就容易被污染’”。比如說看到那些精雕細鏤的器物，珠寶玉器、服裝玩物等等，如果縱情享受，滅亡的日子就立刻會到來。所以太宗要求自字王公以下，凡是宅第、車服、婚喪嫁娶等等，如果用度超過了規定而過於奢華，都要一律禁止。
從此以後二十多年，社會風俗崇尚簡樸，衣服沒有錦繡，國家也出現了物質富饒的局面。沒有出現百姓挨餓受凍的情況。
到了貞觀二年，又有公卿上奏皇帝，說：“依照禮，夏季的最後一個月，可以居住在建在高臺上的樓榭，現在暑天還沒有退，秋季的連綿大雨剛剛開始，皇宮低下潮濕。所以請陛下營建一座樓閣來居住”。太宗說：“朕是有氣力衰竭的毛病，不適宜居住在低下潮濕的地方，但是如果同意了你們的請求，浪費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從前漢文帝想建一座露臺，但是想想要花費相當於十戶百姓的費用，他就放棄了這個念頭。而朕的德行比不上漢文帝，而耗費的財物卻要超過他，難道這是作為民之父母的國君之道嗎？”所以儘管公卿再三上書奏請此事，但是唐太宗終究都沒有答應。由此可見，太宗皇帝通過學習《群書治要》，確實把《群書治要》的歷史教訓應用到了治國理政之中，知道要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能損害百姓的利益，滿足自己的私欲。這樣才創下了“貞觀盛世”。
現在全國上下也都在反對奢靡之風，這就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對於奢靡之害有深刻的認識。在《禮記》上就有這樣一句話：“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意思是說：如果這個國家奢侈之風盛行，就要教導人們崇尚節儉，要示之以“儉”，相反如果這個國家太過儉樸了，就要示之以“禮”。也就是說要讓大家都懂得禮不要過分也不要不及，過分的節儉也是不符合禮的。特別是當客人外賓來訪的時候，我們平時自己可以用的很節儉，但是招待客人就要符合禮的規定。如果太過節儉，會讓人家不舒服。太過節儉也是會有失禮之處。所以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這裏面強調，禮的本質是表示恭敬，與其搞得太奢華太浪費寧願節儉。這些告訴我們節儉是禮的根本。什麼事情都要適度。
習總書記上任之後，就提出了中央的八項規定，這就是示之以儉的表率。而且還從自己開始身體力行，為社會大眾做出了一個節儉的榜樣，來引導社會不要去盡情地攀比。為什麼不能夠過分地攀比，過著奢靡浪費的生活呢？古人說：暴殄天物，則必招天譴；好蠹民財，則必招民怨；縱欲敗度，殃禍立至。
我們在歷史上也看到很多類似的例子，比如說在明代的時候，有一個人叫張牧之，他們家世世代代都是對國家有功勳的人，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到他的時候，擁有的資產不計其數。但是他沒有學習聖賢教誨，他過著奢華放縱的生活，就是連王侯都比他不上。他奢華到什麼程度呢？他們家有一個聚景園，春天的時候，牡丹花一開，用各種奇異的景觀，構成了一個五畝大的棚子，用彩絲做繩，聚集了姬妾一百餘人來歌舞飲酒，並且美其名曰為“百花同春會”。每唱一首歌，就贈給絹兩匹。有一個客人看了之後，有點過意不去了，就勸告他，過去寇萊公身為宰相，讓歌姬陪酒，只贈綾一匹。有識之士還譏諷他奢侈，為他做了一首詩，“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哪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投梭始得成”。意思是說，有人唱一首歌，妳就贈給她一束綾，被贈的這個人還覺得贈得太輕了。但是有誰知道，這一匹綾是織女在織窗下撥動了多少次梭子才把它織成的，寇萊公聽了這首詩之後就很後悔。而明公您的爵位比不上寇公，用度不應該太過分了。結果張牧之聽了之後就大笑，他說：“萊公他是個窮酸漢，他哪里能和我比”。他這種傲慢，好的建言他根本聽不下去。
到了冬天的時候，他剪綵綢為花。就是用彩色的綢子剪成花掛在樹枝上，舊了之後就把它換下來再換成新的。結果每一年彩綢的費用都不可勝計。但是他這樣做的結果是什麼呢，沒過幾年，張牧之就死了，中國人有一句話叫“祿盡人亡”。什麼意思呢，他告訴我們，提醒我們人一生的用度、福分都是有限的。你該吃多少糧食，都是有定數的。你該花費多少，也都是一定的。你把這個東西用盡了，你自己的壽命也就沒有了，這個叫“祿盡人亡”。像這樣活生生的例子，在歷史上有很多很多。我們再舉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比如說蔡京，他在執掌國政的時候，飲食用度非常地奢侈，他用人乳喂豬，用芝麻喂鵝鴨，用綠豆喂牛羊，還經常用珍珠八寶煎湯做菜，煮沸之後，用過幾次就把它扔掉了，再換新的。每一次宴請客人，一盤菜就值中等人家一家之產。你看多奢侈，但是蔡京還嫌不夠美味，他還是不滿足，覺得沒什麼可吃的。結果上行而下效，他有一個家人叫翟謙，士大夫們都稱他為雲峰先生，也一樣浪費無度，與蔡京差不多。有一次他在年底宴請朝臣，客人約有五百人，結果廚師進上湯來，有一個客人就隨便說了一句，他說鴨舌做湯既鮮美又補養。結果翟謙就看了看左右，微微示意了一下，他的下人馬上就心領神會了。過了沒多久，就為每一位都端上來一碗鴨舌湯，每一個碗裏都有三只鴨舌，客人看了之後都驚歎不止。和翟謙關係比較好的人就戲言說：“這還不夠，能再添一些嗎”？翟謙馬上就回答說：“既然有心請客，還怕大肚漢嗎”？於是又派人趕快地添上，每一個人又添了一碗鴨舌湯。
這個時候，那些有良心、有善心、有同情心的客人都不忍心再吃了，就放下了筷子。翟謙這一次請客，因為客人的隨便一句話，殺傷了三千多只的生靈。後來蔡京被貶斥流放，翟謙的家產也全被充公。金人騷擾汴京之後，翟謙也到了貧無立錐之地的地步。最後怎麼樣呢？落得個沿街乞討，餓死在街頭的下場。
所以我們現在，雖然是搞市場經濟，有很多人先富起來了。但是先富起來，沒有學習禮儀，不知道拿錢去救濟百姓，把錢用在了奢侈浪費之上。買名牌衣服、名牌轎車、名牌配飾、名牌的化妝品、名牌的手提包，都不知道這個錢該用在哪里好了。結果怎麼樣呢，結果富不過三代，甚至是富不過當代。
我們讀了《群書治要》的人就明白了，為什麼有一些人在有錢有勢之後，他依然過著很簡樸的生活。自己很簡樸，但是拿著錢去興辦教育，去救濟貧窮的人。比如說我們早年下南洋的那些華人，他們自己辛辛苦苦創業起家，掙了錢事業有成之後，仍然保持著勤儉的作風，但是對於祖國的建設卻慷慨解囊。特別是對於建設學校，能夠資助貧窮的孩子上學呀，他們毫不吝嗇。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明禮，他們受過傳統文化潛移默化的薰陶，知道奢侈既對自身不好，給自己招來災禍，給兒孫帶來災禍，還會產生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奢靡之風還會產生怎麼樣深刻的社會問題呢？這在《群書治要·墨子》上也有所闡述：“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富貴的人都鋪張浪費，結果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貧困的人卻受凍挨餓，這種情況下要保持天下不亂，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說：“君誠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飲不可不節”。國君如果真想讓天下太平，真的是厭惡天下混亂，在生活飲食的節儉上就不能夠不審慎了。
在《管子》上，把這個道理論述得更加有邏輯性。在《管子》中說：奢靡之害確實很嚴重，以前的聖君製造車船，都是為了方便百姓辦事而已。而今天君主制造車船就不同以往了，車船的完備堅固輕巧便利全都具備了，卻仍然要向百姓橫徵暴斂。為什麼呢？因為他們要用彩色的刺繡裝飾車輛，用精雕細刻來裝飾舟船，結果怎麼樣呢？結果這個女子放棄了紡織去學習刺繡，男子放棄了耕種去學習雕刻，所以百姓受凍挨餓。在這種情況下不得不去作奸犯科。所以違法亂紀的事就越來越多，刑罰就越來越苛刻，刑罰越來越苛刻，國家就會動亂。因為人民有怨氣不服。國君真正要想使天下太平，憎惡天下混亂，在製造車船的節儉上就不能不審慎了。這裏給我們講了古代製造車船的奢侈，但是我們細細想來和我們現代人也有異曲同工之處。我們現代用的是汽車，但是這個汽車的奢侈程度也是越來越厲害，結果怎麼樣呢？導致了石油浪費，造成了大氣的污染。但是人們還在紛紛地追求奢侈。
《管子》還進一步分析說：當一個國家有了奢侈浪費的風氣時，他的花費就會非常多，“則用費”，“用費”結果是什麼呢？“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一些人已經習慣於過著奢侈浪費的生活了，因為由奢返儉難，一旦奢侈浪費的生活方式養成，沒有錢花的時候就會很難受，他就會產生奸詐的念頭。所以“奸智生”則“邪巧作”，“邪巧”的做法也就出來了。由此可見？這個“奸邪之所生”什麼原因呢？生於不足。這個告訴我們，人們之所以會作奸犯科，就是因為他們也希望過上一種奢侈浪費的生活。但是自己的財富又不夠多，結果怎麼樣呢？結果他們就會去作奸犯科。
“奸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奸邪的行為之所以產生，都是因為有人匱乏不足，而匱乏不足產生的原因，就是因為有些人過上了奢靡浪費的生活。所以要從根本上杜絕奸邪欺詐的行為，就要從提倡節儉，遏制奢靡之風開始，這是國家和每一個家庭的當務之急。
如何杜絕奢靡之風呢？在《群書治要·後漢書》上也有闡述。在《後漢書》中說：“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意思是說，在上者對在下者的影響，就像風能夠把草吹倒一樣，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現在在上位者不去奢從儉，在下位者必然會有縱欲之敝。我們看到政府辦公大樓是越蓋越奢華，老百姓也會起而效仿。他外出打工回到家裏，把自己家的房屋也是越蓋越高，而且還互相攀比。你們家蓋兩層樓，我們家就得蓋三層樓，不能夠比別人低。這樣攀比之風就興起來了。而在城市，房子的裝修越來越奢侈，越來越浪費。其實這都是沒有文化的表現。但是遺憾的是現在沒有文化的人比有文化的人多，所以就成了一股風氣。
《史記》上記載：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說明堯在治理天下的時候，為什麼能夠垂拱而治呢？他住的房屋非常的簡陋，茅草蓋的屋頂不加修剪，用櫟木也稱為柞木，這種木頭非常的廉價。用櫟木做到椽子也沒有砍削，沒有過多的裝飾，都非常地質樸簡陋。歷史上的君主一旦出現了奢侈，臣子也都會極力勸諫，因為臣子也都讀聖賢書。
在《周語·楚語》上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楚靈王建造了章華臺，建造得非常奢侈，他和伍舉一起登上樓臺，就問：“你看這個樓臺美不美呀？”伍舉怎麼回答的呢，伍舉回答說：“我聽說國君以尊敬任用賢人為美事，以安定人民為樂事，以聽從善言為耳聰，以能夠招致遠方的民眾為賢明，還沒聽說過是以建築物的高大莊嚴，彩繪雕刻的考究精緻為美的。先君莊王建造匏居臺，他的高度僅能觀望預示吉凶的天象就夠了，大小僅能夠容納宴用的食器和餐具，所用的木材不妨礙城郭守備之所需，所用的經費也不是有府庫支出，百姓不會因此耽誤農時，官吏不必改變上朝的常規。莊王因此能夠平定動亂，戰勝敵人，而不被諸侯所憎惡。如今君王您建造這座高臺，勞民傷財，致使五穀不豐，官吏煩勞，歷時幾年才建成，我不知道它究竟美在何處。所謂的美，應是對上下內外，大小遠近都沒有害處，這才稱得上美。如果是看起來美觀，但將財錢用盡，還要盤剝百姓應有的利益，使自己富有而使百姓貧窮，怎麼能算得了美呢？作為一國之君，要領導百姓並且與百姓共處。如果百姓都瘦了，君主又怎麼能獨肥呢？先王建造臺榭不過是用來講習軍事，觀望顯示吉凶的天象而已。他的選址絕不佔用耕地，建造不浪費錢財，施工不煩擾官吏的事物，時間上不耽誤百姓的耕作。建造臺榭選擇的是貧瘠堅硬不適合耕種的土地，用的是加固城防剩下的木料。官員屬吏是在政事之餘，才到現場去參與，利用百姓四季的農閒時間來完成。建造臺榭是為了利益人民，沒有聽說是用以窮盡百姓財用的。如果君王認為這樓臺美觀，把建造樓臺視為正事，楚國就危險了。”
我們為什麼要學習《群書治要》呢？學習《群書治要》可以使人們建立一種共同的榮辱觀和道德觀。到底什麼是榮、什麼是恥、什麼是美、什麼是醜，是以建造豪華的奢侈的辦公大樓為榮，還是以勤儉節約為榮。大家讀了《群書治要》之後，就會達成了一致。《群書治要》裏面沒有太多具體的政策、制度、方法。它講的就是道理。如果人人都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以達成共識，自然而然的知道該怎麼做了。
劉余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學士、碩士畢業。現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客座教授，著述豐碩。曾獲英國赫爾大學哲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後，並應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國香港等地進行演講和研討。2015、2016年，先後兩次應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國巴黎總部，圍繞“從《群書治要》看聖賢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強道德教育”做主題演講，對中國傳統文化“東學西漸”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