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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今天講用人的重要性，在《群書治要》中特別強調重用賢人的意義。我們可以把用人的重要性歸納為三個方面。

第一就是用人，關係國家的治亂。

在《漢書》上說：“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任用賢德的人，國家才能夠得到治理，而任用不賢德的人國家必然混亂。這可以說是總結歷史發展規律，得到的必然結論.

在《典語》上也說：“夫世之治亂，國之安危，非由他也。”說這個國家治理得好壞，社會的安危，不是由其他什麼原因所導致的，那到底是什麼原因？“俊乂在官，則治道清，奸佞幹政則禍亂作。”如果君主喜歡的是有才華、有德行的人，而且德才兼備的人在領導的位置上，這個國家政治就會清明。相反如果君主喜歡奉迎巴結的人，而且邪惡之人干預朝政，這個禍亂就不可避免。

在《群書治要·墨子》中，提到一般人對於治理國家，任賢使能，並不重視。他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現在的王公貴族，都想使國家富裕，人民增多，希望法令得到合理有序的運轉。但是卻不懂得尚賢使能。從這裏可以得出結論“士君子只明於小術，而不明於大道。”為什麼這麼說？假如現在的王公貴族有一只牛羊不能夠宰殺，他一定會找一個好的屠夫來宰殺牛羊；如果有一張破弓不能張開了，他也一定會找好的工匠來修補。雖然身邊有骨肉至親，或者無緣無故富貴起來的人、相貌俊美的人，但是他知道他們沒有這個技能。一定也不會讓他們去做這些事。為什麼？唯恐他們敗壞了自己的財物。王公貴族們對這些事，尚知道尚賢使能，但是對於治理國家，卻不知道尚賢使能了。

為什麼這麼說？到真正治理國家的時候，王公貴族會不加思索地，舉薦任用他們的骨肉至親、無緣無故富貴起來的人、或者是相貌姣好的人。由此可見這些王公貴族，親愛他的國家，重視他的國家，還不如親愛他的壞弓，重視他的牛羊之類的財物。所以說天下的士大夫、君子們、在位者，都是明於小術，而不明於大道的。這一個比喻非常形象恰當。

在《說苑》上說，沒有恒常安定的國家，也沒有恒常得以治理的百姓。如果得到賢德的人，這個國家就會安昌；失去賢德的人，國家就會滅亡。自古至今無不是如此。

古代的這些聖明的君主，都非常尊重賢才。在《新序》中記載著魏文侯的一個故事。魏文侯非常重視賢才。他怎麼表現的？每一次路過段幹木所居住的巷子的門口的時候，他一定會站起身來，然後扶著車前的橫木，向這個方向表示致敬。這個僕人就不理解了，就問他原因，魏文侯說：這不是段幹木所居住的巷子嗎，段幹木是一個賢德的人，我怎敢不對他伏軾致敬呢？段幹木是因為有德行而榮光，而我，不過是因為土地廣闊而榮光。段幹木富有的是道義，而我，富有的不過是財富。土地不如德行，財富不如道義。我理應重用這個人、我理應尊敬他。所以魏文侯就給了段幹木百萬的薪祿。而且經常向他去請教治國的道理。魏國人聽說這就事後，都特別地歡喜。結果，不久之後，這個秦國想要出兵攻打魏國，這個時候司馬唐雎聽到了這件事，就勸諫秦王，說：段幹木是一個賢德之士，而魏文侯對他禮遇有加，天下人沒有不知道這件事的，這個時候還不應該去攻打魏國。秦國的君主認為他說得很有道理，就按兵不動，不再去攻打魏國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個人重用賢德的人，讓天下人都為之佩服，不敢輕易對他有所企圖。為什麼呢？《孟子》中說道：一個人一定是先侮辱了自己，然後才被別人侮辱；一個家庭，也一定是內部有了紛爭，才讓別人看到有機可乘；一個國家，也一定是自己的內部掀起了紛爭。別的國家看到這個國家不團結，才會打它的主意。一個國家如果有賢德的人被重用，它興起倫理道德的教化。從上到下都團結一致，沒有私心，不自私自利。那麼這個力量就是非常強大的。別的國家也不敢對他有所企圖。

在《潛夫論》上也說，國家為什麼會亂？怎麼能夠判斷出這個國家將要混亂？關鍵一點就看，這個國家是否重視賢德的人。古人告訴我們，不重視賢德的人，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國君喜歡財貨。《群書治要·六韜》中也說，如果在上位的國君喜歡財貨，群臣就都喜歡獲得利益。賢德的人最大的特點，他就是不自私自利，這些欲望、財利對他沒有誘惑。賢德的人，一旦不被國君重用，他就會隱居起來。這個國家因為沒有人興起良好的倫理道德的教導，人自私自利的心全都生起來了。那就是《孟子》上所說的：“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這個國家就危險了，各種各樣的禍患也都產生了。

在《新序》中，也記載著這樣一個典故：秦國要去討伐楚國，在去討伐之前，先派使臣去看一看，秦國有什麼寶器。楚王聽到之後就把令尹子西召過來了，問他：說秦國要觀一觀我們國家的寶器，是不是可以把我們國家的和氏璧、隨侯珠拿出來給他們看一看？令尹子西回答說，我也不太清楚。那楚王一看呢，就又把昭奚恤給召來了，也是向他詢問這件事。昭奚恤說，秦國是想看一看我們的政治得失，而另有企圖。一個國家最重要的寶器，在於賢德的臣子。像珍珠玉器這些玩好之物，算不上國家最寶貴的東西。秦王一聽，他回答的很有道理。所以就派昭奚恤來應對這件事。

昭奚恤怎麼做的呢？他在東面設了一個高臺，在南面設了四個高臺，在西面建了一個高臺。等秦國的使者來的時候，昭奚恤就對他說，您是我們國家的客人，那請到東面的上位就座。令尹子西，他就坐在南面的高臺上，然後太宗子傲、葉公子高、司馬子反都依次坐在南面，昭奚恤自己坐在西面的高臺上。對秦國的使者說：您想看一看我們楚國的寶器，楚國的寶器是賢德的臣子，能夠治理百姓充實倉庫，使百姓各得其所，有令尹子西在這裏；手裏拿著圭壁，能夠出使諸侯，化解彼此之間的仇怨，使兩國能夠結交友誼，沒有戰爭的憂患，有太宗子傲在這裏；能夠保衛國土緊守邊疆，不侵犯鄰國，鄰國也不能夠侵犯我們國家，有葉公子高在這裏；治理軍隊，整修軍器裝備，抵禦強敵，手裏拿著戰鼓，可以激勵百萬的民眾，他所任用的人，都可以赴湯蹈火萬死不辭，有司馬子反在這裏。緬懷先王霸業所成就的功績，能夠汲取治理動亂的經驗，有我昭奚恤在這裏。就請您盡情地觀看吧。

這個秦國的使者聽了之後，無言以對，非常地驚訝，回去之後，就向秦國的國君稟告說，楚國有很多賢德的臣子，這個時候出兵去攻打它，還不是時候，因此，秦國就放棄了征伐楚國的念頭。

歷史上這些賢明的君主，都是以賢臣為寶，而不是以珍珠寶玉為寶。這樣，重用賢德禮賢下士，國家才得以安定。如果在位的人，都喜歡珠寶財富，上行而下效，整個國家就危險了。在《鹽鐵論》上對這一件事也做了這樣一個評論，它說“隨和，世之名寶也，而不能安危存亡。”隨侯珠和和氏璧，雖然是世間的名貴的寶物，但是它有什麼用呢？並不能是危亡的國家得以安存。所以“喻德示威，唯賢臣良相，不在戎馬珍怪也。”你要彰顯自己的威德，只有靠賢臣良相，而不是這些珍禽異獸、珠寶金銀等等。因此，賢王以賢為寶，而不以珠玉為寶。這才是明智的選擇。所以用的人是德才兼備的人，這個國家就能夠治理得好。

第二點，用人也關係到民風的善惡。在《群書治要·後漢書》上記載，說“務進人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說一定要進用賢德的人，讓他們來處理朝政。如果我們任用的是真正賢德的人在位，不過幾個人，這個社會人心就會得到扭轉，民風習俗會由惡變善。

我們看中國的歷史上，有很多有道德學問的皇帝，都禮請儒、釋、道三家的大德為國師。自己以學生之禮，禮敬老師。跟著國師學習，對國師禮遇有加。這些儒、釋、道的大德，他每一天都給皇帝和群臣講經說法，並且能夠身體力行聖賢教誨；皇帝又對他們如此恭敬。這上行而下效，整個社會就興起了追求道德、愛好仁義的風尚。

我們社會，如果能夠選拔出那些德才兼備的，對傳統文化有認知的，又能夠力行傳統美德的人。每一天在中央電視臺、地方電視臺，宣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我們相信，不過兩三年，這個社會風氣就會為之一新。中國古人說邪不勝正，只要有一個頻道是播放正確的，正面的教導。那麼大家，都會能選擇正確的，明辨是非善惡的這種教誨。

《群書治要》中有一本書叫《文子》，它就指出了國家為什麼不能任用賢德之人的原因。“上多欲則下多詐，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無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領導者之所以不能任用賢德的人，沒有興起教化，原因就是自己欲望太多。自己的欲望太多，聽了聖賢教誨，讓他要節儉，要杜絕驕奢淫逸，他聽了之後也做不到。每一天又在說他，他聽著也很不順耳。他也知道民眾學習之後，分得清是非善惡美醜，再去投票選舉的時候，自己也選不上了。所以這個在位者不能任用賢德的人，還是因為自己已經習慣於驕奢淫逸的生活方式。

《文子》上說，社會上層的人欲望很多，底層的百姓就會升起欺詐之風。上面的法令非常的繁多，而且經常沒有條理，下麵的百姓就會不安定。上面的人有很多的貪求，下麵的人就會交相爭奪利益。不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只在枝葉上解決問題，就如同是想止住水，卻要開鑿河渠，想要救火，卻要往裏邊放木柴一樣。這告訴我們要想任用賢德的人，必須要有聖王出現，明君出現。《文子》中提到，“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措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聖明的君主在世，他會把他所喜好的，還有他厭惡的，明明確確地宣告天下。經過非議或者稱譽來引導輿論。通過親近任用賢德之人，鄙視並且罷退不肖之徒來治理國家。刑罰雖已頒佈，但是卻能夠放置不用。也就是說古代的人，不是沒有刑罰，這個刑罰也都很完備。但是因為沒有人犯罪，就可以把這個刑罰擱置不用。這都是因為禮義道德得到了推行。而禮義道德之所以能夠得到推行，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那些賢德的人得到了重用。也就是說，如果賢德的君主出現，任用賢德的人，興起倫理道德的教化，那麼社會風氣，也可以在短期之內扭轉過來。

歷史上，每一個朝代興起，其實都是在亂世的基礎上。為什麼它建立朝代幾年之中，就可以恢復和諧？就是因為開國之君，往往都汲取了滅亡之君的教訓，所以他自己對自己要求很嚴格，修身修得很好，而且任用賢德之士。這樣的話，在短短的時間，這個國家也就走上了正軌，社會也就很快地安定和諧下來。

第三，就是用人，關係到領導者個人的安危。我們知道任用什麼樣的人，對於領導者他的事業成敗，還有自身的命運都至關重要。首先，任用賢德的人關係到領導者的正邪與否。在《蔣子萬機論》中就講到，說：“君王之治，必須賢佐，然後為泰。故君稱元首，臣為股肱。譬之一體相須而行也。”說君王要治理國家，必須有賢德的人來輔佐，才能達到國泰民安。因此，這個領導者被稱為頭腦，而臣子被領導者稱為四肢。這就像一個身體一樣，他們必須相互協調，才能治理好國家。你用什麼樣的人，關係到君主的正邪。

在《說苑》上記載，齊桓公來向管仲請教，說：治國最大的憂患是什麼？管仲就說最擔心的就是“社鼠”，桓公聽不明白，什麼是“社鼠”？管仲就說，“社”就是土地的神像。要用很多的木頭，把它捆綁在一起，然後在上面塗了泥，就做成了這個土地神像。因為神像的中間一般都是空的，所以老鼠就經常以神像為托身之所。如果你用煙去熏它，你怕燒了一根整根的木頭，也燒不死老鼠。你用水去灌它，又怕把神像上面的泥給毀壞。裏邊的老鼠不能殺死，就是因為這個土地神像的緣故。而齊國也有“社鼠”，就是君主身邊的這些人。君主身邊的人如果不正，就會蒙蔽善惡，讓君主無法瞭解實情。君主身邊的人仰仗著君主的庇護，就會在百姓中誇耀自己的權勢，而魚肉鄉里。你不誅殺他們，會給國家帶來混亂。你誅殺他們，他又是君主所庇護的人。很難把他誅殺掉。所以要治理國家，最擔心的就是君主身邊的人不正。

用人還關係到領導者的安逸與否。如果你用人用得得當，你自己就不用很勞苦，自己就會很安逸。《屍子》上說“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如果您能夠任用賢德的人，你自身會很安樂，而名聲自然跟隨而來。事情少而功績大。國家得到治理，自身也很安逸。

在《說苑》上記載著孔子的弟子子賤，在治理單父的時候，他彈著琴，自己從來沒有離開公堂，單父就得到了治理。而孔子的另一個弟子巫馬期，他也治理單父，但是他怎麼樣呢，披星戴月事必躬親，忙忙碌碌的不得安居。不過，這個單父也得到了治理。巫馬期就問了，說為什麼子賤彈著琴，很安逸地就把單父給治理好了。子賤回答說，我的做法就是任用賢人，而你的做法是任力，靠的是出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也”。出力的人，肯定是勞苦奔波。但是能夠任用賢德的人，把這些賢能之士都發揮作用，自身就會很安逸，國家也能治理好。子賤就屬於後者。他四肢安逸，耳目不勞，平心靜氣，讓百官把事情給治理好，而巫馬期卻不然，他損害自己的性情，而且辛辛苦苦地親自去教誨百姓。雖然單父也得到了治理，但是還沒有達到最高的境界——就是無為而治。無為而治的根本，在於領導者自己有德行，而又不嫉賢妒能。信任那些賢德的人，對他們委以重任，這樣就能夠達到無為而治的最高境界。

怎麼樣任用賢德的人，具體的做法，就是把天下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任為三公。把國家中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任為九卿。把一縣之中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任為二十七大夫。把一鄉之中最賢德的人舉薦出來，任為八十一元士。都是以他們的才能大小給以適當的官職，讓他們做合適的事。這樣一來，道德教化就由天子達至百姓，這樣以位重的人來制約位輕的人。因為位重的人他有德行，位輕的人德行稍稍不夠，但是他受到有德行的人的限制、引領，他也會逐漸地轉而去做道德的事。上面一宣導什麼，下麵的民眾就跟著應和什麼。上面有所行動，下麵也會自然跟隨。四海之內同歸一心，都背棄貪婪鄙陋，而心向道義。用這樣的辦法來教化民眾，就像風往哪吹，草就往哪倒一樣，沒有人不跟從。

古代的人任用賢才，都是以德行才能的高低為取捨，而不是任人唯親，或者是徇私枉法。

用人還關係到領導者自身的成敗，我們舉一個故事，來說明這一點。在《晏子》上，記載著一個齊景公的故事。齊景公有一次問晏子，他說我的先君齊桓公，曾經率領兵車三百輛，九次會盟諸侯，一統天下。現在我率領的兵車有一千輛，可以趕上齊桓公的業績，在他之後一統天下嗎？晏子怎麼回答的呢？晏子說，齊桓公率領兵車三百乘，九次會盟諸侯，一統天下。那是因為他左有鮑叔牙，右有管仲的輔佐。而您，現在左右全是娼優，諂媚邪惡的人在前，阿諛奉承的人在後。又怎麼可能趕上齊桓公而成就霸業呢？

晏子的話就是從一個側面提醒景公，桓公之所以稱霸天下，是因為他能夠任用賢才，信任賢才。如果你也想稱霸天下的話，不是要效法他有多少的兵力，而應該效法他任用賢人的智慧，還有度量。用人，確實也是關係到君主的成敗。正是因為用人如此地重要，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人呢？我們下一次課再講。

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裏，謝謝大家 ！

劉余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學士、碩士畢業。現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客座教授，著述豐碩。曾獲英國赫爾大學哲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後，並應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國香港等地進行演講和研討。2015、2016年，先後兩次應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國巴黎總部，圍繞“從《群書治要》看聖賢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強道德教育”做主題演講，對中國傳統文化“東學西漸”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