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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諸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和大家一起繼續學習《群書治要》，我們今天的題目是：修身始於戒貪。
《群書治要》是一本治國的經典，治國從哪裡開始呢？在《群書治要·列子》中記載，楚莊王曾經向詹何請教說：“怎麽樣治國？”詹何說：“我僅僅明白修身的道理，還不明白治國的道理。”楚莊王就很真誠地說：“我得以尊奉宗廟，擁有整個國家，我希望能夠學會怎麽樣來守護它，把這個國家治理好。”從這裡我們看到，楚莊王他是一個非常有責任心的人，一心一意地就是想把楚國治理得強大，讓百姓安居樂業。詹何回答說：“我不曾聽說過，君主自身修養很好，而他的國家卻沒有秩序的，也不曾聽說過，君主自身修養不好，而他的國家卻安定的。所以根本的根本，還在於君主自身的修養。像治理國家這樣次要的事情，我就不敢對您講了。”楚莊王聽了之後就說：“你講得太好了。”從這一段對話中，我們看到治國的根本在於君主的修身，所以我們看《群書治要》有大篇幅的內容都是關於領導者如何修身的。
在《大學》上也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告訴我們從最高的領導者到最底下的老百姓，都應該把修身作為是最根本的。很多人說儒家文化是統治階級用來愚昧被統治階級的精神鴉片。我們從這些論述中就知道了，他不是愚昧被統治階級的精神鴉片。為什麽呢？如果真正是愚昧被統治階級的精神鴉片，他只是要求人民去修身，領導者可以高高在上，不去修身。但是，所有的儒家經典都特別強調，首先是天子，最高領導者本身要修身，所以從中可以看到，他並不是愚民的。
在《書經》上說：“如果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如果君主是賢明的君主，他也必定會用賢明的臣子。在十八大之後，我們反腐倡廉的工作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為什麽效果這麽顯著呢？其實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習總書記，他率先垂範，厲行節儉，反對奢靡之風。他到南方去視察，只是吃簡單的自助餐，輕車簡從，也不擾民，從本身做起，這樣才能夠上行而下效，整個反腐倡廉的工作才出現了新的局面。所以，他也特別強調：要任用那些德才兼備的領導者。“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這裡的不世之功，就是不是世代都能夠出現的偉大功績。這個也是習主席對傳統文化深具信心，我們對習主席深具信心，也是因為他本身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認同，並且把它貫徹在治國理政之中。
修身很重要，修身從哪裡開始呢？修身從戒貪開始。在《大學》上，有八個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後面才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格”，其實就是格鬥的意思。物就是物欲，也就是你能夠在財色名利的誘惑面前，如如不動，把持住自己，這個才叫格物。我們看一看格物和自由之間有什麽關係呢？現在大家都在追求自由，但是如果你沒有格物的功夫，你就談不上有自由可言。為什麽這麽說呢？比如說人家拿金錢來誘惑你、賄賂你，你看到金錢就動心，你在錢面前就不自由，別人拿著女色來誘惑你，你一看到女色就動心，你在色面前就不自由。別人拿著名利來誘惑你，你看到名利就動心，你在名利面前也談不上自由。所以要獲得真正的自由，必須首先要有格物的功夫，也就是說能夠在財色名利的誘惑面前，都能夠把持好自己做出正確的選擇，這樣才不會利令智昏、情令智迷。這樣你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言。
我們看在《史記》中記載的一個故事，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周厲王登基之後，他貪圖財利，親近榮夷公，這個榮夷公，他就是幫助周厲王來聚斂財富。這個時候有一位忠臣叫芮良夫，就勸諫周厲王說：“他說王室大概要衰微了吧。”古人，有道德學問的讀書人，他見微知著，看到一個國王國君，一個錯誤的行為，就知道他以後的結局發展趨勢如何。為什麽要衰微了呢？下面就說了這樣一句話：“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這個榮夷公就是喜歡獨占利益，卻不知道會因此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說這個財利是天地之間萬物所依賴生存的資源，而要有獨占的現象，這就會造成資源的分配不公平，不均勻，害處可就大了。“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天地間除了人，還有動物，這些都要用到這些財利，怎麽可以獨占呢？“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專有獨占財利，所惹怒的人一定會很多，他這樣做卻不知道會招致大的禍患，還用這個方法來教唆君王，君王的統治怎麽可能持久呢？我們看這裡，芮良夫他勸諫君王，非常地誠懇，可以說是不惜冒著生命的危險，犯顏直諫，這可以說是古代忠臣一貫的做法。後面我們還會看到，所謂的忠臣，一個最重要的標準，就是他看到君王做錯事要犯顏直諫，而不能順著君主的意思，陷君主於不義之中。芮良夫就接著說：“普通人獨占財利，還被稱為是強盜，如果您作為一國之君做這樣的事，歸附您的人還有多少呢？”
榮夷公如果被重用，那麽周朝必定會衰敗。但是可惜的是，周厲王沒有聽從芮良夫的勸諫，還是任用榮夷公作為卿士，讓他主管國事。周厲王實行暴虐的統治，所以怎麽樣呢？他奢靡驕傲，國都的民眾都議論紛紛了。這個時候，召公又來勸諫他說：“民眾都忍受不了您的政令了。”結果周厲王聽了不思悔改，反而還更加惱怒，於是他想了一個什麽辦法呢？他就找了一個魏國的巫師，派他去監視那些指責自己的人。只要這個巫師來報告說有誰誹謗自己了，他便立刻把他給殺掉，於是議論朝政的人越來越少了。諸侯也不來朝見了，而周厲王他更加地變本加厲地暴虐，結果怎麽樣呢？史書上記載：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也就是國都的民眾都沒有人敢再說話了，在路上相遇的時候，也只能是互相用眼色來示意一下。這一下周厲王很得意，他就告訴召公說：“你看，我能消除非議了，民眾都不敢亂講話了。”召公說：“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的這一句話，後來也就成為名言了。他這句話什麽意思呢？他說：“你這樣做，不過是塞住民口罷了，堵住人們的嘴巴比堵住河流的後患還要嚴重，因為什麽呢？河水堵塞蓄積，一旦決口，受到傷害的人一定會很多，而堵住民眾的嘴巴，不讓他們說話，也是如此。所以擅於治水的人，要疏通河道，使水流暢通。治理民眾的人，要讓民眾發泄，讓他們講話。這樣，政事的好壞得失，就都可以從這裡反映出來。民眾想在心裡，說在嘴上，成熟的意見便可以予以推行。若是堵住他們的嘴巴，不讓他們發表意見，那麽支持您的人還能有幾個呢？”但是周厲王仍然不聽，結果怎麽樣呢？三年之後，大家聯合起來反叛，襲擊周厲王，最後，周厲王就逃跑到彘地。後來周宣王即位，整頓政事，效法文武、成康的遺風，重新興起了道德的教化。這個時候，諸侯才又重新歸附周朝。從這一個故事中，讓我們看到作為君主的貪財好利，自己不重視修身，最後甚至導致亡國的下場。
唐太宗李世民，他之所以能夠創下貞觀之治，和他熟讀《群書治要》這本書密不可分。在《貞觀政要》上就記載，唐太宗對臣子們談話，多次都要強調修身的重要性、戒貪的重要性。從這裡我們看到，他確實是把這個《群書治要》的教誨力行在治國之中。比如說在《貞觀政要·論貪鄙》中就記載，在貞觀初年，太宗皇帝對侍臣們說：“如果人有一顆價值連城的明珠，沒有不視之為寶貴的，但是如果拿著這個寶珠去射鳥雀，這不是很可惜的事情嗎？而人的性命其實比這個寶珠不知道要珍貴得多少倍。但是，人一看到金銀錢帛，而不畏懼法律的懲罰，立即就想收受，這就是不懂得愛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拿它去射鳥雀，怎麽能夠用比明珠更加寶貴的身家性命來換取財物呢？群臣如果能夠盡忠職守，正直公道，有益於國家，有利於百姓，官職爵位立刻都能夠得到。根本就不需要采取這種收受賄賂的手段求取榮華富貴。如果你收取賄賂，這個贓物暴露以後，自身也必將受到損害，這確實是很可笑的行為。”你看唐太宗從這裡用珍珠射鳥雀的比喻，來告誡官員：不能拿著自己的官位不珍惜，去貪汙受賄，以權謀私，否則，確實是得不償失，是拿著明珠去射鳥雀。
在貞觀二年的時候，唐太宗又對侍者們说：“我曾經說過，貪婪的人不懂得愛財的道理。為什麽這麽說呢？你看五品以上的官員，他們的俸祿很優厚，一年所得的收入本來就已經很多了。如果接受別人的財物，也不過是幾萬錢而已。但是一旦醜行暴露，就會被革去官職和俸祿，這哪裡是懂得愛財的道理呢？他們這樣做，是因小失大，得不償失。過去魯國的宰相公儀休，他很喜歡吃魚，但是從不接受別人送的魚。”我們上次講過，魯相公儀休拒魚的故事。這個故事出自《群書治要·史記》。在這裡，唐太宗就引用了《群書治要》的這個典故。最後，得到了這樣的結論：從不接受別人送的魚，他就得以長久吃得上魚。而且怎麽樣呢？而且他說：“為主貪，必喪其國；為臣貪，必亡其身。”如果當君主的很貪婪，結果最後亡國了；如果做臣子的很貪心，做領導的很貪心，最後呢身敗名裂。所以，他還列舉了歷史上的很多案例，來說明這些道理，提醒臣子們不要做這樣得不償失的事。
太宗皇帝，他作為一國之君確實秉持了“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理念。時時警告身邊的臣子，讓他們引以為戒。在貞觀四年的時候，太宗又對公卿大臣們說：“朕整天都不敢懈怠，為什麽不敢懈怠呢？因為要憂念愛惜百姓。也希望能夠讓你們這些官員長守富貴。天高地厚，朕長久以來小心謹慎地來敬畏天地。如果你們能夠像朕敬畏天地那樣，小心謹慎地遵紀守法，不但百姓安樂，你們自己也可以常得快樂。”古人說：“賢者多財損其誌，愚者多財生其過。”這兩句話很有味道，“賢者多財損其誌”，你看，一個賢德的人有了錢之後，他覺得我這個錢一生都花不了。我還有必要那麽努力地去工作、去付出、去奮鬥嗎？而且財富多了，又沒有智慧，即使是賢德之人也可能走上驕奢淫逸的生活，不思進取，這樣他的誌願也不像以前更加堅定了。古人有一句話說：“自古公卿出白屋。”很多有成就的人，年輕的時候，生活都很貧苦，為的是讓自己長守這樣清白的誌向，能夠磨練自己的意誌。即使有了條件，也不去過奢靡的生活。“愚者多財生其過”，沒有智慧的人，給了他很多錢，他不知道拿著這個錢去做正當的事業。比如說我們現在社會，特別缺少弘揚傳統文化的人。如果我們能夠拿著這個錢去興辦教育，培養傳統文化的人才，那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利國利民。但是很少有人有這樣的眼光。拿著這個錢都去驕奢淫逸，吃喝玩樂了。在吃喝玩樂上一擲千金，不惜花著那麽多的錢去買那個奢侈品，毫不心疼。但是讓他做一點好事，做一點利國利民的事，就非常地吝嗇了。因為沒有錢的人，他想造惡也沒有條件。結果有了錢的人，他就更有能力，結果造惡也造得更加嚴重。所以，要修福還要修慧，這樣人生才不會富不過三代，甚至富不過當代。
在貞觀七年的時候，太宗皇帝到蒲州參觀考察，當時的蒲州刺史趙元楷是隋朝的舊臣，在隋朝大業十二年，隋煬帝遊江都，也就是今天的揚州，就是趙元楷負責供應美酒飲食。當時的隋煬帝與蕭後，以及寵幸的美女，酒杯不離口，趙元楷因為獻異味被提升為江都郡丞，嘗到了媚主的甜頭。現在唐太宗又來蒲州巡查，他就故伎重演。他怎麽做的呢？他讓老年人都穿上黃紗單衣，準備在路旁迎接拜見皇帝，並且大肆修建官署的房屋，修建裝飾城樓城墻來討好太宗。除此之外，他還暗地裡飼養了幾百頭羊，幾千條魚，要送給這些皇親國戚。太宗知道這件事之後，他是怎麽做的呢？他把趙元楷招過來斥責說：“我巡查黃河、洛水之間的地區，經過了幾個州，凡是用度所需，都是官府的物資提供的。你給我們飼養羊、飼養魚、雕飾庭園屋宇，這些無疑是已經滅亡的隋朝的舊風氣，現在不能夠再實行了。你應該理解我的心意，改變舊習。”因為這個趙元楷已經習慣於阿諛奉承，為人很不正派，所以唐太宗才說了這樣的話來警戒他。結果，趙元楷聽了之後，非常地慚愧，他又很恐懼，結果怎麽樣呢？幾天都不吃不喝，吃不下東西，最後，就過世了。
從這裡我們就能夠看到，為什麽隋朝很快就敗亡，而唐太宗卻能在短短的時間恢復安定，創下了貞觀盛世。就是因為他自己特別註重從古籍之中吸取經驗教訓，而且明白修身是治國之本的道理，從自己身上做起，來力戒奢靡之風。像這樣的例子，在《貞觀政要》上數不勝數。比如說在貞觀十年的時候，治書侍禦史權萬紀，就上了一道奏疏，奏疏中說，在宣州饒州的大山裡，有很多的銀坑，如果把這些銀坑開采出來，利潤很大，每年收入的錢財會有幾百萬貫。一般的領導者聽到這樣的建議，會怎麽樣呢？如果是貪財好利之人，他一定會非常高興，說：‘你這個建議好。’立刻就采納，馬上去開采。但是唐太宗確實是熟讀經書，他說：“我貴為天子，這些東西一點都不缺乏，比如說金銀財寶這些東西，我有很多很多。我缺乏的是什麽呢？我需要的是什麽呢？我只需要有好的建議來推行善事，以有利於百姓。更何況國家增加幾百萬貫的錢，怎麽能比得上得到一個德才兼備的人才呢。”太宗皇帝就接著說：“你不推舉賢德的人來建議善事，也不揭發奸邪之人，使權貴富強震驚，感到警戒。只會說出出租出售銀坑來獲取利益這樣的事。過去的堯舜，他們把碧玉扔到山林裡，把寶珠沈到深淵裡，因而美名被稱頌千古。但是後漢的桓帝靈帝，卻重利輕義，是近代有名的昏庸之君。你這樣做，這樣來勸諫我，不就是要我成為桓帝靈帝那樣昏庸的君主嗎？”我們從這一段話中，就可以看出，這個明君和昏君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他們的風範的確不同。《論語》上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個君子人，有德行的人，或者說在位的領導者，他應該考慮怎麽樣用義來治理好天下，讓百姓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這才是他應該考慮的事，而不是去怎麽樣牟取利益。如果人人都去牟取利益，會出現什麽樣的結果呢？《孟子》上說：“上下交爭利，而國危矣。”從上面的領導者到底下的老百姓，每一個人都爭相的爭奪利益，這個國家就危險了。在《論語》中也說：“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這句話很有味道。如果在上位的領導者沒有貪欲之心，你就是獎賞人們，人們也不會去做偷盜的事。如果在上位的領導者特別喜歡這些珍奇之物喜歡貪財好利，上行而下效，整個社會的老百姓也會競相追逐利益。所以唐太宗他能夠把唐朝治好，創下了一代盛世，成為千古一帝，絕非偶然。在貞觀十六年的時候，太宗又對侍臣說：“古人說，飛鳥棲息於樹林，還唯恐這個樹木不夠高。要怎麽樣呢？它要選擇在樹木的頂端築巢。魚藏於水中，還唯恐這個水不夠深，它要選擇在水底的洞穴之處來穴居。但是，它們仍然被人們所捕獲。這是什麽原因呢？就是因為它們貪圖誘餌，抵不住誘惑的原因。現在的大臣們接受任命，居高官，享厚祿，應當忠誠正直、清廉無私，這樣才沒有災禍，才能夠長守富貴。”古人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那些以身試法的，都是因為貪圖財利。這些人的做法和那些魚和鳥又有什麽不同呢？所以你們應當好好的想想這些話，作為借鑑和告誡。
我們學習《群書治要》，為什麽對於當前的反腐倡廉有幫助呢？如果我們的領導幹部多讀一讀這樣的勸告，我們的理智，就會被提起。就會在財色名利的誘惑面前把持好自己。因為理得才能夠心安。你知道了貪財貪利的結果，是得不償失，最後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所以也就不會再去貪財好利了。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內容。謝謝大家。
劉余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學士、碩士畢業。現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客座教授，著述豐碩。曾獲英國赫爾大學哲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後，並應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國香港等地進行演講和研討。2015、2016年，先後兩次應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國巴黎總部，圍繞“從《群書治要》看聖賢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強道德教育”做主題演講，對中國傳統文化“東學西漸”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