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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今天學習尊賢者王。在《孔子·家語》中，有這樣一段闡述，魯哀公向孔子請教為政的關鍵，孔子回答說：“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於得人。”他說你看，周文王、周武王的政令制度，治國的理念，都散佈、記載在“方策”之中。“方”，就是古代寫字用的木板。“策”，就是把寫字的竹簡穿在一起。“方策”也就是典籍的意思。如果有像周文王、周武王這樣的人來推行的話，這些制度理念就能夠興起，能夠起作用。如果沒有像周文王、周武王這樣的聖賢君主，這些治國之道也就無從談起了。所以“為政在於得人”，“得人”對於治理國家、管理企業都是至關重要的。當然有人也會提出質疑，說現代的社會確實找不到好的人才。

其實不然，我們看《說苑》上的一個典故，說齊宣王坐著，淳於髡在一旁侍坐。齊宣王就說：“先生，請談論談論我有什麼喜好吧。”淳於髡說：“古代的君王所喜好的有四種，而你只喜歡其中的三種。”齊宣王就問：“您可以詳細地給我說說嗎？”淳於髡說：“古代的君王喜歡駿馬，您也喜歡駿馬。古代的君王喜歡美味，您也喜歡美味。古代的君王喜歡美色，您也喜歡美色。但是古代的君王喜歡賢士，唯獨大王您不喜歡賢士。”齊宣王聽了怎麼回答的？齊宣王說：“國家沒有賢士，如果有賢士的話，那我也會喜歡他們。”

淳於髡說:“你看古代，有驊騮騏驥這樣的駿馬，現在沒有這樣的駿馬了，您就會從眾多的馬中去挑選，可見大王您是真喜歡駿馬。古代有豹胎、象胎這樣的美味，現在沒有這樣的美味了，但是您也會從眾多的美味中去選取，可見您真的是喜歡美味。古代有毛嬙西施這樣的美女，現在沒有毛嬙西施了，但您也從眾多的美女中去選取，可見大王您也喜好美色。如果大王一定要等到，堯舜禹湯時代那樣的賢士出現，才喜歡他們，那麼堯舜禹湯時代的賢士，也不喜歡大王您了。”齊宣王聽了之後，默默無語。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其實天下並不缺少賢士，天下德才兼備的人，有道德學問的人也不少，只是領導者沒有去用心求取罷了。在《中論》中，也有這樣一段闡述，說“凡亡國之君，其朝未嘗無致治之臣也。其府未嘗無先王之書也，然而不免於亡者，何也？”他說即使是末代的，是國家滅亡的君王，他的朝廷中，也不是沒有可以使天下大治的臣子，他的府庫中，也不缺乏古聖先賢的典籍，但是還免不了滅亡，這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就在於：“其賢不用，其法不行也。”有了賢德的人也不被君主重用，他的治國方法、策略，也不被君主去推行。“茍書法而不行其事，爵賢而不用其道，則法無異於路說，而賢無異於木主也。”這句話說得特別好，他說假使你把那些治國的理念、方法，都書寫下來了，記在典籍之中。但是，領導者把它束之高閣，不去學習。任命了賢臣，又不採取他的意見和策略，那麼這些治國的方法，就同路邊的閒話沒有區別。那賢德之人，也就像木質的神主一樣不起作用。所以天下並不缺少賢臣。事實是即使有了賢臣，也往往得不到重用。甚至領導者，根本沒有想方設法地去求取賢才。所以尊敬賢才首先要去求賢，然後求到了賢才，要重用他們的言論。

在《孔子·家語》上記載，說魯哀公來向孔子請教，說當今的君主，您認為誰是最賢明的？孔子說：“我沒有碰到過賢明的君主。如果非要說有一個賢明的君主，那就是衛靈公了吧。”魯哀公就說了：“衛靈公是怎麼做的呢？”孔子說：“衛靈公有一個弟弟叫公子渠牟，他的智慧信義，可以治千乘兵車的中等國家。衛靈公對他很喜愛,並且非常重用。衛國有一個讀書人叫王林國，他若是發現有賢德的人一定會舉薦。如果賢德的人被退黜了，他還把自己的俸祿分給他。所以衛國沒有被埋沒的讀書人。”衛靈公知道了，就對王林國非常地尊敬。衛國還有一個士大夫叫慶足，每逢多事之秋，他就出來幫助治理國家。而到了國泰民安的時候，他就從官位上退了下來，把這個位置讓給那些賢德的人。而衛靈公對他非常地尊敬，並且供為上客。衛國還有一個大夫叫史鰍，因為他開始和衛靈公的政見不和，於是就想離開衛國。結果衛靈公在郊外住了三日，反省自己，琴瑟不奏。一定要等史鰍回國之後，衛靈公方肯回朝。所以我認為衛靈公是一個賢德的君主。”從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真正賢德的君主，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他一定要任用賢德之士，而且對賢德之士格外地尊敬。所以要獲得賢才，必須要有禮敬、謙恭的態度。

在《孫卿子》，也就是《荀子》中指出，“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意思是說，尊敬聖賢的人，可以稱王天下。以賢人為貴的人，可以稱霸天下。尊敬賢德的人，可以免於滅亡。而怠慢侮辱賢德的人，終究會走上滅亡的道路。這是古今通用的道理。

在《呂氏春秋》中也說：“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說賢明的君主，一定要自己去結交、知遇那些士人。如果這個士人覺得你對他有知遇之恩，他就會竭盡全力地回報你。如果你做錯事了，他就敢犯顏直諫，不擔心自己被處死。

在春秋戰國的時候，豫讓在晉國做智瑤的家臣，結果智瑤被殺了，豫讓就費盡心機要替他報仇。他的朋友就問他，說以前你也曾經侍奉過範氏、侍奉過中行氏。但是他們被諸侯滅亡之後，你並不想著去為他們報仇。現在智氏被人殺了，被人滅亡了，為什麼你一定要為他報仇呢？豫讓怎麼回答的呢？豫讓說：“以前的範氏、中行氏，在我寒冷的時候，不給我衣服穿，在我吃不飽飯的時候，不給我食物吃。他是以一般士人的禮節來對待我。那我也以一般士人，這樣的禮節來回報他。但是到了智氏這就不一樣了，我吃不飽飯，他就給我食物；我穿不暖衣服，他就給我衣服。在朝會的時候，他一定特別地尊敬我。他是以國士的待遇來禮遇我。所以我也一定要以國士的態度來回報他。因此一定要為他報仇。”

這個故事主要是告訴我們什麼呢？即使是像豫讓，這樣被稱為國家賢士的人，他也是根據君主對他的態度，來選擇回報國君的方式。對於一般人而言，更是如此了。賢明的君主，一定要自己去結交認識，而且要禮敬賢德之士。這樣才能擁有真正的股肱之臣、國家良將。

關於這一點，在《說苑》上，記載了齊桓公的例子：

齊桓公他為了稱霸天下，就想請管仲來幫他治國。結果管仲怎麼說呢？他說身份低賤的人，不能夠統治身份高貴的人。桓公就拜他為上卿。但是國家還是沒有得到治理，齊桓公就問原因。管仲又說：貧窮的人不能指使富裕的人。齊桓公一聽，居然把齊國市場上一年的租稅，都交給了管仲。但是國家還是沒有得到治理。齊桓公又詢問什麼原因。管仲說：關係疏遠的人不能夠控制管理關係密切的人。齊桓公聽了之後，就把管仲立為“仲父”。以侍奉父親的禮節來禮敬管仲。最後，齊國終於得到了治理，而且稱霸天下。孔子聽到這件事之後，這樣評論：即使是管仲這樣的賢德之才，得不到這三種權利，也不能夠使他的君主南面而稱霸天下。齊桓公之所以能夠在管仲的輔佐下，九合諸侯，一統天下。什麼原因呢？就是和他對待管仲的態度是息息相關的。

 歷史上這樣的例子可以說不勝枚舉。魏文侯他也是通過禮賢下士，而稱霸諸侯的一個代表人物。在《說苑》上記載，這個魏文侯從中山國直奔安邑。田子方在軍隊的後面，途中，魏文侯的兒子太子擊遇到了田子方，便趕快下車快步走上前去。結果田子方還是坐在那兒，和原來一模一樣，紋絲不動，並且告訴太子說：“你替我告訴君主，在朝歌等著我。太子聽了之後，就有點不太高興了。”他說:“不知道是有權貴的人驕慢示人呢？還是沒有權貴的人，貧窮的人，驕慢示人呢？”田子方怎麼回答的呢？他說當然是貧窮的人待人驕慢了。為什麼這麼說呢？富貴的人怎麼敢待人驕慢呢？如果是一個君主待人驕慢，就會導致亡國。如果是大夫待人驕慢，就會喪失地位。而貧窮的人傲慢，他也不過是保持貧窮而已呀！對這個人而言，沒什麼損失。

太子聽了之後，就趕上了魏文侯，把田子方與他的對話轉告給了文候，文候聽了之後，怎麼說的呢？他說：“如果不是你的緣故，我怎麼能夠聽到聖賢人的這一番話呢？因為我在仁德方面比不上子方，所以我對他很禮敬，和他成為朋友。而自從我和子方成為朋友之後，君臣之間的關係越加地親密，百姓越來越心悅誠服，從這裏我得到了友愛賢士的功效。當我在攻打中山國的時候，因為我在作戰用兵方面，比不上樂羊，所以我對他非常禮敬，結果怎麼樣？樂羊用了三年的時間，就把中山國打下來獻給我。那個時候，我便得到了和天下武士交友的功效。

如今，我之所以還不能夠稍有進步，就是因為我還沒有遇到以智慧驕慢我的人。如果我遇到有人以智慧驕慢於我，那我的功績，怎麼能夠比不上古時的聖賢呢？”魏文侯他能夠稱霸天下，就是因為他知人善任。因為他對仁人賢士特別的禮敬。

當然，田子方這樣對待君上的方法，也會招人批評。魏文侯有一個弟弟叫季成，有一次就對魏文侯說：“田子方雖然是個賢德的人，但他並不是擁有國土的君主。而您經常對他以君主之禮相待，以最高規格的禮儀相待。如果有比田子方更賢德的人出現，你又以什麼樣的禮遇來對待他呢？”魏文侯怎麼回答的，他說：“像田子方這樣的人，不是你可以議論的。因為子方他是一個有仁心的人，而有仁心的人是國家的珍寶，有智慧的人理應被國家器重。知識廣博通達的人應該被國家尊崇。一個國家擁有了有仁心的人，群臣之間就不會相爭。擁有了有智慧的人，四鄰的諸侯，都不敢心存窺視之心。擁有了廣博通達的人，君主的地位就會越來越尊崇。所以像田子方這樣的人，不是你能夠議論的。”

從這兩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魏文侯的明智，他任用賢才，即使別人對他所任用的賢才有所微詞，他也依然信任如故。這也是他成就霸業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這一方面，能和魏文侯相比美的，就是趙簡子。在《新序》上，記載著趙簡子一個類似的故事。趙簡子在走上一條狹長又彎曲的山路，結果群臣都下了車，光著膀子幫著他推車，只有虎會不幫忙，不僅不幫忙，還自己扛著戟，唱著歌，就不去推車。趙簡子看了就非常不高興了，就說：“群臣都來幫助推車，而唯獨虎會你一個人扛著一個戟，還唱著歌。身為人臣，侮辱了君主，該當何罪呢？”虎會回答說：“作為臣子的侮辱了他的君主，那個罪過是死而又死。”趙簡子就問了：“什麼叫死而又死呢？”虎會說：“首先罪臣自己被處死，然後他的妻子兒女也受到牽連。這就叫死而又死。君主您已經聽到了臣子侮辱君主的下場了，那您也想聽一聽，做君主的如果侮辱臣子的結果嗎？”趙簡子說：“那會是什麼結果？”虎會就說了：“說做君主的侮辱了他的臣子，有智慧的人就不會為他出謀劃策；能言善辯的人就不會為他出使其他的國家；勇敢善戰的人也不會去為他賣命作戰。有智慧的人不為他出謀劃策，這個國家就危險了；能言善辯的人不為他出使，就不能夠和別的國家搞好關係；勇敢的人不為他去作戰，邊境就一定會受到侵犯。你這個國家還有安全可言嗎？”趙簡子一體，覺得說得很有道理，於是怎麼樣？他不僅沒有責罰虎會，還拜虎會為上客，對他非常地敬重。古代的這些君主，他之所以有那樣的成就，那絕非偶然。都和他們對待賢德之士的態度，有很大的關係。

在《說苑》上，還記載著一個故事。說田忌離開了齊國，奔往楚國。楚王就問他了，說：“齊國和楚國經常相互吞併，您對這件事怎麼看呢？”田忌回答說：“如果齊國任命申孺這個人做將軍，那楚國只要發五萬的兵士，使上將軍率領他們，就能夠擒獲敵軍將領的首級而返。但是假設齊國用了眄子做將軍，楚國即使征發了所有的士兵，加上楚王您親自做將軍出征，那也僅僅是免於不被擒獲而已。”結果兩軍交戰了。開始的時候，齊國確實是派申孺做將軍的。結果楚國征發了五萬士兵，派上將軍率領，怎麼樣呢？果然帶著敵軍將領的首級凱旋而歸。

後來，齊王就換了眄子做將軍，結果，楚國征發了所有的士兵，而且楚王親自率領，最後確確實實，僅僅是沒有被敵軍擒獲而已。楚王就問田忌了，說：“先生您為什麼很早就知道了這個結果？”他預測得這麼准呢，田忌回答說：“申孺為人有這樣一個特點，他侮慢輕視賢德的人，對於不賢德的人又很輕賤。這種態度，使得賢德的人和不賢德的人，都不願意為他效力。因此得以滅亡。而眄子這個人，他尊敬賢德的人，又能夠可憐或者是關愛那些不賢德的人。所以無論是賢德的人和不賢德的人，都會竭盡全力承擔責任。因此楚王您才大敗而回。”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呢？看一個將軍能否打勝仗，只要考察他的德行就可以了。如果他是禮賢下士之人，對人能夠恭敬有禮，結果就可能不戰而勝了。如果將軍好大喜功，剛愎自用，對無論賢德的人還是不賢德的人都不尊敬，那麼打仗的結果也同樣是不言而喻。所以以禮敬人，在用人方面特別地重要。

在《屍子》上說：“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眾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意思是說，禮賢下士的人能夠獲得賢才，能夠對敵人禮敬的人可以化敵為友。能夠對眾人禮敬的人，可以獲得眾人的稱譽。所以縱觀歷史的發展，和古代聖王的治國經驗，如果不依靠賢才，沒有哪一個先王，可以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的。而且君主如果沒有按照“道”，來求取賢才，那麼真正的賢才也不會被招致。這說明什麼？說明禮敬的態度非常地重要。一個領導者對賢德之士有禮敬的態度，才能夠獲得賢能之士的幫助，才能夠成就事業。

海，之所以能夠海納百川，就是因為它把自己放在了低處。古人說，“道在低處”。為什麼一個人他能夠感召眾多賢德之人幫助他？就是因為他對賢德之人，有謙恭禮敬的態度。這一個道理，在《說苑》上也有說明。

《說苑》上記載，孔老夫子對子賤治理單父，非常地滿意，他就問了，他說：“你治理單父，大家都非常地高興，非常地滿意。你能不能告訴我，你是怎麼樣達到這麼好的治理？”宓子賤說：“我對待百姓的父母，如同對待自己的父母；對待百姓的兒子，如同對待自己的兒子。我還體恤孤兒，百姓有喪事的時候，我們都為他發自內心地感到哀痛。”孔子說：“你已經做得不錯了，但是這還不足夠。”

宓子賤又說了：“我像對待父親一樣對待的人有三個，像對待兄長一樣的對待的人有五個，結交的朋友有十一個。”孔子聽了之後，又說：“像對待父親一樣對待的人有三個，可以教導百姓“孝”了，像對待兄長一樣對待的人有五個，可以教導百姓友悌了，你結交的朋友有十一個，可以教導百姓好學了。但這也是中等的善事，中等的人會歸附，還是不足夠。”宓子賤聽了之後，又說：“在我的百姓之中，比我賢德的人有五個，我對待他們非常地恭敬，他們教導我怎麼樣使國家、百姓得到治理的方法。”孔子說：“想成就大事的人，秘訣就在於此。以前堯舜都是非常謙恭地對待臣下，這樣才招來了賢德之士。”

這一個故事告訴我們，治理的關鍵就是能夠發現賢人，重用賢人，重用賢人興起倫理道德教化，就會使百姓真正的歸附。所以禮敬賢人，尊重賢人，是對治國理政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這一次課就學習到這裏，謝謝大家！

劉余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學士、碩士畢業。現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客座教授，著述豐碩。曾獲英國赫爾大學哲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後，並應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國香港等地進行演講和研討。2015、2016年，先後兩次應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國巴黎總部，圍繞“從《群書治要》看聖賢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強道德教育”做主題演講，對中國傳統文化“東學西漸”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