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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今天談一談《西方民主選舉的弊端》。在現代社會，很多人都崇尚民主，認為民主選舉是最先進的選舉方式。實際上，我們讀了《群書治要》才發現，其實現代西方的民主選舉，至少是有以下五個弊端，難以避免。

第一個弊端就是以言取人，我們知道民主選舉制，主要是通過候選人的演講，來選舉國家領導人。這樣的程式就會導致古人所說的“以言取人”的傾向。

在《論語》中，關於言語，有很多經典之談，比如說“巧言令色，鮮矣仁。”一個人花言巧語，致力於言辭的好聽，偽裝出和善的面目，一味地去取悅別人，這樣的人很少有仁德之心。又說“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說君子人在言語上應該遲緩，但是在行為上要敏捷，雷厲風行。

正是因為一個人巧言令色，很少有仁德之心。所以古人教我們:“君子不以言舉人”，不能夠因為他講得很好聽，就對他委以重任。而且“有言者不必有德”，這個言語講得很好，但是他不一定有實際的德行。所以我們不僅要聽其言，還要觀其行。

在《群書治要·漢書》中，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張釋之任廷尉。他和漢文帝一起出行，文帝就登上了飼養虎的地方，叫虎圈，向上林苑的主管詢問，關於禽獸薄上的各種事情。結果他問了十多個問題，上林尉左顧右盼，一個都回答不上來。而在旁邊一位職位很低的嗇夫，就代替上林尉回答了這些問題。皇上所問的關於禽獸薄上的問題，他非常清楚，而且為了讓皇上看到他的才能，他是有問必答，滔滔不絕。給人的感覺，就是他對禽獸薄很熟悉，口才非常好。文帝看了之後，果然很歡喜。這個時候他也忘記了孔老夫子的教誨“巧言令色，鮮矣仁”，於是就說；當官吏的難道不應該是這樣的嗎？甚至準備下詔，拜這個嗇夫為上林令。這個上林令是管理上林苑的最高長官，比上林尉的職位還要高，這就是越級提拔了。

張釋之看了之後，就趕忙上前來勸諫，他就問文帝一個問題。他說：“您覺得絳候周勃是什麼樣的人呢？”我們知道周勃是西漢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是西漢的功臣。因為他被封在絳縣，所以被稱為“絳候”。文帝就說：“他當然是長者了。”這個長者就是德才兼備的人。年紀很大，德高望重。張釋之又問了：“東陽侯張相如是怎樣的人呢？”張相如也是因為有戰功，才被封侯的。他在西漢的一百四十三位功臣中，位居第一百一十八位。文帝回答說：“他當然也是長者。”張釋之就說了：“絳候、東陽侯，都是德高望重的長者，但是他們兩個人在上書言事的時候，竟然說不出話來。您現在越級提拔這個嗇夫，不就是讓人效仿這個人，喋喋不休的口辯之才嗎？秦國任用了只會舞文弄法的刀筆之吏，結果官吏們爭相以辦事迅急為能、以苛刻督責為能。然而這樣的流弊是什麼呢？這樣的流弊就是，徒具官樣文書的表面形式，但是沒有憐憫同情的實質。所以秦始皇聽不到自己的過失，秦朝逐漸衰敗。到了秦二世的時候，土崩瓦解的局面就出現了。現在陛下您，因為嗇夫伶牙俐齒，就超級提拔他，恐怕天下會隨風回應，爭相去追求口舌之能，而不求實德。況且下級順從上級，這個速度就像響之應聲、影之隨形一樣地迅速。因此，陛下您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不謹小慎微。”文帝聽了之後，就稱他說得好。於是就取消了要任命嗇夫為上林令的命令。

中國古人經常教導我們，比如說在《傅子》上說，“上好德則下修行，上好言則下飾辯。”如果在上的君主，喜歡的是德行，喜歡的是仁慈誠信之心，那麼屬下都會去紛紛修養自己的品行。如果上面的人喜歡言談，下麵的人就會爭相地修飾自己的言辭，向能言善辯方向去發展。“修行則仁義興焉，飾辯則大偽起焉”。如果人人都重視修養，重視道德和品行，那麼天下的仁義之風，就興起來了；而人人都學習能言善辯，這個虛偽的風氣就會興起。而“德者難成而難見者也，言者易撰而易悅者也”。我們知道要修行德行，這是很難成就的，也很難被發現。而言語卻很容易撰寫，也很容易取悅於人。“先王知言之易，而悅之者眾，故不尚焉。”古聖先王都知道，要讓口才很好；讓你的演講術很高；或者文章寫得很漂亮，這都是很容易辦到，而且愛聽好話的人又很多，所以並不崇尚言談。“不尊賢尚德，舉善以教，而以一言之悅取人，則天下之棄德飾辯，以要其上者不尠矣。”如果你不通過尊師重道、通過舉薦和褒獎善人，教導百姓向善，卻只以言辭動聽，能夠取悅於人來選用人才，會出現什麼結果呢？

天下背棄道德，只以言辭的浮華，伶牙俐齒來博取君主封賞的人，就不會少了。“德難為而言易飾也”。這個德行是很難修養、很難成就的。與此相比，言語卻很容易粉飾。當然我們知道言語，相對於德行的修養而言，確實是容易的。但是要鍛煉好的口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裏是說，它相對於德行的修養而言，是比較容易的。所以古人他看到了這些問題，告訴我們，不要因為一個人的言語講得很動聽，就對他委以重任。但是西方的民主選舉，你瞭解一個候選人，是通過他的演說來瞭解的。

第二個弊端就是結黨營私。我們說民主制依靠的是大多數人的意願來選舉。其實《論語》上孔老夫子早就提醒我們：“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如果有很多人都厭惡他，你也一定要去觀察，為什麼大家都厭惡他，也不要輕易相信眾人的意思。因為可能大家都是貪污受賄，他特立獨行，不願意同流合污，所以才被眾人所厭惡。也有人被眾人所喜好，大家一談起來都讚歎他，肯定他，那你也不要輕易去相信，也許他有了利益當了官，大家都是他的同黨，跟著他一起收益，或者大家知道他要當領導是必然的，也不願意在這個時候得罪他。所以你一定要考察，他為什麼被人而讚歎。

子貢就曾經問過孔子這樣一個問題，他說“鄉人皆好之，何如？”，全鄉的人都讚歎他，能不能判定這個人就是一個善人？孔老夫子說：“未可也”，還不一定。子貢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如果全鄉的人都厭惡他，可不可以判斷這個人，就是一個惡人？孔老夫子仍然說:“未可也”，也不一定。後面他說了一句，“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不如鄉里善良的人都喜歡他，而不善良的人都厭惡他，這樣才能判斷出這個人的善惡。

在《群書治要·史記》中，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齊威王剛剛即位的時候，九年之間，諸侯都來討伐他，致使國家得不到治理，於是齊威王做了一個舉動。他做了什麼舉動？他把即墨的大夫，也就是治理即墨的地方官給召來了。齊威王對他說：“自從你到了即墨之後，我每一天都能聽到誹謗你的言語。但是我派人去即墨一視察，發現田野都得以開闢，人民豐衣足食，官府沒有積壓的公事。齊國東部地區，因此得以安寧。這都是因為你不會討好我的左右，以求得讚譽的原因。”於是怎麼樣？他封了一萬戶的食邑，給了即墨大夫，給以重重的封賞。接著他又把阿地的大夫給召來了，對他說；“我自從派你去駐守阿城，每一天都能夠聽到讚譽你的聲音。讚歎你的聲音不絕於耳。但是我派人到阿地一視察發現，田野沒有得到開闢，人民過著貧苦的生活。趙國攻打甄地的時候，你不能夠派兵去救援；魏國取得薛陵的時候，你居然連這件事知都不知道。這是因為你善於以重金巴結我的左右，以求取聲譽所導致的。”於是怎麼樣？他就烹殺了阿地的大夫，而且把曾經讚譽阿大夫的人，一同都給烹殺了。這樣一來，齊國上下都感到很恐懼，人人都不敢文過飾非，做事務求真實，盡自己的本分，再也不敢弄虛作假了。最終齊國得到了治理。諸侯聽到了這件事，再也不敢輕易地和齊國打仗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即使有很多人稱贊一個人好，你也要考察一下，這些人是不是受了他的賄賂，所以才幫他說好話；即使這個人受了很多人的誹謗，也要考察一下，是不是這些人都貪污受賄，只有這一個人廉潔有守，不願意同流合污；或者他做得好，別人都嫉妒他，嫉賢妒能。

在《群書治要·晏子》中，也講了一個這樣的故事，給我們很深的啟發。晏子開始奉命到阿城去當地方官，結果治理了三年，譭謗的聲音都傳到了齊景公的耳朵裏。齊景公聽了之後，當然很不滿意了。就把晏子召回來，要罷免他。晏子的確是一個很有智慧的人，他就說：“君主，我知道我自己錯了，請再給我三年的時間，讓我重新去治理阿邑，我一定會讓讚譽的聲音，傳到您的耳朵裏。”於是齊景公派他又回去治理阿邑。結果果不其然，三年之後，讚歎晏子的聲音不絕於耳。齊景公就很高興，這個時候就要給晏子封賞，這個時候晏子推辭不受。景公覺得奇怪，他說：“你治理有功，這個封賞應該接受，你為什麼卻要推辭？”晏子說：“三年之前，我剛剛到阿城的時候，我注意修理小路，注意家家戶戶的防衛，結果使那些邪曲不正的人，不得其便。比如說他想到人家偷東西，但是現在晏子要求人人都注重門戶的防衛，這些人就不便利了。所以這些人就厭惡我。我又提倡節儉，興起了孝悌的教育，告訴人要孝敬父母，尊重兄長，還要懲罰那些苟且偷懶的人。結果懶惰的人就不高興了，他們也厭惡我。在判斷訴訟的時候，我不對那些有權有勢的人，有所偏向，結果這些權貴、豪強之人，就厭惡我。對於身邊的人，他們有什麼要求，合法的我才同意，不合法的我就拒絕。那我身邊的人也厭惡我。對於那些權貴之人，他要到我們這個地方來考察，我是嚴格按照禮儀的規定，來接待他們。從來也沒有給他們過分的招待，結果這些權貴之人就厭惡我。有三種邪佞之人，譭謗於外，兩種讒曲不正的人譭謗於內。所以不到三年，這譭謗之聲都被您聽到了。

當我再次重新回去，治理阿邑的時候，我改變了以前的做法，我不再修整小路，也不再加強家家戶戶的防衛，結果邪惡的人就高興了。我不再提倡節儉，對那些懶惰的人，也不給以懲罰了，也不教導他們孝敬父母，友愛兄弟。懶惰苟且的人，也就高興了。我斷案的時候，偏向那些豪富有權勢的人，結果那些豪強，有權勢的、有財富的人，也就高興了。對於我身邊的人，他們要求什麼，我就給他們滿足什麼。不管這是不是符合法律，符合制度，身邊的人也都高興了。當那些權貴來訪問的時候，我招待他們，都是超規格的接待，大大的超過了禮儀的規定，給他們很高的待遇，結果這些權貴之人也就高興了。因此，不出三年，讚譽之聲就跑到您的耳朵裏了。其實三年之前我所做的事情，是應該給予獎賞的。而三年之後我所做的事情，是應該給予懲罰的。但是您現在卻要給我獎賞，所以這個獎賞我不應該接受，也不敢接受。”齊景公聽到這裏，深有所悟。他明白晏子是一心為公的人。所以他就提拔了晏子，並且委任晏子來主持國政。

這個例子告訴我們什麼呢？這個例子告訴我們，民主選舉它依靠的是眾人的意思，依靠一人一票的選舉，往往把那些特別喜歡結黨營私的人，選舉出來了。特別是候選人，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讓更多的選民瞭解和支持自己。必須依賴於大的財團進行宣傳，一旦他們當選之後，你就必須要考慮，如何回報這些財團，要照顧到他們的利益。基本上是被大的財團所掌控，而這些財團的實質，就是唯利是圖。在民主制度之下，結黨營私是一個重要的特點。這也是導致西方國家政策雖然出現了病態，但是不能夠更改的重要原因。

第三個弊端就是遺漏人才。因為民主制鼓勵的是競選，這種選舉方式，往往會把最上等的人才給遺漏。為什麼這麼說？《晏子》中記載，齊景公問晏子求賢之道，晏子把人才分成了三個等級，哪三個等級？

“夫上，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而易退也；其下，易進而難退也。”最上等的人才，他只考慮道義，他不考慮私欲。所以他是很難舉進的，而且他很輕易的就退位而去。次一等的賢才，他很容易出來做官，同時也很容易罷官而去。你讓他不做官也很容易。最下等的人，是最容易被舉薦出來的，但是也最難以被罷退。為什麼是這樣的？

真正有德行的人，他與人無爭，與世無求。他沒有私心，沒有功利之心，就像古人所說的，“進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是進還是退？完全是看緣分、看條件。有德行的人重用自己，自己的德行能力能夠為社會，為人民做貢獻，他就出來做官；條件不成熟，他就退而獨善其身，不斷地提升自己的品德。中國人有一句話說，“人到無求品自高”，無欲則剛。

我們看諸葛亮這樣的人才，劉備要三顧茅廬，他看到劉備非常地真誠，確實想把天下治理好，讓百姓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很有誠意。所以才出來輔助他，才願意做官。那我們想，在現代這種競爭的環境下，能夠把像諸葛亮這樣的人才選拔出來嗎？所以最上等的人才，往往被遺漏了。

民主選舉的第四個弊端，就是要引發對立。因為民主制的選舉，帶動的是競爭的風氣。而競爭向上提升就是鬥爭，為了獲得自我的利益，爾虞我詐勾心鬥角，還想方設法地謀算別人。我們看到競選的過程中，有一個最大的特點，也就是必不可少的節目，那就是“自贊毀他”，稱歎自己，抨擊別人這樣的結果，就是導致了不團結。鬥爭再向上提升就是戰爭，所以為什麼現在世界各地，都有局部的衝突，甚至是戰爭？這都是因為西方的價值觀，普遍流行所導致的結果。中國古人說“家和萬事興”，一個國家也像一個家庭一樣，如果大家不能相互欣賞，互相團結互助，而是競爭，拆別人的臺，說別人的不是，誹謗別人，這個國家怎麼可能治理好呢？

而上行則下效，上面競選最高領導者的人，都是這樣做的，下麵的人又怎麼能夠和睦相處呢？整個社會都有競爭的風氣，這個社會也很難治理和諧。

第五個弊端就是對國家的大事謀劃不當。我們知道民主，它要尊重廣大選民的意願。但是廣大選民他的理性能力和道德水準不夠，或者沒有相應的專業知識，考慮得不夠長遠，急功近利自私自利，這樣就會導致對國家的大事謀劃不當。比如說美國因為採取了高福利、高保障的政策，造成了財務透支。甚至導致了高消費、高浪費的現象快速蔓延。為了保持高消費的生活水準，那怎麼辦呢？它就必須靠借債過日子。到了2011年的時候，美國的國債達到了14.29萬億美元的這種歷史新高，這也觸及到了國會所允許的上限。為什麼借了這麼多的國債，可是問題還不能解決呢？就是因為西方的制度是民主選舉。你為了獲得選民，獲得選票，任何政黨都不可能來增加稅收，降低福利的這種方法。他不能夠採取這種方法，就不能夠解決這個國債的問題。選民不同意，選民不投他的票，所以他採取了錯誤的治國理念。為了滿足人們過分的欲望，不得不借債過日子。所以美國人一出生就背著債。

現在又有人建議，要用戰爭的方式，解決國債問題，也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和和回應。但實際上這更是一條死路。為什麼這麼說？我們看在《群書治要·鹽鐵論》上說，“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淩敵者身亡。”這個土地廣闊，但不實行仁政，這個國家就會危險。倚仗兵力的強大，欺淩別的國家，自己也會滅亡。

《群書治要》上有一句話，習主席也經常引用。說“國雖大，好戰必亡”。你讓別的國家挑起戰爭，自己發國難財，這本身就是一件最大的惡事。“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如果大家，選民他的道德素質，理性能力不夠，我們還依照選民的意願，來判斷這件事該不該做，應該採取怎麼樣的國策，就會導致國家的大事謀劃不當，對整個國家也會帶來嚴重的危害。

《群書治要》上，對西方民主選舉的弊端，其實是講得非常的深刻。我們今天就先學習到這裏，謝謝大家！

劉余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學士、碩士畢業。現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客座教授，著述豐碩。曾獲英國赫爾大學哲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後，並應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國香港等地進行演講和研討。2015、2016年，先後兩次應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國巴黎總部，圍繞“從《群書治要》看聖賢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強道德教育”做主題演講，對中國傳統文化“東學西漸”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