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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和大家一起來學習《群書治要》，首先我們看第一講：認識《群書治要》。我們都知道，《群書治要》這一本（部）書，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時候，派魏征、褚亮、蕭德言、虞世南等等的大臣，把唐朝以前經、史、子之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髓都概括出來。這本（部）書奠定了唐朝“貞觀之治”的思想理論基礎，被譽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之精華。

《群書治要》這幾個字是什麽意思呢？“群”它是一個形聲字，從羊、君聲，本意作輩字解，也就是它是同類相聚時之稱。我們都知道羊性好群，所以這個群，從羊。在這裡，這個群是形容詞，就是眾多的意思。而“治”，就是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治國的理念。《群書治要》，就是把眾多的經典之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精髓概括出來了。所以我們學了這一部書，就掌握了中國傳統治國理政的經驗、方法、教訓和智慧。

在學習傳統文化的過程中，我們經常有一句話說，要取其精華。誰有資格來取其精華呢？我們看魏征、褚亮、蕭德言、虞世南等等大臣，他們都是社稷之臣，不僅有很好的學識，而且還有治國安邦的智慧。用他們來編輯這一部書，可想而知，對我們後世會有重大的啟發。他和一般的專家學者，來編輯這部書就不一樣了。這一部書，被譽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之精華，是因為他是從一萬四千多部，八萬九千多卷的古籍之中挑選出來的。在這些古籍中，挑選出六十六種書，再從這六十六種（書）之中，把最精辟（粹）的道理提取出來，最後才匯聚成《群書治要》。

《群書治要》的內容有哪些呢？《群書治要》的內容，包含了“五經”、“四史”還有諸子百家。我們知道孔老夫子在世的時候，他是以“六經”教導學生，那就是《詩》、《書》、《禮》、《易》、《樂》、《春秋》，後來樂經失傳，到漢代以後就留下了“五經”。

《群書治要》，把“五經”之中，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匯聚在一起，此外，還包括了《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晉書》，除了這些史書之外，還有諸子百家，比如說儒、墨、道、法、農家、兵家等等，他們關於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也被收集在《群書治要》之中。讀了這一本（部）書，《四庫全書》它的精髓也就掌握了。

 唐太宗為什麽要編輯《群書治要》呢？我們知道唐太宗李世民，他是唐高祖的第二個兒子，也是唐朝的第二個皇帝。在《舊唐書》上記載：唐太宗在出生的時候瑞相稀有。有什麽瑞相呢？就是當時有兩條龍戲於門外，盤旋了三天才離開。在唐太宗四歲的時候，有一個自稱會看相的書生，來面見高祖，對他說：“您是一個貴人，而且必得貴子。”看到太宗之後呢，他又說了一句話稱贊太宗，稱他是：“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我們知道龍鳳都是古代對天子的稱呼，說他是“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意思是說他以後，就會成為真龍天子，可以做皇帝。所以後來就取了“濟世安民”這四個字，取名為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他從16歲就開始帶兵打仗，起義平定動亂的國家，到了27歲就登基做了皇帝。

對於怎麽樣用聖賢智慧來治理國家，他並不是很熟悉。所以怎麽樣呢？他很有自知之明，而且也非常地有悟性。我們看在《貞觀政要·論政體》上，有一段記載，從這一段記載中，我們就知道，唐太宗他是一個非常好學的皇帝。在貞觀初年，唐太宗對大臣蕭瑀說：“朕從年輕的時候，就喜歡張弓射箭，自以為懂得如何識別弓箭的好壞，近來得到了十幾把上好的弓箭，於是我就把這些弓箭，拿給那些專門做弓箭的師傅看，結果沒想到，這個弓箭師傅卻說：‘這些弓都不是良弓，都不夠好。’於是我就問其中的原因，弓箭師傅說：‘木頭的中心，它的紋理不正，這樣就會使木頭紋理歪斜，這樣的弓雖然強勁有力，但是射出去的箭卻不直。所以稱不上是好弓、良弓。’從這一件事我就知道了，我是用弓箭來平定天下的，我這一生所用過的弓箭不計其數，但是我尚且不懂得識別弓箭的好壞，還不得要領。對於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我肯定不比我對弓箭的了解更多。對於弓箭的了解尚且如此，對於治理國家平定天下的道理，我懂得就是少之又少了。”經過這一件事，他就定期召見五品之上的京官和中書省的官員。每一次召見，唐太宗都對他們非常地禮敬，賜座給他們，並且與他們悉心交談，從他們那裡了解宮廷之外的狀況，以及百姓的疾苦、政教的得失等等。從這裡，我們也知道唐太宗他很謙虛，而且他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不懂得如何治理國家，於是就虛心地向那些有經驗的大臣們來請教，並且對這些賢士禮敬有加。

在貞觀二年的時候，唐太宗又問黃門侍郎王珪，他說：“近代帝王和大臣治理國家，多半不如古代，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導致的。”王珪怎麽回答的呢？王珪回答說：“古代帝王治理國家，大都崇尚清靜無為，他的私心很少，欲望也很低，他是以老百姓為中心。然而近代的君王，卻是以損害百姓的利益，來滿足自己的私欲，所任用的大臣，也不再是飽學經典的儒雅之士。漢代時候的宰相，沒有一個人不是熟讀經書的，他們對一種經書都有深入的研究，都會引經據典來回答皇帝的疑問，參照經書來決斷事情的好壞對錯。所以這些人都懂得禮教。這樣用禮來治理天下，國家才安定太平。但是近代以來，卻越來越重視武功，輕視儒術，或者是用刑罰律令來治理國家。結果怎麽樣呢，導致儒家的學說不再受重視，古代淳（純）樸的民風也就蕩然無存了。”太宗聽了之後，深有同感，從此以後，他就（把）凡是那些官員中精通儒學的，請來做官，給以重任，而且經常向他們來征求治國安邦的諫言。所以這一點，確實是太宗的高明之處。

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一般人治理國家都是急功近利，看到嚴刑峻法，它的效果很好，迅速而有效，所以就重視刑律，而忽視了倫理道德的教育。但是，唐太宗卻不是這樣。他在重視法制建設的同時，特別重視運用儒家倫理道德的教育，來治理國家。這也是他能夠成就“貞觀之治”的根本原因所在。

《群書治要 ·鹽鐵論》中，有這樣的論述，它說：“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就是說，通過法律確實可以把不孝的人判處死刑，但是培養不出一個人，像曾子那樣的孝心、仁慈之心。

所以中國古人在重視法律建設的同時，特別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讓人從心底不願意去做壞事，把做壞事看成是一件非常羞恥的事，這才在人們的心底築起了一道防止作惡的堤壩。

唐太宗之所以在登基之後不久，就下令編輯《群書治要》，也是因為，他對古聖先賢治國平天下的教誨，非常地有信心。他知道自己對這些治國理政的經驗了解不足，所以他不僅要和這些官員來探討，也希望能夠隨時翻閱古聖先賢的經典，把他們治國平天下的精髓，能夠掌握得很好。所以他就命令諫官魏征、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等，整理了從五代到晉朝，這幾千年間治國理政的史料。所以，這個書歷經了五年才匯繪編成功。這說明什麽呢？說明古人做學問功底很紮實，態度也很嚴謹，他不是急功近利的。

《群書治要》編撰完成之後，魏征在序文中這樣贊嘆《群書治要》的歷史價值，他說：“用之當今，足以鑑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這一部書，用在當時的社會，可以鑑覽前古，也就是可以從古人治國平天下的經驗教訓中，來汲取智慧，經營自己的人生，尤其是對那些辦理政治的領導幹部而言，可以讓他們少走很多的彎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

在《群書治要》中我們看到，有很多可以效仿的榜樣。從五帝到晉朝，這些聖賢君主，他們治國平天下的經驗教訓，也都可以為後人所汲取，而且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也就是說這本（部）書，傳到後世去，可以怎麽樣呢？可以恩澤後世。這個“貽”就是遺留的意思。這本書傳到後世，還可以給後代子孫帶來真實的利益，為他們能夠更好地謀劃自己的人生做出貢獻。所以，後世子孫要想使身心安樂、家庭和諧、社會得到治理，對於這本（部）書，確實是必讀之書。這部書編篡完成之後，太宗皇帝非常歡喜，因為什麽呢？因為他看到這本（部）書取材廣泛，而且又非常精辟、非常切要，所以他是手不釋卷地日日閱讀。

太宗皇帝這樣不辭辛苦地學習《群書治要》，他的動力何在呢？他的動力就是愛護天下的百姓，希望把國家治理好，讓百姓過上一個安居樂業的生活。不僅如此，他還襟懷天下，希望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好之後，為世界的各個國家做出一個良好的表率。

太宗他治理國家的成效如何呢？《群書治要》是不是起到效果了呢？我們看太宗他是公元626年即位，到公元649年去世，在位二十三年，他被譽為歷史上的一代明君，有人稱他是千古一帝。受《群書治要》的影響，唐太宗他以能夠用賢納諫，尊儒重道，勤政愛民而著稱。他以文治天下，厲行節約，使百姓能夠休養生息，結果很快就使社會出現了國泰民安的局面，開創了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為後來唐朝一百多年的盛世奠定了基礎。

我們都知道“貞觀盛世”、“貞觀之治”。“貞觀盛世”到底好到什麽樣的程度呢？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首先，當時的農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物產豐富。根據史書記載：在貞觀六七年的時候，風調雨順，連續豐收。像人們走到山東這些地方，都可以不用自帶糧食，直接在路上就能買到，這是在以往的朝代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現象。進了山東的村子，村民遇到過往的客人，都會很豐盛地招待他們，有時候還會贈送客人一些糧食。到了貞觀八年九年，還有十三年到十六年，農業又是連續豐收，。所以我們可以想見，當時糧食豐收、物產豐富的局面。

其次，貞觀王朝的社會秩序，好得令人難以置信。在貞觀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的時候，全國被判處死刑的人數有多少人呢？只有29人。到了貞觀六年的時候，也就是632年，判處死刑的人數雖然增加到290人，但是在這一年的年末，唐太宗下令：準許他們回家去辦理後事，第二年的秋天再回來就死。我們知道古人都是在秋天行刑。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也是按照自然節律來辦理政治。結果，到第二年9月的時候，這290個被判處死刑的犯人，無一例外地全部回來受刑。從這裡我們就知道了，即使是被判處死刑的犯人都沒有逃跑，可見這些人他都有羞恥心，他都知道自己做錯事應該接受處罰，他沒有怨言。從這裡我們就知道了，當時的貞觀盛世不僅僅是經濟繁榮，而且人心都非常的平和，老百姓心中沒有多少的怨氣，社會秩序也非常的好。

第三，就是貞觀王朝，是中國歷史上唯一沒有貪汙的王朝。這可能也是唐太宗最值得稱道的政績。在太宗治理下的中國，因為皇帝率先垂範，厲行勤儉，所以官員一心為公，吏佐各守本分，濫用職權和貪汙瀆職的現象少之又少，可以說是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點。這和唐太宗運用《群書治要》的理念，以身作則，重視道德教化，並且制定了一套合情、合理、合法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這些成就的取得也說明，運用聖賢之道治國，不僅有效、易從，而且快速。

從歷史上看，《群書治要》這一本（部）書，被日本人從唐朝帶回了日本，從此之後，被日本的歷代天皇、皇子、大臣奉為圭臬，成為學習研討中華文化的必讀經典。這部本書傳到日本之後，確實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幫助日本創下了承和、貞觀兩代盛世。從這裡我們看到，能夠成就一代盛世是一個結果，原因在哪裡呢？原因就是最高的領導者，也就是天子，國家領導人，有正確的治國理念。而這些政治智慧，都是從《群書治要》之中汲取而來，承傳下來的。所以這一部書，是從政者，領導者的必讀之書。

既然《群書治要》是一部寶典，如此之重要，為什麽相對於《資治通鑑》而言，卻鮮為人知呢？很少人聽說過這一部書呢？這是因為在唐朝的時候，雕版印刷術還不很發達，所以《群書治要》，只是靠手抄流傳了幾部，但是在唐朝之後，《群書治要》在中國本土基本上失傳了，後來是在清朝嘉慶元年，日本人向中國進貢，這本（部）書又從日本送回到中國。才使這部寶典失而復得。但是因為後來戰亂頻繁，這部寶典也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被束之高閣。

很多人又問了，說：“《群書治要》是唐朝所編輯的經典，而且還是總結了唐朝以前的經史子、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匯編而成，我們今天為什麽還要學習《群書治要》呢？”

在英國有一位著名的歷史哲學家叫湯恩比，他專門研究了各個國家的文明發展史，最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能夠真正解決21世紀社會問題的，只有中國的傳統文化。無獨有偶，在1988年，有一批諾貝爾獎的獲得者，在巴黎教科文組織聯合總部開會，面對當時世界的恐怖主義、環境危機、道德危機，提出了一個共同的呼籲，他們說：“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00年前，汲取孔夫子的智慧。”我們知道這些人，都是某一個領域頂尖的科學家，思想家，他們都富有科學的精神。他們能提出這樣的論斷，絕非偶然。說明什麽呢？說明他們對中華傳統文化，有著深刻的理解和認同。

在《未來屬於中國》這一本書中，湯恩比先生更是明確指出：21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不是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等等的世紀，而是中國文化的世紀。也就是說只有中華文化的普遍宣揚，才能夠為世界和平，帶來希望，帶來曙光。為什麽呢？我們學習《群書治要》就會知道，《群書治要》告訴我們，中國人他講仁者無敵，講和而不同，所以他能夠協和萬邦，把不同的種族，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們團結在一起，凝聚成一個大家庭。我們知道中國有56個民族，有各種不同的宗教信仰，各種各樣的文化背景，它的歷史文化非常的漫長，但是在漫長的歷史中，它基本上保持了一個大一統的局面，這靠的是什麽呢？靠的就是傳統文化。我們後邊還會講到，它的這些具體的思想。

習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也這樣強調，他說：“歷史是最好的老師，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華民族創造了獨樹一幟的燦爛文化，積累了豐富的治國理政經驗。其中既包括升平之世，社會發展進步的成功經驗；也有衰亂之世社會動蕩的深刻教訓。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鑑。中國的今天，是從中國的昨天和前天發展而來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國，需要我們對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我們對中國古代，治國理政的探索和智慧，進行積極總結。”習總書記的這一段話告訴我們：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盛世之所以興盛，衰世之所以衰落的原因，對於我們今天治理好國家，仍然能夠提供寶貴的啟示。所以領導者學習《群書治要》，就可以知道，成為領導者最需要具備的素質是什麽。如何成為一個卓越的領導者？這既包括了領導者個人的道德品行、素質和能力，也包含了一些領導的藝術和方法。比如說如何觀人？如何用人？如何識人？如何得到真正的人才？如何辨別自己身邊的人是忠臣還是小人？包括如何治理好國家？如何治理好一個企業，達到“不忍欺”的最高境界？如何反腐倡廉，才能夠得到標本兼治的效果？如何解決我們道德教育不得力的現狀？如何進行道德教育，才能夠深入人心？還有，文化的本質是什麽？我們今天進行文化建設，怎麽樣從古人的關於文化的本質的思想中，汲取教訓。

對於一般百姓來說，我們學習《群書治要》，可以懂得人生的道路應該怎麽樣走，才走得更加順暢。《大學》開篇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怎麽樣把本有的明德彰顯出來，達到自利利人，自覺覺他的目的。

總之，我們學習《群書治要》，目的就是要達到身心和樂，家庭和睦，社會和諧，世界和平。它值得我們每一個人來認真學習。我們今天的課就講到這裡，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劉余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士、碩士畢業。現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客座教授。著述豐碩。曾獲英國赫爾大學哲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後，並應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國香港等地進行演講和研討。2015、2016年，先後兩次應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國巴黎總部，圍繞“從《群書治要》看聖賢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強道德教育”做主題演講，對中國傳統文化“東學西漸”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