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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繼續學習《群書治要》，今天我們學習《愧之，可使小人為君子》。在《孔子家語》中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孔子在做魯國大司寇的時候，有父子兩人因為爭訟來告狀，結果孔子把他們兩個人，關進了同一間監牢，三個月也沒有進行判決。後來這個父親就提出了撤訴，孔老夫子就把他們給釋放了。沒有再進行任何的追究。魯國的大夫季孫聽了這件事，就很不高興，他說：我曾經聽您說過，孝是治國的根本。現在殺一個不孝之人，就可以警戒全國的百姓都行孝。但是您不把他殺掉，反而把他給放了，這是什麼緣故？孔子回答了一段話，他說：“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在上位者，沒有教導人走正道，行孝悌，結果下屬都犯了罪，平民百姓也犯了罪。這個時候就把他們給殺掉，這是不符合情理的。“不教以孝，而聽其欲，是殺不辜也”。你不教導民眾要培養起孝心，而用這個孝來審判官司，這是殺無辜之人。後面他還做了一個比喻，說“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如果全軍潰敗了，那不能斬殺士卒；司法混亂，就不可以懲罰百姓，為什麼？“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上面的教化不施行，上面的人沒有起到“君親師”的作用，沒有推行重視道德教育，這個罪責不在人民百姓的身上。“夫慢令謹誅，賊也”，如果法令非常的不嚴謹，但是誅殺的卻非常地嚴厲，這是殘害百姓。“征斂無時，暴也”，橫徵暴斂，沒有一定的時節，不適時，這個叫暴政。“不誡則成，虐也”，沒有事先警戒教育，就苛求他們做到，這叫虐政。“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如果我們的政事，杜絕了前面所說的三個方面，這個時候才可以用刑。

要怎麼樣教導人們，給人們以道德的教化？這個都是有步驟的。孔老夫子說：“既陳道德以先服之”，首先要給人們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讓人們順服。人們知道了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那就不會輕易地去作惡了。

我們現在的社會，好像看似很重視道德教育，但是實際上人們並沒有是非、善惡、美醜的統一標準。沒有給大家宣講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的道理，讓大家家喻戶曉、有一個統一的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這樣才不會出現《墨子》上所說的：“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的情況。什麼意思？當社會上有一個人的時候，有一種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有兩個人就有兩種；有三個人就有三種。現在很多年輕人說：只要我高興，有什麼不可以？這樣就會出現，道德混亂的情況，因為人們都是把“我願意”、“我高興”、“我覺得什麼、什麼是對的”，作為是非、善惡、美醜的標準，這樣就會出現了道德混亂了。宣講了道德之後，還是不行，還要怎麼辦？“則尚賢以勸之”。就是要崇尚尊敬那些有德行的人，勸勉百姓向他們學習，有善心。“又不可，則廢不能以憚之。”還是起不到效果，怎麼辦？就把那些不能遵守這些道德規範的人，給廢棄，給黜退，讓人們有畏懼之心。“若是，百姓正矣。”如果這些全都做到了，那麼百姓就知道應該崇尚什麼，應該畏懼什麼，他的行為也就自然而然地端正了。後面講：“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鹹知罪矣。”經過這樣的教育，懲罰勸勉，還有一些極端的邪惡之徒頑固不化，這個時候才給他們以刑罰的制裁。這樣民眾就能夠明理而知恥，羞於犯罪了。“是以威曆而不誡，刑措而不用也”，這樣做的結果，就是不需要用很嚴厲苛責的政令。老百姓都願意去做善事，這個時候，這個刑法就可以擱置不用了。

中國古人的這個學問，被稱為“心性之學”，什麼叫“心性之學”？我們通過禮樂的教化，讓我們的心柔軟，仁慈，而且能夠設身處地地為對方著想。

我們國家的文化，傳統文化稱為“禮樂”文化。就是通過這個“禮”、通過這個“樂”，逐漸地把人的這種心性來得以提升。像孟子就說：“君子遠庖廚”，君子人為什麼要遠離廚房？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也。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培養自己的仁慈之心、惻隱之心、同情之心，還有和眾生，包括和動物一體的心。

比如說我們削水果的時候，一不小心割到了自己的手指，我們什麼感受，我們是痛得頭皮發麻，甚至都跳了起來。我們被傷害一點手指，出一點血，都有這樣的痛徹心扉的感受。我們想一想，這些動物被宰殺、被烹飪的時候，它的那種感受又是如何呢？所以一個真正有仁慈之心的人，他確實不忍心吃這些動物的肉。張載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個人民都是我的同胞兄弟，而萬物，包括動物都是我的夥伴。我們應該用什麼心來對待夥伴，對待包括自然環境？你有了這種心，你自然知道保護環境，自然不會過度地開發利用資源，更不會涸澤而漁了。

培養人的心性，是中國古人最看重的。培養心性的過程，可不是聽了一兩天的課程，就能夠提升的。古人說要“始從胎教，到慎終追遠。”特別重視孩子童蒙養正的功夫。為什麼這麼重視？就是從小培養出他的這種仁慈博愛的意識。這個叫“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

從這裏我們看到，孔老夫子他告訴我們，先要給民眾教化，如果人們沒有接受道德教育，就做了邪曲不正的事，那是應該給以寬恕的。但是寬恕之後，一定要再給他以倫理道德的教育，讓他知道做人的本分。

在《漢書》上也說，“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他說古聖先王都是承順天道來辦政治的，天道有什麼特點？天道都是好生惡殺，有仁愛之心。聖王一定要把道德教育作為首要任務，而把刑罰作為次要的。

中國古人講“一陰一陽之謂道”，對於治國而言也是如此，一定是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兩者不能偏廢，但是二者也是有本有末、有輕有重、有主有次的。如果廢棄了先王的道德教育，簡簡單單地用執法之吏來制裁人民，你還想讓你的道德教育化被四海，這是很難成就的。

有一個酷吏叫顏延年，他身材短小，精明強悍，辦事靈活快捷。即使在歷史上以精通政務而著稱的子貢、冉有也未必能勝過他。但是顏延年他卻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什麼問題？就是他痛恨壞人、壞事太過分了，所以被他傷害的人有很多。而且他還有一個擅長之處，就是特別擅長寫獄詞，以及官府的文書。他想要誅殺的人，他就親自手寫奏摺，因為要處死的人太多了，一時血流數裏。所以這個郡裏的人，都把他稱為“屠伯”。有一次，這個顏延年的母親，從東海來看望他，本來是想和他一起行祭禮的，但是她到洛陽的時候，正好碰上顏延年在處決犯人。結果她一看這個情景很震驚，因為這個血流了好幾裏地。於是，她就決定住在了道旁的亭舍，不肯再進入郡府去住了。顏延年他就出到亭舍去拜見母親，但是母親卻關門不見。顏延年在門外脫帽叩頭，過了好一會，母親才願意見他。見了他的面，母親就斥責說：你有幸當了一郡的太守，治理方圓千裏的地方。但是沒有聽說你以仁愛之心教化百姓，保全百姓，讓他們平安。反而利用刑罰大肆殺人，以此來建立威信，難道身為百姓的父母官，就應該這樣行事嗎？顏延年就趕忙向母親認錯，重重地叩頭謝罪。而且還親自為母親駕車，把母親帶回到郡府去住。

他的母親和他祭祀完畢之後，就對顏延年說：蒼天在上，明察秋毫，哪有亂殺人而不遭報應的道理呢？想不到我人老了，還要看著我壯年的兒子身受邢戮。

這個母親，在這個時候，其實已經預測到，她的兒子以後的結果一定不好。為什麼？因為他的做法違背了天理，違背了天道——好仁惡殺之心。她就說：我走了，離開你回到東邊的老家，去為你準備好葬身之地。果然不出母親所料，過了一年多，顏延年就出了事。這個時候，大家想起他的母親的這個預言，沒有不稱頌他母親賢明智慧的。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什麼道理？在古代凡是深明大義的人，都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我們辦理政事要順應天道，要以仁恕之心來對待百姓。不能夠過於苛刻。為什麼？古人把這個領導者稱為百姓的父母官，所謂是“民之父母”。本應以愛民如子的心來對待百姓，哪有父母官對兒女大開屠戮的？他把人民，放在了自己的對立面，能夠逮捕多少人、殺戮多少人，作為自己的功績去稱頌，毫無憐憫之心。這個與天道是不相符合的。所以結果也一定不是很好。

古人他明白這個道理，因為他熟讀聖賢書。他看到一個人的所作所為，就能夠預測到他的興衰成敗了。相反，一個人即使身為執掌刑罰的司法官員，但是他有仁愛之心，即使他給人判罪，人民也都愛戴他。

在《孔子·家語》上還記載著另一個故事：孔老夫子的弟子季高，在魏國當司法的獄官，他親自判處了一個人刑罰，因為當時的刑罰很嚴厲，要給他實施了斷足之刑，古人叫刖足。就是把他的雙腳都給砍掉了。後來魏國發生了動亂，這個季高就逃跑，結果，恰巧遇到了被他砍掉雙足的人在守護城門，這個人就對季高說：牆上有一個缺口。意思是說，你可以通過這個缺口跳牆逃走，但是季高卻說：“君子不跳牆”。那他又對季高說：“裏邊有一個洞”。這個季高說：君子不鑽洞。這個人又說：這裏邊有一間房屋可以藏身。季高就藏了進去。當這些追他的人都走了，季高要離開的時候，就對這一個被實施了刖足之刑的人說：因為我不能夠虧損君主的法律，所以親自把你的雙足給砍掉了。現在我遇到了危難，這正是你抱怨的時候，但是你沒有抱怨，反而卻幫助我逃跑，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個人怎麼回答的呢？他說被砍斷雙足，是因為我犯下了罪過，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在以前，我看到您要用法律懲治我罪行的時候，是先判了別人的罪，然後才判我的罪，這是希望我能夠得到減免，這一點我看出來了；而在我被判定了罪行，要行刑的時候，您不是很高興，而是面帶愁容，有一種傷痛之心見於顏色。就是臉上很憂愁，這一點我也觀察到了。您這樣做，不是對我有什麼偏袒，而是像您這樣有仁慈之心的君子，自自然然地會有這種表現。他看到人們犯罪，是一種哀憐之心，他會怎麼想？他說，這個人因為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結果今天被處以刖足之刑，這多可憐，多值得人同情啊。這就是我之所以愛戴您、幫助您的原因了。

這一件事，後來被孔老夫子聽到了，孔老夫子怎麼評價？他說：“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其子羔乎。”孔老夫子這樣稱歎子羔，說他做官吏真是做得不錯，雖然都是依法辦事，但是他心存仁恕之心，這樣樹立起來的就是德行。如果太過嚴厲苛刻，那麼樹立起來的就是怨氣。既能夠公正，又有德行，還有這種關愛百姓的心，子羔全都做到了。

有一個故事題目叫《母親的借據》，就給我們講了這樣一個道理：母親在中學教政治，特別愛教訓人，愛板著臉給大家講大道理。不僅學生都怕她念緊箍咒，就是連家長都怵她。十五年前的一天，我和母親從家鄉親戚那裏，借了一些錢要回家，為了省下坐車的錢，我們選擇走小路。我們急匆匆地走著，誰都不說一句話。在過一個小橋的時候，我右腳的鞋子掉了下來，借著穿鞋的功夫，我看了看四周，發現天已全黑，耳邊再次響起親戚叮嚀的話，年底治安亂，今晚別趕回去了。但是母親謝絕了親戚的好意。借到錢，我們很高興地從親戚家裏出來，母親還笑著說：想吃巧克力了嗎？我明天給你們姐倆稱半斤。結果那件事發生的時候，離我們到家的時候，還有半個小時。一聲凶巴巴的“站住！別動”。結果兩個男人像山一樣，堵住了我們的路。我哆哆嗦嗦地拽著母親的手，母親捏捏我的手心，輕輕地說：“不怕，有媽媽。”那是兩個男人，每個人手裏拿著一根很粗很粗的棍子。夜色中，我們看不清他們的表情。我想，他們臉上肯定是殺氣騰騰。我知道我們該跑，可我清楚，一大一小的兩個女人，無論如何也跑不過兩個身強力壯的男人。我急得要命，母親卻低頭望瞭望我。她神色平靜，面色從容。你看這個母親，她確實修養得很好，遇到了這樣的事情，仍然不失冷靜。在可怕的沉默之後，右邊的男人說話了：“我只想要錢！”他似乎並不比我們輕鬆，因為我捕捉到，他話音裏有顫抖的樣子。母親沒有吭聲，男人繼續說道：我們真不想傷害你們，我們也沒辦法，辛辛苦苦打工一年，老闆帶著錢跑了。我們必須拿錢回家過年。你們城裏人好歹也比我們容易些。說話的人，語氣倒是老實，可他的棍子，兇神惡煞般地戳在那裏，我很清楚，此時稍有不慎，我們就會受到傷害。對峙片刻，母親忽然歎著氣，從口袋裏拿出藍色手絹，手絹裏包裹的，是剛剛借來的二百元錢。我記得，那是四張嶄新的票子，每一張面額五十元。男人看到錢，自然地伸出他空著的手。“慢！”母親把錢往懷裏一縮，她說：“這錢不能讓你們搶走，那人的手停在半空，母親說：如果今天你們搶了我的錢，不管數額多少，你們都是犯了罪的。我知道，你們有難言之隱，可法律不管那麼多。不光法律判你們的罪，就是你們自己內心深處，一輩子也不會原諒自己的罪。”到了這個時候，母親竟然講起課來，這實在出乎我的意料。但是她仍然不慌不忙地說：我現在寫一張借條，不管你們多久還錢，五年也好，十年、二十年也好，甚至你們沒錢還也好，只要記住，今天你們沒有搶，你們是借我的錢，我希望以後，你們也不要去搶別人的錢。”說完話，母親居然從口袋裏摸出了紙筆，在黑暗中，憑著感覺寫了一張借據，她把錢和借據一起，放到了那個人的手裏，說:“上面有我的名字和地址，至於你們的名字，你們回去自己填寫吧。”這樣匪夷所思的事情，歹徒大概出來沒有遇到過。他們愣了片刻，互相看了一看，什麼也沒說，就拿上錢和借據跑了。在余下來的路程，我一句話都沒說，因為我失望極了，母親居然向兩個手拿棍棒的劫匪，寫下了世間最愚蠢的借據。那個春節，儘管母親還是給我們買了巧克力，但是我心裏很難過，關於那張愚蠢的借據，我始終無法釋懷。我想，這絕不是母親平日裏所說的勇敢。結果怎麼樣呢?

在兩年後的一天，母親從學校裏下班回家，她手裏拿著一張匯款單，上面的數額是一千塊錢，匯款人的名字卻是陌生的。附言欄上這樣寫著：謝謝您，沒讓我們走錯路。

曾被我認為“非常愚蠢”的那張母親寫下的借據，改變了兩個人的命運。就是因為他們聽了母親的勸告，雖然在窘迫之下，拿走了母親的錢，但是也引起了他們的懺悔心。最後有錢的時候，還是加倍地償還了。

中國人有一句話說：“人之初，性本善”。要相信人的本性都是本善的。後天的不善都是因為環境的影響，沒有接受到好的教育。儘管他的習氣很嚴重，但是人有本性本善的心。仍然是通過教育，讓他生起慚愧心，能夠回歸到本有的良心。中國人有一句話說：“愧之，則小人可使為君子；激之，則君子可使為小人。”什麼意思？你生起他的慚愧心，感動他，即使是一個小人，你看本來都要搶劫的盜賊，他也能夠知道悔改，生起羞恥心，最後還加倍地償還。他變成了什麼？變成了君子。

中國古人有一句話說：“公門好積德”。作為一個平凡的母親，她都能夠這樣地感化盜賊。那麼作為官員，能夠有仁慈之心，真正做到愛民如子，視民如傷。人民又怎麼會去跟你對立呢？我們相信，也有很多人，都會被感化、回頭。只有個別的，頑固不化的人，那確實是在少數。這個就是告訴我們：作為官員確實要培養起，對老百姓的仁愛之心，不要把他們作為對立面，去應付他們、去對付他們，這樣做就錯了。

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裏，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劉余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學士、碩士畢業。現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客座教授，著述豐碩。曾獲英國赫爾大學哲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後，並應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國香港等地進行演講和研討。2015、2016年，先後兩次應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國巴黎總部，圍繞“從《群書治要》看聖賢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強道德教育”做主題演講，對中國傳統文化“東學西漸”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