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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今天學習用人要用賢。那麼應該重用哪些人呢？在《說苑》上記載，周成王即將要行冠禮，也就是成人禮。周公就讓祝雍來做一些祝福，說一些祝詞，並要求要簡明扼要。祝雍怎麼祝賀的呢？他說，“使王近於仁，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意思是說希望大王能夠親近仁德的人，遠離奸佞的人，珍惜時間、惠施財物、任用賢德的人和有能力的人。這裏就提出任賢使能，作為用人的標準。

古人用人特別強調要以德為先。為什麼這麼重視道德呢？在《孔子·家語》上作了這樣一個比喻，說“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求良焉，士必愨而求智能焉。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也。”弓必須調好之後，才能使它成為強勁的弓，不至於傷到射箭的人。而馬，必須讓它馴服以後才成為良馬。士必須謹慎忠誠，才能夠再求他的智能。如果這個士沒有誠敬之心，忠誠之心，卻多才多藝能力很強，那就像豺狼一樣不可親近。古人用人首重德行，一個人沒有德行，卻有很多的才能，對國家社會的危害反而越大。

具體而言，應該用哪些有德行的人？

第一就是孝廉之人。我們中國自古以來，都把孝廉作為選才的標準。在《孝經》上說，一個人不愛他的父母親，而能夠愛其他的人，這是和德行的本質相背離的。一個人不尊敬他的父母親，而尊敬其他的人，這也是和禮的本質相背離的。為什麼是相背離的？因為這樣的人，連父母這麼大的養育之恩，都不能記在心上，想著去報答，那能夠對領導很忠心嗎。如果對領導很忠心、很聽話，也一定是有利可圖。“廉”首先就意味著不貪。如果一個人欲望過重，為了滿足自己過重的欲望，就會去做違法亂紀以權謀私的事。所以修身要從戒貪開始。

在春秋戰國的時候，鄭國有一個司城官叫子罕。因為他負責一個城市的工程。就有人給他送了一塊美玉，這個子罕就據不接受，這個送美玉的人就說，我這一塊美玉是已經被專家鑒定了，確實是價值連城。我才可敢於呈獻給你的。子罕怎麼回答的呢，他說：你以美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如果我接受了你的美玉，那我們兩個人不各失其寶了嗎？不如你守住你的美玉，而我守住我的廉潔。這樣我們就可以各守其寶了。子罕他以廉潔為寶，能夠克除貪心，沒有被外在的利益所誘惑。

廉除了不貪之外，還有廉政的意思。在《潛夫論》上，有這樣一句話，講到一個人作為一個賢臣，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品質。他說，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佞，不阿眾以取容，不墮公以聽私，不撓法以吐剛，其明能照奸，而義不比黨。賢德的人做臣子，他不會一味地諂媚巴結君主，來損害君主的威德，不會阿諛奉承眾人，而苟且容身。不會敗壞公家的利益，來任意處事；他也不會歪曲法律而畏懼權貴。他的賢明能夠明察奸邪，他的道義使他不結黨營私，這才是真正廉政的臣子。

歷史上這樣廉政的臣子，也確實是層出不窮。在《後漢書》上就記載著祭遵的故事。祭遵，他曾經跟著光武帝出征黃河以北，並被任命為軍市令。在光武帝的族中，有一個小兒犯了法，祭遵就按照法律嚴格地把他處死了。光武帝聽了這件事，當然是非常生氣，於是就命令人要把祭遵收監。當時任主簿的陳副就進諫了。他說，你常常想讓軍紀嚴明，現在祭遵奉法不避權貴。這就想讓軍令嚴明，使軍令得到實施。光武帝聽了這一句話，覺得很有道理，於是就赦免了祭遵，並且任命他為刺奸將軍。光武帝，他還經常告誡手下的將領，說應該小心祭遵。為什麼呢？因為我們家族中的一個小兒犯了過失，都被他給殺掉了，他一定也不會對你們這些將領有所偏向。光武帝在平定了黃河以北之後，又把祭遵拜為征虜將軍。

光武帝能夠任用祭遵，並且給他很高的待遇，而祭遵，也嚴格要求自己。所受到的賞賜全都分給手下的人，確實是沒有私心。等他過世的時候，光武帝親自去送他，看到他曾經坐過的車馬，都痛哭流涕。祭遵過世之後，光武帝還經常對群臣說，怎樣能夠找到像祭遵這樣，忠於職守、奉公守法的臣子呢？從這裏我們看到，這個光武帝他也很了不起，他能夠任用那些廉潔奉公、不徇私情的人。所以首先要用孝廉之人。

第二就是要任用那些德化百姓之人，也就是要用聖賢人。

在《呂氏春秋》上說，忠臣孝子是當君主、做父母的人，都特別想得到的；而榮華富貴也是做人臣，做人子所希望的。但是往往君主得不到忠臣、父母得不到孝子、而臣子兒女也不能夠得到自己的富貴榮顯，這都是因為什麼原因？這都是因為不懂得禮義所導致的，而不知道禮義是因為不學聖賢教誨所導致的。所以古代的聖王，沒有人不尊師重道，特別是尊敬聖賢人來興起道德的教化。

在《荀子》上就告訴我們，他說“非我而當著，吾師也。”能夠批評我，而且批評得很恰當，這樣的人是我的老師，“是我而當者，吾友也。”他表揚我，但是表揚得也很恰當，這是我的朋友。“諂諛我者，吾賊也。”我本來沒有真才實德，也沒有能力，但是他為了讓我高興，就諂媚我、奉承我，這樣的人是什麼呢，是我的敵人。所以我們要分清楚，我們身邊的人是師？是友？還是奸佞之人？

而在中國的歷史上，我們看到很多有名的君主，他任用大臣，都是任德不任力，首先看他的德行。我們看在晉文公逃亡的時候，這個陶叔狐跟從著他，晉文公返回到國內之後，他三次封賞，都沒有封賞到陶叔狐。陶叔狐就不理解，他就去見咎犯，就說，你看我跟從著君主逃亡已經十三年了，面色都變得黝黑，手足長了老繭，可是現在君主返回國內，三次行賞都沒有輪到我。是君主把我忘了，還是我犯了什麼大的過失？結果咎犯就把這一句話告訴了文公。晉文公就說，我怎麼會忘了這個人呢？能夠用道使我的精神專注，用義來說服我，使我的名聲得以顯揚，使我成為德才兼備的君主的人，我認為這樣的人，應該受到最高的獎賞。以禮來規範我，以義來勸諫我，使我不能夠為非作歹的人，我認為這樣的人應該受次一級的封賞。而那些勇猛強壯的勇士，有難在前，他就衝鋒在前；有難在後，他就在後斷後。讓我免於危難。我認為這樣的人應該受到第三等的賞賜。陶叔狐沒有聽說過這樣的道理嗎？能夠為人效死的人，不如保存這個人的生命。和人一起逃亡的人，不如保存這個人的國家。三次行賞之後，就應該輪到有勞苦功績的人了。而在有勞苦功績的人中，陶叔狐應該是第一位，我怎麼能把他忘了呢？後來。周朝的內史聽了這句話，就說，晉文公要稱霸了，因為古代的聖王都是先德後力，優先重視的是德行而不是勞力。晉文公可以稱得上做到這一點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能夠以德行教化百姓，言傳身教，應該受到國家最高的重視。而且，他以德義來教導國君，他的國君，都有正確的治國理念，這個國家自然就興盛，而沒有覆亡的危險。這也是防患於未然。

第三就是要任用犯顏直諫之人。

這一點《群書治要》上記載得特別特別的多，內容也非常的豐富。比如說在《韓詩外傳》中，就記載著：晉平公到河裏去遊玩，很快樂。他就說，怎麼樣能得到賢士，共用這種快樂呢？這個划船的人聽到了，就跪下來對他說，我們的君主不喜歡賢士罷了。為什麼這麼說呢？你看這個珍珠產生於大江大海，這個玉器都出於昆侖山。它們也沒有長腳也沒有長腿，但是它們卻來到了我們的國家，為什麼呢？原因就是因為君主您喜歡它。而現在有賢士，賢士還長著腳，長著腿，但是卻沒有來到我們國家，什麼原因？是因為您沒有真正喜好賢士的意願。怎麼能擔心沒有賢士？平公聽了之後又說了：你看我的食客，門左有一千人，門右有一千人。早晨的食物都不夠吃，就派人晚上去徵收賦稅。晚上的食物不夠吃，就早晨派人到市場上徵收租稅，怎麼說我不喜歡賢士呢？我養了這麼多的食客。這個划船的人就說了：你看這個鴻鵠，一振翅就能飛翔千裏，它所依靠的，是它翅膀上的六條強勁有力的莖羽，而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細毛，你增加一把也不會讓它飛得更高。你減損一把也不會讓它飛得更低。而您現在的食客，不過是背上的粗毛、腹下的細毛罷了。這個就是告訴我們，這個團隊裏並不是說謀劃的人越多越好。《詩經》上說，謀事的人太多，事業就不能成就。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一個團體也好，一個企業也好，國家也好，並不是人越多越好，而是真正有賢德的、有能力的人越多越好。

在《新序》上也記載著：晉平公去向叔向請教，國家最大的憂患是什麼？叔向怎麼回答的呢？叔向回答說：“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大臣為了保存自己的祿位，不敢犯顏直諫。身邊的近臣因為怕犯罪，也不敢直言向君主稟告。結果下情不上達，這才是國家最大的憂患。大臣之所以重祿不進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君主沒有雅量。不願意聽人家的勸諫。所以這些大臣也會投其所好，說他喜歡聽的話。

古代聖明的君主都知道這個道理，他會引導屬下去犯顏直諫。在《呂氏春秋》上，也記載著一個楚文王的典故。楚文王他得到了“茹黃狗，宛路箭”，這都是非常有名的狗和箭，他到雲夢澤去田獵，三個月都不回來。他又從丹地得到了一個美女，每一天和這個美女在一起，一年都沒有去聽朝，不務朝政。後來他的太保申就說：“先王曾經卜卦，認為我做太保是很吉祥的。現在您的罪理應受鞭刑。”楚王就說了：“能不能變換一個方法，不要用鞭刑責罰我？”太保申就說：“我承繼的是先王的法令，不敢廢除。如果您不接受這個鞭刑，我就等於是廢除了先王的法令。我寧願獲罪於您，也不願意獲罪於先王。”楚王聽了之後無可奈何，就說：“那好吧。”於是太保申就把席子拉過來，讓楚王趴在上面，把50根細細的荊條綁在一起，跪著把它放在了楚王的背上。如此做了兩遍。說：“大王，您可以起來了。”楚王就說了：“既然都有了鞭笞的名義，既然都有了受鞭刑的名義，你就不如痛痛快快地、名副其實地打我一頓好了。”太保申說：“我聽說，對於君子，能讓他感到羞恥就可以了；對於小人才需要讓他感到疼痛。如果讓他感到羞恥，他都不改變自己的行為，那讓他感到疼痛，又有什麼幫助呢？”太保申說完之後，就站起身來走出去，請求楚王把他處死。楚文王就說：“這都是我的過失，太保您有什麼過失呢？”文王被太保的忠誠所感動。他就改變了自己的行為，把太保申重新召回來，殺了茹黃狗，折了宛路箭，把丹地的美女也給放回去了、並且一心一意地治理楚國。最後他兼併了三十九個國家，使楚國的地盤也非常地廣大。楚文王后來能夠有這樣的功業，都是太保申犯言顏直諫的功勞。

在《易經》上說：“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說這個王臣，大王的臣子，都忠厚老實，犯顏直諫，都不是為了自身的緣故。臣子之所以能忠厚老實犯顏直諫，去進諫他的君主，不是為了自身的安危，而是想匡正君主的過失。如果君主有過失，這就是危亡的徵兆，見到君主有過失而不去勸諫。就是輕視君主，陷於危亡的境地而無視。這樣的事情，忠臣是不忍心做的。他不忍心看著君主，陷於危亡的境地而不去勸諫。

如果我們的周圍，有能夠犯顏直諫的臣子，冒著大不韙，大不敬的後果，還能夠勸諫你。這個人，是最值得你珍惜的人、對你最忠心的人。

第四就是要任用不嫉賢妒能之人。

人為什麼會嫉賢妒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有私心。他想的不是讓這個團隊更團結，做得更好，而是怕別人的能力影響超過自己。別人受到領導的重用，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這種人氣量很小，成就也不會很大。

我們中國人說“觀德於忍，觀福於量”，看一個人有沒有德行，就看他有沒有“忍”這一個精神。看他能不能夠忍辱負重。看這個人有沒有福氣，看什麼呢？就看他有沒有度量，是不是量大福大。

在《孔子·家語》中記載，這個子貢來向孔子請教，說：現在的人臣之中，誰能夠被稱為賢德的臣子呢？孔老夫子就說，齊國的鮑叔牙，鄭國的子皮，可以稱為是賢者了。子貢覺得好奇了，
他就問：說難道齊國沒有管仲，鄭國沒有子產嗎？因為管仲協助齊桓公治理齊國；而子產做鄭國的宰相，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所以協助齊國和鄭國的國君，把國家治理得很強盛。孔老夫子怎麼回答的？他說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說是出力的人是賢德的呢，還是能夠進諫賢才的人是賢德的呢？子貢就回答了，說當然是進諫賢德之士的人，才能被稱為賢。孔老夫子說：對呀，我聽說鮑叔牙能夠讓管仲顯達，子皮讓子產顯達。而沒有聽說過管仲和子產，推薦了比自己更賢德的人，讓他們顯達的。

孔老夫子在這裏評價一個人，是不是賢德。也主要看他是不是嫉賢妒能，他的心量是不是夠大。能不能推薦德才兼備的人。這是我們選拔人才的一個重要標準。

在《說苑》上，有這樣一個典故，發人深省。這也是管仲講的。有一個賣酒的人，他的酒器非常地乾淨，他的酒旗也懸掛得很高很高，但是他的酒擱酸了，都賣不出去。他不知道什麼原因，就問鄰居，鄰居怎麼回答的？鄰居說：因為你們家有一只猛狗，別人帶著酒器想來買酒的時候，這只狗就迎上去咬人。這就是你的酒賣不出去的原因。其實國家也有這樣的“猛狗”，這個“猛狗”就是這個國家裏有權有勢的人。那些有道德學問的人，想來輔佐國君，但是這些有權勢的人嫉賢妒能，卻迎上去詆毀他、陷害他，讓他才能發揮不出來，不得施展，這就是國家的“猛狗”。

古人對此也有所認識，他知道賢德之人，關係到國家的安危成敗，在制度上也特別地規定，就是“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罪”。而不敢推薦人才的人，被稱為無能之人。這樣的制度一旦實行了，臣子都願意去推薦賢者。

第五種人，就是隱惡揚善之人。

在《體論》上說，君子掩人之過以長善，小人毀人之善以為功。從這裏我們看君子和小人的區別，君子都是把人的過惡加以掩飾，為的是長養自己的厚道善良。而小人，卻是譭謗別人的善行善舉，而且自以為有功，誇耀自己的功勞。我們古人，觀察一個人，就是觀察、看他的言語。他所說的話，是經常稱頌別人、誇獎別人，還是經常譭謗別人、挑剔別人。

 我們中國古人，要看人要用人，確實都有一些智慧和經驗在其中。用人就是要用孝廉之人、要用那些能夠言傳身教，德化百姓的聖賢人、還要用那些能夠犯顏直諫的人、不嫉賢妒能的人，隱惡揚善的人。

我們今天就學習到這裏，謝謝大家！

劉余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學士、碩士畢業。現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客座教授，著述豐碩。曾獲英國赫爾大學哲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後，並應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國香港等地進行演講和研討。2015、2016年，先後兩次應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國巴黎總部，圍繞“從《群書治要》看聖賢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強道德教育”做主題演講，對中國傳統文化“東學西漸”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