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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們今天一起學習，道德教育的制度保障。現在大家都在講“促進社會和諧”，在中國古人看來，社會應該怎麼樣治理，才能達到和諧？

在《論語》上記載，孔夫子到魏國去考察，他的弟子冉有給他駕車子。孔老夫子就說:這個地方人口已經很稠密了。冉有就問，說人口已經很稠密了，還應該做什麼呢？孔子回答了兩個字“富之。”就是要使人們富裕起來。冉有又問：已經使人們富裕了，還應該做什麼呢？孔老夫子又說了兩個字“教之”。也就是說，“富之教之”這四個字做好了，這個社會就和諧了。

在《孟子》上也說：“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人們吃飽了飯，穿暖了衣服，也有了好房子住，過上了安逸的生活。但是如果沒有倫理道德的教育，人們不知道自己在倫理關係中的責任和本分，這個時候就墮落得離禽獸不遠了。中國古人把道德教育，看得特別重要。

當然很多人聽到這裏，不禁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西方國家，也沒像我們這樣重視道德教育，人家就是靠制度建設，不是把自己的國家治理得挺好嗎！所以我們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過來，我們社會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其實當我們向西方學習的時候，我們忽視了西方民主法制得以產生的歷史文化背景。從西方歷史上看，西方的制度，是建立在宗教文化的傳統之上，也就是說，他的政治制度維護了公平正義，但是仁慈博愛，誠實守信的道德教育是由教會來教導的。所以他們的社會治理其實也是兩手抓，一手抓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一手抓仁慈博愛的道德教育。只不過這個道德教育的主體，變成了是教會。

但是我們在向西方學習的時候，我們僅僅看到了西方重視制度建設的一面，誤以為只要把西方的制度搬過來，我們社會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結果怎麼樣？制度是搬過來了，但是卻出現了“異體移植”的弊端。什麼是“異體移植”？這個制度在西方國家能運用得很好，但是一搬到中國來，就變樣、就變味，就不靈了。

在《群書治要·傅子》上，有這樣一句話，我們現在都在討論，到底是制度重要還是人更重要。傅子的一句話，把這個問題就講清楚了。他說：“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什麼意思？說：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順著好的制度，才能夠達到天下大治的結果。換一句話說，好的制度重不重要？當然是很重要。但是他同時強調，並不是說有了好的制度，就一定能夠達到天下大治的結果，還必須有好的輔佐人才，來推行這個好的制度。從這個角度上說，要培養德才兼備的領導者，推行好的制度，這樣才能夠把社會治理的和諧。

我們經常說：我們的制度有欠缺、有問題。那麼它欠缺在什麼地方？相對於古代的制度相比，就是我們現在的制度，沒有把人培養成好人；並把好人選拔在領導的位置上，讓他發揮作用，這個是制度的根本缺陷。

我們中國古人對道德教育的重視，他不是空洞地說教，他恰恰是通過各種制度，來保障實施的。比如說從教育制度上看，中國古代都有庠序，什麼是庠序？就是鄉間的學校。每一個鄉、村、鎮都有學校；到國都就有太學。這些學校所宣講的內容，都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古人從小接受的是聖賢教育，是道德教育。這就是符合《禮記·學記》上所說的，“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這個教育確實秉持了使人的善良增長，使人的過失挽救這樣的目標。這和我們現代的教育，只追求升學率就完全不同了。

在考試制度方面，我們知道從隋唐開始，就實行了科舉考試制度，而這個科舉考試制度的內容，全都是聖賢經典。這有什麼好處？習總書記在2013年中央黨校建校80周年慶祝大會上，有一個重要的講話，在這個講話中，他就提出，各種文史知識、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領導幹部也要學習。學習的目的是什麼？以學益智，以學修身。目的是通過學習傳統文化，提升自己的智慧，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學習和掌握其中的各種思想精華，對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很有益處。古人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位卑未敢忘憂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報國情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獻身精神等，都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和民族精神，我們都應該繼承和發揚。

看了這一段話就會引人思考，為什麼中國古人有習主席所總結的——政治抱負、報國情懷、浩然正氣、獻身精神？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古人所讀的書都是聖賢經典。比如說在《大學》的開篇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告訴我們上大學的目的是什麼，學做大人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要“明明德”。要把自己本有的明德彰顯出來。而且還要親民，也就是要幫助人民，把他的明德彰顯出來。而且要把這兩件事，都做到究竟圓滿的地步。

在《論語》上也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我們想一想，這個孩子從小就熟讀聖賢書，接受聖賢教育，你要考試的話，也要通達這些聖賢經典，所以你怎麼樣，你必須去學習。在這種聖賢教育的薰陶之下，他自然會有聖賢人格。

所以人是可以教得好的，就看你用什麼教，怎樣教。比如說一個人，他從小就生活在小偷的環境中，他長大自然就是一個小偷；他從小就生活在恐怖分子的氛圍之中，他長大自然也成為一個恐怖分子。從小受聖賢教育的薰陶，他長大自然成為君子、聖賢。這不就是看你用什麼去教嗎？

再看中國古人的用人制度，它也是特別合乎人情的。孔老夫子曾經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人的話多麼的平實，多麼的符合社會的實際。他說誰不喜歡富與貴的境界？誰希望過一個貧賤的生活？他承認喜歡富貴，這是人之常情。所以中國古人來設計制度的時候，他也是順著人情來設置的。怎麼設置的？比如說在《群書治要·傅子》中就記載，中國古代的用人秉持了這樣一個原則，那就是“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什麼意思，就是你的爵位，領導的位置，沒有德行的人就不授予，換句話說，沒有德行，你就不能夠當領導。在考察一個人他夠不夠格當領導的時候，首先考察的是他的德行，而且你的德行越高，你的領導位置就越高。“祿非功不與”，這個祿就是俸祿。古人的俸祿都是用糧食給的。換一句話說這個俸祿，就是我們所說的工資獎金等等。假設你對國家沒有建功立業，那就不給予他俸祿。這樣一個原則一設立，人們就不是簡單地去追求富貴，而是通過追求德行，追求對國家的建功立業。這樣人們就會把注意力，轉移到培養自己的德行上去了，轉移到對國家多做貢獻上去了。這就是在用人的時候，必須秉持的一個原則。

在選舉制度上，我們前面講了“孝”特別地重要。從漢代開始，就實行了舉孝廉的人才選拔機制。這個地方官負責把這個地方，具有孝廉品質的孩子舉薦出來，由國家培養，作為官吏的候補。為什麼？因為這個孩子孝，他就會對國家忠，他廉潔就沒有貪心。這是選拔官員的兩個最重要的品質。而為了使這個地方官，把真正具有孝廉品質的孩子舉薦出來，而不是誰給他送禮，他就舉薦誰；誰是他的親朋好友，他就舉薦誰。還有一個制度加以保證，什麼制度？就是“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也就是說，你所推薦的這個人，對國家確實有貢獻，建功立業，德才兼備，那麼你推薦的人，受到國家最高的賞賜；如果你手下有人才，你卻嫉賢妒能，把這個人才給埋沒了、蒙蔽了，這樣的人一旦被發現，也會受到國家最高的懲罰。

中國古人他在評價一個地方官員的政績的時候，就看他為國家舉薦了多少德才兼備的人才。這是他政績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這樣的制度一設計，這個地方官會竭盡全力地把德才兼備的人推選出來。而那些有問題的，德行不怎麼好的、不過關的人，他推薦的時候要小心了。因為這個人一旦出問題，他會牽連到我。這些制度都保證了人們去追求德行。

在我們生活中，經常有人說：我們現在的腐敗，都和傳統文化有關系。為什麼？因為中國人特別講求“官本位”。如何全面地理解官本位？我們知道中國古人對於做官的人，確實非常恭敬。

比如說在《孟子》上說：天下有達尊者三，爵一，齒一，德一。也就是說，天下有三種人是非常受尊敬的，哪三種人？第一就是有爵位的領導者，第二就是上了年紀的人，第三是有德行的人。這個“一”就是要以他們為一，就是尊敬的意思。為什麼要尊敬有爵位的領導者？其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中國古代任命官員，它有這樣一個前提，就是“爵非德不授，祿非功不與。”沒有德行的人，不授予爵位；沒有功勞的人，不授予俸祿。這兩個前提一建立，德行越高的人，他的官位越高，越受到尊重。人們看到這個人的官位，那我們就知道這個人的德行也是很高的。

我們現在為什麼反對了這種“官本位”？為什麼現在做官的人，他不受人尊敬了？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在選官的時候，可能往往都是任人唯親、任人為關係。當然很多人又問了，他說你看歷史上也不是出現過很多貪官，遺臭萬年嗎！比如說和珅、嚴嵩、蔡京，他們也是貪污受賄，遺臭萬年，這又是什麼原因？

第一就是因為上位者沒有徹底明理，他沒有真正地做到任人唯賢，還是任人唯親，還是喜歡阿諛奉承。

第二就是這些人可能雖然讀了聖賢書，但是並沒有經得住利欲的誘惑。也就是我們說的格物致知的功夫沒有做好，所以怎麼樣？面對財色名利的誘惑，也把持不住自己了。孔老夫子說了一句話說得很好，他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就像我們這個藥方已經開了，而且這個藥方確實是一個好藥方。但是首先你不信；第二你就不吃；第三你對它懷疑，你不用，那對你也就無濟於事了。

從激勵機制上來看，我們看中國古人，對於這個官吏怎麼樣才能夠廉潔，思考得也很深入。在《群書治要·劉廙政論》上說：為政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使官吏廉潔。但是為什麼官員卻做不到廉潔？雖然選了像許由、伯夷這樣廉潔的官員，又設計了各種各樣的刑罰，有貪必懲，有令必從。但實際上卻沒有起到好的效果。奸巧的事情越來越多，欺詐的行為也越來越嚴重。這是什麼原因？他說“知清之為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無恥也。”意思是說，知道應該讓官吏清廉，但是卻不知道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辦法，讓官吏清廉。所以官吏便“免而無恥。”做了壞事，還想方設法地免於法律的制裁，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後面又說：“曰欲其清，而薄其祿，祿薄所以不得成其清”。想讓官員清廉不貪污，但是他們的俸祿，他們的收入卻非常的微薄。微薄的俸祿不能夠使官員保持廉潔。因為如果官員的收入太少，不能夠維持一個有尊嚴的生活，特別是和別的階層相對比，收入的差額很大，這個時候，心裏就不滿了。而一個官員的俸祿微薄，又掌握著很高的權利。他批一個字就是幾百萬、上千億的專案，他的心裏能平衡嗎。古人形象地把這種現象比作“餓犬護肉”，“渴馬守水”。這個人已經很饑餓了，像一個饑餓的犬一樣，你還讓他幹嘛？看護著肥肉；這個馬已經很渴了，你還讓這個馬，看護水源。這樣還能不貪污受賄嗎？那怎麼辦呢？“故知清而不知所以重其祿者，則欺而濁。”你想讓官員清廉，但是卻沒有給他們提高俸祿，那麼官員就會欺詐，官場的作風就會很污濁。很多貪污受賄的情形就會出現。這告訴我們，高薪養廉是很必要的。但是高薪養廉也必須有一定的條件。“知重其祿，而不知所以少其吏者，則竭而不足”。官員的位置很多，很多人都人浮於事，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增加他們的俸祿，人民就會負擔加重，人民也會對這個現象更加不滿。高薪養廉的前提就是必須“少其吏”。使官員的人數減少，而“知少其吏，而不知所以盡其力者，則事繁而職闕。”也知道要減少官員的數目，也知道精簡職位，但是卻不知道如何讓這些官員，竭盡全力地做好本分。那麼這個事情又顯得繁多了，職位又顯得缺少了。精簡機構做好了，還要懂得提高官員的責任感，要讓他們能夠竭忠盡智地把工作做好。這樣高薪養廉才是可行的。

在《魏志》上也有這樣一段話，它說“夫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並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也就是說，要把無事可做的官位廢除、把不是急需的俸祿減損、奢侈的花銷停止、職務重疊的要合併、職任其事的官員一定要有他應盡的本分，做了他的本分就要付給他俸祿。這是自古以來普遍適用的規律，在今天也可以借鑒。相反，如果職位繁多、職責混亂，就會使人浮於事，有的人無事可做，而有的人忙得不可開交，結果官員職位很多，俸祿很微薄，他們對自己的收入就會不滿。在這種情況下，就會貪污受賄，與民爭利。

只有人當於事，俸祿充足，官員腐敗就會付出很大的代價。因為他的薪水很高，一旦腐敗了，被關進監獄，自己的收入沒有了，那代價不是很大嘛。這樣他才會珍惜自己的位置，廉潔奉公。這才會走向一個良性的迴圈。

中國古人也是從激勵機制上，要保證官員廉潔，讓他們有一個穩定的收入，保持一個有尊嚴的生活，並進而保持一定的職業操守。

在激勵機制上，對於人民百姓也有一種激勵制度。在《群書治要·韓詩外傳》上記載：“古者必有命民”，什麼叫“命民”，就是君主下詔命封賞的平民百姓。為什麼皇帝要親自下詔封賞他呢？下麵有一句話告訴了我們原因，他說：“民有能敬長憐孤，取捨好讓，居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乘皆有罰。”哪些人皇帝給予“命民”的稱號？就是在平民百姓當中，有能夠尊敬長輩、憐憫孤兒；在利益面前能夠退讓、推讓、禮讓；做事竭盡全力的人。這樣就會被君王下詔命給以封賞。這個平民百姓，雖然身份地位微賤，他可能沒有能力，不能當官，但是他有德行，他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對社會風氣的好轉起到引領的作用，給社會大眾做出了一個好的表率。這樣的人，他就可以被封為“命民”，給以獎勵。這樣的話，整個社會的風氣，就會轉向善良，轉向淳厚。一旦這些人被選為“命民”，他在出行的時候，就可以坐兩匹馬拉的馬車，這個馬車還裝飾得很好。其他人，你再有錢，但是你沒有這樣的德行，沒有被皇帝給“命民”的稱號，你也不可以乘坐這樣的車子。如果你乘坐這樣的車子，你就會被責罰。

中國古人的這個制度有什麼好處？就是讓你去追求有德行，而不是讓你去追求金錢，金錢至上。從這些我們看到了，古代這個激勵機制的設立，也都是鼓勵人們向善的。

再有就是法律制度，那就更明顯了，比如說《孝經》上說：“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我們知道孝很重要，所以也從法律制度上，來保證人們都有孝悌的品質。在清朝的時候，有一個兒子把他的父親給殺了。全國出現這樣的事情，那是非常罕見的。這個兒子當然被處死；他的縣長被撤職查辦；巡撫，相當於我們現在的省長，連降兩級。這些還不算，一個縣出來這樣一個大逆不道的人，是所有縣人的恥辱，所以就把這個城牆拆去一個角，以示懲戒。這樣的舉動一做出來，大家都會提起這個羞恥心，都不敢再去違逆父母，不孝父母會受到嚴懲的。

中國古人他弘揚什麼，就要從制度上激勵什麼，保障什麼；他反對什麼，就要從制度上責罰什麼。這樣的話，才使制度建設和道德教育相輔相成。

在十八大之後，我們反對奢靡之風，為什麼取得了成效？我們在總書記的宣導之下，提出了中央的八項規定，而且特別強調要反對四風、反對奢靡之風。它是有具體的規定的。這樣規定下來一執行，這個奢靡之風，就得到了有效地控制。這就是制度配合道德教育，它才能夠起到有效的作用。

這是告訴我們，中國歷史上的道德教育，它不是空洞地說教，恰恰是通過各種制度加以保證實施的。很多人認為中國人重視道德教育，忽視制度建設，那也是一個誤解。

我們今天的課就學習到這裏，不足之處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劉余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係學士、碩士畢業。現為中共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倫理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新華學院客座教授，著述豐碩。曾獲英國赫爾大學哲學博士、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後，並應邀到英、意、美、加、澳、日、新加坡、印尼、中國香港等地進行演講和研討。2015、2016年，先後兩次應邀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法國巴黎總部，圍繞“從《群書治要》看聖賢教育的重要性及如何加強道德教育”做主題演講，對中國傳統文化“東學西漸”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