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程麗君
中華民族浩浩五千年，弦歌不輟，賡續向前，中華文明始終不曾中斷過。“大一統”思想是中華民族走向一體、蓬勃發展的原動力，成為中華各族情感深處的共同追求與價值認同。它在潛移默化之中塑造了中華民族的鮮明個性，使之在價值觀念、道德信仰、倫理規範等各個方面都達至渾然一體，成為一根連結全國各族人民的堅韌紐帶，助推中華文明經久不衰。“大一統”思想植根於中國傳統社會，歷經千年演化、發展，與中華多民族的歷史形態相契合，將個人、社會、國家緊密聯繫為有機整體，有效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大一統”思想為積澱，在歷史發展鏈條中逐步彰顯。“大一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思想基礎與文化歸依，是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統一性的重要因素。
2019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指出：“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早在先秦時期，我國就逐漸形成了以炎黃華夏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國‘書同文，車同軌，量同衡，行同倫’，開啟了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程。此後，無論哪個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統一天下為己任，都以中華文化的正統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詡中華正統；對峙如宋遼夏金，都被稱為‘桃花石’；統一如秦漢、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風，九州共貫’。”①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形成“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向心力，最深層次上正源自“大一統”的歷史文化積澱。站在新的歷史方位，從歷史文化深處探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彰顯，回溯其歷時性譜系，對於深刻認識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升新時代中華民族的歷史自信與文化自信大有裨益。
“大一統”一詞始見於《春秋公羊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1]何謂“大一統”？關於“大”，有別於現代意義上“大小”之“大”，考《公羊傳》文例，凡以“大”置於名詞前，皆以“大”作動詞用，表“以……為大”，“大”具重視、推崇之意。關於“統”，《說文解字》釋曰：“統，紀也。”而“紀”為“別絲也。”段玉裁注：“別絲者，一絲必有其首，別之是為紀；眾絲皆得其首，是為統。”[2]意即每根絲必有頭，找到絲頭就能理好，而將眾多絲頭合在一起，就是統，一團絲才能理好頭緒。何休注“統者，始也，總系之辭。”“一統”強調在始、根上就合多為一。據此言“大一統”之本義即以“一統”為“大”。
所謂政治一統，即擁護天子王權，維護國家統一。早期儒家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描繪“大一統”理想，奉堯、舜、禹、湯等為聖王、至尊。董仲舒繼承儒家尊君重民思想，將維護君主至上權威作為基本政治主張之一，“君人者，國之本也”、“夫為國，其化莫大於崇本”，中國傳統思想中有著根深蒂固的以道為體的觀念。道統攝萬物，以此為中心層層推衍，顯現萬物。萬物以合理秩序排列，以道為最高憑藉。人道效法天道，“大一統”正是對君王總領萬物地位與權力的凸顯，是對現實社會秩序的描述。“尊王”是“大一統”的政治靈魂。
在社會動盪、分裂割據的局勢下，以“尊王”為核心的“大一統”更符合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承載著人們追求統一、反對分裂的強烈願望。周初以天人為一體，“王”是承天命之主體，總理一切，天命有德。經由董仲舒、何休等公羊學家的發展，“大一統”以“天”為最高範疇與形上本原。“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天命高深，唯有“王”能洞悉、承載天命，天人之間的關係實為“天——王——人”三位一體，即“以天之端正王之政”，進而以王之政而正人。“大一統”集中體現天的意志，以天子為最高權力代表。天子受命於天，是“大一統”的實際執行者。“自公侯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統攝於天子。作為天子，“當繼天奉元，養成萬物”。天子權力至高無上，“大一統”在政治上就體現為以天子為中心，新王即位要改正朔、易服色、更稱號以應天，順應天道治理天下，從而確立起其統治的正當性、合法性。“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天降天命於天子，尊天子即是對“一統”、對天之尊崇。
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以尊王為核心的政治一統具備合理性與必要性。公羊學家以史為鑒，指出若無尊天子，禮崩樂壞，社會就會陷入大混亂，“大一統”局面就會土崩瓦解。為維繫“大一統”的秩序，《春秋》強調“王”者要“貴微重始”，“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動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豈非貴微重始、慎終推效者哉！”“王”要懷持誠敬之心，見微知著，慎終如始，方能在災異初萌之際將其平息。要貫徹尊天子這一政治原則，確保“大一統”政治格局，天子必須謹修德行，廣施仁政。董仲舒承襲先秦天命無常思想，指出“殷湯之後稱邑，示天之變反命。故天子命無常。唯命是德慶”，為堯舜禹湯得天命而桀紂失天命做出了合理解釋。“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天”具有“仁”的特性，通過立王以生民。“天”將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將“仁”作用於人即儒家的德治、民本政治理念。天命予奪皆在為政者是否敬修德行，是“修己安民”亦或“肆欲害民”。此即“天之道，終而複始”。[3]君王以德為追尋，通達於道。
政治一統是維護大國統一局面的有力保障，思想一統則是增強全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關鍵所在。“大一統”思想以儒家為核心，融合了諸子百家之長，成為漫長歷史進程中的主流思想觀念，在中國各民族中成為共識。自先秦至兩漢，儒家吸收道、法、陰陽等諸家思想，董仲舒作為集大成者，融合諸子百家優秀成果成漢代新儒學。儒學以天道為本，董仲舒指出實現政治大一統應以思想一統為基礎，故而主張“罷黜百家，表彰六經”。董仲舒在對策中言：“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姓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統一，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百家踳駁，法制常變，百姓無所依從就易造成思想混亂。在《呂氏春秋》等篇中同樣體現了統一思想的必要性，“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王者執一，天子必執一”。[4]政治的根本思想統一，才能保持社會的穩定與正常運轉。董仲舒將全國上下思想統一於儒學，確立起了以儒學原則為政治的根本思想。自此之後，儒家學說成為歷代政治的指導思想，成為居主流地位的價值體系和知識體系。自魏晉至宋明，儒家又吸收佛、道思想，加快了本身的發展與革新。諸多王朝在治理國家中以儒為綱，三教並行，正是儒家開放與包容性的生動體現。唐太宗曾確立起了以儒為綱，兼融佛、道的文治思想。宋代推崇儒學的更新形態程朱理學。政治大一統為維護統一大國局面奠定基礎，思想大一統則有利於統一思想，增強民族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規範著歷史文化發展的方向，凸顯民族精神的特色。歷朝明君往往以儒家思想對民眾施以教化，在全國形成統一的思想價值體系，其影響植根於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使得中國在歷史上始終維持統一的大國局面，雖經歷過短暫分裂但從長期歷史時段來看，統一無疑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這一精神始終是中華文化的價值根柢和國家的治理導向，奠定了中華民族之魂。
中國文化強調“王者無外”“夷夏一體”，以民族大融合為和諧形態，追求各民族在統一實踐中的共同進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華夏族誠為中華民族最重要的集團，但其開始即為一個多民族的複合體，在構成中，炎、黃、虞、夏、商、周等共同發揮著骨幹作用，孕育著燦爛的華夏文明。中華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古代中國從中原地區不斷擴展成為領土廣袤的“大一統”國家。中華民族的發展壯大主要不是依靠武力征服，是由其自內而外發出的深層力量所決定，是在“協和萬邦”的理念下催生出的自然過程。傳統“大一統”文明以“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為崇高追求。“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遐邇一體，中外褆福，不亦康乎”。[5]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天之道為地之序的源泉。為君者承天命，以化育萬物為己任。以此為邏輯起點，中華民族開啟了文明大廈的建構。“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跡所及，莫不被澤……方此之時，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6]華夏天子以此為邏輯，以“王者博愛遠施”為宗，使得不同民族各處其所，自然逐漸走向融合，共同創造了中華文明。
自周人推翻殷商，統治廣袤地區開始，“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7]就為中華文明“協和萬邦”的崇高目標奠定了基調。春秋時期，隨著政治鬥爭的愈演愈烈，民族關係漸趨複雜。華夏與夷狄之間存在著文化上的不斷交流，孔子主張“天子失官，學在四夷”[8]。在處理同少數民族關係上，孔子從平等觀念出發，認為應當將華夷二者視作一體，唯天子至聖，“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9]同時主張對少數民族要施以教化，而非武力強制，“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10]文教的推行需要逐步落實，而在少數民族習俗上，孔子則認為不必強求劃一，應予以尊重或保留。“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11]疏雲：“夷狄之中，君子亦行禮，但不必強求夷狄，則彼人無怨。”
戰國至於漢初，“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中國諸侯”，初步構成完整格局。思想家們對民族關係的認識更進一步，在天下一統前提下，提出了諸多關於處理民族關係的見解。在《公羊傳》中，“中國”為華夏正統，是“一統”的中心。與之相對的是夷狄。夷夏之間以禮義、道德為分別。關於夷夏之別，何休認為“中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中國與夷狄之間以禮義、尊尊為別。夷夏之間無絕對界限，進退之間就在是否有禮義。夷狄可化，最優方式就在於“以文德優柔服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愛及四夷”，主張為政者要以仁愛之心對待邊疆民族。
秦漢以降，“大一統”對中國民族關係產生巨大影響，無論是漢族亦或少數民族君王，皆立足於“中國”這一前提來處理民族關係。歷代明君在落實善治的同時，還會以此為基礎，以“修文德，來遠人”的方法致力於德化四方、協和萬邦，在民族關係上大有作為。建立“大一統”民族國家成為歷代執政者的政治抱負，其中唐太宗、康熙即是傑出代表。唐太宗在民族關係上的認識頗深。他曾言：“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夷狄亦人耳……不必猜忌異類，益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為仇敵”。[12]以此為基礎，唐太宗在處理民族關係上一方面主張通婚、“和親”，將多名公主、宗室之女嫁於吐蕃、鮮卑、突厥等少數民族；另一方面則允許少數民族定居中原，尊重其風俗，“不離其土俗”；極大推動了各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助益各民族關係的良性發展。清康熙在民族關係上同樣有著遠見卓識。他指出：“滿漢軍民原無異視，務俾各得其所，乃愜朕心”，[13]“朕統禦寰區，遐邇一體，仁育萬民，皆欲使之共用安樂”，“朕統禦天下，要以中外一體為務”。[14]康熙以“因俗而治”為原則，妥善安置準噶爾，對藏族、蒙古族信仰予以理解，在少數民族地區“力行教化”。康熙以“大一統”為處理民族關係的前提，以“仁育萬民”為原則，將華夏與其他諸族視為一體，以“道一而風同”為目標，使得“大一統”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與發展。在漫長歷史發展過程中，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相互吸收、不斷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
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建立與鞏固過程中，文化上的認同與政治、思想、民族上的統一共同發揮著作用。可以說文化一統是促成政治一統的黏合劑，亦是促進民族融合的催化劑。文化上的和解是不同民族乃至世界步入和平、走向一體的重要一環。人類歷史上不同族群間的衝突相當一部分源自文化上的衝突、不寬容。傳統中國在大一統思想的影響下，形成了海納百川的格局與氣度。在文化上就體現為“和而不同”的包容情懷，要求人們要妥善處理共性與差異性，實現“一”與“多”的辯證統一，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文化觀念為“大一統”提供了哲學上的依據。“大一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流，追求和諧，重視“和”、“和合”，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特質。儒家文化本身相容並包的特性，使其能夠妥善處理一元與多樣的矛盾。儒家主張“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承認並尊重差異，對多種文化博採眾長，不追求完全的同一。“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推崇“和”為面對不同文化所應抱持的最高準則。因之，孔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中庸》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儒家以天道為體，洞悉萬物並育、百道並行，故而以相容並包為發展理念，諸種文化各有所長，但其最終目標一致，即共同遵循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的價值觀，實現人類社會的安定與美好。儒家以“和”為美，作為其追求的最高理想，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深刻影響著人們的宇宙觀、價值觀和人生觀。
“大一統”價值觀念長久以來的深入人心，使得統一成為人們普遍認同的理想政治秩序。歷代明君提出與貫徹統一方略正源自其內心深植的“大一統”理念，這是文化傳統作用於戰略選擇的必有之義。元朝大臣將締造“四海一家”作為實現統一的根本理由：“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為正統。聖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邪”。清雍正帝曾主張：“三教之覺民於海內也，理共出於一原，道並行而不悖。”“大一統”文化規範和指導著歷代政治生活，貫穿中華文明史終始。在此一文化觀念的指導下，人們在堅守“統一”原則的同時，就必須通權達變落實對理想目標的追求。在傳統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地區差異很大，矛盾、衝突在所難免。在此背景下，“和而不同”“守經達權”的文化觀念為歷代統治者提供了有益借鑒。在《禮記·王制》中記載，“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故當承認其在民族風俗文化上的差異性，做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在政治統一的前提下，統治形式可以多樣化。堅持“大一統”這一原則，同時承認地區的差異性、層次性，對不同區域採取不同的政策制度，成為成就一統大業者的不二之選。傳統中國在文化上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形成了對諸民族文化的強大吸引力與凝聚力。
馬克思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5]從歷史邏輯來看，“大一統”既是古代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基礎，亦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文化底色。從“華夷之辯”到“四海一家”，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大一統”思想一脈相承，長期的交往交融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歷史必然。無古不成今，歷史前後相繼，不能割斷。探究“大一統”的歷史必然性，從文化理念和歷史實踐洞悉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成與彰顯，有助於我們深刻理解新時代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大意義。
“大一統”思想可溯至先秦，《尚書》中已有“光被四表”“協和萬邦”的理念，描繪了以堯為中心從“九族”“百姓”再至“萬邦”依次環繞的政治圈，成為中國政治文明史“大一統”的最初雛形。《詩經·小雅》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描繪周天子的至上權力。“天下”的說法可溯至《尚書·大禹謨》“奄有四海，為天下君”，其與“大一統”的關係可謂表裡。春秋戰國時期，周室式微，西周禮樂文明受到衝擊，舊有的統一格局被打破，維繫人心、秩序的風俗制度瀕於瓦解，一時間戰亂蜂起。飽受混亂苦難的人們渴求政治上的統一。先秦諸子百家並起，紛紛探索政治治理方案，隨著“天下”意識的普及，他們的思想學說中反映了人們的共同政治目標，即謀求對“天下”的統治，謀求“大一統”政治體制的建立。他們在天下必“定乎一”上達成共識，描繪著“民族國家”的理論構想，是華夏民族文化邁向統一過程的新台階。
如何實現“大一統”？諸家看法不一。法家推崇“一匡天下”“霸天下”，墨家主張“一同天下”，道家主張“一心定而王天下”，儒家主張“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有別於法家的暴力手段，墨家的人格化天，儒家推崇的大一統必須經由“仁義禮樂”教化實現，孔子直言“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主張通過“正名”、修己正人達至一匡天下，重新恢復以天子為核心，層級分明、秩序穩定的一統秩序格局。孔子身處社會嚴重失序的狀態下，深諳臣子僭越導致的嚴重惡果，故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通過“正名”，重塑君之尊位，使人們各行其道、各司其職。“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試圖通過對現實政治生活與權威勢力進行干預。在夷狄問題上，孔子認為夷狄具備禮義的可能性，經由教化夷狄的文化程度可與華夏相當。統一大業需要強有力的統治者以仁愛之心不斷融合華夏與四夷。為人君者一方面要自覺修德，一方面要將仁愛之心推而廣之，即會達至遠人皆服。孔子將其主張寓於《春秋》中，“大一統”成為其中的核心思想。孔子之後，孟子承襲其思想，並進一步提出以“王道”“仁政”達至天下“定於一”的理論構想。孟子指出“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荀子反復強調“一天下”，指出“四海之內若一家”。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儒家至聖先師致力於重塑社會秩序，建立君仁臣忠、天下一統的民族國家。這成為“大一統”思想的濫觴。
作為一部闡發《春秋》微言大義的著作，《公羊傳》發展了“一天下”，力倡“大一統”，是對孔子以降儒家政治理想的繼承與發展。何以從“王正月”演繹出“大一統”？古代授時為天子權力，尊周王曆法即是對周天子權威的尊崇。《春秋》記載魯史，故用周正，稱“王正月”。《公羊傳》闡發《春秋》大義，釋“王正月”為奉周王之“統”。據何休解：“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夏、商、周各受天命之一統，三統迴圈。三代以正朔確立起各自的合法地位，而新政權建立後，會同時保留此前兩個政權的後代及其相應的正朔、服色，從而使“三統”並存。“三統”之間並非單線的替代迴圈關係，而是以其中一統為主，另外二統為輔，即公羊家的重要概念“通三統”。大略而言，新王尊崇一統的同時要兼顧先前“兩統”，容許其後人、統緒以及曆法的存續，以示對先王之尊。《春秋》記載魯史，以周為正統，故謂之“王正月”。西周新立，得天命，改正朔、分封同姓親族與異姓功臣，天下皆以周曆為一年之始，從而使天下皆知尊周天子為最高領袖。與此同時西周也封夏商之後，使其祀統存續，允許他們保留各自的正朔、服色、禮樂。各諸侯國皆奉周王為“正統”，“王正月”即是凸顯“一統”的重要性。
董仲舒繼承並闡發了《公羊傳》“大一統”，將“大一統”與實現“大一統”的手段相聯繫，直言“《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他詳述歷史按照黑統（夏）、白統（商）、赤統（周）的順序迴圈流轉，推崇“通三統為一統”，以達“天下之‘統’一矣”的境界。在董仲舒看來，要扭轉“法制數變”的現象，凡不在六藝之內的邪僻之說都該斷絕。實現“大一統”就要統一異道、異論，統一百家，統一法制、法紀，進而才能“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董仲舒以天為主導，以陰陽五行為材料，創設出融合諸子思想中的天人感應說，將之運用於國家與社會政治生活領域。在漢武帝的支持下，“表彰六經，獨尊儒術”之風興起，儒家學說成為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主幹。
“大一統”理念成於先秦，付諸實踐於秦漢。秦始皇橫掃六合，集合強大的軍事力量，以強權摧毀抵抗勢力，在他看來“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過大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秦始皇曾派將北擊匈奴，南伐南越，不僅對少數民族報以輕視、敵對的態度，還不惜代價以殘酷戰爭加以打擊。西元前221年秦始皇完成了“六王畢，四海一”的宏偉大業，建立起了第一個高度集權的專制主義帝國，實現了政治上的“大一統”。秦始皇奉“地無四方，民無異國”為圭臬，“外攘四夷”，不斷開疆拓土，奠定了中國版圖的基本輪廓。秦始皇在軍事上實現了廣袤國土的一統，但面對政法混亂、文化各異、風俗不一、發展不均的各個地區，如何實行有效管理，成為秦王朝頗為棘手的問題。秦始皇詔令群臣商討對策，他汲取周亡教訓，以郡縣制取代分封制，官僚制取代貴族制，以“書同文、車同軌”式的中央集權終結諸侯割據，牢牢掌握中央對地方的絕對控制權。通過建立郡縣機構，秦王朝中央政府對全國的人力、物力可統一調用，對於加強秦國的經濟和國防力量有著重要意義，使後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如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等政策得以貫徹施行。秦始皇使“大一統”終成政治現實，與歷史的進步方向一致。在“大一統”制度下，秦王朝建立起龐大的官僚體系，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政府，作為中央與地方互動的紐帶，秦推行郡縣制，儘管後繼封建王朝在行政體制上有不同程度的創新、發展，但從理論而言，它們皆是秦代郡縣制的繼承與嬗變。正是在郡縣制基礎上，元代設行省，經明、清規劃與變革，奠定了當今行政區域劃分的雛形。歷史的車輪推動著傳統中國社會集結成為一個結構複雜、組織嚴密的統一整體，在大一統政府的管理下有序運轉。
秦開創的中央集權式大一統模式，奠定了中國傳統政治的基礎。但為鞏固統一大業，秦王朝採取高壓政策，以至於發生了“焚書坑儒”。這正是秦為確立起以秦文化為主體的文化統一所施行的極端殘酷手段，成為中國文化史上的一次浩劫，應予以批判。秦始皇的高壓、專制舉措成為深刻的歷史鏡鑒：思想、文化的統一絕非強制、粗暴的方式可一夕促成。正如司馬遷所總結：“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君王要落實善治，就必須將天下大勢與道相合，這種治政形態發軔於西周“天人合一”、“敬天保民”觀，歷經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大討論，沉澱為根深蒂固的政治形態，貫徹中國傳統政治之終始。秦王朝鞏固統治就必須建構起合理的意識形態。史實證明，秦始皇立足於統治者自身需求所制定的治國方略，忽略了民情、民心、民生，在邊疆治理上崇武尚爭，與道相悖，動搖了國之根本，招致速亡。但秦始皇推行的大一統制度是對先秦各國管理治政的提煉與昇華，奠定了“百代皆行秦政法”的基礎。自此，“大一統”成為中國正統的國家形式與制度體系，歷代王朝不斷繼承與發展，成為中華民族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
秦、漢反覆運算。經過漢初修養生息，至武帝時期，國家日益強盛。秦王朝在形式上結束了列國紛爭、諸侯爭霸局面，真正在思想意識上使人們達成統一則始於西漢武帝時期。武帝以秦亡為鑒，採納董仲舒建議，“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確立儒家思想為正統，在全國確立起統一的意識形態系統。這一意識形態立足於中國倫理本位的宗法社會，將傳統社會的倫理原則同治國原則有機結合，從而構建起以道為本體，立足人性、人心，貫通修、齊、治、平的“大一統”政治文化。在此格局下，皇權能否得真正之“勢”就在其能否合乎於“道”。“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現實政治要合於道就要掃除不良舊俗，大興教化，建立起適應新時代的禮樂制度。
漢武帝在經略四夷中，以漢夷共治為原則，佈施仁義，教以禮義，設置郡吏，尊重當地的文化風俗，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大一統”。漢武帝畢生致力於重構“天下”秩序，構築“大一統”王朝。他先後在改變與西域、西南夷、朝鮮等關係上不懈努力。他曾兩次派遣張騫攜厚禮出使西域，打通“絲綢之路”，與西方互通有無。董仲舒發揮《春秋》大義，完成“以夏變夷”的理論建構，成為與漢武帝經略邊疆相輔相成的治理理念。為落實先秦儒家治理理念的實操性與有效性，董仲舒以“天”為依據，以“大一統”為前提，指出夷夏可變的關鍵就在推行儒學教化。“《春秋》賢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今我君臣同姓適女，女無良心，禮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董仲舒主張要褒獎仰慕華夏禮儀文化的民族，同時也要以同樣的仁愛之心對待不肯歸化的夷狄，這是中國古代民族觀的飛躍。漢武帝在治理上採納董仲舒以“德”為核心的思想，“博恩遠施，遠撫長駕”，不僅減輕賦稅，還鑿渠修路，移民屯田，傳播技術、文化，促進了邊疆地區經濟與文化發展。他曾以儒生為特使，派之前往巴蜀，對當地民眾曉以大義，巴蜀終自願歸順。董仲舒“大一統”思想有了生動的歷史實踐，取得了巨大成功，儒學成為國家正統，形成獨尊局面。漢武帝構築的“大一統”王朝為多民族中國疆域的形成與發展奠定了基礎，成為其後歷代君王致力於維持的有效統治區域，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
秦帝國曾盛極一時，卻短命而亡，給後世明君以極大震懾，他們以此為鑒，金鏡長懸。漢承秦制，但汲取了教訓，有所改良，亦有所發展。最主要的調整就體現在確立儒家的正統地位，以“天命”“天人感應”與道德觀念來教化、約束君王，使之相信天命，懼怕天威，明晰“天命無常，惟德是輔”“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深刻道理，進而主動約束自身，從而為君權設限，避免走向極端。
漢代以後，歷朝明君皆接納此一主張，自覺正己化人，選賢與能。魏晉又承漢制，從紛亂走向統一，促進了多元文化的交融，孕育出恢弘的盛唐文化。隋唐宋元明清一脈相承，中華統一多民族國家不斷鞏固與發展，縱有短暫分裂，終歸一統。發軔於先秦的“大一統”與“天下一家”的觀念愈發深入人心。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一個歷經千年風雨鍛造，由56個民族組成，血緣相親、生死與共的命運共同體。五千年來，中華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間雖然有爭鬥，有分裂，但融合是主流，統一是主流，民族共同體意識正是在歷史發展鏈條中逐步彰顯，共同的歷史文化淵源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基礎性前提。從歷史文化深處培育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認同，是鑄就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情感依託、思想前提和文化歸依。“大一統”既是古代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基礎，亦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形成的文化底色。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實踐深深植根於中華各民族共度時艱的歷史記憶中。
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大一統”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持久、穩定的思想基礎，凝聚了社會共識，形成了價值體系，成為中華民族國脈傳承的精神紐帶。展開歷史長卷，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中，不斷進行著多方位、深層次的互動，情感聯繫得以深化，思想、價值觀上產生碰撞與共鳴，逐漸發展形成中華民族意識與文明共同體。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是各民族對中華民族共同體這一客觀存在的主觀反映，蘊含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各民族共有記憶、氣節、文化等一切精神內涵，政治認同、文化認同、身份認同是其重要的核心要義。[16]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包含了各民族在共同實踐中形成的理性思維與感性記憶，是各族人民認同意識的凝聚與積澱。在西方多元價值的衝擊下，凝聚中華各民族的價值共識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內容。
從“華夷之辯”到“四海一家”，華夷同宗同源的思想突破了民族狹隘意識，從精神層面聯結起中華各族人民的血緣紐帶。中華民族歷經幾千年的沉澱，融合儒、釋、道智慧，發展形成了團結統一的民族精神，成為各民族不斷發展的情感紐帶與精神支柱。儒家則是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傳統“大一統”思想以儒學為核心，推崇仁愛天下、“四海一家”，使各族人民在思想上達至統一，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成為經久不衰的主流價值觀念。在儒家思想的廣泛傳播與深遠影響下，西夏、遼、金、元、清等由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皆尊孔崇儒，以儒學為教化的主要內容，將之作為主流意識形態。“大一統”思想作為一種理念持久而深刻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與價值觀念，不僅為漢族所奉行，也在各少數民族中深深紮根。
當今中國大力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與儒家核心價值理念一脈相承，體現了對中華民族“大一統”思想精髓的提取與歸納，其目的就在於整合、引領多元思想，凝聚起中華民族的共同理想與崇高價值追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當代社會主義中國的共同思想基礎，它吸收、借鑒中國“大一統”思想中的優秀內容，並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容，符合現階段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體現了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於統一社會意志、集合社會智慧、激發社會活力，為推動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提供精神保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是各民族在長期共同的歷史生活中形成、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完善的重要財富，體現了不同成員的共同價值追求，明晰了不同成員的身份定位與價值依循，從而有效推動著社會成員間的交往、交融，加深了各族人民的情感認同、價值認同，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精神沃土。
習近平總書記早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即強調：“加強中華民族大團結，長遠和根本的是增強文化認同，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積極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17]文化是國家與民族的靈魂。強大的精神文明為國家、民族的進步提供了不竭的力量源泉。“大一統”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內核，深印在中國人的精神血脈之中，為中華民族在曲折發展道路中孕育出寶貴民族精神給予了思想引領與價值遵循，使得一體的觀念深入人心，維繫著中華民族的團結與統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紮根在這文明的基礎上，以此作為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記憶與精神棲息地。在“大一統”思想的歷史鉤沉中，人們持續承襲其精髓並不斷創新，產生了對民族文化共同的歸屬與認同，形成了民族精神凝聚力的價值遵循與思想指導，激發出強烈的民族意識。共同的文化記憶激發了文化主體對群體的隸屬感，他們從共同的文化記憶中汲取精髓，逐漸發展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大一統”思想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落實各民族血濃於水、共負使命的文化根脈。在凝聚社會共識，加強各民族文化互動中，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深刻的文化底蘊。以文化認同建構起的精神家園，是中華傳統文化、歷史風貌的積澱，蘊含著各民族共有的記憶、情懷與希望，是中華民族產生向心力、內聚力的深層動因。
“大一統”的發展歷史正是中華文化影響力不斷擴大、中國傳統主流文化對各少數民族文化不斷吸收、融合的過程。各民族文化猶如多源河流，不斷匯入中華文化中，共同鑄就了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燦爛輝煌。中國傳統中所追求的統一是以承認差異為基礎，並不要求在政治制度、語言風俗、宗教信仰上的整齊劃一。在“大一統”文化的影響下，中華民族形成了以“多元”為基礎的“一體”發展規律，同時亦突出了“一體”主旋律對“多元”文化的尊重。中華民族正是在長期跨文化交流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了多民族聚合體，多元文化長期互動互鑒、交相輝映。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正是歷史上文化長期互動的結果，不同民族在衝擊面前會凝結成強大力量，以此為基礎，中華民族能得以長久維繫並彰顯出強大的生命力。“大一統”文化的影響下，中華民族以“和而不同”的理念不斷包容、吸收、尊重各民族文化，這種文化特性使得中華文化如“雪球”般發展擴大，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得以維繫與建構的牢固基礎。“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天地間正是由多種不同性質的物質元素和合相雜生成萬物。“和”要求事物具備多元性，以某一存在為主體，在秩序中達至動態平衡。“和”在過程中以事物的多樣性為基礎求同存異，和衷共濟，進而延伸出其最高境界即團結一致、凝心聚力。正所謂“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和”正是萬物生長繁育所依循的規律，以此為原則實現天地之和、人人之和、天人之和，正所謂“六合同風，九州共貫”，統一、廣袤、強大的東方文明古國主張夷夏一體，以“和”作為歷來正確處理民族關係的精神指引與指導原則。“和”的文化理念一以貫之地影響和規範著歷代傳統政治實踐，他們以此為至上原則，使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政治格局不斷鞏固與拓展。各民族在交流互鑒中共同發展，“大一統”的文化理念深入人心，其中蘊含著“天下一家”的拳拳家國情感和浩浩民族大義，浸潤在中國人的血液中，凝聚成任何勢力都攻不破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中華民族共同體是歷史上各個族類群體長期交融、涵化的結果，也是將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各個歷史文化共同體整合到一起的產物。“大一統”統攝中華民族凝聚力、中華民族精神形成、發展與強化的各個階段，創造出輝煌業績。歷史不能割斷，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華民族必須直面歷史塑造出的現實基礎，以其內在規定性為依託，探索出一條能夠有效維繫政治、疆域、文化、人心相統一的現代化之路。“大一統”的歷史實踐充分證明，共同體意識的形成與牢固樹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維度發力。新時代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必須把党的領導貫穿到民族工作的全過程、體現到各方面。在党的領導下，通過完善差別化區域支援政策，提升西部經濟發展速度，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等多項舉措推動民族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夯實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經濟基礎；以加強各民族社會交往為紐帶，推動各民族在相互嵌入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中頻繁、有序地進行交往交流，從而突破民族偏見，落實思想溝通，實現情感交融，凝結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社會支撐；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以尊重多樣性與差異性為原則，在碰撞與交流中彰顯民族文化特色，增強文化認同，守護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根脈傳承。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民族不能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民族也不能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維護各民族根本利益、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必然要求。中華民族一家親、同心共築中國夢。在平等基礎上加強團結，最終目的是要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發展繁榮和進步。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新征程中，必須深刻認識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必然性、極端重要性與現實針對性；需要彙聚各民族力量、鼓舞全民士氣的強大精神動力，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
古鏡今鑒，“大一統”可謂中國歷史轉動之軸心。正是“大一統”的傳統，從根本上保持了一個廣袤的泱泱大國矗立在世界的東方，保持了它的古老文明不曾中斷，而且還創造了歷史上世界文明的巔峰——“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漢唐盛世。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先驅李大釗就曾論述中國在古代一直領先於世界，尤其是漢唐，為世界文明進步做出過大貢獻，只是到近代才落伍，被動挨打。但他堅信“青春中國”一定會誕生，中華民族一定會復興，中國必將“於世界文明為第二次之大貢獻”[18]。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是要使中國稱霸世界，而是為了實現當年李大釗的宏偉心願——使中國第二次大貢獻於世界之進步。今日要把中國建設成為政治上高度統一、經濟文化高度發展、各民族融合繁盛的現代化強國，迫切需要發掘“大一統”之精髓，繼承“大一統”之傳統，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凝聚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作者分別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河南師範大學講師；“研究闡釋黨的二十大精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蘊及思想理念研究》首席專家、核心成員）
①引自《人民日報》2019年9月28日刊登的《習近平在全國第七次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出自《漢書·王吉傳》：“《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王吉，字子陽，西漢時琅琊皋虞人，官至博士諫大夫；其中提到的“桃花石”一詞經學界考證，寓指中國無疑，然學界就“桃花石”的來源問題眾說紛紜，一說其為“拓跋”的對音，拓跋氏曾建立強盛的北魏王朝，影響遠及中亞，“桃花石”遂成為中國、中國人之代稱；一說其源於“唐家”一稱，為“唐家子”之訛音，指唐朝而非北魏；一說其源於回紇“大汗”一稱。此一詞之源流尚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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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十三經注疏》整理委員會.十三經注疏·論語注疏[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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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准噶尓史略》編寫組.《清實錄》準噶爾史料摘編[M].新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135.
[15]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85.
[16] 董慧，王曉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本內涵、現實挑戰及鑄牢路徑[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21,41(04):21-29.
[17] 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央民族工作會議精神學習輔導讀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195.
[18] 中國李大釗研究會.李大釗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