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福安市紀委監委回應民生關切，深入基層一線察民情、解民憂，推動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圖為該市紀檢監察幹部在上白石鎮白石阪村聽取群眾意見建議。 吳其文 攝
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只有植根本國、本民族歷史文化沃土，馬克思主義真理之樹才能根深葉茂。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將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與其他九個方面一起概括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能夠彰顯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十個重要元素。這些元素，同科學社會主義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堅持“第二個結合”，以馬克思主義真理力量啟動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馬克思主義也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沃土中獲得豐厚滋養。
民為邦本、為政以德蘊含著綿延悠長的文化底蘊
民為邦本，原寫作“民惟邦本”，出自《尚書·五子之歌》：“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意思是人民是國家的根本。這也是中華民族歷代相傳的箴言。
為政以德，出自《論語·為政》，“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描述的是崇尚德治的治理模式。德治是中國傳統政治合法性的依據，代表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突出的政治品質。
作為中國傳統的治理思想，民為邦本與為政以德密不可分。從“以德配天，敬德保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等表述可見，民為邦本與為政以德是具體與抽象、實踐與理念的對應關係。
“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民為邦本為“為政以德”提供了行動指南，將抽象的“德”轉化為了具體的“民”。相關論述，古籍的記載不勝枚舉，如“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左傳·哀西元年》）“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戰國策·趙策二》）為了使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理念與取向更加具象化，先賢賦予其養民、富民、教民三個層次的具體內涵。《論語·子路》篇記載：“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此勾勒出由為政以德治理理念到民為邦本實踐方向再到“庶”“富”“教”具體路徑的完整圖景。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為政以德作為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顯著標識，歸根結底是由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道德主義所決定的。值得一提的是，為政以德作為中國傳統治理的精神內核，雖由孔子提出，但經過歷史長河的氤氳激蕩，已化潤為諸子百家融會貫通的理念體系。其中不僅有儒家“仁”的意蘊，也有道家“順”的內涵，還有法家“規”的要素等，最終在諸多思想流派的碰撞中，形成了至今仍然發揮效用的政治智慧。
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共產主義理想彰顯了信而有征的科學精神
馬克思認為，“歷史上的活動和思想都是‘群眾’的思想和活動……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指出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主體。群眾史觀作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從歷史必然性的整體力量出發駁斥了英雄史觀的意識決定論。
首先，群眾史觀堅持人民群眾是財富的創造者。恩格斯說：“無論不從事生產的社會上層發生什麼變化，沒有一個生產者階級，社會就不能生存。”人民群眾在生產過程中不斷改進工具、提升技術、積累經驗、總結教訓，促進社會生產力持續發展，推進生產關係不斷變革，才會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進步。
其次，群眾史觀指明了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決定性力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是人民群眾發揮歷史主動精神，推動社會形態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實現生產關係的根本變革、社會制度的新舊更替。
再次，群眾史觀主張人民群眾才是英雄人物。恩格斯說：“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一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正是這些廣大群眾的、整個民族的、整個階級的行動‘引起重大歷史變遷’。”毛澤東也基於群眾史觀的科學立場強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不僅描述了一種代表人類道德自由與自覺的共產主義道德理想形態，“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而且根據唯物史觀的科學邏輯得出了“兩個必然”的科學結論，論證了共產主義道德理想的價值應然性與歷史必然性。同時，他們還明確了公有制生產方式基礎上的共產主義道德。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架構強調了共產主義道德的本質是人的自由，充分肯定了人作為道德主體的實踐性與能動性。
民為邦本、為政以德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既高度契合，又相互補充
“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馬克思主義的群眾史觀、共產主義理想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理念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起來，不僅鞏固了文化主體性，還築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根基。
一方面，群眾史觀與民為邦本在堅持群眾是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方面高度契合。如《荀子·王制》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恩格斯認為：“人們創造歷史的活動，如同無數力的平行四邊形形成的一種總的合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著名的“舟水論”與馬克思主義群眾史觀的“平行四邊形論”，都從量變與質變轉化的角度說明群眾不僅是數量最多的社會群體，而且經群體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合力會成為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
另一方面，共產主義理想與為政以德在社會治理的“善治”層面實現了高度統一。馬克思主義暢想的共產主義是“人和自然界之間、人和人之間的矛盾的真正解決，是存在和本質、物件化和自我確證、自由和必然、個體和類之間的鬥爭的真正解決”。為政以德主張的是德治，而德治又意味著“一體為仁”“忠恕之道”“民胞物與”的圓融狀態。徹底解決鬥爭與矛盾的共產主義理想與為政以德追求的和諧圓融願景反映了“善治”的殊途同歸。
“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群眾史觀與民為邦本、共產主義理想與為政以德除了高度契合，還相互補充，打開了思想解放的創新空間。
群眾史觀與民為邦本雖然都突出了群眾對社會發展的決定性作用，但二者對應的物件不同。前者是無產階級用來武裝自身的科學理論，證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合理性；後者則告誡為政者要嚴守視民如傷的治國底線。將群眾史觀自下而上的發動與民為邦本自上而下的貫徹相結合，不僅展示了群眾觀點理論向度的雙向貫通，還開闢了人民民主專政的互動路徑。
共產主義理想與為政以德對自由的實現與內蘊有著不同維度的把握。共產主義理想追求的自由是社會的整體性自由，對應的是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極大豐富的經濟基礎。但凡具備了足夠的物質生產條件，個體自由與整體自由便是客觀規律與發展趨勢所主導的必然結果。為政以德蘊含的自由則側重於為政者從善如流的感召，呈現的是個體內在的自我超越，即以修身為起點，進而實現知情意、心性行、真善美相統一的境界。將共產主義理想由外向內的方式與為政以德由內向外的路徑相結合，不僅能實現物質自由與精神自由相互同步、相互促進的良性迴圈，而且產生了奇妙的化學反應，形成了客觀規律與人性、民情交互作用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徐佳佳 作者單位：河南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