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聂菲璘
2023年6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了中國國家版本館和中國歷史研究院後，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了“把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繼續傳承下去”的號召，並深刻闡述了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第一條就是突出的連續性。“我們文化不斷流，再傳承，留下的這些瑰寶一定要千方百計呵護好、珍惜好”。“將來傳下去，還要傳五千年，還不止五千年”。習近平總書記這些話表達了賡續中華文脈，澤被千秋後世的使命和擔當。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而綿延至今的古文明。德國學者卡爾·維塞林(Carl Emmo Vissering)在他的《中國》一書中說：“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民族擁有像中國這樣不間斷發展的歷史……中國人是能將他們的歷史追溯到遠古時代的唯一一個文明民族。至今，中國人主要還是依託其祖先們在人類孩童時期所創造出的文化。自然地，中國也受到過外來的影響……印度的影響，特別在宗教和藝術上，也是值得一提的。但這一切都改變不了下列事實：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經歷了時代的變遷，再沒有比追溯中國發展的軌跡、探索歐洲古文明相繼沉淪而中華民族數千年經久不衰的奧秘更有意思的了。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觀點是不正確的：所有的文化經過興盛之後必定會衰亡。但中國就是相反的佐證。雖然中國的文化停滯了數百年，但在這個精神健康的民族中沉睡的那股力量，完全有可能使中國擺脫眼前的困惑，再次走向新的繁榮。”1
中華文明為什麼具有突出連續性？這個問題引起的不僅是中國人自身、而且是來自世界開明哲學家的深思。在中華文明傳承發展的過程中，很多因素都曾起了作用，但必須把握其中最關鍵的幾個因素。唯有如此，才能明了如何使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繼續傳承下去，在這個過程中應當弘揚什麼、創新什麼、摒棄什麼，才能在守正的基礎上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也才能真正秉持開放包容的精神，明了應該學習什麼、開放什麼、包容什麼，建設真正意義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漢字是中華文明得以傳承至今的關鍵因素，也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石，維繫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紐帶。漢字作為當今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集形音義於一體，是一種智慧的符號。聲音言出即逝，漢字經久不衰。漢字從甲骨文、金文、簡帛文，到小篆、隸書、楷書，可謂一脈相承；雖然形音義多少有所變化，但漢字作為語言文字的載體亙古不變，並且本身具有教化的內涵。陳寅恪先生雲：“依照今日訓詁學之標準，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2
德裔哲學家凱澤林伯爵(Hermann Keyserling)對東方文化推崇備至，尤其認為中國的文字最值得讚揚，因為它不僅象形、象聲，而且象意，最能運載精神文化的奧義。它好像是一種含意深刻的藝術品，高標在摩天的層樓上。平地視之殊難盡其超妙，非提神仰望不足以語其崇高。像這樣的文化，可以說是“品德文化”。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人，必須有高深的修養，才能領略到其中的真義與優美。他說：由於圖像的存在，這種文字比語音表達得更多。形而上學的意識以及內心深處的宗教感受，這些都是無法用其他語言來表達的；但是，中文能夠做到。3
二十世紀早期，在中國的一些外國人提出了應當廢除中國傳統漢字的看法，認為應該要將漢字改變成為一種拼音文字。曾任萊比錫大學東亞學系主任的德國學者鄂可斯博士(Eduard Erkes)對這種提議做出深刻評論：“中國文字是連接人民和國家的紐帶，放棄它就意味著將國家拱手讓給外國。正因如此，歐洲文化的某些代表們才會這麼起勁地想要廢除中國文字。沒有這種文字，中國同東亞文化圈各國人民的精神聯繫也將會停止，至少會受到嚴重影響，對中國教育的嚴重後果更是不可估量的。這將使中國與其昔日累積的精神財富割裂、與其文學遺產割裂、與其藝術財富割裂；中國的精神文化將會沉淪，中華民族將會失去其賴以生存的根本，並成為外國的附庸。”4
英國被譽為“近世以來最偉大的歷史學家”湯因比教授(Arnold Joseph Toynbee)說：“當我的曾孫女也到了我這般八十二歲高齡的時候，若屆時人們已經採用了一組數量精簡的中國漢字作為國際溝通書面文字，就如同阿拉伯數字已成為世界通用的數位書寫形式一樣，我個人對此一點都不覺得驚訝。此事乍聽之下或許會令人感到奇怪，因為像漢字這樣的表意文字較任何所有拼音文字都更為複雜，而且基本字數的數量也比字母多，因為表意文字表達的不是基本的語音元素，而是一個意念。即便如此，象形文字依然擁有一項重要的優勢：語音會改變，但是人們的概念卻是相對不變。我舉一個例子來闡明我的想法。假設有一個西元前五世紀的希臘人復活了，他前往當今的希臘並且嘗試著與當地居民交談，但是卻沒人能聽懂。此時，古希臘人和現代希臘人都講的是希臘語，然而，因為語音、文法，以及字彙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以至於這位復活歸來的古希臘人與現代希臘人彼此都無法溝通。可是，如果有一個西元前五世紀的中國人在今日復活，且讓我們假設他就是中國的孔老夫子，並且假設復活的孔子恰巧遇見了毛主席；這兩位中國人並不會試圖用言語來和對方溝通，他們會警覺到，倘若他們是以說話來進行溝通，那麼他們就會如同先前的希臘人一樣，彼此聽不明白。這兩位並不說話，而是把自己的話寫下來進行溝通；他們所寫的文字古今一致，其行文（文言文）的方式，也是古今不變的，從而讓孔子與毛主席實現交流。因此，中文所擁有的這個優越性，是我們這些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們應當要牢記在心的。語音會變，這是任何語言都無法抵擋的趨勢，這是拼音文字所存在的重大缺陷，無論使用哪一種拼音系統，都避免不了這個缺陷，拉丁文存在這個缺陷，希臘文、俄文、阿拉伯文，以及希伯來文等文字亦複如是。這個缺陷是所有拼音文字所固有的，而且，正因為有這個重大的缺陷，令拼音文字在説明語言不通的人們實現互相溝通方面，作用有限；即使是同一種語言，拼音文字也對身處不同時代的讀者之間進行溝通方面，作用不大，因為語音早已經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
可見，漢字、文言文的發明和使用是使中華文明得以不中斷地承傳至今的重要載體。中國的文字是智慧的符號，即使讀音發生變化，但形象相對穩定，後人始終能夠通過形象理解大致含義；文言文是古人創造的傳承文化的偉大工具，將文言和語言區分開，語言習慣會隨著時代風俗發生變化，而落在書面的文言格式永恆穩定，含義不會出現偏差。正因如此，歐洲著名的漢學家、曾擔任瑞典人文科學院院長、皇家文史考古研究院院長的高本漢教授在他的《中國語與中國文》一書中寫道：“中國的文字和中國的語言彼此分開的情形，非常適合，所以是必不可少的。中國人一旦把這種正體字和文言文廢棄了，就是把中國文化實行的基礎放棄了。”高本漢教授的學生、曾擔任瑞典文學院院士的漢學家馬悅然教授2015年4月24日在澳門接受《澳門日報》的採訪中也曾指出，正體字對中國文化傳承十分重要。他對於大陸使用簡體字感到可惜，並擔心大陸的孩子長大後因看不懂正體字，而無法閱讀古典作品，但他相信幾十年後，簡體字會被捨棄。他說：“大陸現在有很多都反對簡體字，他們在後悔。還有，現在小孩子長大的時候，他們根本沒有辦法讀1958年以前的東西了。”這些漢學家們的真知灼見提醒我們，要把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中華文明繼續傳承下去，重視漢字（正體字）、文言文的學習、使用、教育和普及已迫在眉睫。
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至今沒有中斷，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在於它是“志於道”的文化，追尋的是宇宙人生的大道。《論語》中的“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可謂對中國傳統文化精髓的綱領性概括。這裡的“道”，亦即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作為終極旨歸意義的宇宙萬有的本體。在中國古人那裡，學習一切技藝，從事一切職業，都不僅是謀生的手段，更是為道的途徑、得道的方法。“得道之人”在不同學派也有不同稱呼，在《周易》中稱為大人，在儒家稱為聖賢，在道家稱為真人。
得道之人具有的一個重要特點——無所不知，即“全知”。這就決定了求道的方法與求學、求知的方法不同。老子指出：“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得道之人正是通過無知、無為的方式達到了無所不知、無所不為。而在求知、求學的過程中，即使知識再豐富，但只要有知，就會有所不知，就不可能達到“無所不知”的境界。而聖人用心如鏡，其“無知”的心境，猶如鏡子一般光明潔淨，本身沒有任何圖像，但誰來都可呈現其相。鏡子起作用所達到的狀態就是“無所不知”，而其自身仍保持一塵不染（無知），寂而常照，照而恒寂。這說明，求“道”開啟的是自性的明德智慧，即《大學》中所講的“明明德”。這種自性明德是人去除思慮後達到的本自具足、本自清淨、本來如是的境界，而知識則是通過人的思維想像邏輯分析等設計而得來。古代修道之人通過“滌除玄覽”“心齋”“坐忘”“半日靜坐，半日讀書”等等方式成為得道之人。
中國古人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即任何人通過學道都可以成聖成賢（“全知”）。但是在西方文化中，“全知”的上帝只有一個。因此，用西方求知識的方法理解中國古聖先賢的智慧，在方法論上就已存在相當的困難。
方法論的不同也導致了世界觀和認識論上的分歧。西方人的世界觀和認識論以“二元對立”為主要特徵：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人、人與自然界等等。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滲透到方方面面，於是父子、夫婦、老闆與員工、乃至兄弟、朋友、企業、國家之間都成為彼此對立的關係。所謂的競爭、博弈論等概念和理論，都是在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中產生的。用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和眼光來審視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父慈子孝、夫義婦德、君仁臣忠、兄友弟恭、誠信合作，互利雙贏、協和萬邦、天人合一等理念，不可避免會導致誤讀與誤判。
而中國古人很早就形成了“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世界觀，正如王陽明先生所說“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者也。”在這種“一體之仁”的觀念之下，父與子、夫與婦，乃至兄弟、朋友、君臣、國家之間都是和諧一體的關係，因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這種整體的思維方式下，中國雖然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但是仍然保持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乃至國與國之間的和諧相處，從而使得中華文明作為歷史上唯一一個沒有中斷的文明得以延續。究其原因，在於中國人在絕大多數的歷史階段中都尊重了古聖先賢“志於道”的發展方向，遵循了“天人合一”的世界觀，採取了“一體之仁”的整體思維方式，堅持了“民胞物與”的道德觀念。
荀子說：“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托。”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這些都是強調唯有順應“道”來修身治國，才能達到理想效果，否則必然敗亡。而“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這種“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常理恒常不變，而體現和落實這些常道的方法和形式，則可隨時代發展而加以適當取捨和創新，這就是“變”與“不變”的辯證關係。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志於道”的文化，強調“一體之仁”的德性論，這是理解中華文明具有突出連續性的關鍵，也是理解其他突出特性的密碼。正是因為以道治國，才能得道者多助、順天（即天道）者昌，使中華文明具有了突出的連續性；在順應天道的前提下損益盈虛，與時偕行，革故鼎新，而非陳陳相因，故步自封，才使中華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創新性；“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培養了中華民族“天下大同”的博大眼光和“天下一家”的開闊胸襟，形成了協和萬邦、胸懷天下的文化傳統，對內形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對外形成“萬國來朝”的國際局面，使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中華文化懷抱著“道並行而不悖”及“和而不同”的開放精神，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在這個過程中，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中合於“道”的部分相互吸納融合，有悖於“道”的部分則在歷史的發展中逐漸淘汰，“志於道”的特點不僅使中華民族在文明互鑒、文化交融過程中始終保持高度自信，也避免中華文明被其他文明所反噬，使中華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包容性；按照“天道好生而惡殺”的規律處理國際關係，必然採取慎戰、德政，“強不執弱，富不侮貧”“國雖大，好戰必亡”“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使中華文明具有了突出的和平性。
總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一種關於“道”的整全認識。《中庸》雲：“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人無論是在處理與家國社會之間的關係，還是在處理與天地自然之間的關係時，都崇尚效法於“道”，循“道”而行。因此，講經教學的場所也因而被稱為“道場”（有講道、行道、弘道之人才能是名副其實的“道場”）。一言以蔽之，按照“志於道”“合於道”的方向和標準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延續至今的最重要原因。
傳道、弘道都需要有一定的載體。中國古人強調“文以載道”“以文化人”。“文”的甲骨文和金文象人身上花紋的形狀。《說文》雲：“文，錯畫也，象交文。”後來，“文”泛指符號，引申為文字（“獨體為文，合體為字”），後來又進而具有了文章、禮樂、曲調等意思，表現在事理方面是倫理、道德、禮樂、制度、哲學、文藝、歷史、科學、宗教、法律、風俗、習慣等。
“化”的甲骨文和金文象兩個人形，一個正立，一個倒立，會意變化顛倒之意。《說文》“化，教行也”，是“化”的引申義，意為人受教而變化。人們接受了道業、變化氣質、改過遷善，在各方面起了若干的變革，這種“變革”就稱為“化”。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雲：“教行於上，則化成於下。”“上”指領導、幹部、老師、父母，“下”指下屬、民眾、學生、子女。《說文》將“化”字歸入“部”而不歸入“人部”，是在強調“人者”，而不是“於人者”。“人者”就是所謂的“上”，是施行教化的關鍵一方，更是寓意正己才能化人。
“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字、文章、禮樂等文藝形式變化人的氣質，達到轉惡為善、轉迷為悟、轉凡成聖的目的。這說明，聖人順應天道自然的規律以及社會人倫大道之禮來教化人民，強調無論是文字、典籍、禮樂還是其他藝術形式，都以承傳和弘揚“道”（如五倫、五常、四維、八德等）為宗旨。
典籍（經、史、子、集）文章記載的是古聖先王“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智慧和方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經驗和教訓。《群書治要·序》雲：“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中國古代史是一部不間斷的有文字記載的信史。在經史子集等典籍的薰陶下，中國古代士人形成了特有的精神品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位卑未敢忘憂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愛國情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獻身精神，等等。習近平總書記參觀中國國家版本館和中國歷史研究院的目的，也是在提醒人們：深入經典、學習歷史是弘揚中華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最重要方式。
禮樂是古聖先王順應天地自然規律而設定的治人之情的行為規範，所謂天之道與人之禮。禮樂出於人之自性，先王依循本性自然，作訓垂範，制禮作樂，教導民眾，民眾循禮修道，返其自性。禮具有防患於未然的作用，是人的當行之道。古人把禮比作防洪的堤壩，廢除堤壩會導致洪水氾濫，造成危害。《禮記·樂記》雲：“先王之制禮樂，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這點明了禮的教化作用。民懂禮則易教。《孝經》雲：“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昔日周公制禮作樂，使成康二代，德教普化，民皆親愛，禍亂不起，災害不生，囹圄空虛，刑措不用，前後長達四十餘年。人受到禮樂的教化而回歸正道，則社會安、天下平，因此，自漢以降，歷代多以禮樂政刑治國，採取了禮主刑輔的治國方略，中華傳統文化又被稱為禮樂文化。因此應當重視挖掘古人關於禮、樂、政、刑四者的排列次序中所體現的治國理念，深入挖掘中華優秀傳統禮樂文化“絕惡於未萌”“起敬於微眇”的“禁於將然之前”“防患於未然”的治理效果。
《禮記·祭統》雲：“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治理社會的各種措施中，禮是要緊的。禮分為五種（吉禮、凶禮、軍禮、賓禮、嘉禮），其中最重要的是祭禮。因為祭禮屬於吉禮，因此吉禮排在五種禮的最前面。祭禮並不是由外在的事物發生，而後再形成相應的禮儀，而是源自內在，內心有所感，通過外在的禮儀，表現在行為上，形成了祭禮。祭祀之禮是由心發出，自內而外的，是內心對親人、對先烈的思念與感恩，這種思念之心、感恩之心、至誠恭敬之心，自然流露於外，表現在行為上，就是祭禮。《禮記·祭法》雲：“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曾將各種有益的方法傳授給民眾的人應當被祭祀、為操勞國事而殉職的人應當被祭祀、有安邦定國功勞的人應當被祭祀、能抗禦大災大害的人應當被祭祀、能抵禦重大外患的人應當被祭祀。可以看出，祭祀的物件是有功於國家社稷、有功於人民的人。祭祀的目的，是為了通過定時舉辦祭祀典禮，表達對祖先、天地萬物、以及有功於國家之人的恭敬與感恩。祭祀教人不忘本，飲水思源，知恩報恩。中華文明之所以歷經數千年傳承而不衰，與重視祭祀有著密切的聯繫。為了紀念有功於國家社稷的人，古時人們設立專門的廟來祭祀，例如大禹廟、關帝廟、藥王廟，就如同現代社會的紀念碑，或者故居、紀念館，來追念緬懷國家功臣。
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表決通過設立烈士紀念日，這就是古代祭祀的傳統在當代的創造性轉化。2019年國慶的前一天，習近平等党和國家領導人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向為共和國建設事業英勇獻身的烈士默哀，瞻仰人民英雄紀念碑。在敬獻花籃儀式前，習近平等党和國家領導人還來到毛主席紀念堂瞻仰毛主席遺容。這些都是党和國家領導人代表全體中華兒女深切緬懷老一輩革命家，追思革命先烈的豐功偉績。10月1日國慶慶典，有眾多令人淚目的瞬間，習近平總書記向黨旗、國旗、軍旗行注目禮；無人站立的1949號檢閱車；還有戰旗方隊，100面英雄的戰旗，就是100部英雄的歷史；以及致敬方陣，一張張照片上，是為祖國獻身、為人民幸福生活奮鬥的先輩。整個慶典活動都是告訴我們，不要忘記來時的路。飲水思源，感恩先烈，銘記先輩的豐功偉績，緬懷他們的精神風範，表達對他們的崇敬與愛戴。這不僅是誠敬之心、感恩之心的表現，又能進一步使後人生起恭敬心、感恩心、責任心和使命感，激勵後人牢記奮鬥的初心和使命，繼承前人的志向和事業，像先輩一樣去奮鬥和擔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民族精神的血脈承傳。涓涓細流匯成江海，最終是文化、文明的承傳。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華文明傳承至今，就是因為中華民族有著代代傳承的精神和實踐。
除了文字、典籍、禮儀以外，中國古代的戲曲、書法、繪畫、雕塑、建築、工藝、園林等其他藝術形式，也都秉持了“思無邪”的理念，都具有引導人向善好德，明了人倫大道，涵養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德性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說，無論是哪一種文藝形式都是真善美的統一，都將“文以載道”“以文化人”作為內在要求，這是中華文明綿延不息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進行創新必須堅持的前提。在現代社會，可以通過廣播、電視、電影、電視劇、網路、微視頻等現代科技和資訊化等創新手段宣講中華傳統美德，傳播正能量，弘揚主旋律。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華文明能夠承傳五千年而沒有中斷，是因為每當文化繼絕存亡的關鍵歷史時期，就有一批深入中華文化精髓、領略中華文明大道的讀書人振臂高呼，有人為了注釋經典殫精竭慮，有人為了弘揚正法歷經磨難，有人為了人文正義奔走呼號，有人為了培養人才嘔心瀝血，有人為了講經教學闡述精微，有人為了延續文脈費盡周折。一代又一代志在“為往聖繼絕學”的弘毅之士賡續接力創造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拼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如今，要將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中華文明繼續承傳下去，迫切需要培養一批有學問、有道德的志士仁人——既能夠讀懂漢字、文言文，深入經典，也能夠身體力行經典教誨的君子聖賢，通過講經教學、言傳身教以及文章、禮樂、文藝等各種教育形式，使典籍中的文字活起來，在“志於道、據於德”的前提基礎上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使五千年中華文明古樹不斷煥發新的生機。
參考文獻：
1.Carl Emmo Vissering，China, Eigenverla. des Ver-fassers Tientsin, 1943, p.1~13.
2.《陳寅恪集書信集》，轉引自何九盈：《漢字文化學》第二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第81頁。
3.Graf Hermann Keyserling, Das Reisetagebuch eines Philosophen(《一位哲學家的旅行日記》第2卷), Otto Reichl Verlag, 1920, Leinen , p.437~442.
4.Eduard Erkes, China. Gotha, F. A. Perthes, 1919, p.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