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聂菲璘
《左傳》又稱《春秋左氏傳》或《左氏春秋》，是先秦時期的編年體史書，為解釋《春秋經》而作。《左傳》相傳是春秋末年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記載了上起魯隱西元年（前722），下訖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共255年的歷史，共計18萬多字，全面、系統、周詳地記載了周王室及諸侯列國所發生的重大事件，辨明其原委曲折，反映了春秋時期的社會風貌和歷史進程，是我國古代第一部敘事完備的編年體史書。《左傳》集經、史、文於一體，傳遞思想與大道，蘊含著豐富的修身智慧及治國理政思想。
春秋時期，宗周社會的禮樂文明走向瓦解，但社會變遷也引起了人們對禮的反思和重建。鄭玄雲：“左氏善於禮。”《左傳》中禮的思想極為濃厚，禮幾乎成了衡量一切的標準，甚至可稱為一部禮書。《左傳》對禮的由來、本質、作用等都有著深刻論述。《左傳》雲：“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左傳》對“禮”與“儀”作了區分，它所推崇的禮並不是徒有其表的形式，而具有本質的內容。禮是內在德與外在儀的統一，其本質是敬，失去了本質與德行，禮就是徒有其表的“儀”，起不到禮的作用。昭公五年（前537），魯昭公出訪晉國，貌似各個環節都沒有失禮之處。晉平公認為魯昭公很精通禮。汝叔齊反駁道，魯昭公懂的是“儀”不是“禮”。禮是用來保有國家根基、推行政令、無失百姓的。現在魯國政令在三家大夫手裡收不回來，有人才卻得不到重用，破壞與大國的盟約還欺侮小國（魯國趁莒國內亂奪取其鄆地），在他人危難之際獲取利益（趁莒國動亂奪取鄫邑），卻不知道自己有危難。公室軍隊一分為四，百姓就食於三大家族，臣民無人心存公室，不為昭公謀劃未來。身為一國之君，危難將要降臨卻不憂慮自身的處境。禮的根本與枝末就體現在這些方面。而魯國國君卻以儀為急務，反復演習，說明他精通禮實在差得太遠。汝叔齊的這段話深刻說明了禮與儀的區別。
禮治是通過外在儀的要求與內在的德行相輔相成，而達到治理國家的目的。莊公二十二年（前672），齊卿陳完請齊桓公飲酒，桓公認為陳完賢德，於是赴宴，二人相聚甚歡。夜幕降臨，桓公意猶未盡，要點燈繼續暢飲。陳完卻辭謝說，自己只準備了白天設宴招待君主，沒有料到夜裡宴飲，因此不敢奉命。對此，《左傳》評論道：“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酒是用來完成禮儀的，不能沒有節制，這是義；陪君主飲酒完成了禮儀，不使君主過度，這是仁。陳完辭謝是不想陷桓公於不仁不義，因為禮是成仁成義的憑依和維繫。
晏子與齊景公的一段對話也說明了這一點。昭公二十六年（前516），齊景公和晏子坐在正廳中，景公感歎自己死後漂亮的屋子會被陳氏所占。晏子對景公說，陳氏雖然沒有大的德行，對於民眾則樂善好施。君王徵收重稅，而陳氏以豐厚的財物施捨於人，民眾都歸向他了。《詩經》說：“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陳氏的佈施，民眾已經為之唱歌跳舞頌揚了。如果您的後代稍有怠惰，且陳氏不滅亡，那麼國家就要成為他的國家了。景公聽後就問該如何是好。晏子回答，只有禮方可制止此事。
景公感慨晏子說得對，可惜自己卻做不到。不過從現在開始，自己知道禮是可以治國的了。晏子接著說，禮可以用於治國的由來已經很久了，可以說禮與天地並存。“君令臣恭、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恭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齊景公稱讚晏子所說的話，但是此時他已經無能為力去改變當時的狀況了，後來果然田（陳）氏代齊。
中國自古以來崇尚任人唯賢、選賢舉能，這在《左傳》中有著豐富的呈現。下面從舉賢、讓賢、用賢三個方面進行闡述。
先說舉賢。襄公三年（前570），有祁奚薦賢“外舉不避仇，內舉不失親”的故事。祁奚請求告老退休，晉悼公問誰可接任，祁奚先後舉薦了自己的仇人、自己的兒子、下屬的兒子。他舉薦人才的原則是唯賢是舉，不因對方與自己有仇怨而不舉薦，也不因是自己的兒子或下屬就刻意回避。無偏私，不結黨，不諂媚，只要對方是賢德之人，能夠勝任，便舉薦出來。祁奚薦賢如此，全因自己就是一位賢德之人，一位忠於國家的社稷之臣，在舉薦人才時無偏無私，坦坦蕩蕩，心中只有江山社稷，完全出於一片公心，以身觀身，發現與自己有相同志向的人，從而舉薦出來。
再說讓賢。有史評說，讓賢是春秋時期晉國之所以興盛的原因之一。晉國名臣趙衰三次讓賢，使眾多賢臣居於卿位，晉國國富兵強，晉文公稱霸天下，成為春秋時期第二位霸主。
襄公十三年（前560），晉國有兩位將帥去世，晉悼公再次任命軍隊統帥。在這次任命中，更是上演了“一人讓賢，其下皆讓”的佳話。范宣子讓中軍帥，諸位將佐在接下來的任命中也都效法謙讓的善行。有德行者自會讓賢，推舉更加合適的人選，即使德行稍差者，在示範效應的影響下，也會遵循禮讓的德風，不敢違背讓賢的善舉。通過一系列的讓賢與任命，晉國再次合理安排了將帥的位次。《左傳》對此評論說：“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在晉國，王公大臣能夠相互謙讓禮敬，百姓自然會感受到這種和睦的氣氛，晉國因此而太平，數世都蒙受利益。這就是晉國之所以昌盛興旺的原因。
最後說用賢。有賢而不用，等於沒有賢士，而用賢就是要聽從賢士的意見。成公六年（前585）的晉楚對抗中，晉國中軍帥欒書的佐將有十一位，其中只有三位不主張出兵，欒書則遵從了這三位的意見。有人問欒書，想要交戰者占多數，為何不聽從眾人的意見呢？欒書回答說，如果同樣是好的意見，那就服從多數。眾人所應當遵從的是善，也就是好的、對的意見。現在三卿是晉國的賢士，他們的意見是好的。遵從好的意見，有什麼不可以嗎？欒書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懂得如何用賢。如果以人數多少為標準，三人確實不敵八人。但是欒書認為，善為眾之主。現在三卿是晉國的賢臣，他們的意見是善的，即使是少數，也應當以善的意見為主。
《左傳·成公十三年》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要想實現社會安定、百姓安居、國家富強，需要做的事很多，而《左傳》稱祭祀與軍事是國家大事，是因為祀與戎都關乎國祚。這需要從認識“祀”與“戎”這兩個字開始。
“祀”的甲骨文，左邊是“示”，右邊像一個跪著的人形，是從祭祀時用於象徵神主之位的形態變化而來。“祀”泛指祭祀。《說文》雲：“祀，祭無已也。”子孫祭祀永續不絕，代代承傳。
“戎”的甲骨文，由“戈”和像盾牌形狀的“甲”組成，是擊打與防禦的組合。戎的本義是兵器，引申為戰爭、軍事。在古代，“幹”也是“盾”之意，“戈”“盾”組合，可以立刻聯想到“化干戈為玉帛”。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中國人自古注重遵行天道規律。天道好生而惡殺，對於兵器、戰爭，更是慎之又慎。但也並未徹底否定，因為忘戰必危。武力只在萬不得已時才會使用，即便如此，也仍然視不戰為上策。《孫子兵法》雲：“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春秋年間征戰頻繁，《左傳》記錄了眾多軍事行動，因此有人稱其為“相斫書”。也正因如此，《左傳》有著濃厚的慎戰思想。
成公十六年（前575），申叔時論述“戰之器”：“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行用來施以恩惠，刑罰用來糾正邪惡，和祥用來事奉神靈，大義用來規範利益，禮法用來順應時宜，誠信用來守護萬物。人民生活優厚，道德就端正；舉動有義，事情就合於節度；時宜合適，生產就有所成就。如此便能上下和睦，處事順達，所求皆備，人人皆知行動的準則。進而民眾會聽從國家召喚，這就是戰爭之所以能夠勝利的原因。曆觀古今用兵之成敗，非在作戰之時，而在平素民心向背。正如《群書治要·政要論》曰：“兵之要，在於修政；修政之要，在於得民心；得民心，在於利之；利之之要，在於仁以愛之、義以理之也。”因此，兵戎之事也是以仁義為本。
中華文明之所以歷經數千年傳承而不衰，與重視祭祀有著密切的聯繫。祭禮源自內在，內心有所感，通過外在的儀，形成了祭禮。祭祀可以培養一個人的恭敬心、感恩心和責任心。通過定時舉辦祭祀，表達對祖先、對天地萬物以及有功於國家之人的恭敬與感恩，教人不忘本，飲水思源，知恩報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