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中國共產黨能夠創造輝煌成就的根本，就在於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在繼承和弘揚中華美德的基礎上形成和賡續了偉大建黨精神。
真理，即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而然的規律，在中華傳統文化中通常用“道”來表述。堅持真理即奉行道義、順道而為。而得道之人依據其層次的不同又被尊稱為聖人、賢人、君子。孔子言：“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古代志士仁人皆以求道為目的，志在聖賢。所謂聖賢，就是依據自然天道而行，並以自然天道來教導、治理民眾，因而能達到“順天者昌”“得道者多助”的效果。
在《淮南子》中記載：“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周成王、周康王繼承了文王、武王的基業，遵守明堂的政教制度，能夠明察前代興亡的軌跡、看清歷史成敗的變化，不符合道的話不講，不符合義的事情不行，從不隨便說話、隨意作為，能夠擇善而從。由此可見，聖人行為方正，可為後世師表。這種奉行道義、志在聖賢的美德可歸結為一個字，那就是智，即理智、智慧。智慧的集中表現就是明辨是非。孟子就把智當作判別是非的一種能力，因而提出“是非之心，智也”。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真理、堅守理想的精神正是對中華傳統智德的繼承與發展，因而能夠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斷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開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並以此統一思想、指導實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我們黨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就是一部不斷推進理論創新、進行理論創造的歷史。”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繼承了中華文明中“天下為公”的理想，正是這種理想使得馬克思主義所宣揚的共產主義理想能夠迅速深入民心，並起到凝神聚力的效果。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迅速在中華大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正是因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最適宜的生長土壤。回望新中國剛剛成立之際，當時國內尚未完全解放，但是在天安門城樓上就巍然懸掛著兩行標語：“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在國家積貧積弱、尚未完全解放，外部又面臨帝國列強企圖扼殺新中國於搖籃之中的景況之時，中國共產黨就喊出了“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的口號，這是怎樣一種“天下為公”的胸懷和氣魄！
當今世界，在鬥爭衝突不斷的國際社會，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堅持對話協商、共建共用、合作共贏、交流互鑒、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這一理念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總目標，被寫入《中國共產黨章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成為中國共產黨和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可以說，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對源自中華文明的“天下為公”理想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為維護世界秩序、促進世界和平提供了中國智慧！
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初心、使命，就是奮鬥的目標，在傳統文化中通常表述為志向。孔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蘇軾曾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縱觀歷史，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都必須胸懷大志，才能有所作為。黃帝胸懷造福萬民之志，提倡人民種植五穀，養殖牲畜，組織人民戰勝蚩尤，統一華夏，成為中華民族“人文初祖”；堯帝能奉養孤苦伶仃而無處投訴之人；舜帝處處心念百姓，時刻不脫離人民，注意廣開言路，體察民情，故不用賞罰，人民都願為其效命；大禹能體恤有罪當刑之人；商湯王和周武王的恩澤甚至能惠及禽獸，這就是古代聖王能安近懷遠的原因。自古以來的聖王擁有天下，皆以天下為己身，而無一己之私，以天下萬民之好惡為自己之好惡。在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聖王身上，淋漓盡致地體現了為民眾謀幸福的責任擔當。
這種以人民、民族、乃至天下為己任的遠大志向和責任擔當，如果用一個美德來概括，就是仁。《論語》中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自古以來的志士仁人之所以具有責任擔當的精神，就是因為以弘仁為畢生使命。仁者，愛人。這種胸懷寬廣、仁愛民眾、心系天下、堅毅擔當的精神被中國共產黨充分繼承併發揮得淋漓盡致。中國共產黨，是在人民群眾對於幸福平等的熱切渴望中，走上歷史舞臺的。正是因為牢記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使命，中國共產黨始終把提高全社會人民群眾的生活品質，公正平等地維護勞動者的社會地位放在第一位，最終贏得了人民群眾的信任支持。中國共產黨黨史，就是黨帶領人民大眾反抗壓迫、追求幸福的歷史，就是黨代表人民，實現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歷史。正是由於始終堅守初心、擔當使命，中國共產黨才能在極端困境中發展壯大，在瀕臨絕境中突出重圍，在困頓逆境中毅然奮起！
不怕犧牲、勇於鬥爭，用傳統美德的一個字概括，就是勇。《說文解字》解釋曰：“勇，氣也。”勇是一種氣概，是浩然之氣的外在表現。孔子說：“勇者不懼。”勇者所表現出的特徵就是不畏懼，包括不懼死亡、不怕犧牲。正如《左傳》中講：“知死不辟，勇也。”而人之所以具有這種不怕犧牲、勇於鬥爭的勇氣，正是其心志產生的作用。所以孟子說：“志，氣之帥也。”
中國共產黨這種不怕犧牲、英勇鬥爭的精神，與中國傳統的君子人格息息相關。《論語》中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做事是以道義、還是以利益為出發點，正是區別君子與小人的重要標誌。因此，古人常說：義不容辭、見義不為，無勇也。孔子、孟子都提倡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使得在中國歷史上，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樑。
中國共產黨繼承了這種殺身成仁、捨生取義的精神，並將這種精神同具體的革命、建設過程相結合，使得不怕犧牲、英勇鬥爭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傳統作風和政治本色。中國共產黨在內憂外患中誕生，在浴血奮戰中壯大，“艱難困苦，玉汝於成”，正是靠著這種不怕犧牲、英勇鬥爭精神取得了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不斷勝利，在實踐中培育和形成了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遵義會議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紅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兩彈一星精神、特區精神、抗洪精神、抗震救災精神、抗疫精神等富有時代內涵的崇高精神，構築起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譜系。
對黨忠誠、不負人民偉大建黨精神對應的是中華文化中“忠”的美德。古人所提倡的忠，並非一些文人所批判的“愚忠”，而是以道為最終旨歸。《群書治要·孫卿子》中說：“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可見，真正的“忠君”，並非不顧道義、不論是非地忠於某個君主甚至暴君，而是協助君主“弘道”。《群書治要·三略》中指出：“夫人之有道者，若魚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人者，畏懼而不敢失道。”可見，忠是在“正名”基礎上的忠，即以行道為出發點和最終目的。
對於共產黨人而言，這種忠的美德就具體化為對黨忠誠、不負人民。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治國理政順應自然、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以道德仁義為是。《群書治要·六韜》中講：“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與天下同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歸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日起，就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因而能夠堅持真理、順應天道，堅守共產主義理想，以天下為公，以仁義為懷。中國共產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眾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聯繫，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不允許任何黨員脫離群眾，淩駕於群眾之上。
一代又一代的共產黨人認同並踐行了黨的宗旨，始終保持了對黨忠誠、不負人民的黨員本色，這是對中國傳統“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春秋左氏傳·哀西元年》）”“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善為國者，禦民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慈弟也。見之饑寒，則為之哀；見之勞苦，則為之悲。（《群書治要·六韜》）”等民為邦本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因而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結果“得民心者得天下”，在百年發展史中創下了舉世矚目的輝煌成就！
總之，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弘揚者和踐行者。偉大建黨精神是在充分繼承和發展中華傳統美德的基礎上孕育、培養和形成的，而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因而具有濃厚的中國特色和深厚的歷史文化淵源。偉大建黨精神不僅是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而風華正茂、飽經磨難而生生不息的強大精神動力，而且仍是中國共產黨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率領中國人民戰勝各種艱難險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制勝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