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無信不立”出自《論語·顏淵》，“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強調的是“信”對於個人、對於社會、對於國家的基礎性意義。早在《禮記·樂記》篇中就有“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的說法，強調誠信是最為基本的美德。《道德經》也強調“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三國時期有“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唐代名相魏征也有“言而不行，言無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貞觀政要·卷五·誠信第十七》）……由此可見，宣導誠信的美德取信於民，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習近平主席在2020年3月26日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特別峰會上的講話中說：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國政府始終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擺在第一位。正因如此，中國人民才對政府擁有足夠的信任，因而萬眾一心、積極主動配合政府的各項防疫舉措。中國抗疫能夠取得階段性勝利，主要就在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支持，以及深厚的信任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民無信不立”的政治哲學，為中國之治提供了豐厚的思想文化資源。
《論語·顏淵》記載：子貢來問政治。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這句話強調管理國家和社會必須明白：糧食要充足，兵力要充足，才能取信於民。
治理國家，必須足食，因為“民以食為天”。《禮記·王制》中講：“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國家如果沒有足夠九年的糧食等物資的儲蓄，被稱為“不足”；沒有足夠六年的儲蓄，被稱為“急”；如果沒有足夠三年的糧食等物資儲備，這個國就已不成其為國家。
“足食”是怎麼來的呢？在《荀子·富國篇》中說：“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是說，國家富足的道理，在於節儉用度，讓百姓富裕，有了多餘的物資就積蓄起來，這樣才有足夠的糧食、物資儲備以應對凶荒、戰爭、瘟疫等突發事件。所以，古人強調“國以民為根，民以穀為命。命盡則根拔，根拔則本顛”。國家以百姓為根本，而百姓是以糧食為命根的。百姓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保命，國家的根本被顛覆，就會陷入危難，這是國家最大的憂患。因此，“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新冠肺炎疫情的降臨，讓人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足食”對於國家安定的重要性。人們平時所熱衷且不惜高價收藏的金銀珠寶、奢侈品、工藝品、古玩、字畫等等，到關鍵時期是餓不能充饑，寒不可取暖，甚至都可捨棄，也並不影響人的正常生活。而人一天也不能缺乏的就是食物。應該說，中國在防控疫情過程中沒有出現西方國家的“搶購”現象，這與中國人所具有的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傳統智慧密不可分。同時這也提醒我們，平時不能不重視糧食等物資的儲備，保證糧食等物資的安全，即使遇到突發事件也能夠穩定民心。現代社會，這種糧食和物資的儲備還包括糧食等物資的生產能力和原材料的儲備。
足食之後還必須足兵。“兵”在古代原是指武器，執武器打仗的人是“士”。士執兵，即古人所謂的“士兵”。後來，持用武器的人也叫作兵。在這裏，“兵”也含有國防的意思。所以足兵，就是要有足夠強大的國防軍隊。
《群書治要·司馬法》中講：“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群書治要·申鑒》中強調治國必須“崇五政”。其中之一便是“立武備以秉其威”，即建立軍備來執掌軍事威權，以確保國家、人民不受侵犯。軍備充足、國防強大，即使以霸權主義著稱的國家也不敢無理取鬧、輕舉妄動。在防控新冠肺炎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疫”過程中，中國強大的軍隊聞令而動，迅速馳援，為確保國家、人民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
“民信之矣”，指百姓信任政府。這是國家治理成功的根本。如果人民不信任政府，政府頒佈的政策得不到擁護、配合，就很難實行並取得良好效果。可見，信對於國家至關重要，所以政府必須取信於民。
《論語》中記載：“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君子在位時先要取得民眾的信任，然後才能勞役民眾。如果尚未取得民眾的信任，就會被民眾認為這是在虐待他們。可見，君子使民，以信為先。如果民眾對為政者沒有信任，一旦下令讓民眾貢獻勞力，不僅不會得到民眾的支持，反而還會引起民眾的不滿和反抗。所以，歷史上曾使秦國強大的商鞅變法，為得到人民的支持，首先做的就是“立木取信”。
《左傳》中講，“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如果為政者的信用不能夠得到彰顯，為民眾所知曉，道義就無法建立。那麼，怎樣才能得到民眾信任呢？《群書治要·中論》中講：“欲人之信己，則微言而篤行之；篤行之，則日用久；日用久，則事著明；事著明，則有目者莫不見也，有耳者莫不聞也，其可誣乎？”如果為政者想讓人們信任自己，那麼即使是許下一個小小的承諾，也都要盡力實現；真正兌現自己的承諾，那麼效果才會越來越長久；效果日益長久，事情會更加清晰；事情清晰則有目共睹、有耳皆聞，誰還能夠歪曲事實呢？可見，為政者要取信於民就要做到“微言而篤行之”，並且久久為功，持之以恆，不僅只有言辭的承諾，更要依靠自己的實際行動來信守承諾。
東漢“郭伋候亭”的故事，就是一個“微言而篤行之”的典範。郭伋在地方做官時，一次外出巡行路過美稷，看到幾百孩童騎著竹馬在道路上迎拜。原來孩子們聽說他要到來，特地從很遠的地方趕來歡迎。郭伋向孩子們道謝並約定回來時再與他們見面，於是就把歸期告訴孩子們。但是他回來時，卻比預定的日子早了一天。郭伋怕失信於孩子們，於是就在野外的亭棧住下，等了一天才又進入美稷。郭伋對孩童們都信守承諾，做到一諾千金。因此，深得百姓的信任與愛戴。
中國在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一帶一路”倡議之初，一些西方國家質疑猜測中國提出這些理念背後有政治企圖。但是中國繼續誠以待人，與世界各國積極開展互利合作，加強國際援助，堅持走共同繁榮之路。特別是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中國在國內疫情防控形勢依然嚴峻的情況下，仍然無私地向疫情嚴重的友邦捐贈醫療物資並派駐醫療組實施援助。中國上至國家領導人、疫情防控專家，下至普通百姓都通過各種方式與世界各國人民分享中國防控疫情的成功經驗和方法，充分體現了“四海之內皆兄弟”的仁愛情懷和一個負責任大國的擔當精神。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對世界各國“雪中送炭”的實際行動，讓世界人民看到了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誠意，相信這也定會感召越來越多的國家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攜手努力。
為政者能夠率先做到誠信，就會帶動整個社會風氣朝著良善的方向發展。《群書治要·傅子》中說：“夫信由上而結者也。”誠信是由在上位者締結的。所以，君主以誠信的言行態度來教導臣子，臣子就會以誠信忠於君主；父母用誠信的身教來教誨子女，子女就會用誠信孝順父母；丈夫用誠信來對待妻子，妻子就會用誠信順承丈夫。在上位者如果能依循倫常大道來教化下位者，下位者自然會服從常道而順應上位者。可見，“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行下效的效果，就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一樣迅速有效。這正如《群書治要·文子》中所說：“信，君子之言也。忠，君子之意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聖賢之化也。”
孔子的弟子治理單父，達到了“不忍欺”的最高管理境界。《淮南子》中記載，宓子賤治理單父三年，巫馬期前往觀摩治理效果，見到一人在夜色下捕魚，但卻屢屢把捕得之魚釋放回去。巫馬期問捕魚者為何如此。捕魚者回答：因為長官宓子不讓人捕取小魚。孔子認為，子賤的治理之所以能達到如此境界，是因為子賤做到了“誠於此者形於彼”。百姓被子賤的至誠心所感化，故社會治理自然達到了“不忍欺”的境界。百姓即使在無人監管的時候，也不願違反法令。這是因為子賤平時的言行守信，並且所作所為皆以人民的利益為出發點，所以才贏得了百姓的信任，對他所制定的每一個制度措施都能夠擁護並配合。如果為政者所制定的制度、政策，都是以一己私利或者以小集團的利益為出發點，那麼老百姓就喪失了對政府的信任，更不可能全力配合。
對於一個國家的領導者來說，講求信用也至關重要。《群書治要·孫卿子》中說：“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強殆中國，無他故焉，信也。”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廬、越王勾踐，都原本是身處偏僻狹小之地的國君，但是後來能夠威震天下，使那些中原諸國感覺受到威脅，並不是因為什麼其他原因，而就是因為他們講信用。“是所謂信立而霸也”，也就是說，建立了信用，就會稱霸於諸侯。
反之，“不務張其義，濟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不致力於伸張其道義，成就他的誠信，唯利是圖，在內不顧後果地來欺詐人民追求小利，對外不顧一切地欺詐與他結盟的國家，追求大利。在內不好好地治理自己已經擁有的（國家），而常常想侵佔別人所有的（國家）。“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得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果這樣，他的臣子和百姓就沒有不以欺騙之心來對待君主的，君主欺騙臣民，臣民也欺騙君主，就必然導致上下分崩離析。“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亡”，這樣一來，敵國就會輕視他，與他結交的國家也會懷疑他，權術陰謀日漸猖獗，以至國家不可避免地出現危機以至滅亡。可見，導致一個國家衰亡的原因就在於“多行不義必自斃”。如果一國的領導者不遵行仁、義、禮、智、誠、信這些治國的常理常法，而是專門靠玩弄權術陰謀來治國，必然害人者終害己。因此，中國古人特別強調這個“信”字，因為“信立而霸也”。
西方國家的兩黨制或多黨制，使得政黨頒佈政策、採取措施，都是以本政黨及與政黨相關的少數人的利益為根本出發點。正是這種偏私的存在，使得實行兩黨制或多黨制國家的政府難以得到最廣泛的民眾支持。中國共產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為自己的執政理念，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我將無我，不負人民”“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因而能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抗疫過程中形成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局面，使得中國的疫情防控迅速取得成效，充分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
中國古人認識到取信於民對於國家治理的重要性，也從制度上保證為政者做到取信於民。中國傳統社會所採取主要的措施就是國家治理必須任用讀書人，從人才選拔制度上落實“學而優則仕”。當然，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古代的讀書人所讀之書皆為聖賢書，所以從小耳濡目染的是聖賢教誨的薰陶。例如《論語》中多次強調信的重要性：“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孟子》中也強調：“言必信，行必果。”這些都為讀書人日後從政做到取信於民奠定了基礎。而無論是漢朝的舉孝廉或舉賢良方正，還是隋唐以後的科舉考試制，都把德行的考察作為選拔人才的前提，保證了唯有德行無缺者才能出仕為官。
特別是自隋唐開始至清朝，中國的人才選拔實行“科舉制”。科舉考試諸科並存，有明經科，即對經典的考察。還有策問、算術、地理、法律等科目，選拔各個專業的人才。相比之前的選人方式，科舉制是從人的主觀判斷轉向通過考試進行客觀評判，更為公正公開，真正為中下層的寒門拓開了仕途。特別是科舉制度所考的內容以儒家經典為主，而經典之中所強調的是“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的智慧，記載的是堯、舜、孔、周的治國之道，彰顯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經驗和教訓。以此為學習和考試內容，形成了中國古代士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政治抱負，“位卑未敢忘憂國”“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愛國情懷，“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氣，“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獻身精神，歷史上因此湧現了一大批優秀的人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這一特點，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因而具有顯著優勢。
與中國選賢舉能的制度相比，西方兩黨制或多黨制的民主競選，基本都採取相互攻訐、自贊毀他的方式，競相將對方黨派或總統候選人的醜事公佈於眾。這無形中已經降低了民眾對國家最高執政者及其政黨的信任。而總統候選人為了獲得選票，在競選的過程中不惜花言巧語，許下很多博取選民支持的承諾，但其中很多承諾都在其上臺之後無法兌現、不了了之，進一步喪失了信用。這也是為什麼西方國家可以複製中國“抗疫”的措施，但是卻不能得到民眾的配合，並取得良好效果的原因所在。
總之，孔子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只要人民信賴政府，雖無足食足兵，仍可與國家共患難；如果去了民信，縱無外患，也有內亂，則國家不能安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府能夠取信於民，在抗疫過程中表現出很強的執行力，是中國抗疫取得階段性重要勝利的關鍵。從更深層次講，這一勝利是植根中國大地、具有深厚中華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擁護的中國特色的治理制度和治理體系的勝利。
作者：劉余莉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