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導向，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通過“仰觀俯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進而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方法；而堅持問題導向，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每個時代總有屬於它自己的問題，只要科學地認識、準確地把握、正確地解決這些問題，就能夠把我們的社會不斷推向前進。”問題就是矛盾，上溯至伏羲設卦，“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周易·繫辭》），通過長期觀察思索，將天地萬物存在的矛盾本質以陰陽兩爻模擬表現，以六十四卦推演萬事萬物運動發展的規律，歸納出對立統一相互轉化的客觀規律，為中華先民以及後世子提供趨吉避凶的智慧。隨後，“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中庸》），中國人不僅博學天文地理，更將其中規律掌握在手中，主宰自己的命運，創造自己的生活，在時代洪流中找到自己的出路。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問題是矛盾的外化，是事物內在矛盾運動的外在呈現。馬克思曾說：“問題是時代的格言，是表現時代自己內心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今天，我們已經踏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闢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其中，“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①

一、發現認識矛盾——“一陰一陽之謂道”

每個民族都有很多傳說中的人物，他們既是部族的首領，也是民族的祖先。而在中國古老的傳說中，我們要從伏羲說起，《周易》上記載：“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在他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遠古先民的全部智慧。

伏羲生活在上古時期，那時的先民雖然已經發明了簡單的生產工具，可以打獵捕魚，也告別了洞穴的群居生活，形成了以家庭為單位的部族聚落，但是仍然無法像今天一樣解釋各種自然現象發生的原理，他們生活在荒原野地，人身安全經常受到威脅。這個部族經歷過的種種磨難讓伏羲感到擔憂，有時候旱澇來襲，往往在一夜之間，辛辛苦苦建造起來的家園就會化為烏有。

為什麼會這樣？天地之間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在決定著萬物的生存與毀滅。然而紛繁複雜的變化背後，總有一些規律可循，於是伏羲試圖去認識這一規律。

伏羲首先把目光投向了永恆的星空。天空中七顆最亮的星星連接在一起，形狀就像現在的勺子。經過長期觀察，他發現在一段時間中，當勺子的柄指向太陽升起的方位時，天氣開始慢慢變暖，樹木慢慢發出新的枝條；指向太陽上升的最高位時，正是天氣最暖和的時候；指向太陽下落的方位時，樹上的果實就變紅、成熟了；指向太陽升起和落下之間的方位時，樹木會完全凋零，花草會枯萎衰亡，這是天氣最冷的時候。然後，當勺子柄重新指向太陽升起的方位時，天氣又會轉暖，萬物再次復蘇……這種循環往復不停，從來沒有意外發生。

同時，他對應著天空觀察著大地上的變化。他發現當河面的冰開始融化時，一些似曾相識的鳥兒又會飛回舊巢，此時天上落下的水滴會伴隨遠處轟鳴的雷聲出現，隨著雨水越來越多，雷聲也越來越大；當樹上的果實和地裡的植物慢慢成熟時，天氣也慢慢轉涼，這時下雨卻不再有雷聲；而當天氣最冷的時候，天空中不再下雨，而是飄下潔白的雪花……

伏羲通過長期觀察天地萬物的特徵和變化，結合自身的感受，發現了事物存在對立與統一的變化規律。天地萬物都是對立相待又協同發展的存在，比如有天空就有大地，有高山就有湖澤，有白晝就有夜晚。事物之間相互差異，但又互相聯繫在一起，同時會產生各種變化。於是，他發明“- -”（陰爻）和“—”（陽爻）兩種爻象高度抽象地描繪出萬物之間的對立現象。

而“陰”“陽”兩大基礎性質各自都會向兩個方面進一步發展，產生“太陰”“太陽”“少陰”“少陽”四大現象，分別用“”“”“”“”表示，展現出陰陽二氣交流產生盈虛消長的變化規律。比如，一年當中春、夏、秋、冬就是明顯的四象變化。

四象再各自向陰陽兩方面發展，就形成各種天文現象、地理事物，用更為具象的“八卦”表示。比如，太陽如果向著陽的方向發展，也就是陽氣不斷上升，就形成天空，所以在“”上再加一個“—”，用“☰”象徵天空。而天體不停運行有著圓形、運動、陽氣旺盛等特徵，有這些特徵的事物，比如空間中的南方、動物界的馬、人體的頭部等，都可以用這個符號表示，後來稱為“乾”。

從陰陽兩爻到四象八卦的變化，高度概括地描繪了宇宙萬事萬物的發展規律，這在當時大有用處。上古先民過著茹毛飲血的生活，穿的是獸皮草葦，為了溫飽不得不經常出海打魚、遠行狩獵，這都是極其冒險的活動。伏羲就用八卦為先民預報天氣變化，比如，“☳”為雷鳴，“☴”為大風，“☵”為下雨，“☲”為太陽高照、閃電等。他還用八卦表示八方品物的特徵，來區分不同地區的鳥獸性情是溫順還是暴躁，以此為先民捕獵提供參考，儘量使他們避免猛獸，更多地保全性命。

八個單卦各居其位、對立相待，表示著萬事萬物各自不同、分居各處。然而對立只是表面現象，事物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並且相互影響變化才是內在實質，伏羲通過卦象之間的協同變化表示這一實質。比如，“☰”和“☷”分居上下，陽氣和陰氣的力量實際上勢均力敵，從整體來看，天地之間是“”的狀態，後來稱為“否”，此時萬物停滯，不再發展變化；當而陰陽各自發展到極端，就會成為自身的反面，形成相反的“”的態勢，後來稱為“泰”，此時陰陽再次交匯、調和，促使萬物生長壯大，形成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這就是冬去春來、“否極泰來”的自然現象。

同樣道理，陰陽的盈虛消長為萬事萬物的發展創造了各種條件，條件成熟時就會形成萬物。所以，伏羲繼續將八個單卦兩兩相疊，通過形成的六十四個複卦來展示，用這些抽象的圖案揭示了自然界中繁雜的變化規律。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萬事萬物存在和變化的規律總不會超出陰陽交感，能夠把握這種規律就善於轉化矛盾，成就事業。先民通過卦象瞭解自然界事物的規律，而且通過掌握規律創造出人造事物。比如，伏羲根據“”（後稱“離”）的卦象發明“罔罟”，改善生產工具，幫助先民捕獵打魚。在新生產工具的幫助下，先民們的生產力得到提高，生命得以存續。

從“茹毛飲血”到“網罟佃漁”，伏羲不斷從萬物變化的規律中得到啟示，進而用來改善先民生活的各個方面。當時的原始社會中，人口本來就少，而人與人之間的亂倫關係導致了癡呆兒、智障兒多發，人口素質低下；青壯年男人為了爭搶女子還經常發生流血事件，甚至是無謂的死亡。伏羲根據“”（歸妹）這一卦象，制定了“嫁娶之禮”，建立起夫婦間正常的倫理關係。

此外，伏羲還發明了“瑟”這種樂器，借助音樂的陰陽波動來調節先民不同性情，幫助人們把喜、怒、哀、樂的情緒調整到有益於和諧、秩序的狀態，讓人心態平和、身心健康。有了好的心態、健康的身體，人與人交往自然一團和氣，禮樂文明由此發端。

《周易·繫辭》中記載了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根據卦象陰陽規律創造先民文化、推動文明發展的重要史實：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其中，包犧氏（伏羲氏）、神農、黃帝、堯、舜為歷史上著名的“三皇五帝”，也就是中華文明始祖，而“離”“益”“噬嗑（shì hé）”“乾”“坤”“渙”“隨”“豫”“小過”“睽”“大壯”“大過”“夬”都是卦象的名稱，古聖先王通過把握其中的規律，發現並解決各種社會矛盾與時代問題，不斷創造生產工具、改善先民生活水準、創建國家社會制度，為中華民族持續數千年的農耕文明打下堅實基礎，培養起勇於面對矛盾、善於分析情況的智慧、精於解決問題的能力，形成了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仁愛和平為底蘊的民族品格，在面對變幻莫測的現象、環境面前，中國人永遠不會退縮，也永遠找得到解決方案。

近代以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也是貫穿黨的百年奮鬥的鮮明主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如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新時代中華兒女熱切期盼得到回答的“中國之問”。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範本，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

中國共產黨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扎實推進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進一步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從戰略全域和時代大局的高度研究新時代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在指導實踐、推動實踐發展中解決難題，在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展現出強大真理力量和獨特思想魅力，得到了國際人士的高度評價。原民主德國總理漢斯·莫德羅認為，“新時代新思想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創造性運用的基礎之上，並且進一步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理論，不斷地探索應對今天與未來面臨之各種挑戰的嶄新答案”。

當前，我們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邁向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新征程，面對的是關係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時代之問”：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等等。

為科學回答新征程上的“時代之問”，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強調完成強國目標和民族復興偉業，必須不斷開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必須把握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好、運用好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強調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強調堅持和加強党的全面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深化改革開放，堅持發揚鬥爭精神；強調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品質發展，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強化現代化建設人才支撐，等等。

義大利左翼政治活動家弗斯科·賈尼尼在《中國式現代化：路徑、成就與挑戰》一書中深刻指出，“中國共產黨有著優良的傳統和卓越的實事求是、理論聯繫實際的能力。這使得中國共產黨往往能在關鍵的歷史節點，獨立自主地作出正確的選擇”。

二、辯證看待矛盾——“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

問題就是答案，危難便是機遇。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生活歷程中遭遇過無數問題和困境，然而中國人民總能絕處逢生，在於能夠辯證地看待矛盾，善於將對立轉化為統一。《道德經》中說“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認為禍福雖然極端對立，但是二者之間可以相互轉化，這一思想在《周易》中得到充分展示。

發端於三千年前的《周易》是一部關於辯證思維的樸素專著，由上古時代的伏羲設六十四卦開創，隨後經過周文王、周公的演繹成為中古時代的著作，再由下古聖人孔子做傳十篇成為傳世經典，被譽為群經之首、萬妙之門。孔子晚年喜讀《周易》，愛不釋手，把編聯竹簡的皮繩都翻斷了多次，因此有“韋編三絕”的故事傳誦千古。德國啟蒙運動中的偉大哲學家、數學家，與牛頓並列為微積分發明者的萊布尼茨，受《周易》思想的啟發，系統闡發了電腦科學的數理基礎——二進位，並製作了易經六十四卦與二進位0～63對應的數序表。萊布尼茨認為，由陰爻陽爻構成的東方“魔方”（卦象），揭示了宇宙變化的基本規律。③這些基本規律早已闡明矛盾無處不在，也探索出矛盾產生的原因和條件。《周易》上說“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周易·繫辭》）四方水土各聚其類，適應類似環境者自然聚集到一處；而各方品物又因群而分，大同裡面有小異，所以自然分成不同群落。所謂“吉凶”就在於是否適合方物生長，“順其所同則吉，乖其所趣則凶”。通過對“一陰一陽”的推演，古人發現矛盾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陰陽之間的交感變化，進而影響人類生活。

運用卦象模擬事物產生和變化的過程，人類就可以掌握規律、轉化矛盾。《周易》中講到，乾、坤所代表的天地氣息之間交流互感之初，首先形成震、巽、坎、離、艮、兌六大變化。其中震如雷動，迅猛有威；巽如風行，無微不至；坎如水流，利物不爭；離如火焰，光明驅暗；艮如高山，持重知止；兌如川澤，潤物無聲。這就是八卦，而八卦相互激蕩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互含互攝、層層無盡，這一過程最終形成萬事萬物的現象，所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德經》）。這些變化對於環境中的人事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而人應對環境或變化的態度、方式不同，會因時因地有吉、凶、悔、吝的不同結果。“吉”包含“吝”“無咎”“利”“慶”等，對於人類而言是相對較好的結果；“凶”包含“悔”“殃”“亂”等則是不好結果。根據六十四卦的卦辭，我們看到或吉或凶的結果與人們自身德能、所處位置、應對時機等方面有直接關係，同時結果不是一成不變的。

首先，以德配位則吉。如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周易·乾》）中，“乾”整體表現一種剛健進取的狀態，“九”表示陽爻，“三”為陽位，處於一個可上可下的階段，此時以陽德相配為當，即乾健勤勉地努力工作，應當珍惜光陰、夜以繼日，不但白天勤奮學習、修養德行，夜晚還要更加警惕、以防疏忽，就可以避免過失，順利進步。而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中，“五”位同樣是陽位，而且是至尊高位，這時以“大人”的德能相配，既中且正、德合天地，方能創造宏偉事業。否卦“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於苞桑”（《周易·否》），表示在“否（pǐ）”這種閉亂之世的狀態中，不是所有人都困頓不堪，因為五位之高的“大人”可以憑藉陽剛之德設法改變這種狀態，將岌岌可危的形勢中建立穩定局面的基礎，就可以實現延續和發展。賁卦“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周易·賁》），屬於文化創制的繁榮景象，五位是至尊陽位，而“六”為陰爻，表示以陰德處陽位，看似不當，但這裡的陰德不是邪惡，而是謙卑的德行，是為了求賢而卑己尊人、收斂光芒；以束帛為禮，禮雖薄，但心意真誠，又能不辭勞頓地普查遍訪，可以實現野無遺賢、事業幹濟，所以開始看似卑微吝嗇，最終結果是吉祥的。孔子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論語》），地位職權或資源能力並無好壞之分，而在於人的德行、才能是否運用得當，順應職位責任發揮適當的德才，往往是吉祥如意的結果。

其次，居位失德則凶。如師卦“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周易·師》）中，“師”表示很多人集中到一起的情況，“初”為陽位，“六”為陰爻，表示德不配位，就像新兵入伍還不懂規矩，這時統領部隊最開始就要軍令嚴明、紀律整肅，否則難以禦敵；即使能夠戰勝，恐怕各自邀功、鑄成大亂。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周易·鼎》），在鼎立新業的過程中，“四”為陰位，僅次於五位，但是沒有運用陰德，陽德過亢，既不能與上位呼應，也不能勝任工作，就會導致失誤、過錯，乃至大禍。同樣，乾卦“上九，亢龍有悔”中“上”為陰位，卻以陽德居之，這是“知進不知退，知得不知喪，知存不知亡”，如此高亢不止，下面又沒有陰爻（象徵下級或群眾）呼應，哪怕地位再隆尊，也不能成事，只是自造悔恨。解卦“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周易·解》）中講的更明確，以陰德居陽位，就像小人居君子位，雖享受君子待遇而乘車駕，卻行小人之事而背負財物、貪腐墮落，盜賊也會來盜其不義之財，自然招致恥辱。以上卦辭都說明，無論處於什麼位置，如果不能培養應有的德能，既不利於事業發展，也不利於自身前途。

最後，順時而動則吉，背時而動則凶。既濟“九五，東鄰之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周易·既濟》），太平之世已久，而處於尊位的領導人如果時常懷念開國祖先、戰鬥烈士之恩，繼承他們的遺志、繼續他們的事業，通過祭祀的方式追悼先烈，提醒自己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時刻不能懈怠、安逸，不斷地解決民生問題、發展穩定局面，才能夠在祭祀的時候將這些成績告慰在天之靈。“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論語》），即使用草芥之類當作祭品聊表心意，但是憑藉真實的功業和追悼先人的至誠之心，人民百姓自然會受感動、被感染，醇厚的民風也就興起，這是國家真正長久的福祉所在；相反，如果國家得不到治理和發展，就算是殺盡牛羊用來祭祀，也不能慰籍蒼生，這樣的祭祀就是徒勞無用的，反而會遭到人怨民反，轉安為危。師卦“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徵戰爭大捷歸來之時，最高領導人要注意論賞有序、輕重有別，功勞大則成其為開國諸侯，功勞小則成其為承家大夫，好利之人只可賞利、不能授權，這樣才能保證勝利果實長久保存；否則不但不能享受勝利後的太平，反而會成為內亂的隱患。“天地交，泰。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周易·泰》）君臣志通、上下一心之時是開創太平政治的絕佳時機，此時在位君子應效法天地秩序治理社會、分工協作；順天時、分地利，令百姓豐衣足食；如果此時貪圖安逸，就會積累民怨、喪失人心，國將不國。“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向晦入宴息。”（《周易·隨》）澤為兌，兌為正秋，此時雷收聲為靜息之象，君子於日落後而休息安養，順應自然規律則身心安康；否則，精神散亂、體力耗費，會令人加速衰老、百病隨之而來，所以“隨時之義，大矣哉”。這裡可以看出，隨時運轉自身品德和能力是吉凶轉化的重要因素，順時用德就會平安順利，逆時用德就會招致禍患。

總之，矛盾的現象雖然紛繁複雜，但總歸於六十四卦，每一卦表示一類矛盾，就大大化簡了矛盾的複雜性；同時理解六十四卦相互含攝，德、位、時之間的關係總有規律可循，完全可以通過人的主觀能動性推演變化進而發生轉變。所以本於德、用於位、應於時，是轉化對立為統一的關鍵。“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周易·艮》），守本分、盡職責，內養德能、外順時機，無欲無求、專心致志，不驕不躁、穩若泰山，則可以長保平穩地發展。“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每個人各居其位，應當抑止之時便抑止，應當行動之時則行動，動靜都遵守本分，不逾越規矩，就能形成有機整體，前途一片光明。

正是具有這樣一種辯證看待矛盾的古老智慧，中華民族總能在困境中找到生機，轉危為安。進入新時代，經過改革開放後幾十年持續快速發展，我國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發展品質和效益還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強，實體經濟水準有待提高，生態環境保護任重道遠，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社會治理還有弱項，脫貧攻堅任務艱巨……④

然而矛盾恰恰指出了發展的方向。從“高速增長”到“高品質發展”，從“衣食無憂”到“高品質生活”，要聚焦國情國力、人民需求變化，實現從“有沒有”到“好不好”的深刻轉變。從解決溫飽到全面小康，人民群眾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更高要求，而且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長。

習近平總書記以辯證看待矛盾的智慧回應著人民的期盼：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準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更優美的環境……一方面來看我們做的還不夠，然而另一方面恰恰指出了我們努力的方向。隨之而來的是各領域新理念和深入改革的不斷提出：部署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全面強化穩就業舉措；明確建設健康中國的大政方針和行動綱領；堅持“房住不炒”，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管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為了誰、依靠誰、成果由誰共用”的人民之問，需要新時代新征程上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斷作出解答。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抓住最需要關心的人群，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要樹立戰略眼光，順應人民對高品質生活的期待，適應人的全面發展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進程。不斷推動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進展”。這些論述都將矛盾由對立面轉化到了党與人民共同體的統一面，體現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於矛盾的強大轉化能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兜住民生底線、補齊民生短板、辦好民生實事，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秘魯共產黨（紅色祖國）主席莫雷諾評價指出，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守本色，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和支持，所以才能在面臨各種困難和威脅時傲然挺立，像這樣一個團結一致、能力全面、深入人民、擁有戰略眼光和高尚道德的政黨，值得各國人民尊重。

三、積極化解矛盾——“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2021年4月20日，習近平主席在博鼇亞洲論壇2021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同舟共濟克時艱，命運與共創未來》中指出，當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織疊加，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不穩定性不確定性顯著上升。人類社會面臨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發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無減，實現普遍安全、促進共同發展依然任重道遠。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任何事業都需要寬巨集堅毅的仁人志士去堅持、去實現，這一漫漫長路上必然要克服無數困難險阻。早在2000多年以前，先秦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曾子就發出這樣的感慨，生活在春秋時期的他認識到將“仁”作為自己畢生使命是何等的重要和艱難，同時做好了“死而後已”的準備。曾子並非天資聰穎，孔子說“曾也魯”，就是說他不夠聰慧。然而曾子勤奮好學，克服求學路上的重重困難，最終成為“宗聖”。他一生主持編寫了《論語》，將孔子的思想原原本本地保留下來，創作了《大學》《孝經》等重要經典。同時，曾子還是古代二十四孝之一，他的《孝經》認為“孝悌之至”能夠“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不僅“人之行，莫大於孝”，而且國君可以用孝治理國家，臣民能夠用孝立身理家，實現天下太平。

“孝”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力量，在於它暗含著世界萬物的本體。“孝”字上面為“老”，下面為“子”，老一代呵護照顧子一代，子一代贍養支撐老一代，這是正常的倫理道德，而更深一層的含義是表示著老一代和子一代是一體不二的實質。由此一點展開，老一輩上面還有老一輩，子一輩後面還有子子孫孫，縱向在時間上無始無終古、無窮無盡；每一輩人又都有兄弟姐妹、同學朋友等人際關係，橫向在空間裡無邊無際、不可計數。這樣縱向無窮的時間、橫向無量的空間交織在一起，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長久廣大的關係網絡，同時在人際關係中又交織著萬事萬物的各種關係，推而廣之便可以明白，“孝”的本體即是整個宇宙。

人是天地間最有靈性的存在，具有與天地乾坤同樣的“明德”，能夠轉化各種各樣的矛盾、創造無量無數的美好，根本原因就在於“孝”為人性的原點。人天生就有對於父母的親愛之心，這一點可以在嬰兒對於父母的依賴上看得十分明顯。比如無論父母做什麼，他們都會默默注視、跟隨學習，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同時父母天然就會對子女疼愛、保護，不講條件。所以父母與子女之間的親愛是與生俱來的。進一步，純孝之心本身沒有界限，可以廣包天下。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嬰兒對於任何人都有天然的愛心，尤其是在不認識父母之前，他們對於任何人的反應都是平等的、沒有好惡分別的，就算是流落到獸群裡，他們照樣平懷順受，絲毫不會反抗，正是所謂的“天真爛漫”“赤子之心”。而正是因為這種心態，所以沒有人不愛憐嬰兒幼小，甚至連猛獸都會照顧他們長大，正如《道德經》所說動物對待小嬰兒是“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其實“孝”的作用就是愛，而“愛”的正體字“愛”中間有一個“心”，也說明愛是人心本具的能力。純孝之心能夠充分顯示愛的強大而溫柔的能量，讓靠近的人都感受到柔和，自然讓人心變得柔軟，所以嬰兒得到的回應都是愛護、關懷。換句話說，毫無分別的純孝之心是人與生俱來的，而純孝之心展現出來的愛是活潑的，表現在對待父母身上就是孝順，對兄弟姐妹就是友悌，對於領導就是忠誠，對於朋友就是誠信，對於配偶就是負責，這些美德都是人性本心的自然流露。

但是純孝之心很難保持。正如《論衡·本性》所說：“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人的本性之中並沒有爭奪的欲望，所以人在嬰兒的時候恬然自得、無欲無求、惹人喜愛；但是長大以後受到身邊人事的浸染，逐漸產生自己所偏好的利害、物色，養成爭奪、佔有的習性，由好惡而起爭奪。由於習性與本性不相符，吉凶首先就產生於人性之中，會讓人產生良知與欲望之爭，令人不得安心，熙熙攘攘地追隨欲望，這是最為深刻的兇惡之事。由此而發，則有家人之間反目成仇，君臣上下交相爭利，強國淩弱攫取資源，人心終日惶惶不安，進而加劇惡性循環，最終導致天下大亂。

所以“孝”彌足珍貴，也是讓人“弘毅”的關鍵。人唯有克服不良習氣，逐步將改正錯誤的思想觀念、言行舉止，恢復到與天地同樣廣大無私的心胸、與萬物四時同樣的井然秩序，像堯舜那樣由修身“明明德”，而家人隨之變化、親睦整齊；百官服從管理、各盡其職，諸侯慕名而來、朝拜效法，為“親民”；最終天下皆修善其身、乾坤清明，“止於至善”。《群書治要·史記》中記載了“二十四孝”中居於首位的大舜的事蹟：

        虞舜名曰重華，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以孝聞。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貴驕，九男皆益篤。舜耕曆山，曆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以揆百事，莫不時序，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堯乃使舜攝行天子政。堯崩，天下歸舜。

歷史記載，舜的祖祖輩輩皆“微為庶人”，他的親生母親早亡，其父瞽叟續弦，又生弟弟象。瞽叟為人頑劣不通情理，偏愛後妻和象，三人常常想方設法殺害舜。但是舜逆來順受，總能在危及生命時巧妙躲避，而有小過失時就甘受懲罰，始終恪守為人子的本分，以孝德配子位，他“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就這樣以純孝之心對待家人，到了二十歲的時候他的孝心孝行就傳開了。那時堯帝正在選拔繼承人，四方首領都推薦舜，說他以無私的愛與無窮的智慧在險惡的家庭環境下都能夠順事父母、團結兄弟、保全自身，治理國家就需要這樣的人材。於是堯將兩個女兒許配給他，為的是觀察他在無人之處是否表裡如一。結果舜“內行彌謹”，還感動妻子“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家族上下一片和睦；堯又讓九個兒子與舜交往，目的是考察他為人處事是否得當，結果九人在舜的影響下，品行日益篤實。通過觀察自己兒女在品行上的變化，堯確定舜的德行不僅內外如一，而且足以啟發他人的明德。

不僅在家裡能夠和睦家人，舜在外工作時同樣能夠感化一方百姓。他在曆山耕作時謙退禮讓，結果曆山之人都變得相互謙讓，不再計較、爭執耕地的邊界；在雷澤捕魚，見到老弱就將深潭厚澤讓出去，結果雷澤上人也都爭相尊老愛幼；在河濱制陶，十分耐心、仔細，結果河濱地區不論是誰作的陶器，都十分精緻、沒有瑕疵。

舜受到堯帝重用後並沒有享受榮華，而是歷經諸難的考驗，但都一一化解。他舉薦高辛氏“八元”慎重地推廣五倫五常的道德教化，憑藉八人的美德令老百姓都能遵循倫理道德，化成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風俗；他舉用高陽氏“八愷”指導百官政務，百官都能有時有序地處理事務；他“賓於四門”，謙恭有禮地迎接前往朝拜的諸侯使者，使得國家威儀遠播；他“納於大麓”，負責守護原始叢林，即使在烈風雷雨中都不會迷失方向；他“流四凶族”，將“毀信惡忠，崇飾惡言”的共公（窮奇）流放到北部幽洲，把“掩義隱賊，好行兇慝”的歡兜（渾敦）放逐到南部崇山，將“貪於飲食，冒於貨賄”的三苗（饕餮）竄投到西部三危，把“不可教訓，不知話言”的鯀（檮杌）誅殺於東部羽山，為民除害。由此，北狄、南蠻、西戎、東夷的風俗大化，“四罪而天下鹹服”。大舜在國民教育、內政外交、環保國防等方面都做出出色的成績，憑藉一身乾坤之德化成天下秩序。

最後，通過層層考驗，堯確信舜的明德足以為“聖”，於是讓出帝位。舜接受帝位時並不以此為樂，因此在為堯服喪期滿後“讓辟丹朱”。結果“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這是因為堯子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而舜“能造禦乎無為，運道於至和”，最終實至名歸，舜成為一代聖王。對於這段歷史，孔子曾讚歎：

“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中庸》）

小孝孝於親，而大孝孝於天下。“大德者”便是大孝之人，以認識自身明德為起點，進而恒以修身正己為務，敦倫盡分而齊家，盡職盡責而治國，最終轉惡為善而平天下的使命必然降落在大德者身上，這是亙古不變的規律，也就是“受命”。

近現代以來，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發展者”，中國共產黨始終以祖國為母親，以中華兒女為兄弟姐妹，胸懷實現人民幸福生活的“國之大者”，順理成章而成為“受命”者。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著眼於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指明解決當代中國發展主要問題的根本著力點，為推進高品質發展、創造高品質生活、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提供重要遵循。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共產黨不僅時刻接受人民的監督，還不斷刀刃向內，始終保持著黨和人民的血肉聯繫，將來自人民、服務人民的理念刻進基因、融入血液。

2019年7月21日，中央“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領導小組印發了《關於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中對照黨章黨規找差距的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各單位在主題教育中對照黨章黨規，以正視問題的自覺和刀刃向內的勇氣，逐一對照、全面查找各種違背初心和使命的問題，真刀真槍解決問題。

真刀真槍解決問題，要牢牢把握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條主線。只有深入學習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才能增強“四個意識”，深刻領會黨中央決策部署，從而提高做到“兩個維護”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在主題教育中，查找問題自然離不開自覺對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找差距、查短板；整改問題更要聚焦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黨中央決策部署。因此，要著力在學懂上下功夫，深刻理解核心要義、精神實質、豐富內涵、實踐要求，做到多思多想、學深悟透。⑤

真刀真槍解決問題，要以黨章党規為根本遵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先後制定或者修訂了《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廉潔自律準則》《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等多達80餘部黨內法規制度，基本形成了以黨章為核心，以準則、條例、規定等一系列黨內法規為主體的系統性制度體系。堅決尊崇黨章，認真貫徹各項黨內法規，確保鐵規發力，禁令發威，既是每一位共產黨員的莊嚴責任和應盡義務，又是發現問題、總結不足的必然依託。

中國人做事從來不怕自身問題和客觀困難，怕的是不敢面對問題，怕面對困難沒有智慧，我們相信只有直面問題才能找到成事的方法。古人講，做事要“有經有權”，“經非權則泥，權非經則悖”（唐·柳宗元《斷刑論》），經如“過河”，權如“船筏”。在歷史的長河中，如果把辯證法比為強大的工具，那它理應是一艘不住此岸、不住彼岸、不住中流而來往擺渡的智慧舟航。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我們的事業越是向縱深發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堅持問題導向，是中國共產黨掌舵中國巨輪、引領新時代航道的高度智慧。

【作者系山東建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形勢與政策教研室副主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講師，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底蘊及思想理念研究》（23ZDA016）核心成員】

參考文獻

① 新華社：《習近平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 擔負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學習強國”學習平臺，2023年6月2日。

② 禚明亮：《深刻理解和把握“堅持問題導向”的時代意蘊》，《湖南日報》，2023年5月25日。

③ 趙惠聲：《辯證法：智慧的舟航》，《時事報告》，2023年2月6日。

④ 新華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十個明確”彰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飛躍述評之三》，“學習強國”學習平臺，2022年2月16日。

⑤ 周凱：《找准問題把准脈》，“學習強國”學習平臺，2019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