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以下簡稱《綱要》）。可以說，《綱要》的頒佈實施，是建國以來道德建設過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件大事，意味著加強道德建設將成為新時代治國理政的重要內容，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將更加重視包括公民道德建設在內的精神文明建設。這是因為：
自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專家們對新時代的特點，從不同角度進行了闡釋分析，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根據孔子關於國家發展的階段理論，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國家的發展要經歷庶之、富之、教之三個主要階段。道德教育、道德建設是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須加以重視的。
《論語》記載：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歷史上的中國，不僅是人口稠密、幅員遼闊的大國，經濟繁榮、物產豐饒的富國，更是一個道德文明、近悅遠懷的強國。同理，在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如果說毛澤東思想讓中國站起來，並使中國成為一個有獨立主權的人口大國，主要解決的是“庶之”的問題；鄧小平理論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使得中國的經濟快速增長，主要解決的是“富之”的問題，那麼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則要把中國建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必須解決“教之”的問題，重視道德建設，不斷提升公民的道德素養以及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人無德不立，國無德不興”。《綱要》中也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加強公民道德建設、提高全社會道德水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任務。可以說，道德文明是新的發展階段與舊的發展階段的區別所在，是新時代的重要標誌。
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曲阜時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強盛，總是以文化興盛為支撐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
“文化”在古代漢語中的意思很明確：“文”就是指文字、文章、禮樂制度、鼓樂、曲調等；“化”的本義作“教行”解，就是人受教而變化。所以“文化”二字合而言之就是以文字、文章、禮樂等變化人的氣質，達到使人轉惡為善、轉迷為悟、轉凡成聖的目的。可見，文化的本質是“以文化人”，文化的靈魂是道德。因此，詩詞、歌舞、戲劇、小說，乃至於建築、雕塑、美術等文學藝術作品都應秉持“思無邪”的理念，弘揚“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主要內容的道德觀，起到“以文化人”的作用。
中華民族在歷史上一度被譽為“華夏之族”，以其輝煌燦爛的禮樂文化締造了一代又一代的盛世，在世界文明史上書寫了不朽篇章。在成康盛世，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孔子治理中都，長幼異食，男女別途，強弱異任，器不雕偽，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文景之治，吏安其官，民樂其業，海內安寧，家給人足；貞觀之治，官吏多自清謹，商旅野次，無複盜賊，囹圄常空。開元盛世，垂髫之兒，皆知禮讓；康乾盛世，文軌齊於要荒，聲教訖於幽遐。
如今，中華民族在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歷史時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而中華傳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精髓。因此，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傳承中華傳統美德為條件，道德文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馬丁·路德曾經指出：“一個國家的前途，不取決於他的國庫之殷實，不取決於他的城堡之堅固，也不取決於他的公共設施之華麗，而在於他的公民的文明素養，即在於人們所受的教育、人們的學識、開明和品格的高下。這才是利害攸關的力量所在。”所以加強公民道德建設，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質，從而使整個社會呈現出道德文明的特徵，既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中國夢”的前提條件。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決定了中國的未來絕不是西化，而是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不在於發展階段的差異，根本在於文化DNA的不同。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將來，中國都必然是“中國特色”。
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不同於西方的宗教文化，是一種重視倫理道德教育的倫理文化。“宗教”一詞也不同於西方‘religion’意義上的宗教。在古代漢語中，“宗教”是由“宗”（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與“教”（教育、教學、教化）兩個字構成，合而言之，意思為：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學、尊崇的教化，由此可見古人對於聖賢教育的重視。古聖先王通過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等形式，使得以“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八德”（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為內容的倫理道德教育和以“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為核心的因果教育深入人心。正是這種倫理道德教育承擔了西方宗教教育的功能，使人既恥於作惡，又不敢作惡，起到了淨化人心、導人向善、睦鄰友邦、促進和平的作用，成就了中國歷史上一代又一代的盛世。
中國歷史上歷次萬國來朝的盛世局面都離不開重視倫理道德的傳統文化的影響，都是因為秉持了《禮記Ÿ學記》“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的理念。如果說在西方的宗教文化傳統中宗教承擔著道德教育的職能，“政治與宗教（包括道德教育）分離”是其基本特徵，而在中華傳統的倫理型文化中，則以“政治與道德教育合一”為基本特徵，這種倫理型文化是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治國方略的歷史文化淵源，也是為什麼幾乎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同時，中共中央、國務院就印發了《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這說明，在中國，政府既要負責公平正義的制度設計，也要承擔道德教育、道德建設的職責。這一點與西方國家的文化傳統不同：政府負責公平正義的制度設計，而教會承擔道德教育的職責（即所謂的“該歸凱撒的歸凱撒，該歸上帝的歸上帝”）。
在西方現代化的過程中，由於人們宣稱“上帝死了”，一些西方人、尤其是年輕人認為宗教是迷信，於是不再信奉宗教以及宗教所提倡的道德觀念。其結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西方國家對道德建設與道德教育的削弱與忽視，以致青少年以強淩弱、吸毒、酗酒、賣淫、鄰里糾紛等嚴重的“反社會行為”比比皆是而政府卻無能為力。正因如此，1988年，一批諾貝爾獎獲得者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巴黎總部開會時，面對西方國家日益嚴重的道德危機，提出了共同呼籲：“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00年前汲取孔夫子的智慧。”子曰：“政者，正也。”政治本身就具有道德教化的含義，國家政府必須高度重視道德建設，這就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文化傳統。繼承這一傳統，由黨中央、國務院領導，調動各部門、各地區的力量共同解決道德領域的失範問題，避免道德危機，並且進一步建設高度的道德文明，重塑禮義之邦的形象，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集中體現。
總之，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史而言，道德文明是新時代的重要標誌；就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而言，道德文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前提條件；就世界文明發展史而言，道德文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集中體現。從這個角度而言，《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的印發實施，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義，也必將產生深遠的歷史影響。
作者：劉余莉（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