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宗濤
富民厚生、義利兼顧是古代中國社會的重要經濟倫理主張，體現了中國古人關於經濟社會發展的民生導向和仁義原則。富民厚生、義利兼顧主要從國與民、義與利兩對關係入手解決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問題，以達到百姓安居樂業、國家長治久安的目的。以富民厚生、義利兼顧為主要內容的中華傳統經濟倫理對凝聚社會共同力量、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倫理秩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規範與導向作用，同時對新時代夯實我國社會民生建設、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推動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啟迪價值。
民本思想是中華傳統經濟倫理的理論基礎。《尚書·五子之歌》認為：“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百姓是國家的根本，只有根本鞏固了，國家才會安寧。
富國與富民是中國古代經濟倫理關注的一個首要關係。儒家反對聚斂財富、與民爭利，主張藏富於民。據《論語·先進》記載，季氏比周公還富有，然而冉有還要幫著季氏聚斂財富，孔子以此宣佈冉有“非吾徒也”，並號召其他學生“鳴鼓而攻之”。儒家經典《大學》明確宣佈，“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認為聚斂之臣的危害遠遠大於盜臣。《史記》提出，“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主張食俸祿的官吏不與普通百姓爭利，享受大福之人不與百姓爭取小利。荀子也分析了財富分配與國家興亡之間的關係，並對聚斂財富提出嚴厲的批評和警告：“聚斂者亡。”“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可見，我國古代經濟倫理始終將富民擺在首位，以此作為處理國家與百姓經濟關係的首要準則。
富民厚生是治國理政的前提和基礎。管仲提出：“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北宋程頤認為：“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古人非常看重富民厚生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正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關於如何富民，古人主張“使民以時”和輕徭薄賦。孔子認為：“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指的是要節約財政開支，仁愛百姓，徵用民力要尊重農時，不可耽誤百姓耕種、收穫的時間。孟子重視發展生產和輕徭薄賦，提出“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也就是要“薄賦斂以富之”，減輕百姓的賦稅，使百姓富足。當然使百姓富足之後，就要對其進行教化，“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
義與利是中國古代經濟倫理關注的另一個重要關係，即仁義道德與物質利益的關係問題，並引發了千年的義利之辯。
德福關係是義利關係的哲學基礎。古人認為德福之間具有一致性和因果關係。從幸福來源看，美德是幸福的根基，如“厚德載物”“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從幸福的內涵看，美德是幸福的題中應有之義，如“好德”是五福之一。德福關係又進一步具體化為德財關係，《禮記·大學》主張“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認為道德是根本，財富是枝末，如果本末倒置，則會使全社會陷入相互爭奪財富的混亂局面。“德本財末”是古人“先義後利、義利兼顧”的思想基礎。
重義輕利，先義後利。在義利相較孰輕孰重、誰先誰後的問題上，我國古代出現了重義輕利、先義後利和重利輕義、先利後義兩種觀點與態度，主流觀點特別是儒家認為義重於利，主張先義後利。孔子把對義利的不同追求作為劃分君子和小人的標準，“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要求君子“見得思義”，認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義利思想，對待不義之利持完全否定態度：“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荀子也主張先義後利，“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
關於義與利是否對立，主要有義利矛盾和義利一致兩種觀點。早期儒家主張貴義賤利、舍利取義。宋儒則對義利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辯：程顥、程頤、朱熹等堅持認為道義和功利互相排斥，陳亮、葉適則認為道義和功利並不矛盾，功利體現在道義之中，離開功利無所謂道義。清代顏元也認為義利不能偏廢，應該並重，“正其誼以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義利之辯爭論千年，然而不管義利是矛盾的還是一致的，義利兼顧最終成為我們重要的價值導向和經濟倫理。
在如何獲得和保有財富上，古人主張要“取之有道”與“樂善好施”。《大學》提出了“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的財富“悖入悖出”原理，強調不義之財怎樣得來，還怎樣失去。孔子在《論語·學而》說道，“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承認富貴是人們的正常欲望，但是一定要取之有道。在獲得和保有財富的方法上，古人除了強調要取之有道之外，還蘊含著“捨得”智慧，主張富有之後要懂得回饋社會，只有樂善好施才能保有和獲得更多財富。
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
富民厚生、義利兼顧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哲學、價值、道義、社會等方面的高度契合，為彼此的有機結合、相互成就提供了重要前提。
首先，馬克思恩格斯明確提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的群眾史觀，確立了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惟邦本”思想高度契合，奠定了雙方相互結合的哲學基礎。
其次，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運動”，指明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這與中華傳統經濟倫理“富民厚生”的追求高度一致，奠定了雙方相互結合的價值基礎。
再次，馬克思恩格斯強調，“共產主義並不剝奪任何人佔有社會產品的權力，它只剝奪利用這種佔有去奴役他人勞動的權力”，未來社會將“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計畫、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馬克思主義主張消除資本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經濟基礎，消除“勞者不獲、獲者不勞”的分配不公現象，實行“等量勞動獲取等量報酬”的按勞分配原則，確立“共建共有共用”的社會財富公平正義原則，這與中華傳統經濟倫理的“義利兼顧”原則相一致，奠定了雙方相互結合的道義基礎。
最後，關於未來社會的本質，《共產黨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建立一個“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發展”的自由人聯合體，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大同社會”理想相契合，奠定了雙方相互結合的社會基礎。
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新時代偉大變革提供了科學理論指導。進入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共用”發展理念，強調“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全面推進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民生建設，不斷增進人民福祉，推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些經濟思想繼承了中華傳統經濟倫理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時代精華，為繼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價值指引和基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