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聶菲璘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選賢舉能、任人唯賢的傳統，對任賢的重要性認識深刻。“任人唯賢”一詞出自《尚書》中的“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國家所選任的官員必須是賢德之人，君主的左右也必須是忠臣良將。在中國選賢任賢的歷史長河中，有著眾多的優良傳統。
領導者禮敬的態度和謙虛的品德是贏得賢士的關鍵所在。周公是西周初期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後世尊為“元聖”。《史記》記載，周公的兒子伯禽代替周公到魯國受封之前，周公以自己“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的事例告誡伯禽要禮敬賢士、謙恭待人。正是因為有周公“吐哺握發”的態度，天下賢德之人才競相前來歸附。
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了這種尊賢的傳統。2017年11月17日，在全國精神文明建設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與代表們熱情握手時，看到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站在人群中，習近平總書記一把挪開了前排的凳子，伸手扶住老人，邀請他坐到自己身邊。老人執意推辭。習近平總書記一再邀請，說：“來！擠擠就行了。”另一位老人也在邀請下坐到了前排座位上，與全體代表共同合影留念。這兩位老人，一位是93歲的黃旭華——“中國核潛艇之父”，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譽所長、首批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第一代核潛艇總設計師；另一位是82歲的黃大發——絕壁鑿水渠的村支書，用36年的時間幹了一件大事：修水渠，讓全村人喝上水。習近平總書記尊賢敬老的舉動，使大家備受感動，因為黃旭華、黃大發代表了民族脊樑。
在選人時，一定要對人才進行觀察和分辨，是真正的賢才，還是似賢非賢。古人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其中特別值得借鑒的是古人不以言舉人。言語好聽未必會有真實德行。孔子雲：“巧言令色，鮮矣仁。”《荀子·大略》雲：“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因為將國妖置於領導崗位，無異於將他的惡行傳播給眾人，國妖的職位越高，危害也就越大。國妖並不僅指國家的臣子，凡是會對社會風氣造成不良影響，使人對道德倫理喪失信心，誘導人們為非作歹的，都屬於國妖。“除其妖”最根本的是去除他們產生的不良影響，而根治還是要從任用賢德、淨化人心做起。
讓賢似乎與崇尚競爭的現代社會格格不入，但察析歷史便不難得出讓賢之風與國家興盛息息相關的結論。與“讓”相對的是“爭”。為何古人提倡“讓”而不提倡“爭”呢？因為“爭”往往無法選出最上等的人才。《晏子春秋》記載，晏子將人才分為三等：最上等的賢德之人最難出仕為官，而且出仕之後，也最容易退出；次一等的人容易出來做官，但也容易退出；而最下等的人，最容易出來做官，但卻是很難被罷退的。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局面，是因為賢德之人心之所在，只是江山社稷、黎民百姓，他們毫無私利、不計功名，出仕是為了道義，為輔佐君主，使社會安定、人民幸福。如果君主不賢明，這些賢德之人就難以被舉薦出來，縱使被舉薦做官，也會發現自己難以發揮作用，容易因此退出官場。對於這類賢德之人，要有賢明的君主誠心禮請，就像劉備三顧茅廬請諸葛亮出山一樣。相反，最下等的人裹挾私心，只要能爭得一官半職，能為自己帶來利益，怎麼會輕易退出？因此，競爭的最好結果，不過是使中等的人才在位而已，存在人才遺漏的問題。因此，古人提倡要“讓”，並教導要選任推讓最多、能夠薦賢之人。因為只有沒有私心、不怕賢人超越自己的人，才能薦賢。能否薦賢也成為評價官員政績的標準之一。
有賢而不用，等於沒有賢士；不聽從賢士的意見，也等於沒有賢士。因此，任人唯賢中最重要的一環是用賢。用賢就要遵從賢士的意見。《左傳》中記載了欒書“從善不從眾”的故事。西元前585年，在晉國與楚國的對抗中，當時欒書的佐將有十一位，其中只有三位不主張出兵，而主張出兵的有八位。欒書遵從了三位的意見。有人對欒書說：“聖人與眾人同願，因而能成事。您何不聽從眾人的意見呢？您的輔佐者中不同意作戰的只有三人，而想要交戰者占多數。《商書》上說‘三人占卜，聽從其中結論相同的兩個人的意見’，是因為那是多數的緣故。”但是欒書回答說：“如果同樣都是好的意見，就服從多數。好的意見是眾人所當聽從的。現在這三位將領的意見是好的，就當聽從，他們就是多數。聽從三位賢卿的意見，難道不可以嗎？”欒書的高明之處在於他懂得如何用賢。如果以人數多少為標準，那麼三人確實不敵八人。但是欒書認為，善為眾之主。現在三卿是晉國的賢臣，他們的意見是善的，即使是少數，也應當以他們的意見為主，其餘意見都不足為數。
正是因為中國人自古便懂得“從善不從眾”的道理，因此無論是在選人用人過程中，還是在國家社會治理過程中，實行的都是賢能政治，而非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因為不能完全依靠眾人之言對人進行評判。孔子雲：“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對此，《群書治要·六韜》有一段精闢的論述：如果領導者以世俗大眾所稱讚的人為賢德的智者，所譭謗的人是不肖之徒，那麼，喜歡結黨營私的人就會被舉薦出來，不願結黨、黨羽少的人就會被罷退。邪曲不正之人結黨營私、排除異己，真正賢德之人就會被蒙蔽埋沒。忠臣還可能會因“莫須有”的罪名被處死，奸邪小人以虛有的聲譽取得領導之位。如此下去，世間的亂象就會愈來愈嚴重，國家也就免不了要危亡了。
總之，中國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對“任人唯賢，選賢與能”的重要性認識深刻，在識人辨賢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方法，在選人用人方面形成了相對成熟的理論和制度，這些理論和實踐仍然為新時代選人用人制度提供了可貴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