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余莉

《孔子家語》中記載：“往古者，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於其所以危亡，是猶未有以異於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也，豈非惑哉？”意思是說，從前之事是用以啟發當今之人的。如果一個君主不努力追尋前朝之所以能安穩存在的足跡，又不重視其之所以危亡的原因，這就好像一如往常地倒退行走，卻期求能趕上前人一樣。學習古聖先賢的言論和行事，以史為鑒，培養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學問，是歷代凡有成就者共同的規律，無論是為君、為臣，為政、治學，概莫能外。

　　曾創下貞觀之治的唐太宗從十六歲開始就從軍打仗，無暇涉獵聖賢經典，對古聖先王的治國之道茫然無知。太宗二十七歲登基為帝，深知創業不易，守成維艱，於是命令魏徵、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社稷之臣，把唐朝以前治國理政的思想精華彙集起來，編纂成《群書治要》一書。唐太宗閱讀之後，讚歎說：“覽所撰書，博而且要。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使朕致治稽古臨事不惑。其為勞也，不亦大哉！”太宗認為《群書治要》的內容廣博而切要，經、史、子中所記載的治國之道，是他從未曾見過、甚至都未曾聽過的。這部書使他能夠汲取古聖先賢的智慧，遇到事情不迷惑，並且認識到社會風俗教化的根本，以及治國理政應該從何處入手。因此，在魏徵過世時，太宗感慨地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歷史是一面鏡子，記載著國家民族興衰成敗的得失經驗，明確揭示出社會國家運轉的客觀規律。學習歷史，掌握國家盛衰的規律，可以達到學史明理的效果。《群書治要·崔寔政論》中講：“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習亂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疏遠之臣，言之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意思是：大凡天下得不到治理的原因，通常是由於君主承繼太平的日子已經很久了，社會風氣逐漸變壞也沒有覺察，政治漸漸衰落也不知革新更改，習慣於混亂，安於現狀，逸樂地生活而看不到這些危機。有的荒淫奢侈，不理朝政。有的耳朵聽不進勸告和教誨，滿足於虛偽，忽視真誠。有的是在歧路徘徊，不知道何去何從。還有的君主所倚重的大臣為了保住祿位而不敢犯顏直諫。有的君主疏遠有才能的臣子，廢除棄用他們的諫言。所以國家的法紀放縱、鬆弛於上，有識之士擔憂於下。這真是可悲呀！

　　這段話指出了國家之所以由盛轉衰的一個重要原因，即在於執政者和在位者的道德風尚和精神狀態出現了問題，也就是李商隱在《詠史》中所寫的：“曆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破由奢。”學習歷史，總結對比衰世之主和盛世之主的表現，可以更加鮮明地看到，在位者的政德修養與國家盛衰息息相關，正所謂“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因而在學史明理的基礎上，就能夠很自然地達到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的效果。正如《周易》中說：“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中國共產黨繼承併發揚了中國自古以來以史為鑒的優良傳統。回顧黨的歷史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視對歷史的學習和對歷史經驗的總結與運用，善於從不斷認識和把握歷史規律中找到前進的正確方向和正確道路，是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對於肩負率領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這一偉大歷史使命的中國共產黨而言，要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更需要深入學習中國歷史、黨史，古鏡今鑒、古為今用，達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的效果，從而更好地展望未來、走向未來、開創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