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芳
守正創新，是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革命性、批判性特徵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庸之道”“革故鼎新”理念相結合的理論與實踐結晶。《中庸》開篇論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可以說，中庸之道為中國幾千年的傳統社會發展提供了一種親親尊尊、文質彬彬、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因地制宜、與時俱化、恰如其分、恰到好處的思想和方法，①也是經權、常變的處世智慧。“經”與“常”為根本原則，是普遍性、絕對性、統一性的客觀規律；而“權”與“變”是結合非常情況所採取的特殊對策或臨時性、應急性的措施，應時制宜、因地制宜。②中國人為人處世處處體現著中庸的基本風格與共同智慧，在這種智慧的指引下，中華民族不僅始終追尋真理、百折不撓，同時在變幻莫測的世事變遷中運用規律、創新創造，讓古老的文明之樹上開出時代之花、結出常新之果，朝代更迭始終保持正道不偏，以真理指引創造，以創造支撐真理。近代以來，中國共產黨人繼承中庸之道，順應時代發展革故鼎新，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下實現新中國發展道路的自我探索，在“堅守正道、追求真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過程中找到跳出歷史週期率的“第二個答案”，以“刀刃向內”的無比魄力，帶動國家日新月異。
《漢書·劉向傳》雲：“君子獨處守正，不橈眾枉。”何為“正”？《說文解字》解釋為“守一以止也”，也就是堅守“一”為標準、為底線、為目標。這裡“一”即是真理，是指引人發展的方向。《大學》中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裡“至善”是大人之學的終極目標，只有朝向這個方向發展，前面“明明德”和“親民”才是正確的，才有意義；同時指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以恢復“明德”的光明為起點實現自身不斷完善，通過“親民”的方式帶動越來越多的人恢復明德，最終實現所有人的自身全面完善，才是“至善”。古人相信人人具有“明德”，這是人性深處鮮為人知的本性德能，本自具足無窮的美善與能力，充滿能量和光明，但是被後天社會習染遮蔽了光芒，造成善惡美醜的參差表現，進而導致因差異引起的誤會、偏見與矛盾，從而引發了人心惶惶不安、人際關係危機、社會鬥爭、國家戰爭等不良後果，與人追求美善幸福生活的本性要求背道而馳，這就不是正道了，因此為探求實現長久美滿生活的道路付出不懈努力。
每一個偉大時代即將來臨之時，總會有人發出“千古之問”，探究人間正道。西漢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漢武帝即位不久就下令各地諸王官員不拘一格地薦舉賢良文學，並下詔徵求治國方略。《前漢書》中記載著他寫的詔書：
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經過漢高祖建國、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之後，漢朝國家逐漸富裕，但諸多社會隱患逐漸顯現，邊境危機日益加劇。年輕的漢武帝經歷了父輩的政治發展，也看到了當時治國理政的困境，於是想要探究“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他問的是大道的關鍵、最根本的方法，需要一個偉大的理論，能夠從根源上解釋並且解決一系列問題，以長久地將漢王朝發展下去，實現“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的太平盛世，這時他才二十歲出頭。這樣一番壯志豪言，上究“五帝三王之道”的規律原理，下探“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的策略主張，是當時近千年沒人能夠提出的劃時代難題，呼喚著也激勵著社會各界仁人志士奮勇濟世。詔書下達後，果然得到社會各界積極回應，其中最著名的對策為一代大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據歷史記載，董仲舒家裡有大量藏書，他自幼天資聰穎，少年時酷愛學習，讀起書來常常忘記吃飯和睡覺。他的父親董太公為了讓他勞逸結合，在宅後修築了一個花園，以為他可以經常到花園散步玩耍。但是少年董仲舒卻“三年不窺園”，親戚朋友常來花園遊玩，同齡的孩子也都叫他一起玩耍，可他甚至眼睛都不曾離開過書本。隨著年齡的增長，他遍讀了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等各家經典書籍，成為一代儒學大師。30歲時他開始招收學生，精心講授經典，通過講習為漢王朝培養了一批人才。他的學生有的當上諸侯王國的國相，有的成為長吏。隨著聲譽日益擴大，董仲舒在漢景帝時成為博士，掌管經學講授。漢武帝繼位後，他曾任江都國的國相，不久被廢為中大夫，再後來各地推薦賢良文學之士時，被推舉參加策問。那時的董仲舒已經許久不聞窗外事，一心鑽研經教，在帷幔之下講學，而聽到武帝詢問“大道之要”時深受觸動，終於掀開帷幔，走到廣闊的天地之間，書寫出沉澱於胸中的千古文章。
漢武帝在詔書中追溯上古五帝三王治理國家之道，看到通過改革制度、創作樂章，才使得天下安定，後來的百位國王也是這麼做的。比如虞舜的禮樂以《韶》最美好，周朝的以《勺》最優美。然而聖明的君王死後，鐘鼓管弦的聲音依然存在，但大道衰微，逐漸變壞到夏桀商紂那樣所作所為，王道敗壞。這五百年中，遵守舊制度的國君和當權的士人，很多都想學習先王的制度來輔助當時政治，可是都沒有扭轉局面，王道仍然一天天走向滅亡；直到後來的王興起，這種沒落的趨勢才停止。這是怎麼回事？是他們所作所為沒有遵循道統？還是天命本就不是人力所能扭轉的？
董仲舒針對漢武帝對於由三皇五帝盛世轉向後世衰落現象的疑問，指出現象背後的規律：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管弦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
首先說明的是，禮樂制度的核心目的是培養仁義，禮樂是形式，而仁義是實質。聖王時代的禮儀音樂通過直接的觀感聽覺可以讓人產生性情的共鳴，向著仁義美善的方向發展，通過風俗變化，逐漸培養起人民的內在美德，這種教化方式十分深刻並且影響持久，因為與人的本性相應，所以即使在王道衰微的春秋時期，當孔子聽到上古舜帝時期的《韶》樂時，仍然能夠感受到其中美善的力量洗禮身心，甚至讓他“三月不知肉味”（《論語》），而這僅僅是禮樂制度殘餘的教化效果。但是為什麼後世效仿這樣的制度卻沒有同樣的效果呢？董仲舒給出了答案：
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僕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
後世學著前人的樣子制定類似制度，但是那時的制度是前人制定的，前人能夠遵循“道”，也就是根據宇宙人生的自然規律去制定制度，並且在制度運行過程中同樣根據“道”去執行，這是實質。而後世只學到了形式，沒有人能根據“道”結合時代變化制定和執行制度，也就失去了仁義的內核，只剩下禮樂的形式。就像周朝世世代代以積善累德的傳統實現國家富強，後來卻被周幽王、周厲王這樣的無道昏君徹底用在邪道上，貪圖個人享樂到窮奢極欲的地步，毫不在意仁義在導正人心方面的教化作用，所以周朝出現了階段性的衰落。而到了周宣王時，明白了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國之道，重新走上正道，才能中興周朝，被後世稱頌。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人能弘道”，正道必須在正確的人手中才能實現好的效果。至此，董仲舒解釋了制度與人的關係，以及國家發展的關鍵因素在於執政者。接下來，他繼續闡釋執政者的正邪對於人民和社會的巨大影響。
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屮也，屮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俫，動之斯和”，此之謂也。
根據所學經典，董仲舒闡釋“命”“性”“情”的內涵，這是非常重要的哲學命題，也是解釋社會治亂問題的樞紐。其中“命”是指自然的規律，也稱“天命”；“性”是人生來具有的本質，而“情”是人的欲望。人們有的夭折、有的長壽，有的仁慈、有的卑鄙，這就像造瓦鑄金，不可能都是純粹美好的，由於社會治亂的影響，人的壽命品行會參差不齊。這種結果是怎麼形成的呢？其實就像孔子說的“君子的德行像風，小人的德行像草，風向哪邊吹，草就向哪邊倒”。所以堯、舜實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長壽；桀紂肆行暴虐，人民就貪鄙夭亡。在上的人君教化在下的人民，下面的人民服從在上的人君，就像泥土放在模具裡，陶匠加工成什麼樣就變成什麼樣；也像金屬放在容器裡，冶匠鑄造成什麼樣就變成什麼樣。同樣道理，正如《論語》中所說，使人民安定，人民就來歸順；使人民得到鼓舞，人民就會同心協力。總而言之，執政者自身德行對於社會風氣和人民福祉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所以，董仲舒進一步提出“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如果想要實現盛世，就必須從修正自身開始。
實現王道的邏輯很簡單：從君王開始正心修身，帶動文武百官端正不阿，就可以帶動人民群眾走上正道，實現國家整齊富強，這樣邪氣就不能滲透進來，進而可以帶動其他國家共同發展，最終實現天下生命“大豐美”。概而言之，“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只要執政者以仁、義、禮、智、信這五種常德正道來恢復人性明德，將真善美的正能量充分在天地之間發展，最終就會實現一切生命的長久幸福，這是人間正道。
董仲舒的第一篇對策就將歷史興替規律背後的不變常道呈現在漢武帝面前，讓他眼前一亮，感覺問對人了，但是還有不透徹的地方，於是又連問兩策，繼續請教“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複之。”漢武帝看到歷史上夏、商、週三王的教化所遵循的核心理念各不相同，而且都有不足，但是有人卻說“道”是永久不變的，他不明白三王之道究竟有沒有變化，“道”究竟會變還是不會變。面對這樣深刻的發問，董仲舒給出了“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終極回答。
首先董仲舒從普遍的形式上描述出“道”的形態，是一種享樂而不至於淫亂、反復實行而不厭倦的狀態，這說明了“道”的恒定性，或者說正確性，正道符合“天命”要求；反之，如果享樂過度導致淫亂、反復出現，會讓人感到厭倦，就不是正道。換句話說，正道具有“萬世無弊”的特點，也就是無論經過多久的時間、多廣的空間，正道本身不會有弊端。
但是為什麼夏、商、周在末代都出現了衰落的弊端呢？董仲舒進一步闡釋，這是因為執政者沒有守住正道，出現了偏差和過失，變化是發現過失後進行的糾偏和彌補，這與執政者所處的環境、時代以及遇到的具體問題有關，由於執政過程中必然出現偏離正道的大小情況，所以政治會出現各種困境，這時就需要發現不足並彌補不利於公益的方面，所謂“救溢扶衰”，就是需要節制過剩的方面，同時扶持衰敗的方面，這樣看起來，就好像跟以前的“道”有所不同。比如，如果是承接盛世，就像虞舜繼承唐堯的事業、大禹繼承虞舜的事業後，都是遵循前朝的制度，就可以無為而治，這樣看起來“道”就沒有變化；而如果是承接亂世，就像商承接夏、周承接商，看起來就有很大的變化，本來夏朝崇尚“忠”，而到商朝改為崇尚“敬”，到周朝改為崇尚“文”，治國理念有了巨大差異，但實際上這些理念的提出都是為了糾正前朝末代的偏失，以順應自然規律、人心所向，使國家發展重新恢復正道。
總而言之，“道”，或者說正道，是符合規律、順應人心的恒常大道，並不會因為時代制度的變遷而變化，如果執政者一直順應正道發展，治國理念和基本方略就不會也不需要有根本上的改變，就會國祚持久；但當有人執政偏離了正道，導致國家人民無法存活，那麼下一個朝代就會徹底推翻前朝，重新構建新朝代的正道。
根據社會發展的自然規律和歷史事實的相互印證，董仲舒闡明了治道是不變的，在於保持住人心之正，而變化的是隨時代要求變化而創制能夠恢復正道的制度，才能使國家發展始終保持在正確的方向上。根據漢朝當時的實際情況，要保持住人心之正就要恢復三王五帝的教化制度，以仁、義、禮、智、信這五種常德教化百姓，才能使得人民明了人的價值、美善的益處，這樣就能減少刑法的制裁同時實現社會和諧穩定，進而實現國家富強，將福祉傳遞到天下所有生命。
通過“天人三策”的問對，年輕氣盛且雄才大略的漢武帝看到了儒家學問在當時治國理政方面的非凡韜略。通過董仲舒的推動，自漢初就存在的那些“隆儒”萌芽，發展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治國方略，而他創建的經學體系也為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隨後，兩漢經學伴隨著太學機構與道德教化的發展，為大漢帝國的創立培養出大量棟樑之材，延續到後世兩千年治國理政思想中，成為中華民族記憶深處的印記，涵養出中國人堅定不移追尋真理的堅韌品格。
近現代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在各種社會發展道路、諸多救亡圖存思想中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正是繼承與弘揚了中華民族追尋真理的優秀品格。通過一代接一代地發展，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成為新時代中國發展的偉大思想指引，正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上承五千年傳統治道，下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盛世，為人類文明永續發展指出了無比光明的前景。
2023年4月3日，在學習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次主題教育，要在推動學習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走深走實上下功夫，教育引導黨員、幹部從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共同把党鍛造成一塊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堅硬鋼鐵。
一個民族要走在時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刻不能沒有思想指引。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理論創新每前進一步，理論武裝就要跟進一步。“學思想”就是要求系統全面學習領會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力求有新啟發、新收穫。通過學習，深刻理解把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體系、精髓要義、實踐要求，做到整體把握、融會貫通，深入學習把握好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好、運用好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增進對党的創新理論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理論認同、情感認同，對於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百年變局中的思想之正、事業指南、人類未來藍圖，為世界指明出路和方向，是必須遵循與堅持的人間正道。
正道真理本身雖然永恆不變，但並非呆板單調，而是恰恰可以隨著時代變化不斷開創新事物。這是天地規律的自然能量，正如孔子所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天只是按照規律運行陰陽氣息，而自然形成四季，大地自然為蘊藏在其中的生命種子滋養成為萬物，創造出日新月異的變化。而人只要堅守正道，運用規律，就能隨著時代變化創造出新事物。另一方面，踐履者能否運用好規律，能否在時代要求中應變創新，也是對於正道能否持續發展的關鍵樞紐。因為“人能弘道”（《論語·衛靈公》），人是天地萬物中唯一能夠認知真理、受持正道的存在。董仲舒在給漢武帝的對策中講到：
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
人類在認識自然規律的過程中，不斷掌握並運用規律創造出越來越適宜自身發展的生活，家庭生活中父子兄弟之間親睦有序，職業生活中上下級之間遵循合適的規範，社會生活中有尊老愛幼、友好互助的德行，非常有秩序，創造出豐富的文明成就，人與人之間、人與萬事萬物都能知恩圖報、相互支撐，這是人類社會無比可貴的價值，更是人性本具的無窮光明，所以說人非常之高貴。
人既然如此高貴，為什麼會出現“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的社會亂象？漢武帝當時為什麼會感慨“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未得其真”呢？董仲舒給出的答案是“當更化而不更化”。“更化”就是變化、發展、創新的含義。
漢朝繼秦朝之後需要怎樣的更化，首先需要知曉前代歷史的變遷。上古時代三皇五帝都十分重視道德教化的傳統，在國都設立太學，在縣邑設立縣學、鄉學，用仁教育人民，用義感化人民，用禮節制人民，所以，雖然刑罰很輕，卻沒人違犯禁令。其後到了周朝，周公“制禮作樂”為道德教化與治國理政設置完美的制度體系，曾實現四十年不用刑具的成康盛世，周朝享國祚長達八百年。但是周朝末代天子沒有繼承這一優良傳統，導致周朝滅亡。秦始皇建國以後不但沒能糾正周朝末期的偏失，反而更加偏頗。那時嚴禁聖賢文化學問的發展，不許私自藏匿傳統經典，摒棄禮義以至於厭惡聽到稱頌禮義的言論，想把先王的道義完全毀滅掉，專門用自己放肆、苟且、簡陋的一套辦法來治理國家，所以只做了十四年皇帝，國家就滅亡了。自古以來，從來沒有像秦朝這樣憑藉混亂救治亂世的，嚴重危害了天下人民。秦朝留下的遺毒使得社會習俗薄惡，人民欺詐頑劣，抵觸法律、擾亂道德，人心墮落十分嚴重。隨後的漢朝，在建國之初採取休養生息的黃老之術，讓人民有了戰火塗炭後的喘息機會，國家力量逐漸積累壯大。但是這段時間裡，國家沒有創制禮樂，也沒有繼承古聖先王的禮樂教化，人民就不再懂得身而為人的高貴之處，更不會形成偉大的力量去創造社會的進步。統治階層在時代變化之後卻沒有及時改制革新，任憑以往流俗弊端愈演愈烈，使國家發展偏離了正道。
隨後，董仲舒提出“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的制度建設，並且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從理論上提出了儒家學問經世致用的重要價值和現實意義，這就為漢武時代政治理念提供了強大理論依據和資源支撐。而真正實現以儒家思想為主要治國理念的，還有一位重要人物——公孫弘。
公孫弘生長於貧苦家庭，年輕時曾當過管理監獄的小吏，但是因為犯了過錯而被罷免，後來在海邊以養豬為生。直到四十歲他才開始學習儒家學說，專攻《春秋》。漢武帝繼位的時候他已經六十歲了，曾作為博士出使匈奴，但因為回來後所作的報告不符合武帝的心意，於是稱病辭職。直到元光五年（西元前130年），漢武帝再次下詔向賢良文學徵求治國理政的方略，公孫弘對策本來被太常打得分數很低，但是武帝看後擢拔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隨後擢升為三公之首的平津侯，由左內史、御史大夫直至丞相之職，成為西漢建立以來第一位以丞相封侯者。
公孫弘的才幹以實用著稱，他將董仲舒的建議付諸實施，於元朔五年（西元前124年）提出建立學校制度，以儒家經典作為太學教育的統一教材，並擬定了為“五經博士”設弟子員的措施，以及為在職官員制定了以儒家經學、禮義為標準的升官辦法和補官條件，則主要是以“通一藝以上”“先用誦多者”（西漢·司馬遷《史記》）為准，其中品級高的可任左右內史、太行卒史，品級低的也可任郡太守卒史或邊郡太守卒史。就這樣，儒學轉化為經學，成為漢代統一的意識形態，為開創恢弘事業統一了思想、培養了大量人才。《前漢書》中這樣評價漢武帝的功績：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諮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可以說，漢武帝站在治國理政的高度上在思想文化領域開展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將過去以黃老之學治國留下的社會弊病通過新風尚的興起而不斷糾正，他創制制度、廣攬英才，使得漢武朝堂人才濟濟，內有治國安邦的文人志士，外有守土抗敵的赳赳武夫，創新文化、開疆拓土，最終得以建立起一個強大的西漢帝國，其中儒家學說轉化為經學，開創了延續後世兩千餘年的傳統政治體系，這一切均深刻影響著中國歷史的命運。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周易·損》）在發展過程中，需要根據實際情況不斷增減，過多的要去減損，不足的需要補充，不斷調整方向，才能實現向著正確目標前進，從而不斷創造出新的發展。歷史如此，國運亦然。
當時空運行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刻，中國再次出現應對百年變局的偉大回應。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中，“中國式現代化”正是一種創新性的發展模式：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我國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艱巨性和複雜性前所未有，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我們始終從國情出發想問題、作決策、辦事情，既不好高騖遠，也不因循守舊，保持歷史耐心，堅持穩中求進、循序漸進、持續推進。
——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我們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
——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我們不斷厚植現代化的物質基礎，不斷夯實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質條件，同時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傳承中華文明，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無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壞自然必然會遭到大自然的報復。我們堅持可持續發展，堅持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為主的方針，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自然和生態環境，堅定不移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我國不走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那種損人利己、充滿血腥罪惡的老路給廣大發展中國家人民帶來深重苦難。我們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品質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中國式現代化的創造與拓展，源自中華民族的文明精髓。在5000多年漫長歷史中，中華民族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明，形成了自身獨到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及其所推崇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理念，從而為中國式現代化能夠形成自身獨特的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為中華民族在現代化潮流中既把握時代又站穩腳跟、既引領時代又兼濟天下鑄就了內核，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厚文明底蘊。
中國式現代化的創造與拓展，源自馬克思主義的文明理論。作為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思想革命，馬克思主義的誕生不但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實現了對文明問題的科學把握，而且為人民群眾的現代化創造活動提供了最堅定的文明理論，為社會主義的現代化事業提供了最堅實的文明思維，為人類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提供了最堅固的文明尺度。④中國式現代化堅持馬克思主義所揭示的人類文明發展的客觀規律，堅持在解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矛盾中不斷推進社會的全面進步、人的全面發展，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在現代化本質的認識上始終站在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上，在現代化道路的把握上始終站在歷史正確和人類正義一邊，在現代化實踐的拓展上始終站在真理與價值相統一的尺度上。
中國式現代化的創造與拓展，源自中國共產黨的文明擔當。百年來，我們黨在探索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實現自身的現代化發展，又通過自身的現代化發展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為人類的現代化發展與文明進步不斷貢獻了卓越智慧和堅實力量，同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推動了歷史車輪向著光明前途前進。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開創及其觀念創新，注重以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揭示現代化道路的文明特徵，以世界歷史的開闊眼光闡發現代化實踐的文明要求，以人類解放的價值關懷把握現代化前景的文明承諾，有力地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更從根本上超越了西方現代化模式的弊端。
守正創新，是守住人心之正，才能創建長久之新，而實現這一效果需要有至公無私的胸懷。習近平總書記在党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題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埋頭苦幹、勇毅前行》的重要講話中強調：“‘不私，而天下自公。’我們黨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這是我們黨敢於自我革命的勇氣之源、底氣所在。”我們党能在國家強盛之時具備如此成熟的執政理念，將避免漢武末期的政治危機。
《資治通鑒》上記載，漢武帝雖年輕時勵精圖治、大展宏圖，晚年卻陷入好大喜功、偏信巫蠱的誤區，導致勞民傷財，以至於強大的國力走向衰落。而經歷巫蠱之禍後，他幡然醒悟，面向天下百姓下達《罪己詔》，深刻反思晚年過失，力挽狂瀾國家於毀滅之際，漢朝才得以延續，沒有走上秦朝那般覆亡的道路。
征和二年（西元前91年），丞相公孫賀之子公孫敬聲被人告發以巫蠱詛咒漢武帝、與陽石公主通姦，結果公孫賀父子下獄而死，諸邑公主與陽石公主、衛青之子長平侯衛伉皆坐誅。武帝的寵臣江充奉命查巫蠱案，他用酷刑和栽贓迫使人認罪，大臣百姓驚恐之下胡亂指認他人犯罪，數萬人因此而死。同時，江充與太子劉據有隙，就遂趁機與案道侯韓說、宦官蘇文等四人誣陷太子。太子因為過於恐懼，於是起兵誅殺江充，反遭不明就裡的武帝鎮壓。兵敗後，皇后衛子夫和太子劉據相繼自殺。事後，壺關三老和田千秋等人上書訟太子冤，武帝終於清醒過來，於是誅江充三族，燒死蘇文。後來又修建了“思子宮”，於太子被害處作“歸來望思之台”，以志哀思。
其間，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禦史曾上奏道：“輪台東部有能夠灌溉的農田五千頃以上，可派屯田卒前去屯田，設置校尉三人分別掌管，多種五穀；由張掖、酒泉派騎兵下級小吏擔任警戒；招募民間強壯有力、敢於遠赴邊塞的人前往該地，墾荒灌溉；逐漸修築亭燧，城牆向西延伸，用以威鎮西域各國，輔助烏孫。”在此之前，武帝任用親信桑弘羊執掌全國財政，將鹽鐵實行壟斷專賣，並出賣官職爵位、允許以錢贖罪。這樣做雖然一定程度增加了國家財政，但使吏制進一步腐敗。於是又建立刺史制度，派專門對朝廷負責的刺史去巡迴監察高級官員和地方勢力，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廣大貧苦農民不堪官府和豪強的雙重壓榨，於武帝統治中後期接連爆發起義，且愈演愈烈。此時聯繫“巫蠱之禍”，漢武帝深刻地反思自己過失，專門頒佈“輪台罪己詔”，對自己過去的所作所為深表悔恨，《前漢書》全文記載：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台。輪台西於車師千餘裡，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丐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乃者以縛馬書遍視丞相、禦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強，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蔔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故朕親發貳師下釜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台，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擬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與秦始皇至死拒絕認錯的為政態度不同，漢武帝後來能夠“罪己”，及時“轉彎”，既挽回了漢武末期的衰敗趨勢，也在千秋青史上留下了較好的名聲。執政者在高位大權在握時能夠“罪己”而不是文過飾非，至少表明能夠認識到兩點：一是無論當朝的輿論如何被掌控，百姓心中總有一桿秤；二是得人心者得天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認識到這些，便可以回歸為天下蒼生著想的“公心”。
同樣是在歷史週期的轉捩點，中國共產黨借鑒了歷史經驗和教訓，選擇了正確方向。1945年7月，也就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前夕，看到作為抗戰合作者的國共兩黨可能在戰後爆發衝突，黃炎培等六名身處兩黨夾縫中的知識份子，以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的身份，前往延安會見中共領導人，既是為了緩解心中對未來的焦慮，也是試圖為經歷外敵入侵劫難之後的中國尋找一條正確的出路。有社會主義思想傾向的黃炎培，既為他在延安看到的清新蓬勃的風氣感到振奮，也為這種氣象能否始終持續產生擔憂。⑤
在延安楊家嶺住處的窯洞裡，毛澤東與黃炎培兩人推心置腹、縱論古今。毛澤東問黃炎培，來延安考察了幾天有什麼感想？黃炎培說出一段發自肺腑的感歎：
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到一條新路，來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
而毛澤東自信地說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這就是著名的“窯洞對”，中國共產黨找到了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週期率的第一個答案。
實際上早在1938年7月，毛澤東在接見世界學聯代表團時，就初步描繪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要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藍圖。他說抗戰勝利後，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講。他指出，要建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共和國，即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
1944年5月20日，毛澤東在中央黨校作關於時局問題的報告時指出，目前，對世界和中國來說，勝利都快要到來了。那麼，如何迎接勝利呢？必須特別強調兩個問題，一是要防止驕傲，二是要打開思想。11月21日，他在給郭沫若的覆信中指出：“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這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來，你看到了什麼缺點錯誤，希望隨時示知。”
1949年3月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報告中特別指出，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需要很久的時間和不需要花費很大的氣力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報告告誡全黨，資產階級的“糖衣炮彈”將成為對於無產階級的主要危險。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3月13日，毛澤東在全會結束時作總結講話強調：凡是自己沒有弄清楚或自己不懂的，都要先問下級。先做學生，然後再做先生；先向下面請教，然後再下命令。這不會影響自己的威信，而只會增加自己的威信。下面正確的意見，必須聽，並且照它做。中央領導的正確，就是綜合了各地供給的材料、報告和正確的意見。如果各地不來材料，不提意見，中央就很難正確地發號施令。對下面來的錯誤意見也要聽，根本不聽是不對的；不過聽了而不照它做，並且要給以批評。隨後，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乘汽車離開西柏坡前往北平。出發時，毛澤東對周恩來說：“今天是進京的日子，進京趕考去。”“我們堅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論證了在中國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歷史必然性，闡明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基本任務、民主和專政的關係以及各階級在人民民主政權中的地位等問題，從而完整地形成了人民民主專政的重大理論。這個理論，是人民當家作主的重要武器，是維護民主的重要法寶，是我國社會主義發展的重要保證。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充分預見到在全國執政面臨的新挑戰，著重提出執政條件下党的建設的重大課題，從思想上組織上作風上加強党的建設、鞏固党的領導。1950年5月，針對在全國革命勝利的形勢下黨內一部分人滋長的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黨中央發出關於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要求嚴格地整頓全黨的作風，首先是整頓幹部作風，共有41萬人被開除出黨或被勸告退黨，增強了黨組織的純潔性。1951年12月，黨中央又作出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堅決查處劉青山、張子善等重大典型案件，向全國人民表明我們黨堅決不容忍利用執政黨地位牟取私利的腐敗現象，貪污腐敗分子一經發現，不管資格多老、職務多高，一律嚴懲不貸。這些重要舉措，增強了黨的純潔性和全黨的團結，密切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繫，積累了執政黨建設的初步經驗。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每年都強調跳出歷史週期率的問題。2012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佈施行三十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登門走訪8個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時，先後三次強調歷史週期率問題。總書記指出，毛澤東同志和黃炎培先生在延安窯洞關於歷史週期率的一段對話，至今對中國共產黨都是很好的鞭策和警示。近年來，一些國家因長期積累的矛盾導致民怨載道、社會動盪、政權垮台，其中貪污腐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近年來我們黨內發生的嚴重違紀違法案件，性質非常惡劣，政治影響極壞，令人觸目驚心。大量事實告訴我們，腐敗問題越演越烈，最終必然會亡黨亡國。
2020年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總結大會、中央紀委四次全會和中央紀委五次全會上，先後三次強調歷史週期率和與之有關的問題。總書記指出，十八大以來，我們以前所未有的勇氣和定力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推動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取得了歷史性、開創性成就，產生了全方位、深層次影響。特別是我們探索出一條長期執政條件下解決自身問題、跳出歷史週期率的成功道路，構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權力監督制度和執紀執法體系，這條道路、這套制度必須長期堅持並不斷鞏固發展。要堅持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使党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要堅持以科學理論引領全黨理想信念，堅持以“兩個維護”引領全黨團結統一，不斷增強政治鑒別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要堅持以正風肅紀反腐凝聚党心軍心民心，堅決懲治腐敗、糾治不正之風，讓人民始終成為中國共產黨執政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磅礴力量。
數千年來，“大公無私”的社會政治理想在中國影響極為深遠，構成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大地廣泛傳播的傳統文化土壤。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理想社會問題上有許多相似性，其特徵便是“公”。要實現這一價值追求，共產黨人便應當有“不私”的理想人格，毫無私心地獻身偉大事業，唯有這般，才能實現一個至公至善的社會。古人視這種有至公無私之心的人為聖賢，因無私心，所以行正大光明之事；而公私之心更是政治道德的核心所在，因為“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如何妥善地處理公私觀，關係到國家與民族的治亂興亡。當下的中國共產黨人，理應以聖賢的最高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因為只有公正無私、無懼無畏，才能在工作與實踐中贏得人民的擁護與愛戴。⑥
參考文獻
① 米繼軍：《先秦儒家中庸之道研究》，東北師範大學，2004年。
② 余治平：《經權、常變的智慧——中庸之道的哲學根據》，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期，第120—126，206頁。
③ 李海青，鐘香妹：《牢牢把握主題教育的總要求》，《大眾日報》，2023年5月1日。
④ 馮鵬志：《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意義》，《學習時報》，2023年6月2日。
⑤ 樊得智：《如何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週期率？——“兩個答案”的探索和發展歷程》，“學習強國”學習平台，2021年12月20日。
⑥ 司聃：《不私，而天下自公》，《光明日報》，2022年1月17日。